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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血吾土
作者：范稳
内容简介
 赵迅、赵广陵、赵岑、廖志弘、龙忠义 他不断变换自己的名字、身份，试图隐藏自己的历史，却还是被剥茧抽丝般的解剖出来。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隐秘的历史，连缀成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本是西南联大的优秀学子，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军校，参加远征军。在1944年的松山战役中，他被战火毁掉了英俊的容貌，死里逃生。他亲自参与结束了一场战争，为了躲避另一场战争却不得不隐姓埋名，最终还是没有躲避开历史的滚滚洪流。 四十年后，他遇到了随团前来讨要日军遗骸的秋吉夫三，最终他不得不开始又一场没有硝烟但关乎民族尊严的抗战 老兵不死。 

卷宗一
<h1 ><b >1951：第一次交代——以迎春花之名</b></h1>  <h2 >1　迎春剧艺社</h2>
“那么，你现在如实地向组织说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干什么？”
窗外锣鼓喧天，像炸到阵地前一个单元的炮火，天翻地覆，急促欢快；看不见的红旗在人头攒动的会场招展，也在接受问话的赵迅脑海里血红一片。那是红色掩映的会场，是红旗遍地的新中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赵迅也曾经像等待揭开新娘的红盖头一样既激动又忐忑，既想忘情地拥抱它又担心被冷漠地拒绝。
“我出生在民国十五年的九月十八日，五年后的同一天，九一八事变……”
“赵迅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不是民国了，是新的时代，新的纪年。” 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筹备处的领导李旷田说，他的语气威严中透着些许和蔼，严肃的面孔又让人感到某种亲切。
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几张椅子和两排文件柜。办公桌上铺着土黄色的麻布，桌上一个茶杯，一个烟缸，一摞材料。桌后的那个中年人穿着没有任何标识的黄布军装，微微泛白，但整洁利落，合体潇洒。风纪扣一丝不苟，四个兜盖平平整整，这是那个年代胜利者的普遍着装，硝烟在他们身上还没有褪尽，但他们就穿着这身土布衣裳入主江山。
赵迅双手握在腹部——手心里全是汗！挺直了腰毕恭毕敬地说：“对对，对不起。是新社会了，李先生，不，李主席。” 人家李旷田可是抗战时期的大作家啊！更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艺青年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啊！可谁能料到他会是共产党员！那时他无论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还是一袭沾满粉笔灰的青布长衫，甚或脚下的布鞋开了口，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当他匆匆走进教室时，带进门来的都不是一阵风，而是一股股文澜之气，就像缪斯来到联大的课堂。
李旷田笑了：“不要叫我主席，省文联还在筹备，还要经过民主选举，组织批准，我这个主席才算数。”
在李旷田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让这间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光彩四溢，夺人魂魄。画像上的毛泽东自信、和蔼，温润的目光仿佛把宇宙万物收罗殆尽，有君临天下、安抚四方之气概。一个旷世新领袖已然成为苦难中国的救星。正如他在1945年秋天发表的那首词作中写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昆明曾对前去拜访他的赵迅感叹道：“毛先生的词，气度不输太白，辞章已盖（李）后主矣。”一个诗人做了领袖，万民幸甚！赵迅走了下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有些纷乱的思绪拉回来，专注地往李旷田那方看，但他又不能不望到与毛主席画像并排的斯大林，略微上扬的胡须和让人陌生的格鲁吉亚人的眼神，隐约体现出此君的骄傲、霸气，赵迅甚至还看出了些许的嘲讽。仿佛在一个温和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听口音你是云南人，哪里的啊？”李旷田又问。
“龙陵。在滇西。”
“龙陵？”李旷田沉吟了片刻，“在联大时我有个学生好像就是龙陵人，那时联大的云南籍学生不多。”
赵迅的心脏此刻跳得比外面的锣鼓都要响了，他生怕拥有一双慧眼的李旷田看到那狂跳乱响的心。“那……那李主席、李……李、李老师，认识……这个、这个人吗？”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面前这个让他敬畏的领导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当自己全身的血涌往脑部的时候，脸红没有？想来脸上大面积的疤痕应该把他当时的难堪遮掩一些。这是一个只有小半边脸和一只正常耳朵轮廓、嘴也略歪的“卡西莫多”，一般人都不忍盯住这张脸看上十秒钟。就像你不会盯着人家衣衫上的补丁看一样。
好在李旷田还在自己的思绪里，他仿佛在对着过去说话。“他是我们联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冬青社’的一个成员，我好像见过几次的。哎呀，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朴实厚道的一个人。唉，云南人都这样，话不多，但人实在，不像联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学生那么活跃。大概三九年前后吧，他就离开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据说后来战死了。”
李旷田陷入沉思，赵迅暗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以前，赵迅刚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在会场入口，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一杆硕大红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气地戳了他一下。“闪开闪开，别挡道。”赵迅当时差点就冒出来一句：学生哥，别那么横，“丘九”谁没当过？老子们上街游行的时候……但看到学生哥的后面跟着一群抬着毛泽东画像的年轻人，还有他们身上都透着的1949年以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劲儿，心里顿时就泄了气。社会在1949这个时间有序流淌的长河中陡然前进到一个拐点，或者跌倒在一处瀑布前，轰天巨浪腾空而起，浪花四溅。旧秩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风八面，挟雷带电，又春风拂面，如阳春三月的田野，令人应接不暇。像赵迅这样被社会潮流裹挟而前的人，不能不随时多个小心了。
“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吧。我看过你的一些档案，但材料不全。赵迅同志，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话，就得把自己的过去跟组织说清楚。”李旷田边说边拍着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抗战胜利后，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来到昆明搞话剧，同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书虫’的笔名，在《云南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散文《迎春花》，内容健康，文笔优美，以花喻物，呼唤革命的春天，有进步思想。国民党特务还恐吓过你。”李旷田打开卷宗，拿出一份泛黄发皱的报纸。
“是。”赵迅又吐了一口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你都搞过一些什么话剧呢？还做导演？”
“《雷雨》《阿Q正传》《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记》等等的吧。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说到话剧，自信回到赵迅的脸上来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传》是联大师生在昆明上演的剧目，你们怎么会演？”李旷田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有了兴趣。
“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剧团有好些流亡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还有联大和杭州艺专留下来的学生。”
“你在哪里上的学？”
“我……我、我自学的时候多。我在家乡保山上过高中，我……我没有上正规的大学，高中毕业时，日本人侵占了龙陵，我就出来逃难了，到过很多地方。在当小学教员时，没有多少事情做，我就读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还读过李老师你的书呢。《银狐》这本散文集就教会了我写散文。”
“嘿嘿，30年代的老东西了，不值一提的。”李旷田脸上现出当别人提到自己作品时，所有作家都有的那种暗自得意的谦逊。
“我喜好文艺，尤其是进步的革命文艺。解放前我就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我……我在那时就想，要是我们的国家像毛主席文章中说的那样，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树民主，组建代表人民大众的联合政府……”
“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向往革命的，都是要民主争自由的。这是潮流，是人心所向啊。可是你如何当导演的呢？”
“我能当导演，是……你看我这张脸，能上舞台吗？”赵迅仿佛是很羞愧地低下了头，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向下歪斜的嘴。
李旷田有些同情地问：“是烧伤吗？”
“嗯，小时候一场大火烧的，长大后就不成个人样了。”赵迅又抬起了头，用自信的口气说：“但我这个丑八怪偏偏又喜欢戏剧，不甘寂寞。我那时在南屏大戏院旁边开了一家米线店，有点钱，社会经验也比那些只会在台上演戏的人丰富。还有就是，我知道如何跟国民党的审查官员周旋。”
“那你上的是社会大学，跟高尔基一样。”李旷田赞赏地说，“作家也不都是靠大学培养的嘛，巴金就不是，沈从文也不是。嘿嘿，你倒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啊！”
“谢谢李老师夸奖了。其实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云南伙子，不要谦虚了。”李旷田的目光中透着将遇良才的慈爱，“我们的文联一组建起来，各种艺术门类都要相继成立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党都要把这些作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让他们不再受穷，不再为了艺术去卖米线。喏，就像你当年为了搞话剧开米线店一样。你们将是人民的艺术家，只专心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政府还发给你们薪水，你们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只为人民的艺术而存在的。这样好不好啊？”
“那真是太好太好了。李老师，你你……你说‘你们’，你，认可我、我也是人民的艺术家了吗？”赵迅此刻就像一个考场上面试的学生。
“当然，依你的才华和表现，向往革命的进步思想，你当然算是人民的艺术家。党和政府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还要组织你们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请你们写出反映新社会的艺术作品。嗯，你看报纸了吗？巴金同志上个月才率领一个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了朝鲜战场。多难得的机会啊！一个作家能有几次参加保家卫国战争的机会？这是我们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是抵抗外侮的宏阔史诗！”李旷田越说越激动，像一个诗人那样挥起了拳头，“咚”地一下砸在桌子上。马上，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下去，“可惜啊，我不能去”。
赵迅静静地望着他，脑海里幻化出那些战争场面，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一本采访本、一支笔或者一台照相机的战地记者或“人民的艺术家”了。
但是李旷田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不过，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处都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听听外面的锣鼓，看看那些斗志昂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到哪里找不到新的生活、新的感受？还怕写不出新的作品？因此我们要赶快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让赵迅感到有些亲切的是，李旷田推开了椅子，把一只脚搭在了桌子上，还抽出一支烟来问赵迅要不要。赵迅忙摆手说自己不会。李旷田把烟叼在嘴上，“你可以去找你在昆明话剧界的那些朋友们，希望他们都加入我们的文联。我看得出来，你有很好的组织工作能力，又有一定的才华，好好干吧，你这朵小小的迎春花，文艺的春天真的来了。我知道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昆明的话剧事业就萎靡不振了。没想到你们还在坚持，真不容易啊。戏剧家协会成立起来后，我看你可以干个副秘书长”。
赵迅真的有如沐春风之感了，他从椅子上激动地站了起来。“李老师，李老师，你……你对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啊，学生不知何以为报了！”
“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自谦为学生，当导演，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李旷田吐出一口烟，“不过呢，对你的政治审查还是必要的。你还要详尽认真地把1949年前做过些什么，到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证明人是谁，发表了些什么文章，都要写清楚。不能对组织隐瞒。你要知道，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要像水晶石一样纯洁。”
窗外再次响起一阵阵密集的锣鼓，还有口号声断断续续传来。赵迅心有余悸地想：有杂质的人，又被清除一批了。
岁月有时是折叠的，有时又是被重新组合的。难的是这岁月中的人，当他们恰巧处在这折叠处和组合处时，就会像赵迅的那张脸，被痛苦地改变，并且面目全非。
赵迅推着自己那辆美国产的莱凌牌自行车从省文联筹备办公室出来，内心既狂喜又忐忑，他想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又禁不住想往人少的地方躲藏起来。刚才几个穿列宁装、举着小旗子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时，用怪异的眼光看他一眼，又回头再看一眼。赵迅一下明白了自己的可疑所在。他还穿着美军的翻领飞行皮夹克，骑的是美国自行车。这两样东西都是抗战后在昆明的旧货市场淘来的。美军飞虎队撤走时，不要说一辆自行车一件飞行夹克，就是一把手枪、一辆吉普车你都可以在护国路旁边的黑市上买到，曾经还有个家伙问赵迅要不要美军的军用电台哩。当时赵迅动了一下念头，想买来作为收藏品，幸好价格没有谈拢。今天的公判大会上就枪毙了一个暗藏电台的国民党特务（倒吸一口冷气）。这些旧时代的时髦玩意儿，与这个崭新的时代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君不见街上长衫马褂少了，旗袍更是几乎绝了迹。改天换地，当然也要换一换人们的衣着打扮，而你还大摇大摆地穿着美帝国主义的皮夹克！真是一个出门赴宴时总穿不出得体衣服的蠢妇。赵迅骂了自己一句。这是一个让破衣烂衫的人们扬眉吐气的时代，赵迅想起自己穿着补丁衣服求学的羞涩青春，又不能不由衷赞美眼下这个时尚风气转变了的社会。
他在翠湖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碗米线，冬天的翠湖除了堤岸边的杨柳还显得落后外，其余花草植物依旧红肥绿瘦，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提前进步到春天。只是如今已不见那些无论四季如何变换，都在这如翡翠遗落闹市的湖滨读书的西南联大学子，手挽手的恋人，唱京剧的老票友，以及桨声灯影处的优雅宁静，或者纸醉金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那就赶快改变吧，所有的人我都不再认识，也都不要认识我；所有的旧日时光我都要尽快忘记，忘记得越干净越好。新社会新机遇，不仅要让我再换一张脸重新做人，我还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我要好好表现，证明给他们看，我要争取去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前两天刚来了一股寒流，昆明冬天常见的太阳不见了。稍纵即逝的寒流，总让这座常年被阳光温暖着的高原城市微微战栗。一群喧闹的人在湖心岛上学北方的秧歌，红衣绿裤，红色的绸子，给有些肃杀的冬天带来一点不真实的暖意。这是眼下最时髦的艺术，大街小巷都有北方秧歌的锣鼓声和飞舞的红绸。赵迅记得还在1948年前后，这种并不复杂优雅，但处处透着某种叛逆和活力的舞蹈已经在昆明的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学生们还流行唱陕北的歌曲——“对面个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一面面的个红旗硷畔上插，你把咱们的游击队引回咱家；滚滚的个米汤热腾腾的个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还有“山那边哟有个好地方呀，金黄的谷穗儿堆满仓，你要吃饭得耕种，没人为你做牛羊”等高亢嘹亮、野性十足的歌儿。校园里的特务们把唱这些歌曲的学生都写进“黑名单”，但是他们又不敢以唱“淫秽歌曲”的名义捕人。人们已经被当时那腐败的独裁政治压抑很久了，民心所向，已昭然若揭。上周赵迅的迎春剧艺社应昆明军区文化部的邀请，为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士兵们慰问演出，他们带去了话剧《雷雨》，但演出效果从士兵们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便可感受出来，而军区文工团的一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秧歌舞蹈，把那些北方来的士兵舞动得情绪激昂，喊叫声震天。饰演周朴园的老韩在后台嘀咕道，我们是秀才演戏给当兵的看了。赵迅立马制止了他的牢骚。不要乱说，看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增加扭秧歌的场景。老韩大叫，我的赵大导演，《雷雨》里哪一场可以扭秧歌？把个买米线起家的大导演噎得无言以对。
没有关系，赵迅此刻想。你要做人民的艺术家，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你都要去满足。相声、快板、街头剧、大合唱，山东快书、陕北秧歌，这些都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尽快熟悉的艺术形式。李旷田同志如是说。在新时代激情饱满、才华横溢的大导演赵迅不仅可以在《雷雨》里导出扭秧歌的场景，《阿Q正传》里同样可以扭秧歌。只要人民喜欢，就是共产党喜欢。共产党马上就要发给你们薪水了。
当赵迅把这个事关肚子温饱的消息告诉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时，比给他们加薪水更让他们欢呼雀跃，连思想一直比较落后的老韩眼眶里都有了泪花。他的妻子儿女都到了香港，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打听怎么可以去香港。“这可是国民党也没有魄力做到的事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韩亮了一嗓子。那些容易激动的女演员，挥着拳头喊道：“革命干部，革命干部，我们也是革命干部了。”赵迅纠正道：“叫革命文艺工作者。当干部嘛，我们这些人还有差距，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的。”他像领导一样地发话：
“省文联筹备组组长李旷田同志——也就是将来的省文联主席，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比他更适合当文联主席的了。李主席指出，你们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是同情革命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今后只要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文艺，党都会给你们充分的创作自由、表演自由。党会把我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出，写他们喜欢的戏，演他们为国家民众的牺牲。”
好激动的老韩一拍大腿，“我就不走了，去信叫家人回来。让他们看看，我老韩也是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爱情戏就不用演了吗？”
说这话的是剧社的当家小生刘国栋，他是抗战时期流亡到云南的杭州艺专高才生，山东人，天生的舞台坯子，往哪儿一站都是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抗战胜利后他因为追求昆明市长的千金留了下来。1949年底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他的老岳父带着家眷连同他的妻子随余程万的部队跑到了缅甸，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走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要继续留在昆明演戏，有人说他其实是舍不得自己的情妇——一个富商的三姨太。这是一个为爱情而演戏、而活着的人。
“爱情戏？”赵迅反问道，“这个火热的时代，你可别心中光想到爱啊情的，一旦参加了革命工作，哪里还有时间谈爱情？”
“娃娃总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刘国栋笑嘻嘻地说。
众人哄笑起来，赵迅提高了声音说：“各位，各位，要想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旷田同志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写清楚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理由，还有在旧社会所从事的职业，证明人，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旷田同志说了，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样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内裤了。”
剧社里只有从来都没个正经的阿Q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说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气、怯弱、自卑、贪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与小城名人的自负、傲慢、虚荣、油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等诸种性格杂糅于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
赵迅瞪了他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Q的内裤想来应是最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可是，谁的又不是？
人们都说当演员的人总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人生更辉煌，还是舞台更灿烂？是戏剧人物更催人泪下，还是人生命运更坎坷磨难？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或英雄，或小丑，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连自己都难以界定的角色。谁都想演一出正剧，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后生活在了一起。但谁也都知道，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充满阴谋、谎言、欺骗、伪善、情欲、乱伦、恃强凌弱、被大时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悲情。赵迅在自己短暂的导演生涯中更偏爱悲剧，不是因为悲剧总有票房，而是由于人们在剧场淌下眼泪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爹娘还健在，妻子儿女环伺，会对自己原来或许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赵迅在街上看镇压反革命的游街示众，一长串的大卡车，几乎每辆车上那些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长长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旧时代的权贵，有的和他打过交道，有的曾经训斥过他、欺压过他（比如有个家伙是税务稽查员，来他的米线店从来不付账，有一回甚至还带来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帮人，蹲在米线店狂吃。只是一碗米线啊，你们吃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啊，现在共产党请你吃一颗枪子儿）。赵迅那天是长长出了口恶气的。而最让赵迅解气的是， 1946年在昆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凶手，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且立即正法。当年这些人多么猖狂啊，暗杀、绑架、秘密处决、打打杀杀，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说的，“用制造恐怖来掩饰自己的恐怖”。但有一个人物赵迅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人在车上高呼口号，竟然喊的是“毛泽东主席万岁！朱德总司令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那一分钟赵迅以为是国民党在杀地下党呢。刚才每经过一辆卡车，围观的群众都在纷纷叫好、拍手称快。此刻听到这口号声，竟然都戚戚然、不做声了。悲剧。不知道根源的悲剧。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的悲剧。命运中无以解套的悲剧。弑父娶母的悲剧比起这一幕，轻飘多了，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想象力。赵迅那时只感到人头攒动的街道两边忽然爆发了一场鸡瘟，他自己则一身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而人们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剧，还不仅仅因为它与己无关，过去时代还有比这更大更惨的悲剧，至于未来会如何，暂且不去想它，自己还活着就好。特殊环境之下，一个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上演喜剧，后者上演闹剧。至于悲剧，大约哪个时代都不能幸免。
赵迅是毁过容的人，从大半张脸被烧坏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当悲剧的主角了。一个没有正常脸面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得忍受犹如黑暗深渊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现在赵迅为自己深感庆幸，不是由于他就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绑在卡车上押赴刑场，而是因为他容颜已改，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个中国的“卡西莫多”并非无“脸”见人，而是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了。
几年前，当赵迅只身来到昆明创建迎春剧艺社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卡西莫多”。那时昆明一帮热爱话剧的艺人以老韩为主心骨，在日渐萎靡的话剧舞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个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连场租费都付不起。老韩抗战时期曾经在上海和重庆的话剧团体里待过，是到处流亡的“下江人”，还和田汉、老舍这些大师共过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学教音乐，异想天开地把《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话剧也不过十来年时间，那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剧团。他们刚开始在昆明上演话剧时，被称为“文明戏”或“新戏”。女学生露着胳膊在舞台上出场时，下面还会传来嘘声和辱骂声。老韩把昆明的舞台艺术大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观众却不买账，连本埠报纸都评论说，“洋人歌剧唱腔堪比骡马嘶鸣，远不如云南花灯委婉流畅，更遑论国粹之京剧也”。老韩看到这样的评价，气得吐了血。更让老韩吐血不止的是借债人的催逼。那时搞话剧的人都要依附在一些商人身上，他们或入股某出剧目，或拉来投资，或高利放贷。就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白演的话剧。在老韩走投无路之际，赵迅像个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昆明的话剧舞台。他还清了剧团的债务，重新改组了剧组人员，给新剧团起名迎春剧艺社。他说：“我们虽然身在春城，但我们话剧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要用自己的演出去迎接它。”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璀璨夺目的话剧明星舒菲菲，在此之前，她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花瓶，连国语都带有浓郁的昆明腔，常引得剧场里的外省人窃笑。老韩曾经为此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是赵迅一个字一个词地教会她，什么是前鼻音，什么是后鼻音，这里该用卷舌音，那里该用前舌音，就像一个上语言课的教书先生。
平心而论，仿佛从天外来的怪人赵迅能够让一帮话剧人服众，不单是因为他慷慨地替剧社还清了债务，并出资支撑剧团继续演下去，更因为他的执着和才华，以及成熟男人的神秘魅力。他开一家不大的米线店，对每一出剧目的投入却好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他虽然面目全非，但身材挺拔，器宇轩昂（如果不看那张脸的话），既孔武有力，身手矫健，又温和儒雅，出口成章。他不图名利，让老韩当社长，自己做一个幕后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那是他在排练场的口头禅。每当他这么一提斯氏的大名，全场肃然，赵导演也仿佛斯氏魂灵附体。
——“直觉，直觉！这是阿Q去摸小尼姑光头的感受吗？他是一个怯弱的二流子，第一次耍流氓的胆小鬼。”
——“情感，情感，你的情感在哪里？想想四凤吧，这个地位卑下的女人如何去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成为你所饰演的形象吧，你们都会成为大演员！”
他在台上台下跳来跳去，纠正演员朗诵台词的轻重，阐述演员台步每一步蕴含的意义，告诉演员即便是倒一杯茶，也要体现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现实主义”。
他每天在排练场上声嘶力竭地喊叫，他让天生丽质的舒菲菲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模仿形象”到“成为形象”的明星之路，她永远是《雷雨》里的四凤，《原野》中的金子，《野玫瑰》里的女特工夏艳华，抗战剧《祖国》里痴迷情欲的少妇佩玉。他把她塑造成昆明话剧界的大明星，官场上的交际花，社会上芸芸众生争说的名流，报纸八卦新闻里不可或缺的主角。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她都光彩照人，风姿绰约，韵味十足，像南国艳丽阳光下开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株美人蕉，灿烂丰满。她本来就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当舞台的职业艺人，哪怕到菜市场买把小白菜，尽管没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众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艺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个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学小提琴的高中生，准备考艺专。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话剧明星姐姐身后，来剧艺社看赵迅他们排戏。一天，在回去的黄包车上，妹妹对姐姐说：“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问：“你说谁？刘国栋？”舒淑文说：“‘卡西莫多’啊。”舒菲菲当时吓了一跳，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尽乱说。”
舒菲菲当时身后的追求者至少有一打，有英俊的军官，银行的襄理，政府里位高权重的官员，富家公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每天都能收到鲜花，每个周末都有宴请，连云南省前最高军政长官，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都下帖来请她去龙公馆跳舞。当妹妹说赵迅在追求她时，舒菲菲忽然发现这些人是那样没有文化，那样肤浅庸俗。可如果说赵迅在追求舒菲菲，那就真应了一句老话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天鹅那么美，癞蛤蟆当然也有想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只有思想的癞蛤蟆，有男人魅力的癞蛤蟆，还是才华横溢的癞蛤蟆。天鹅爱美，更爱艺术。在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浪漫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时，人间的爱情也愈演愈浓了。
有一天，在姐妹俩的闺房里，舒菲菲一边读着赵迅的情诗，一边泪洒诗笺，喃喃自语：
“究竟是爱一个人的那张脸，还是爱一个人高贵的灵魂？”
高中生妹妹纯情浪漫，一本正经地对姐姐说：“当然是灵魂了。黑暗中只有高贵的灵魂在闪光。”
那时的确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商贾罢市，学生上街争民主反内战，军警肆意弹压无辜。唯有像赵迅这样的人，还在一边开米线店一边办剧艺社，甚至还拿出一根金条来，依照大上海的刊物模式，创办了一家名为《桃花潭水》的话剧评论刊物，16开本，彩印封面，不惜成本送到香港去印刷，期期都是舒菲菲的大幅玉照。“我要让你成为话剧界的阮玲玉。”虽然前五期刊物出版后，总共只卖了不到三百本，但赵迅并不气馁，再拿出一根金条，以支付不断飞涨的印工费和纸张费。“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舒菲菲端详自己的彩色玉照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
急速发展的时局很快摧毁了这桩不现实的恋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户人家，舒菲菲的父亲舒惟麒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帮法国人做事，抗战时滇越铁路中断，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国洋行做高级帮办，同时还开了一家酱菜园，生意一度做到东南亚各国。1949年底炮火声在昆明周边炸响时，舒惟麒随洋行的法国老板一起撤离去越南，他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愿意走，理由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在慌乱而仓促的逃难中，人们如林子里被炮火惊吓的鸟儿。据说舒菲菲给赵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中断这拖了几年的苦恋，要么随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纵然深有三千尺，赵迅的离别赠言却是那样绝情绝义：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怎么演话剧？”
解放军进了城，舒府“此地空余黄鹤楼”，让赵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着各种劳军慰问演出，忙着学说相声快板，忙着去广播电台录音，忙着排演一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新剧目时，一个年轻单薄的身影在一个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楼房木梯前，怀里还抱着个提琴盒。赵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里为爱苦候多年的炽热目光。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在沧桑巨变的迷惘中，在残灯孤影、潇潇暗雨的恓惶心境里，赵迅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扑面而来的爱情，就像又迎来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时，拯救之手温暖地伸了过来。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面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容。
“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归来。”
“你希望国民党再回来吗？”
“绝不。我们刚刚迎来了解放。”
“你永远也等不到。”
“那我就认命。”
“赵哥哥，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了我奶奶吗？”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轮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个月，便做成了夫妻。这大约是所有在乱世江湖中的结拜兄妹很圆满的一个归宿。赵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认：要忘掉一段爱情的伤痛，只能用另一场爱情来填补。不是他对逝去的爱缺乏坚守，而是新的爱扑面而来、势不可挡，就像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况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让赵迅索性搬到舒府空荡荡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新人的婚礼没有迎亲的花轿，没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没有交换结婚戒指，没有高朋满桌的婚宴，更没有登报志喜，鼓瑟吹笙。“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外国神父已经被人民政府驱逐了，封建礼数也被革了命了。军管会那儿盖个章，媳妇就娶回家门了。”赵迅对前来道贺的朋友们说。刘国栋、阿Q们乐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后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为婚这些旧时代的封建玩意儿都该打倒了。结婚就像过家家，高兴了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了就扁担开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还支持。这才叫挣脱了封建牢笼的自由，这才叫真正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赵迅不寻常的爱情在那时已然成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会的一大谈资。
很多年以后，当赵迅深陷人间最黑暗的地狱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赵迅捧着娇小的新娘的脸，淑文，我还陌生的爱人，我赵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爱情？你凭什么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我这连脸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样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话剧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这不重要；你没有一张完整的脸，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张脸。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亲，那一天我要么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要么苦苦等候，独守闺房。直到有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桃花灼灼，梨花盛开。你骑一匹白马，经过桃林，摘花一朵，再经过梨园，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难的人生，由此美满。
所幸新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旧制度，人面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荡荡热辣辣地盛开，笑尽了春风。多年前曾经有个算命先生对赵迅说，他有九条命，一生中有两次恋爱，两次婚姻，但他爱上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赵迅深为感谢时代变了，让他避免了讨二房的艳福或者尴尬。如果说舒菲菲是一本内容丰沛的彩印杂志，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单薄的无字书，书中的每一页都要用艰难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写。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会像她姐姐那样凹凸有致、风情万端。她是那样纤细弱小，青涩单纯，仿佛一阵风都会把她从赵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怀孕四个月了，赵迅才从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这样的女子需要在岁月中慢慢打开，慢慢品味，这样的女子不仅是赵迅的另外一张脸，还是他脑袋背后的另一双眼睛。她总能看到赵迅没有看到的危险。当赵迅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自己即将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时，这个娇小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合适。不要去。”
“为什么？我们已经集体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见高建雄被押在汽车上拉走枪毙了。”舒淑文忧心忡忡地说。
赵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赵迅过去的朋友，抗战时就在《中央日报》干编辑和记者，后来是《中央日报》云南版的采编部主任。云南籍将领李弥1944年是滇西抗日战场上的名将，但后来却成为解放军的败军之将，狼狈地从淮海战场上只身逃出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驻云南的第8军军长。李弥上任伊始便到处拉人，高建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的中校新闻官，同时仍在《中央日报》供职。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来见赵迅，问赵迅愿不愿意也一起投军，李弥军长少说也得给他一个少校干干。赵迅当时就像毕业班学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说，我不参加内战。人民政府的布告说高建雄在滇南战役中“真顽抗、假起义”。赵迅两口子结婚时，高建雄还送来一辆橡皮轮的婴儿车，说是从缅甸搞来的英国货，他那时和起义部队正在东郊接受改编。他还说了段轻松的笑话，说国共内战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强盗的游戏，今天你官兵我强盗，明天你强盗我官兵。争斗厮打一番后，大家各自回家找妈妈。我睡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是红旗，好像人们随时都准备好迎接新政权。上头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起义吧。然后解放军就过来了，还说，蒋军官兵兄弟，你们辛苦了。你们看看，我现在又是解放军了。
赵迅那时不是没有推想，要是自己去了李弥的军队，现在是像高建雄这样呢，还是已经亡命异国他乡，或者已成硝烟飘拂下的孤魂野鬼？那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浮出水面，更多的外地人拥了进来。昆明街头的一个补锅匠，过去经常在赵迅的米线店外面转悠，还帮赵迅的店子补过锅，技艺娴熟，谦卑热情，让客户常常高兴得多赏给他几文。解放军进城后这人忽然穿起了土黄色的军装，扎起武装带，成了威风八面的市军管会副主任，原来人家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呢。赵迅有一天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小学同学，还是同族的堂兄弟，但是他却不敢相认，而对方似乎也有意避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正在重新洗牌，谁也不清楚人这个渺小的动物，在上一副牌里是什么角色。就像高建雄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换一身军装，他就是个解放军，人生便可以重新出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规则不一样了。
赵迅相信，以自己的聪明，任何规则他都可以很快学会并适应。棋有棋规，牌有牌理，你遵循它们，不一定都是输；你吃透它们，赢家就是你。可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要么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要么这种规则太陌生，一时难以适应。因此赵迅不得不暗自赞同妻子的话。像他这种过去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大小也算是昆明文艺圈里的名人，和国民政府的政界军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朋友总有几个的吧。这些人跑的跑了，战死的战死了，该抓的也都抓起来了。天知道有没有人会交代出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出来。尽管赵迅坚信自己是痛恨旧制度、向往新社会的，可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赵哥，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你可不能出什么事。”结婚以后，舒淑文还一直叫他赵哥。有时亲热起来，就多加一个“哥”，还拖得老长老长，让赵迅温暖得骨头都发酥。
“不会有事的，文妹。”他也一直称她为妹，在新婚之夜，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就是我们白头偕老了，我都要呼你为文妹。“省文联的领导很信任我的，还要我做戏剧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哩。”
“那就更不能去了，赵哥！”舒淑文急得大叫起来，“难道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赵迅张大了眼睛，一脸的疤痕都抽动起来。“我是什么人？”他好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

2 思想汇报
1948年冬天的昆明，阳光依旧温暖到蚀人骨头，空气中弥漫着颓废末日之气。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也是大后方的昆明，眼下依然是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懒洋洋的艳俗模样。东北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下来了，按官方报纸的说法，几十万国军已经“顺利转进”。但是连兵团司令、剿总司令、中将军长、少将师长都俘的俘、死的死，逃的逃，他们的部队又能“转进”到哪里去呢？负责坚守长春的60军大多是云南的子弟兵，他们曾经有血战台儿庄的光荣，又有抗战胜利后出国到越南去受降接防的荣耀，然后又稀里糊涂地被调派到东北战场。昆明一些60军的军官太太已经穿起了丧服，哀号之声不时从大街小巷传来。《中央日报》上不断报道的国军“顺利转进”的消息对后方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报丧。林彪的百万虎狼之师即将入关，国军从东北“转进”到华北，又从华北“转进”到中原——徐蚌会战已经打响了，连不懂军事一身鸡屎臭的老倌都知道国军还将继续“转进”，“转进”到长江以南，“转进”到大海的边上。现在人们拿到报纸的感受和四年前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国军的远征军在美军“飞虎队”的援助下，在滇西大举进攻，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一直将他们赶出国门。在那难得的扬眉吐气的岁月，人们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是天天都看到国军在“转进”，天天眉头都舒展不下来。丧事仿佛不是一家在办，或者一座城市在办，而是一个国家都在哀痛沮丧之中。以至于街头报摊上刚拿到报纸看了一眼标题的人，会长长叹一口气：
“莫非这共匪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打仗还厉害？还越剿越多？”
“他们是匪嘛。”一个蹲在报摊边的屋檐下烤太阳的老倌说，“你不晓得‘匪’字是个半边框，封了三方还有一方，老天本来就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的。自古以来，有官就有匪嘛。”
“老人家，自古还汉贼不两立。共匪来了有你的好？”那个买报的人说。
暮气沉沉的老倌怀里抱着胳膊粗的水烟筒，瞥了那人一眼，“哪个来了我都在这里烤太阳。”昆明是高原城市，冬天太阳火辣，像个大火炉高高地悬在头顶上，抵半件棉袄。因此人们把晒太阳说成烤太阳。
他把一望无牙的嘴凑上去，呼噜呼噜地吸上几口，烟从嘴里吐出来，把老爹的头罩住，还有些余烟从烟筒口缓缓飘出，像刚打了一炮的迫击炮炮口。这时他身后有个老太太从昏暗的屋子走出来，“死老倌，太阳走了，还不赶紧。”老爹这才慢慢挪起身子，他身后的老太太搬起老爹屁股下的小凳子，送到阳光下。老爹便再舒适地坐下，苍老的目光望着变化万端的街景，好像大街上那些熙来攘往的穿军装的、穿长衫马褂的、穿旗袍的、穿中山装的、穿学生装的，或者衣不蔽体的人们并不存在；东北战场、徐蚌会战也不存在，有老太太帮他挪凳子“转进”，他就可以舒适地烤自己的太阳。
世道轮替，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就像日升月落。昆明的普通人似乎就像那个喜好烤太阳过日子的老倌那样，哪个党来了，他都照烤自己的太阳。送水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上，仿佛走了一个世纪，并且还将再走一个世纪。大街上让人稍感有些生气的倒是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他们两脚翻飞，穿梭于大街小巷，在人多的地方，车夫会高喊一声：“招呼，粪抹着！”行人以为挑粪桶的乡下人来了，忙避之不及。转眼看到黄包车风一样地从身边驰过，嘴痒的会不轻不重地回骂一句：“小狗日的，奔死。”要是看到车上坐的是一个穿艳俗旗袍的女士，开衩的地方露出玻璃丝袜包裹着的浑圆小腿，难免也会来一句：“小烂屎，吊膀子日屁股也不消这份急。”
那天有一个爱耍嘴皮子的小混混刚这样脱口骂出来，转眼黄包车停下来，从旗袍女士身边走下一个身穿藏青色挺括中山装、戴礼帽、手持文明杖，长得很结实的汉子，眼光刀锋一样地逼过去。“你嚷些哪样？”汉子两步就抢到那人身前。那多嘴的路人知道遇到了个厉害角色，转身想跑，却被人家一把拽住衣襟，好像还没有怎么使力就将他提溜了起来，然后轻松地就给蹾在地上。这种人其实不用掂量就知道是吸鸦片的。街对面正有一个穿布鞋扎绑腿的警察，拿一根打狗棍，看戏似的站成一根木桩样。中山装男人对他招招手，警察赶忙就跑过来了。“送他去这个地方。”中山装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皮本本来，在警察面前晃了晃。警察一看，忙又是点头又是敬礼，还不忘朝脚下那货踹一脚。这家伙知道今天是惹到歪人了，竟冲中山装男人磕起头来，“长官长官，我是烂屎。我是烂屎。咯要得吗？”
中山装男人转身就走了，连鄙夷的目光都懒得施舍。那自认是烂屎的家伙还不明就里，问警察：“你要送我去哪里吗？”警察笑眯眯地说：“恭喜你啊！你要去穿二尺半了，省得成天在街头惹是生非的。”
身后传来呼天抢地的喊叫声，中山装男人好像早就听腻了，他头也没回，上了黄包车。车上那穿旗袍的女子嗔怪道：“什么人啊，犯得着钱特派员费那个神？”
“我一不小心又干上了老本行，为党国的前线送了一个烟鬼。”叫钱特派员的一本正经地说。
旗袍女人撇了撇嘴：“这种人还能打仗？”
“嘿嘿，他即便不能为党国打仗，至少也可以在军队里戒掉烟瘾嘛。”
“难怪你们打不了胜仗。”女人嘀咕道。
钱特派员望着身边满脸浓厚脂粉的女人，认真地说：“胜仗？你们这些演戏的都不多排演些鼓舞国民士气的戏，前线的士兵哪有信心打胜仗？”
女人嘴角起了一丝嘲讽，“哎呀，原来东北战场是我们这些戏子打输的啊。”
钱特派员咬紧了牙帮，尽量往女人那张粉脸凑近，“尽管你是一个女人，是个搞艺术的，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战争是大家的，就像党国是我们大家的一样，不分你们我们。”
女人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依仗自己那张漂亮脸蛋，说一些不给人面子的话。“那可不一定，”旗袍女子往一边挪了挪身子，“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党国可没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们肚子饿时，难道就没有想想，自己是否跟党国站在一起？舒菲菲同志。”
女人干脆撒起娇来了，“讨厌。谁跟你们是同志？别到处拉垫背的。”
“不是垫背不垫背的问题啊小姐，覆巢之下，你们还想演戏？还想搞艺术？”
云南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是迎春剧艺社专门请来审看新排演的剧目《阿Q正传》的，赵迅和他很熟，他称赵迅为“迅兄”，也经常应邀参加昆明话剧界和文学界的“雅聚”。自他来到昆明后，他比市党部宣传部那些只会对文艺界打官腔的家伙好说话多了，而且，他看上去更善解人意，更像一个专业人士。不过，官员就是官员，你得随时把他们抬到令其舒服的位置。舒菲菲在《阿Q正传》里没有担任主要角色，赵迅就让她亲自上门去请。那时一出话剧能在市面上顺利上演，得经过三关：场地关、资金关、审查关。许多剧目前两关顺利解决了，却在审查上折了跟斗。不过，在和官场周旋方面，一个话剧导演手上总有很多牌可打。
钱基瑞见到赵迅就拱手作揖道：“迅兄，又要发财啦？”
赵迅忙说：“发财不敢当，还需钱特派员多多提携。”
“听说上一出《野玫瑰》你们可赚了一根金条。”
赵迅笑笑，“刚刚把剧社借的高利贷偿还清了而已。你啥时候见到过演话剧的成了富翁？特派员，这边请。”
他们来到导演间，赵迅说演员们在化妆间准备了，马上就可以为特派员专演一幕供审看，然后毕恭毕敬地呈上自己花了三个月才改出来的剧本，钱特派员翻了翻，沉吟半晌才说：“怎么又是鲁迅？”
赵迅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我……我们喜欢鲁迅啊。”
“迅兄啊，作为一个搞文艺的人，仅是你们喜欢是不够的。”钱特派员像一个长者似的说，然后他话锋一转，“你们说，鲁迅本来姓什么？”
赵迅回答说：“姓周。”
钱特派员嘲讽道：“我看他姓共，共产党的共。”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知道，他一直在领共匪的薪水，死了都在领。因为共匪至今还在享受他的红利。你们这些演戏的、写文章的，还处处把他奉为祖师爷。他可是喝了日本人的东洋墨水才跟政府过不去的呢。”
赵迅把身子往前挺了出去，“特派员说这话可有凭有据？”
赵迅身旁的舒菲菲忙一把拉住他，“特派员说笑呢。鲁迅本来也只是一个笔名嘛。他有一天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鲁；再一天又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共，就像钱特派员说的那样。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没有活到那一天。说不准哪一天他高兴或者不高兴了，他还会让自己姓党国哩。人家是大作家嘛，想让自己姓哪样就姓哪样。是不是嘛，特派员？我们管他姓哪样名字，我们只是演他的小说改编的戏而已嘛。”舒菲菲说到最后都开始嗲声嗲气起来了，连赵迅听了都起鸡皮疙瘩。
但钱特派员可不吃这一套，他依然公事公办地说：“在当今戡乱时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上演《阿Q正传》这样的剧目，合适吗？这对振奋民心有多大好处呢？难道我们指望阿Q这样的人上前线吗？难道你们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能起到鼓舞前线将士士气的作用吗？士兵都像阿Q那样，打了败仗还说是儿子战胜了老子，这……这个，前方将士，何以杀敌？后方民众，又何以教化？”
赵迅不无嘲弄地问：“国军不是一直在打胜仗吗？”
“你……”钱基瑞一拍桌子上的剧本，本想斥责赵迅胡说，但既然人家是胡说，真相就不言自明。不过手中拥有权力的人，不仅可以胡说，更可以胡来，这一点钱特派员再清楚不过。“没错，国军一直在节节胜利，不断转进。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鼓舞士气民心的爱国文艺，而不是阿Q这种颓废的、堕落的、愚昧的小偷、流氓、社会渣滓。日本人才喜欢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呢，当年他们敢藐视我们国军，就是知道国军中的阿Q很多；共匪也喜欢我们都是阿Q ，这样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苏俄赤匪的思想引进来，沐猴而冠，登堂入室，以改造国民惰性之虚名，行窃国赤化之实质。”
特派员越说越慷慨激昂，以至于唾沫星子都飞到那个惹来大麻烦的阿Q身上了。他在赵迅的剧本里躲躲闪闪，落荒而逃。他仿佛在问要把他再度推向舞台的赵迅：难道又不准革命了吗？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不准去抬了吗？呸呸，这帮儿子们！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迅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钱特派员看来也读了鲁迅不少的书啊。”
“那当然，上大学时谁不读鲁迅？”钱特派员自诩道，“那个时候，能买到的鲁迅作品，我都有。”
“那时你在鲁迅作品中读到了‘共产党’三个字了？”赵迅问。
“迅兄，你我都明白，凡艺术，都是有立场倾向的。说实话，你们排演的这些戏，兄弟我上西南联大时，我们学生剧团都演过。演话剧的目的是什么？在抗战时期，是教育民众、反对投降，救亡图存。在现在呢，则是要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戡乱建国。我上次不是给你们看过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吗？政府大笔的扶持奖金摆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去拿，非要自己去卖米线？”
赵迅没好气地说：“我们拿不到。”
“别耍你那艺术家的脾气啦，迅兄。兄弟我上大学时，嘴里天天喊的也是‘为艺术而艺术’，到了社会上，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艺术家也要吃饭。艺术家更要为国家民族服务。看看我们的社会，风气多么颓废，士气多么涣散。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后方歌舞升平不说，还拆士气的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爱国热情！党国生死存亡之际，难道你们就不想担负点责任吗？”
赵迅没想到钱特派员竟把唐朝边塞诗人高适的诗句也搬出来了，这他可不含糊，便冷冷地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
钱基瑞有些惊讶地望着赵迅，仿佛面对一盘被将死了的棋局。“唉。迅兄，时局如此，你我都不要书生气了。还是谈谈你的阿Q如何改吧。”
“改？”赵迅瞪大了眼睛，“你连剧本都没有看完，就要我修改？”
“你以为我不知道阿Q是什么样的人物吗？我在西南联大读四年书是瞎混的？实话告诉你吧，当今局势下，你的《阿Q正传》要如期上演，必须要在里面增加一些诸如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激励民族意识的东西。阿Q即便是个愚昧的、落后的人物，你也要在剧中为民众指明奋斗途径和人生希望。老兄，政府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早给你们指了条阳光道：‘暗示人生修养，提倡服务精神’。否则，你拿不到市党部的‘准演证’的。”
剧目都排演出来了，场地也租好了，广告也打出去了，本埠报纸甚至已经提前做了预告，还煽情地说昆明人除了在抗战时期看过西南联大剧团上演的《阿Q正传》外，已有四年没有见到阿Q这个“老朋友”了。写这篇报道的正是赵迅的朋友高建雄，他是迎春剧艺社的热心戏迷。
那就改吧。当天晚上在请钱基瑞去翠湖边的“翠云轩”晚宴后，舒菲菲等几个女演员陪特派员去金碧舞厅跳舞，赵迅回到家趁着酒意铺开稿子为阿Q重新设计命运。第二天排练时，阿Q不是稀里糊涂地被革命了，而是成为一个有追求、有觉悟的农民，即便他被推上断头台，在画那个圈时，他也大义凛然地喊出“你们就是砍了我的头，我们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很高调的口号来。以至于台上的阿Q火气冲天地问：
“赵导，我演的这是他妈的阿Q吗？”
赵迅在下面也怒气冲冲地吼道：“你管他是阿Q还是阿O，好好说你的台词！”
阿Q哭丧着脸说：“可是……可我找不到感觉呀。那个斯……哪样撕鸡吃的大师告诉过你没有，阿Q说这些话时是哪种感觉？”
“没心没肺。明白了吗？”赵迅冷冷地说。
准演证如愿拿到了，迎春剧艺社打出的海报上标明“新编《阿Q正传》”，赵迅不知道这个“新编”会被多少人骂为“胡编”。临上演前的那几天，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即将被公众揭穿骗术的骗子。“没有比我更背时的导演了。鲁迅先生在天之灵都在嘲讽我了！”在剧社里，他逢人就说，像祥林嫂。
还有比被鲁迅先生嘲讽更背时的命运哩。首演第一天，观众呼啦啦地来了三百多人，把个不大的剧场挤得爆棚了。要是在以往，赵迅和剧社的同仁们会像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但是今天，他们听到的是退兵鼓。
开演前半小时，市党部宣传部和党通局的几个穿中山装、戴黑礼帽的人来后台找到了赵迅，向他宣布说，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和《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暂行管理办法》，市党部决定在此戡乱时期，不适宜上演《阿Q正传》，着令立即停演，解散观众，且不得说明理由。
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特务们的车就停在剧场外面，甚至还来了一队宪兵。赵迅就是头上顶着一泡屎，也得站在大幕前去向观众解释。在快要崩溃的一瞬间他想通了——这总比亵渎鲁迅先生的作品好。
那真比站在枪林弹雨前还要艰难，还更需要勇气。赵迅一手拿着“准演证”，一手拿着那些人给他的“禁演令”，用低沉、悲愤、哽咽的口气向观众们宣布：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的一出悲剧，但今天，比阿Q更悲剧的是我和我的剧社，以及热心的你们。我刚刚接到指令说，国家正在非常时期，此剧不能上演了。我只有恳请各位有秩序地退场，我们将在门口设立退票点。我们纵有十万个抱歉，也不能得到你们的原谅。但是啊……”
剧场内静默了几秒钟后，忽然嘘声四起，香蕉皮、橘子皮、零食、包子、馒头、糕点，甚至皮鞋都扔上来了。赵迅像根没有感觉的木头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承受着这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打击。

3 思想改造
“这就是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话剧开天窗’的经历。我们虽然看上去在台前很风光，但却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啊。一个连阿Q都害怕的政府，一个一点艺术创作自由都没有的政府，它怎能不垮台呢？”
赵迅对李旷田说。他和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已经在一所中学里的学习班待了一个月了。除了演话剧的，还有旧时代搞写作的、唱花灯的、唱滇剧和京剧的、作曲的、画画的、写书法的，他们都是即将成立的省文联要团结招募的对象。大家过着准军事化集体生活，周末才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开初时人们兴致颇高，伙食很好，学习的内容很新颖，大食堂里一人端一大碗吃饭很热闹。早上六点半听着军号起床，七点出操跑步，七点半早餐，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五点，课程都排得满满的，时事、政治、军事、抗美援朝、马列主义理论、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等，还有讨论、汇报、自我剖析、思想总结，常常晚上都在开会学习。新名词、新思想、新理论、新作风，源源不断地灌输给这些旧时代的艺人们。思想改造运动不仅要重新塑造人的灵魂，还要改变人的作风。连一向自由散漫惯了的阿Q ，每天早上军号刚一响起，便一骨碌爬起来了，穿衣洗漱比哪个都快。因为他在刚进来的头一周就三次迟到，被请来操练他们的解放军教官一顿好训，罚他围操场跑十圈。那威严的教官大喊一声：“跑步——走！”可阿Q就是阿Q，他索性拢着手蹲在地上了，还用满不在乎的眼光瞥了教官一眼。这教官是个班长，人高马大，脾气火爆，是个久经战火的东北老兵，他当时气得解开了皮带。赵迅一看要出事，忙跑步过去，一把拽起阿Q，说憨狗日的阿Q，还不快跑。然后他带着阿Q一起跑，一边还喊着嘹亮的“一二一”。还是李旷田出来解了大家的围，诙谐地说共产党要把阿Q改造好，光靠跑步是不够的。可怜的阿Q才没有嘴里跑出白沫子来。
今天是赵迅个人的自我剖析，俗称叫“洗澡”。这样的“洗澡”每周都有，或大会上，或小组里。现在赵迅是面对组织，除了李旷田外，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表情严肃，坐在李旷田的两边，看上去像是从北方来的南下干部。他们一个姓黄，一个姓刘，不知道是什么职务，在学习班里，人们一律用“同志”相称谓。
“很好，赵迅同志的揭发有助于我们了解国统区的文艺黑暗和对艺术家的迫害。过去只知道他们经常强迫进步报纸‘开天窗’，原来他们连进步话剧也敢‘开天窗’。”李旷田同志总结道，“你可以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一篇材料，用在学习班里供大家交流。昨天诗人亦夫同志控诉说在旧社会发表了一首诗还蹲了三年监牢呢。”
“你有没有组织你们剧艺社的演员们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黄同志问。
“斗争？”赵迅认真地想了想，“没有。国民党反动势力太强大了，党通局的那些人都有特务背景，属于中统‘CC系’的，我们经常被他们盯梢，尤其在《阿Q正传》禁演后，他们监控了我们三个月。每天回家身后都有‘尾巴。’”
“这就是你们斗争性不够强的表现。”黄同志指出，“反动派强迫你们在《阿Q正传》里加进他们的反动思想，你就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灵魂深处还是怕他们。因此对你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非常有必要的。看看我们延安时期鲁艺出来的文艺家，哪个不是站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第一线？”
赵迅连连点头称是，心里想哪个喜欢独裁专制呢？我要是上了鲁艺……
黄同志又说：“你们的自我剖析不能光讲自己怎么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还要分析出自己为什么没有反抗。都做顺民，只讲艺术，不讲政治，革命怎么能成功？”
“是，是是。为什么没有反抗呢？只想委曲求全，能演话剧就成。这是我们旧社会艺人的通病，我们思想觉悟不高，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不够。我很羞愧，我真的很羞愧啊！为艺术而艺术是过时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观。”
李旷田这时用肯定的口吻说：“赵迅同志作为学习班的副班长，在思想改造方面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到。连张班长都说赵迅同志出操最积极，最守纪律，无论是队列还是内务都起到了表率作用。阿Q就是在他的以身作则下变得越来越好了嘛。”
赵迅暗自出了一身冷汗。那个操练他们的解放军班长，有一天当众表扬赵迅，说他站似一根桩，行如一阵风，腰杆里始终有一根扁担，有军人作风。在食堂吃饭时张班长还问，赵同志当过兵？赵迅连忙否认道，没有没有。我要当过解放军就好了。张班长又说，别看我这大老粗没有文化，但谁有没有军人做派，一个转身都可看出来。赵迅那一刻差点没有被一口饭噎住，半天才缓过气儿说，我们在舞台上的训练，其实也跟解放军一样的苦。从小压腿下腰走台步，那是童子功呢。
赵迅的“洗澡”比较顺利地过了关，生活开始向他展示阳光灿烂的一面。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姓冯的部长，有一天来到学习班作报告，冯部长三十年代时就是国统区的一名知名作家，后来又向往革命投奔了鲁艺，还在鲁艺戏剧文学系当过副主任。他的报告深入浅出，既有政治性又高瞻远瞩地指出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让学员们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赵迅没有想到的是，报告结束后冯部长单独将他留了下来，问他在学习班结束后，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到军区文化部工作。冯部长说，我看了你们演的《雷雨》，还在广播里听过你说的相声、快板，多才多艺嘛小鬼。把赵迅当时感动的，说自己做梦都想穿一身解放军的军装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李旷田又把赵迅找去，说新组建的文联里作家协会是最重要的，问赵迅是否愿意去作协工作，至于职务嘛，还是先当个副秘书长。赵迅如沐春风，再次激动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忙说，感谢组织信任，感谢旷田同志栽培。可是，可是军区文化部的冯部长想让我去他那儿效命呢。李旷田同志马上指出他得意忘形时的失态，什么“效命”“栽培”，都是干革命工作，国民党才说“效命”“效忠”啥的。冯部长那边我会去协商的，我们文联是新组建的单位，亟须人才，部队应该支持我们地方的工作。你不能走。
人才啊我是共产党的人才。天生我材必有用，赵迅你要好好干啊！赵迅做梦都在念叨。
周六一回到家里，赵迅一把将大着肚子迎上来的舒淑文抱住，“我洗过澡了！”
舒淑文误会赵迅了，略带娇羞地说：“看你猴急的，人家肚子里有孩子呢。”
赵迅仍然得意洋洋，“‘洗澡’过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舒淑文温柔地点了一下赵迅的额头：“才一星期呢，就那么慌啊？”
赵迅反应过来了，哈哈大笑。一把将妻子横抱起来，小心放在屋里的躺椅上，“文妹，你不知道‘洗澡’是学习班里的新名词，指我们这些旧社会的艺人清洗干净自己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污垢，改造好思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一个全新的、干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个……这个，嗯，不是你要的那个意思呢。”
两人笑作一团，在躺椅上小心谨慎地亲热了一番。赵迅把头伏在妻子的肚子上，问：“他在里面有意见了呢。”
舒淑文说：“动得可厉害了。肯定是个小调皮鬼。”
赵迅说：“你要多多地吃，给我养个大胖儿子。对了，他将来会是一个作家的儿子。淑文，我要到作协干副秘书长了。”
舒淑文没有显得特别的高兴，“这么说，你洗干净自己了？”
赵迅愣了一下，“当然洗干净了。这是李旷田同志亲自告诉我的，还说作协工作任务重，我是个人才，军区文化部的冯部长来要我他们都不放呢。”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对未来满是跌跌撞撞的憧憬。米线店不要再开了，厨师王师傅和四个伙计都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谋出路；舒淑文的奶奶留给她的一根金条也捐给国家买飞机打美国鬼子去，学习班里好多艺人都捐了，咱们可不能落后。以后领政府的工资了，要像个国家干部，还顶着个小工商业者的帽子，将妨碍副秘书长的进步。家中的用人孙妈也辞退算了，现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大家都平等了，家里还雇用人就是剥削了。旧时代的一切东西都要在家庭里“洗洗澡”，从穿的到用的，从花销到做派，都要适应新时代的风尚。赵迅的美军飞行夹克、凡尼丁毛料西装西裤，阴丹蓝布长衫，南洋风情的花衬衣，甚至礼帽、鸭舌帽都送给王师傅吧；舒淑文的旗袍、百褶裙、玻璃丝袜、香港定做的高跟鞋、水獭皮大衣，还有那些金银首饰、翡翠手镯、玉佩挂件，送给用人孙妈也不合适，那就都藏在箱子底吧。以后天天穿列宁装。过去舒家的老照片、旧书、杂志、老岳父写过的那些吟风弄月的古体诗（自印过一本《梅边吹笛》），家中还堆了近百册，还有和法国老板往来的信函（厚厚一大摞），在铁路上工作时的日志，都赶快烧了吧。尤其需要赶紧处理的是家中的那些耶稣像，圣母像，十字架，《圣经》，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会喜欢它们的。舒淑文期期艾艾地问，还有你给我姐姐写的那些情诗，我一直保存着呢。要不要烧？赵迅毫不犹豫地说，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他看到妻子眉头皱了一下，好像真被那烧情诗的火烧着了，便信誓旦旦地说，我现在心中只有你，我早和过去一刀两断了。舒淑文叹了口气，我是为我姐姐惋惜呢。毕竟那是一段很真挚的情感。赵迅赶紧说，再不要提你的姐姐了，我在学习班里为你的家庭背书，差点过不了关，还是老韩他们帮我作证明，说你是个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为了迎接新中国才留下来的。
舒淑文最后问：“赵哥哥，你的那些勋章呢，烧不烧？”
赵迅就像被烫着了手一般松开了搂着妻子的手臂，脸上的疤痕急促地抖动起来，他翻身坐起来，像个苦苦冥思的哲人，又像个负债累累的商人，却被一枚过去时代的勋章压得喘不过气来。
“勋章，你烧不化的。把它们埋在那盆梅花下吧。”
在舒家的传世家业中，这盆据说是明朝时期就种下的梅花极为珍贵，堪称舒府的镇宅之宝。它栽在一个长宽各一丈二、深达两丈的大石缸里，至少传了七辈人以上。昆明本就是一春城，素无寒冬，梅花这种喜寒花卉在昆明也就更为珍贵了。过去舒家每年都会在梅花开放时，请高人韵士、至爱亲朋来家里赏梅，舒淑文的父亲舒惟麒的许多古体诗都是赞咏这盆“明梅”的。不过在抗战时期“明梅”不再开花，几百年的枯藤只发少许绿叶。舒惟麒曾经以梅咏志：“家国有难藤无语，河山光复梅先知。”神奇的是抗战胜利的当年，也就是1945年的冬天，明朝的梅花傲然绽放，团团血红色的花朵装点古藤，无意卖俏争春，唯报家国中兴。那年前来赏梅的朋友特别多，连报馆都派来记者采访，说是那枯藤上绽放的都是抗日将士的鲜血，河山光复在望，“明梅”报喜送春。到风云突变，狼烟四起时，“明梅”再度“无语”了。舒惟麒逃离自己的家园时，曾对舒淑文说：好好照看好我们的“明梅”，就像照看你的奶奶一样。
周一，学习班情形突变。先是刘国栋东窗事发，这个情场高手自进学习班以来，思想就不放在认真改造上，他和班里一个唱花灯的女演员从第一周起就眉来眼去，第二周就在周末暗度陈仓。终于在昨天在一家旅社被人捉了奸，捉奸者正是一直与他同居的富商姨太太以及发动起来了的街道群众。刘国栋至死都不明白，这点事情，何至于兴师动众。新社会了嘛，砸碎了封建牢笼，恋爱自由，谁和谁睡觉革命管得了吗？
在学习班的“洗澡会”上，刘国栋此言一出，就引起“群殴”式的批斗。首先站出来慷慨激昂发言的是杨小昆，他说刘国栋就是一个狗改不了吃屎的嫖客，在旧社会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曾经抽过大烟，还是国民党反动市长的女婿，又和反动资本家的姨太太长期姘居乱搞，这样一个五毒俱全的人物，共产党好心好意地改造他，请他来学习班“洗澡”，可他不好好跟党“洗澡”，却和小烂屎在一起洗澡，搞女人搞到学习班来了。你以为这里是干什么吃的？党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改造旧社会遗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坏思想、旧作风，给我们上课讲国际国内形势，让我们树立革命文艺思想。可他呢，和小烂屎滥吃滥嫖，把这里当成妓馆了！
杨小昆唾沫横飞、口诛手指。那是昆明街头泼妇骂街的惯常动作，手高高地抬起来，手腕却弯下去，食指高过对方的鼻子，有的还附带跷起的兰花指，形成居高临下之态，却隔得远远的，大约随时要提防被对方打一拳。连与会的李旷田也听不下去了，挥手制止他：同志们发言要注意文明礼貌。
这个迎春剧艺社的剧务，当年来投奔老韩时，老韩问他读过些什么书，他说七侠五义啥的都读过，老韩又让他念一段台词，听得在一边的刘国栋毫不客气地评价说，比结巴顺畅一点。老韩再问他知道田汉曹禺吗，知道巴金老舍吗。他挠了半天头说，种田的老汉他倒认识几个，老舍？老子就是舍命来演戏的嘛。老韩当时气得想踢他，说你演个屁的戏。你可晓得什么是表演？他回答说谁不认得表演？戏台上的人演的是假的，戏台下的人看着是真的。老韩当时要打发他走人，但这个家伙哀求说饿肚子已经好几天了，在剧社里不求别的，给碗饭吃就行。据杨小昆自己说他们家前清时还是很阔的，家里三进三院，用人都有七八个，只是在民国时家道中落了。赵迅来接手剧艺社时，杨小昆已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跑场地、和高利贷者打交道、摆平社会上地痞流氓的骚扰，还真少不了这样的人。在剧社里，他既被人看不起，又离他不得。有人曾经看见他在服装间抱着舒菲菲换下的旗袍戏服手淫。舒菲菲曾跟赵迅抱怨说，只要一看见杨小昆色眯眯的眼神，就会常常忘记了台词。以至于每当有重大演出时，赵迅总是把杨小昆使得远远的。当初大家报名参加学习班时，他也来跟赵迅要一张表填。阿Q当时就说，这是共产党为搞艺术的人办的学习班，你来凑什么热闹。杨小昆的回答颇为理直气壮，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政党，我是地道饭都吃不饱的劳动人民，你阿Q都去得，我为哪样去不得？
第二天刘国栋就被人叫走了，从此再没有他的消息。
学习班风声鹤唳，天天晚上开会学习、揭发“洗澡”到十二点。人们不再在吃饭时和晚上散步时开玩笑说闲话，男同志和女同志们更是“授受不亲”，话都不敢多说两句。上面宣布说本周末不放假了，去炼钢厂义务劳动两天。赵迅心里暗自叫苦，原说星期天陪舒淑文去医院检查呢。那时他还不知道，生活从此将不一样了。
这天晚饭后老韩约赵迅出去散步，他们当然不能走出中学校的大门，只能围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转，晚七点还要继续“洗澡”呢。
“老弟，没想到会这样。”老韩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了，老韩？还在想国栋的事？算了吧，他这样的人，就是花前鬼的命。”
“是我的命要背时了啊老赵！”老韩急得声音大了起来。
赵迅忙示意他小声点，两人紧张地往四周张望，暮色苍茫中有人在打球，有人在散步。但赵迅凭直觉感到有人在盯他们的稍，在试图听到他们的谈话。
下午老韩被叫到校务办公室“洗澡”，跟他谈话的是老黄同志和一个他不认识的人。那人向他出示了一份国民政府时期的黄色封皮的档案，也就是人们称的“敌伪档案”，里面有一份表格，上面清楚地写着韩三勤自愿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而另一份档案里，则是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任命韩三勤为三青团宣传股长的委任状。
“我当时都尿裤子了，那人是省公安厅的人。”老韩哭丧着脸说。
赵迅倒吸一口凉气，浑身都冰凉了。“学习班‘洗澡’时，你为什么不交代？”
“我怎么说得清？”老韩声音又大了起来，“那时还不是为了方便拿到‘准演证’。人家给我情面我不领，我还想不想搞我的话剧？我们是演戏的人，人家是坐江山的人，谁坐那个位置上都要拉拢我们不是？”
赵迅当然清楚，曾经风光一时的三青团，在1948年国民党搞党团合并时，很多三青团员自动加入了国民党，也有不少的人因为厌恶打仗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从此远离了这个组织。他和老韩交往这些年，从来没有见过他往国民党市党部的门多看一眼。老韩向来是个很清高的人，当年跟市党部宣传部和党通局的人打交道，他都把赵迅支到前面，还说我看见这些官僚就烦。老韩可能以为，不跟国民党沾边，这事就过去了。可现在赵迅越发感到，像他们这种人，过不去的坎会越来越多了。
“那他们……要你怎么说？”
“重新自我检查嘛，再洗一次澡。今晚……怕是就要开始了。天老爷啊，我怎么洗得清自己？”
赵迅鬼使神差地说：“老韩，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暂时不说。”
“唉！”老韩眼里都是泪了，“赵老弟，我有件事得托付你。我老伴儿和孩子，他们回到家时，如果我不在，你得帮我照应照应。”
赵迅大吃一惊：“他们离开香港啦？”
“上周刚离开。唉，早一星期让我洗这个澡，我就让他们……”
这时有个人影远远跑来，是杨小昆。赵迅连忙示意老韩不要再说话。杨小昆很做作地和他们打招呼，说自己饭后运动运动，然后晃晃悠悠地跑开。老韩嘀咕了一句：“小人一个。我当初真是个东郭先生呀。”
赵迅鄙夷地说：“不用理他。我也是东郭先生，真不该让他来参加这个学习班，高抬他了。旷田同志上午还找我去问这人底细，让我以后提醒他注意说话方式。真给我们迎春剧艺社丢脸。”
“你要小心这头白眼狼，老弟。今天黄同志问了很多我们剧社的问题，好些大家私下说的话，他们都掌握了。尤其是阿Q和刘国栋的牢骚。谁会是告密者呢？”
“哦？”赵迅又吸了一口凉气，努力想自己在剧社里说过些什么不合适的话没有。
“老弟，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老韩，我们多年的患难兄弟了，你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嫂子他们那边你放心，再说还不一定把你怎样呢。”
“不是我的事，是你的。”老韩定定地看着赵迅，“老弟，我也算是个久走江湖的人，从你来到剧社，我就把你当兄弟看，我也知道你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赵迅笑笑，“兄长过奖了。我不过在你那儿讨到碗饭吃，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
老韩用忧伤的口吻说：“你还跟我装糊涂啊。你难道不晓得现在越不简单的人背景越复杂。凭你的县城小学教师的资历，就可以把我的剧社搞得那么红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谁都认识的？你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在这个时候可得小心。你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啊！我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我韩三勤，就托孤于你了。”
晚风袭来，吹不掉老韩簌簌下落的眼泪，也吹不走赵迅内心的烦恼与恐惧。操场外有一条铁路，一辆货运火车轰隆隆开来，赵迅他们看不到火车，但听得见那尖锐粗犷的鸣叫，感受得到那车轮震撼着脚下的土地，仿佛从他们欲说还休、五味俱陈的心中碾压而过。
到周四，学习班外面忽然停下一辆吉普车，下来两个公安干部，宣读了对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韩三勤的逮捕令。老韩被带到教室门口时，回头用绝望的眼光望着赵迅，没有说一句话，但赵迅什么都明白了。
那时学习班上正在给阿Q“洗澡”，本来从这个家伙身上搓下来的“污秽”已经够令人胆战心惊的了，老韩一被带走，教室瞬间变成一个大冰库，人人呼出的寒气都清晰可见。班上的几个积极分子，在埋头整理他们手中的“炮弹”，杨小昆跃跃欲试，正在默数笔记本上罗列的关于阿Q的罪状，似乎马上就要倾泻到那个倒霉鬼的头上了。
阿Q忽然干号一声，像在戏台上进入了角色一样，几步走到讲台一侧，“扑通”一下给大家跪下了，然后“啪啪”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在大家的诧异中开始了一场惊世骇俗的自我表白。那真是需要极大的耐心才可以听得下去的一场思想剖析。他说自己从小有爹无娘，没娘的孩子有多苦啊！隔壁张七妈的奶水他吃过，张七妈的奶子大奶水多，奶急时滋出来三尺多远，她家小胖子和我加在一起都吃不完。拉牛车的简老汉有天还跟张七妈说，两个娃儿都吃饱了，你让我也吃一口，结果被张七妈满院子追着打（教室里有轻微的笑声，被会议主持人呵斥了下去，同时提醒阿Q忆苦不能光说吃奶的事情）。阿Q连忙说对对对，我们家那时穷啊，七岁时我都还是光屁股，去上国民小学了才第一回认得啥子是布。我还穿过高奶奶纳的鞋，唐家二媳妇做的衣服，猴子他爹老倌不要的棉袄，还和黄老财家的狗抢过饭吃。我在昆明的小巷子里长大，从小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欺压，他们说我像孙猴子一样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时总是让我扮强盗，他们扮官兵。那时我总感到屈辱，共产党来了，我才终于扬眉吐气起来。因为官兵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强盗就是造反的共产党，我就当然跟共产党一伙的了。现在要是还能跟儿时的伙伴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还当强盗，和国民党官兵做斗争。
（主持人再次打断他说，不要讲儿时的游戏了，谈谈你自己在旧社会的表现和对新社会的认识。）
旧社会？旧社会我表现得像劳动人民一样好，到处受人欺负，在学校老师同学都看不起我，嫌我穷呗。可是我会演戏，特别会演受苦的穷人，斯尼……坦尼……撕鸡吃的那个大师说的现实主义啥的，我都不需要去想去感受。我的现实可比台上的那些角色苦。学校书读完后找不到正经事情做，到处打流跑滩混饭吃（说到此处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了）。后来碰到老韩，哦，韩三勤约我去他的剧社干，我在剧社演小角色、跑龙套、干最累的活计，只求有一碗饭吃。那些当红的女演员从来都不正眼瞧我们一眼……(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嗯，这个这个，杨小昆同志也是这样。他就跟我说过舒菲菲一向都讨厌他。是不是杨小昆？你别不高兴，在剧艺社你是和我一起受苦的底层职员，是劳动人民。舒菲菲追随她的资产阶级洋人主子去了，我们不追随，我们追随共产党，说明我们是一伙的。刘国栋、韩三勤、赵迅他们是一伙的。刘国栋进了学习班牢骚特别多啊。他说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土包子，穿着大棉裤跳舞，却要求学习班去伴舞的女演员穿旗袍，看上去就像土老财搂着姨太太。当年国军军官……哦，不对，该死（抽自己一个嘴巴）！当年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去舞厅都是穿“罗斯福呢”的美式军礼服，裤子缝笔挺得割手，头发上沾不了苍蝇。看看，看看他们那时多么反动啊！他们倒是洋派了，可还不是打不赢穿大棉裤的解放军。女演员还不是喜欢人家的大棉裤，对不对？（有学员更正道，阿Q你不要乱说乱讲，人家不是喜欢大棉裤，是喜欢解放军。）对对对，是喜欢解放军。我还要揭发！在学习班里，有天我还听见韩三勤跟赵迅说反动话，说这是个什么学习班，光学政治，一点业务也不学。我们又不是搞政治的。当初真不该来，我们自己演自己的戏，活个自由自在。赵迅说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搞政治，政治反过来要搞你，因此你学点政治也是有用的。赵迅这个人表面很豪爽，很正直，其实特别阴，鬼心眼多。他让我演阿Q，要我在台上喊三民主义万岁，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狗屁台词。赵导演，我当时就向你指出这不是阿Q说的话。对不对？斯……妈的，撕鸡吃的大师也没有让阿Q这样说。可是你还是逼着要让我阿Q说。我阿Q是个多么热爱共产党的人，怎么能说那样的话呢？
阿Q真的就是阿Q。在赵迅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如此利落地说这么长的表白。在赵迅排演《阿Q正传》之前，他一直在迎春剧艺社各种剧目中跑龙套。学习班对他的教育看来真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更管用。赵迅想起有一次阿Q对他说，赵导演，你成天找那些个记者采访舒菲菲，你都说我把阿Q演活了，是专演阿Q的大师，拜托你也找几个记者来采访采访阿Q大师吧。我要出名。
阿Q开了学习班思想改造靠自扇耳光、揭发他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过关的先河。所有准备砸向他的炮弹都哑火了，连积极分子杨小昆都被巧妙地拉拢，成了迎春剧艺社的劳动人民代表。赵迅想，这憨狗日的，看来我还得重新“洗一次澡”了。
赵迅想的太乐观了，要是他能预先看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危机，再洗多少次澡他都愿意。周六出完早操，大家啃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准备去炼钢厂义务劳动。有人来通知赵迅说，让他去李旷田同志办公室。赵迅当时心“咚咚咚”跳了三下，仿佛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说：
厄运来敲门了。
他敲开了李旷田办公室的门，进去就看见李旷田满脸狐疑，又有些恼火生气，就像一个被撒谎的孩子欺骗了的家长；还看见里面不但有判官一样脸色的老黄和老刘，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穿土黄色军装的人。这时赵迅想到了老韩被带走时那双绝望的眼睛。
过去的历史就是你背时的命运，也是你永远挣不脱的阳光下的阴影。
没有过多的客套了，穿黄军装的两人中的一个用冷漠的声音说：“赵迅，今天叫你来，是要你向组织交代清楚，你和国民党中统特务钱基瑞的关系。”
赵迅稍稍松了一口气，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我已经向组织交代过了，我在旧社会搞话剧期间，他是党通局的特派员，同时兼国民党市党部戏剧文艺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我们要上演的剧目都要报他那里审。他是一个压制民主自由和进步思想的文化刽子手。”
黄军装干部从棕黄色的档案袋——又是那样的袋子！天知道那里面装有多少事关个人生死的秘密——里拿出一份有三页纸的揭发材料，向赵迅扬了扬说：
“这是中统特务头子钱基瑞交代的1948年到1949年期间他在昆明参加 ‘寒梅会’的情况。这个‘寒梅会’跟你什么关系？”钱基瑞在1950年底作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被捕，据说他统领着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办公室里梅花溅泪，飞鸟惊心。审讯者把材料往桌子上轻轻地一扔，用早已洞悉一切的口吻说：
“你就老实向组织交代了吧。”

4 交代材料（之一）：寒梅会
1947年的冬天还没有到来之前，身为法国汇理洋行云南分行高级帮办的舒惟麒已经写了数十首咏梅诗，什么“枯藤老树喜飞雪，春色几随驿使来”啦，什么“庭轩小坐对斜晖，不信梅香唤不回”啦，还有“只愁春雨过，未解护梅人”等等的。那时赵迅正在向舒菲菲发动猛烈的进攻，和舒父谈梅论道，吟诗唱和，是他迂回包抄的巧妙战术。舒惟麒开初也不待见这个脸残口斜的话剧导演，可是赵迅一首五言绝句“前朝熬霰雪，遗韵最多情。笑捻花枝嗅，赠君一点春”，却让舒惟麒大为赞赏，他感叹道，我怎么就没有从“明梅”的角度来看世间呢？历朝历代多少咏梅诗人，都在梅花下，不在梅花里。我们家把“明梅”都当树神供起来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眼界开阔，真乃人不可貌相也。
自此赵迅成为舒府的座上客，那本舒惟麒的《梅边吹笛》也是在他的张罗下编印成集。鉴于1945年舒家的“明梅”为八年浴血抗战胜利欣然开放，已成为昆明一大谈资，所以本埠报纸年年在春城稍有寒意时就早有期待，说春城的文人雅士已常聚舒宅，“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枝梅”云云。舒惟麒虽然是铁路工程师出身，但崇尚“花间一壶酒”的雅士生活，“寒梅会”就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的一个以文会友的咏梅诗会。到他把赵迅也拉进来时，赵迅发现里面不仅有前清遗老、社会贤达、大学教授、报馆总编、中学教员，还有市党部书记洪发奎、宣传部部长黄诗学、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省教育厅副厅长龙昭等官场上很风光的人物。他们也不都是附庸风雅之士，舒惟麒在此方面要求很严，没有咏梅诗作的，一律谢绝入会。不过“寒梅会”的会长却由市党部书记洪发奎担任，舒惟麒只是众多副会长之一。赵迅有一天还对未来的老岳丈说，这样一个文人雅聚唱和之处，弄那么多官员来干什么，连会长都要由他们来担任。舒惟麒笑笑说，这就是你们年轻人不懂之处了，没有他们，诸事不便，特务们还会以为我们聚众议论国事。再说洪发奎是我在巴黎留学时的学兄，我岂可僭越。
“寒梅会”的会友们那时每周末相聚一次，或在舒府的“明梅”下设宴吟诗，或去外面餐馆相聚。尽管这些梅花痴情者毫端蕴秀，口角噙香，但这个冬天“明梅”依旧寂寞悄然，无意唱和。
梅花不开，战事却日益吃紧。善于以梅言志、状物抒情的“寒梅会”的会友们，在局势波诡云谲、风雨飘摇之际，岂能不谈国事。学生上街游行被军警打得头破血流，物价涨得比夏季的洪水还要凶猛，清谈幻想中的梅花难免就太与“文以载道”的古训相悖了。高压体制之下没有反抗，至少还有牢骚，有小道消息，有超乎正常人想象力的荒诞现实。什么蒋宋美龄的干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囤积了三万台美国十二个真空管的高级收音机，在昆明的黑市价都炒到一百美元一台啦，什么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打不了孔令侃这只中国最大的“老虎”啦，还有东北战场吃紧，在北平督战的老蒋架不住美妻的哀求，丢下江山社稷不顾，飞回南京为小蒋“打老虎”运动“灭火”等等传闻。当然也有本地令人心乱如麻的谣言或传说，一个在昆明郊区驻防的营长带着部队袭击了一家油库，卷走了所有的现金和汽油；几个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的大汉在大学校园绑架了一个去上课的教授，《中央日报》上却说该教授不爱讲台爱美人，和自己的女学生私奔了。眼下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数昆明本地《龙门周刊》上一篇叫《齐天大圣续传》的连载小说，说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途经某国，孙行者和猪八戒到面馆吃面，付账时需付五千九百万元。孙行者怒喝道，什么鸟国家，刚才进你店时一碗面才一百万元一碗。俺和八戒分明才吃两碗面。堂倌解释说，客官，本店的面一分钟涨价一次，你以为就你的跟斗翻得快吗？唐僧去找国王论理，以“民不足，君孰与足”进谏。国王却说本国人民都是千万富翁啊，随便哪个人都是身背一大袋钞票上街。师傅岂能污我国人民穷？念及尔等是修行出家之人，否则妖言惑众是要诛九族的。此怪诞小说一时让昆明城洛阳纸贵，人人争相传诵。不过好景不长，《龙门周刊》后来被勒令停刊了，理由是“肆意篡改名著，阴险诽谤友邦”。
当然，这些话题是在市党部的那些人不在时才议论的，当他们匆匆赶来时，大家就发些拥护政府的感叹，“这些学生，国家如此器重他们，他们却不好好读书，成天到街上去要民主、反内战。没有共匪，哪来内战。舒先生家的梅花都生共产党的气了”。
赵迅就是在“寒梅会”上认识了钱基瑞。那时他是个很谦逊低调的人，在舒惟麒面前以晚辈自称，跟赵迅称兄道弟。这些政府里的官员，在官场上打官腔，在酒桌上则换一副面孔做人，儒雅敦厚，有情有义。赵迅不得不佩服未来的老岳父人情练达。自从和这些官员成为“寒梅会”的会友后，他连续排演的几出戏都顺利地拿到了“准演证”。当然，那是在内战形势还没有急转直下之前，到东北战场、徐蚌会战见了分晓，国民政府手上已没有多少好牌可打了，才有赵迅的《阿Q正传》“开天窗”的笑话。
到了1949年，“明梅”已经三年没有开放，“寒梅会”这个民间诗会近乎名存实亡了，更有两个会友家中的孩子战死在前线，哪还有心思来吟诗作赋。战争的阴影尽管日益浓重，但一些老诗友还会不定时地聚一下。让赵迅感到有些蹊跷的是，每次聚会，都少不了市党部的那些人，让大家发点牢骚都不方便。赵迅记得是在《阿Q正传》被禁演不久的一次聚会上，钱基瑞在酒桌上端起满满一杯酒向赵迅道歉，说禁演不是他的主意，是宣传部鉴于形势恶化而下的公文。赵迅当时不端自己面前的酒杯，说这酒他是不会喝的，他怕喝下去后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骂他。酒桌上有人起哄道，钱老弟要喝三杯赔罪，不然人家赵导演白站在台上挨那些果皮了。钱基瑞果然连往嘴里倒了三大杯白酒，说：“迅兄气可消了？”赵迅仍不搭腔，酒桌上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舒惟麒只好站出来圆场说，你两个年轻人别斗气啦。一场戏，一杯酒；一杯酒，一场戏。人生本就如此。基瑞贤弟在官府做事，自有他官府的规矩，赵迅导演搞艺术的，亦有搞艺术之难。自古坐江山的和写文章的，既是亲家也是冤家。“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国家非常时期，读书人的头颅，就不要去和官府的刀比钢火硬了。来来，基瑞贤弟，老夫陪你一杯。
那个晚上钱基瑞喝醉了，席散时舒惟麒要赵迅送他回去。赵迅开始还不肯，但舒惟麒给他使眼色，让他不得不从命。两人出来要了一辆黄包车，一路无话，到了钱基瑞的家时，赵迅连车都不想下，但钱基瑞一把拽住他的衣袖：
“迅兄，今天酒还没有喝够，话还没有说完。你跟我走。”
赵迅无奈，就当今天撞见酒鬼了。两人偏偏倒倒地又来到一家街边小摊上，要了些烧烤小吃和美国啤酒。美国人虽然在抗战胜利后从昆明撤走了，但那些美援物资，似乎永远都消耗不完。
那是酒入愁肠话更愁的一个夜晚。即便是钱基瑞这样一位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在酒精的煽动下哀叹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取代三民主义。他说迅兄，我们都是一心想为国家做事的有为青年，过去打日本人，蒋委员长号召我们抗战建国，我们又要抗战，又要建国，容易吗？抗战前期兄弟我在昆明上西南联大，受的是爱国民主的教育，闻一多还是我的先生呢。
赵迅冷冷地说：“你不配。”
钱基瑞红着眼睛盯着赵迅，仿佛马上就要挥过来一拳。但他终于气短了，“闻一多先生不是我们杀的，这个，至少，是党国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帮蠢货干的。哼哼，我都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刺客，专门来给党国抹黑的。闻一多倒下去了，千百个知识分子都站到共产党那边。这样愚蠢透顶的事情难道会是我们干的？难道我们不晓得学生上街游行是爱国？当年读书时闻道求学、求真理时，哪个不一腔热血地上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难道我，一个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的优秀学生，不认同民主的理念？”
“那你现在认同什么样的理念呢？”
“当然还是三民主义啰！”钱基瑞理直气壮地说。但就像有人在虚空中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愣愣地望着行人稀少、鬼影幢幢的街道，忽然悲从中来，伏案大哭。
那是所有希望破灭的人或许都会有的痛哭，要么在被戳到他痛处的高手面前，最爱的人的肩膀上，最不需提防的陌生人面前；要么在一人独处的孤灯下、黑暗中、被窝里，以及任何触景生情、猛然看到了崩溃在即的地方。一个被绑在独裁政权战车上的忠实追随者，一个试图以权力控制人们自由意识及言论的“思想警察”，一个嘴里喊的是民主，行的却是为专制暴政、血腥洗清、残酷镇压、秘密枪决等卑劣行径充当打手的恶犬屠夫，当他的良知还没有彻底泯灭时，当他幡然醒悟自己还读过一点书，受过一点文明的教育，还是一个人时，当他发现自己阴差阳错地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而这并不是他的错，是他服务的专制独裁体制的错时，他就会像钱基瑞那样大坝溃堤一般地痛哭。
钱基瑞在眼泪的长河中痛诉自己错误的人生之路。西南联大毕业后他在后方搞兵役工作。那时还在抗战时期，征兵或抓丁都有伟大的爱国理由，许多人不用抓自己都跑来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面天天都有。尽管那时兵役官干的是送人上战场赴死的背时职业，但却从来没有那么受人尊敬过。而现在是戡乱时期，是打内战！谁不晓得这等于是在抓一个兄弟去打另一个兄弟。“三丁抽一”也好，“五丁抽二”也罢，他知道自己送上前线去的那些没有文化的壮丁越多，共党的队伍就越强大。这真是一个荒诞透顶的职业。因为很多士兵到了前线后几乎直接就走到了共军的队伍中。他们换了一身衣服——甚至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只是扯掉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就掉转枪口来打国军。而那些在国统区到处搞地下活动的共党更应该感谢他了，他抓到的壮丁越多，后方的民怨也就越大，地下共党分子就越容易蛊惑不满政府的人们起来造反，这个政府就垮台得越快。政府垮台了，他这遭人诅咒的职业也就结束了。祖宗灵位都被人操了成千上万遍了，祖坟都被人的口水淹没了。谁愿意干这卖祖宗脸的职业？因此他逼令属下拼命抓丁，上面规定一个县抽丁一百，他在后面随意就加个零。还一语双关地说：“你们抓得越多，战争结束得就越快。”他一点也不在乎把宝贵的兵源整团整师地送给共产党。这有什么呢？连更为珍贵的美援，都被那些前线的将军们连箱都没有启封就送给共军了，还收条都没有一张。反正国民政府这艘庞大老旧的破船已经快沉了，你多戳一个窟窿，谁还在乎呢？况且你去戳这个窟窿，是奉了上峰的指令，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历史已然进入一个荒谬时期，人们越忠于职守，就越忠实于一个谎言；越不择手段维护一个体制，就越加速它的灭亡。他干着挖国民政府墙角的宏伟大业，政府却不断给他颁发勋章，加官晋爵，厚赏有加。从主任科员到党通局驻昆明特派员，他才用了不到五年时间。这是因为上峰认为，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如果用抓壮丁的魄力与能力来抓思想异端的教授和学生，以及一切跟总动员令、戡乱，还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唱反调的作家、画家、诗人、导演、工程师、医生、平民等等异见分子，还会有什么漏网之鱼呢？
“那么好吧，让我们把那些有知识的人，成天嚷着要民主、要自由的人，都看作是共匪吧，他们那边就缺这样的人了。”钱基瑞最后抹着眼泪说。
“真是一出荒诞剧啊。”赵迅自己喝下一大口酒，“既然如此，何不脱下那身皮，不再给祖宗丢脸。你若是一个没有忘记自己是受过西南联大教育的人，若是一个尚能念及祖宗脸面的人，何不尽早急流勇退？郎今欲渡缘何事，田园将芜胡不归？”
“晚了，迅兄。共产党得天下了第一批押赴刑场的就是我们这种人。”钱基瑞阴惨惨地笑了声，直让人骨头发凉，“嘿嘿，其实我一直在给他们干活的呀，共军真应该发给我一枚勋章。没有我们这么坏，哪来他们那么好？我们就坏到底吧，早点谢幕早点把他们推到前台来。唉，这家主义那家学说，不过一场戏而已，你方唱罢我登台。迅兄，三民主义这场戏本来是出正剧，却被我们唱成了悲剧，现在该他们登台了。但愿他们能善待你这个天生长反骨的丑八怪，让你可着劲儿导你喜欢的戏，想演什么就演什么；让你们在太平盛世自由自在写诗作文章，赏梅赋诗，吟风弄月，颐养天年。按共产党的说法，那时中国就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了嘛，我要是不穿错这一身皮，真想投奔他们去。唉！来，再喝一瓶。”
这酒看来是越喝越清醒了，连赵迅都对钱基瑞心生怜悯。当初《阿Q正传》被禁演后，赵迅提把刀找他单挑的心思都有。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在听一只将死的鸟儿的哀鸣，在和一个荒诞舞台上的悲剧人物喝人生最后的一杯酒。有那么一瞬间，赵迅脑海里忽然回响起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最后的演讲》中的一段话：
<i>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i>
天快亮时赵迅才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竟一时睡不着，脑海中总是钱基瑞将被押赴刑场的画面。忽然，眼前又闪过一幅画面。陈子霖！在烧烤摊上钱基瑞提到了陈子霖，说他这样的书呆子还跟着共产党跳什么跳，不是看在他是我师兄的分上，早把他请进钱柜街了。
陈子霖也是“寒梅会”的会友，现在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他是大名鼎鼎的庄子研究学者刘文典教授的得意弟子，终日一身青布长衫，年岁虽不大，却有前朝遗少、仙风道骨之风韵。向来口中只有庄子，从来不问国事。但今晚在聚会上，陈子霖也喝高了，无意中说了句，明天他的学生又要上街了，他是支持学生的，他还要走在最前面。因为他上月领到的金圆券一箩筐，却连一斤米都买不回来。
钱柜街有一所秘密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不是很大，但抓进去的人多放出来的少。赵迅头脑昏沉沉想，明天得去提醒一下陈子霖，这些专门制造恐怖的家伙会狗急跳墙的。他还想起了钱基瑞提到陈子霖时，脸上那种兔子逼急了的绝望眼光。仿佛不是他要去抓陈子霖，而是陈子霖要来抓他。
但是第二天赵迅一觉睡到十二点，中午时去自己的米线店吃了一碗米线，税局的三个官员大摇大摆地找上门来，说赵老板，上月的税有问题啊。赵迅和他们周旋半天，最后去茶室打了几圈牌才把事情摆平。在牌局上赵迅一度想起了陈子霖的事，但他想钱基瑞昨晚喝了那么多酒，今天大约也是昏沉沉的，不会对党国那么尽职尽责吧。
但他低估钱基瑞了，由此铸成自己今后人生中的一段艰难历程。晚上赵迅去舒菲菲家，才从舒惟麒口中得到消息，陈子霖被抓了。师范学院的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军警和宪兵就冲进学校捕人了。
“学生连出校门的自由都没有了，真是个流氓政府。”舒惟麒感叹道。

5 人民管制
学习班圆满结束了，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几个历史最为清白，业务能力也好的学员首先被冯部长挑走，去军区文化部报到；阿Q分配到省戏剧家协会当干部，杨小昆却进了省作家协会，还有一些“洗澡”过了关的人分到省文化厅下属的文艺团体，而一些还“洗”得不够干净的人，则送去上一所新型的大学——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继续学习一年，那里面都是共产党准备留用的所谓“旧职人员”，有教师、医生、经理、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报馆编辑记者、起义旧军官、失业大学生、前政府的公务员等等，政府说只要他们认真改造好思想，学习结束后都会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得到新工作的人欢声雷动、喜极而泣，阿Q成了范进，高兴得差点都跳到桌子上了，他一把扯开衣衫，拍着瘦骨嶙峋的胸脯语无伦次地喊：“我阿Q……我阿Q……革命了，终于革命了……”杨小昆脸上是那种讳莫如深的微笑，就像不按牌理打了一张天牌，出其不意战胜了对手。连坐在主席台上阅人无数的李旷田心里都暗暗吃惊。此人原来并非那么简单，城府太深了。他转过头去，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人群中寻找赵迅，而赵迅的头已经低到桌子下面去了。
有七个人被宣布在学习班结束后，回到所在街道接受人民管制。前迎春剧艺社的导演赵迅将接受四年的人民管制。期间自谋出路，定期参加劳动改造，管制结束后，才可成为新中国合格的公民。
“这是对你最宽大的处理了。”散会后，李旷田把赵迅单独留下来，他仿佛还有一些话要对他说。
“我知道。感谢政府。”赵迅心灰意冷，内心是真诚的感谢，语气却给人有牢骚之感。老岳父搞的那个“寒梅会”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所有在当年吟唱梅花的那些人，都脱不了干系。因为钱基瑞交代说他正是通过“寒梅会”摸清了师范学院的地下学生组织，抓了从教授到学生十几个人。那个痴迷于庄子到底是蝴蝶，还是蝴蝶就是庄子的书呆子陈子霖，同样不清楚钱基瑞是个特务呢还是喜爱梅花的诗人。他的一句酒后失言铸就了许多人一生的悲剧，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不过，现在赵迅对毁了他大好前程的钱基瑞没有一丝怨恨。至少自己没有像他那样被绑在大卡车上，游街后押赴刑场。他真的有逃过一劫的庆幸与感激。
关于对赵迅的处理意见，李旷田和省文联筹备小组的几位成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按老黄同志最初的意见，直接送公安机关批捕。三人筹备组的另一成员老刘同志则不置可否，忽而说赵迅还是个有才华的人，新成立的文联需要这样的人才，都招些杨小昆、阿Q这样的人，也不是个事儿；忽而又说这些旧社会的艺人就是搬开石头蚂蚁多，谁屁股里都有屎。李旷田的意见是，副秘书长就不让赵迅干了，让他先进文联，一边工作一边改造思想，再好好培养。他还用打包票的口气说，我相信他是热爱新中国的，是会服从党的领导的，我更相信他的才华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才华从来都不能代替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如今李旷田只能对赵迅说：
“好好回去改造吧。你还年轻，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机会多的是。在管制期间不能导戏，也不能发表东西了，但你的写作才华是谁也管制不了的。我们文联是个在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文艺团体，联系团结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是我们的责任。管制期一结束，你就可以继续写文章发表作品了。四年时间其实很短的，你就当上一次大学吧。你不是还没有上过大学吗，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一些书，多接触一下社会。将来不管在哪个行当上，都可以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辜负了自己。”
“谢谢李老师鼓励。我还是回去卖米线吧。”赵迅站起身，向李旷田深深鞠躬告别。他把头上的蓝色干部帽捏在手里，就像揉碎了自己一度的向往。这帽子还是他上次回家妻子陪他上街去买的。虽然戴上去后舒淑文说怎么那么难看啊。但赵迅说共产党的干部现在都戴这种帽子。副秘书长大小也是个干部，干部就要有干部的帽子嘛。许多人想戴还戴不上呢。
灰溜溜地回宿舍收拾被盖卷回家，那里已是人去室空，得到任用和重用的人早回家报喜讯去了。赵迅把那顶干部帽扔进了垃圾篓，见鬼去吧！他愤懑地低喊了一声。
“留给我，好吗？”是阿Q，他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也不待赵迅同意，自己去垃圾篓把帽子捡回来了。
赵迅没有理他，仿佛自己在阿Q面前做了亏心事，兀自低头收拾东西。阿Q等他把行李扛上肩后，才在他身后小声说：“赵导，不要记恨我啊。我也是……为了‘洗澡’过关才……才说了你几句坏话。你……你你，你踢我两脚，消消气。”
阿Q苦着脸，一副已经被踢痛了的样子，转身把屁股朝向赵迅。
赵迅用怜悯的眼光看着阿Q，什么话也不想说。
“杨小昆揭发的人更多。”阿Q声音大了起来，“刘国栋的事就是他揭发的，班上的漂亮女人嘛，就他刘国栋搞得，杨小昆就盯不得？蠢。老韩参加过三青团的事也是他揭发的，还有我们过去在剧艺社说的那些话，你在‘寒梅会’时跟谁谁一起吃饭，他都打小报告了。他晓得你们都比他强，把你们搞垮了，他就上去了。”
亲君子、远小人。赵迅想，即便你去了文联，时时都和小人相伴，哪天他再咬你一口，就会要你的命了。现在尽管不能戴干部帽，但至少没有戴上一副手铐。即便你是《阿Q正传》的导演，有时你也不得不阿Q一回。
“赵导，赵导！”阿Q不断在赵迅身后喊，“我阿Q，是服你的，服你的。没有你，就没有阿Q！赵导，你不要伤心啊！”
其实那时赵迅一点也不感到伤心。马上就要回家见到妻子了，这可比什么都好！
什么是“人民管制”呢？这是赵迅回到家必须首先向刚刚产下一个瘦弱儿子的妻子解释清楚的问题。舒淑文是在家里临产的，幸好佣人孙妈赶她都不走，说她在舒家从来都是半个主人，家里的油盐柴米，花销安排，从来都是她说了算，不存在翻身不翻身啥的。赵迅刚进院子门就听到婴儿的啼哭，再看到躺在床上像刚从战场上凯旋的妻子，他的眼泪“哗”地下来了。
“娃娃都生下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啊！”舒淑文紧紧抓住赵迅的双臂，指甲都抠进他的肉里去了。“要不是孙妈在，我就死了啊！”舒淑文痛哭流涕，却又难掩初为人母的自豪和喜悦。赵迅那时恨不得给妻子磕头，只能连声说：“辛苦辛苦。文妹辛苦。你让我都当爹了，哎呀呀，多了不得了的功劳啊！我去给你煮糖鸡蛋。”
“哎，你不看看你的儿子？”舒淑文嗔怪道，同时骄傲地打开襁褓中的婴儿。那孩子头特别大，身子却很纤弱，像一根发育不好的豆芽。赵迅苦撑着笑脸，摸了摸婴儿柔嫩的脸，“嗯，不像他爹是个疤脸，帅小伙子啊。”
“等你取个名字呢。”舒淑文幸福地说。
“就叫小豆芽吧。”赵迅内心一阵阵酸楚。
“那么有才华的大导演，居然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赵迅苦笑道：“这只是乳名嘛，人说小名越贱越好养，待我今晚再好好想想。我煮糖鸡蛋去。”
其实有孙妈在，家里倒用不着赵迅做什么。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又再转一圈，手里端着煮好的糖鸡蛋，就像找不到卧室的门，也像闯下大祸的孩子，不敢面对家长审视的眼光。
偏偏舒淑文又在卧室里喊：“哎，副秘书长同志，你的干部当上了吗？”
赵迅差一点把红糖鸡蛋打翻了。他像踩在棉花堆上，步履沉重地来到妻子的床前，“我……我，这个这个，人民管制了。”
“‘人民管制’是个什么样的干部？”舒淑文满怀殷切地问。她晓得抗战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那时街道上有“柴火管制员”，负责招呼大家在跑警报时不要忘记熄灭家中炉灶里的柴火。在这个陌生的名词外，舒淑文居然还敏锐地发现赵迅头上的异样，“你的干部帽呢？”
赵迅把鸡蛋碗放在床头柜上，半跪在妻子的床前，挠挠自己一头浓发，“人民管制就是……就是不能戴干部帽了，不能演戏写文章了。但是这很好啊，我回家了，我还是自由的人，能够天天陪你，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我还可以去卖米线，接受人民监督，按时报到，参加劳动，好好改造，要求进步，重新做人……”赵迅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小到他自己都听不见了。
赵迅一辈子都没齿难忘，产床上的妻子在他接受人民管制的第一天，成熟得就像进了十次学习班。化蛹成蝶，美丽非凡。她的眼光充满怜惜，她的脸上波澜不兴，她的手温柔地插进他没有干部帽的头发里，她的话像母亲一样的温存：
“什么重新做人？你本来就是一个于国家有功的人啊！什么改造？我的男人不需要改造。”
哪个妻子喜欢自己的丈夫被社会改造呢？社会是部多么复杂的机器，渺小的人在里面或接受锻造，愈战愈强，或改头换面，成为家庭里的陌生人，连自己都难以面对，或者被碾为齑粉，成为大地上一文不值的尘埃。赵迅回到家第二天就去街道派出所报到。所长姓王，是个很和蔼的人，说你的档案已交过来了，是个知识分子啊，还是个导演。人民管制的条例你清楚了吧？人民政府让你有靠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利，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权利。但你不能外出，不能有反动言论，随时要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家里来了什么人要报告，每周到派出所汇报思想，用劳动来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嗯，让你参加什么劳动好呢？扫大街吧，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老头老太太都包干了。对了，去公共厕所拉粪吧，每周两次，周三和周天，天亮前得把这一片三个公厕里的粪运出去。听明白了吗？赵迅赶忙回答说，明白了。天亮前运走。
新的生活开始了，每周两次顶着星星月亮出门，披着晨曦一身粪臭回家。和赵迅一起拉粪的是另一个接受人民管制的老人，其实他也就五十多岁，只是看上去特别衰老而已。他过去是报馆的老校对，虽说算不上反动文人，但他的儿子是个少尉军官，跟国民党军队跑缅甸去了，他供职的报馆也不受新政权待见，被定性为反动报纸。从总编主笔到编辑记者抓了一大批，他这个“匪属”校对得个人民管制也算是宽大了。他让赵迅叫他“错老倌”，说干了一辈子纠错的事情，人生还是走错了，现在共产党让他拉粪“纠错”。实际上他姓卓，昆明话说快了听上去“错”“卓”不分，反正都是错。
第一天上工，错老倌看见赵迅很卖力地弯腰下粪池淘粪，鼻头都没有皱一下。错老倌便说，老弟是个思想改造很端正的人啊。我第一次下粪池都吐了。赵迅闷声说，这有啥，比不得尸臭。错老倌有些不解，眨巴着眼睛说，我还淘出过两个私生死娃儿呢，也不晓得是哪个男人造的孽。唛唛，这粪坑里，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赵迅心想，粪坑里的东西上得了台面，就不是粪坑了。就像他们这种人，认罪伏法，老老实实把自己视同于粪坑里的一部分。第一个星期粪坑还让他感到臭不可闻，第二个星期他基本上就能接受那种味道了，第三个星期他对粪坑熟视无睹，没有味觉也没有知觉。到第二个月，他回到家里对舒淑文说，我怎么感到自己粪香粪香的呢。
拉了三个月的粪，赵迅安之若素，毫无怨言。这是由于很大程度上，儿子对他的安慰与激励。你是父亲了，你得活下去。你不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一条天不怕地不怕、战场上的枪子儿也不怕的汉子，生命现在有了责任，有了义务，有了传承的担当。社会上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快接近尾声了，喧嚣的锣鼓和招展的红旗慢慢地不再是要杀人的开场戏了。增产节约运动，公私合营，清匪反霸，为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过生日，朝鲜战场打了胜仗，人们都兴高采烈地拖出大锣鼓来敲打得惊天动地。新生的人民政府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民主党派、工商界大佬、学术大师、科学巨匠、演艺界名流齐聚一堂，共商国是，看上去是真正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也很得民心，平抑物价，整顿秩序，恢复生产，重振经济，做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轰轰烈烈，像开足马力的火车头，轰隆轰隆地带动人们朝前冲。只是很久以来，街上锣鼓一响，赵迅的心跳就加快。他能够适应粪坑里熏天的恶臭，但他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那催命的锣鼓。当他在夜深人静把自己潜入粪坑中时，他甚至比在家里还感到安全——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在家里被叫走就一去不回了呢。而在粪坑里淘粪，这是人民政府对他的恩典。一个人的历史在这新社会有再大的污点，在粪坑里就不成其为污点了。你要是置身显要，那才是面对自己的过去，百口难辩。
生活正在发生毋庸置疑的巨大变化。舒家独门独户的清静小院也再没有往昔的幽静雅致了。东西两边的厢房搬进来了两户人家，说是人民政府分配给他们住了，一户是纺织厂的工人积极分子，一户是在政府的商业部门上班的干部。东厢房楼上楼下共四间，楼上曾经是舒惟麒的书房，楼下是舒家姐妹的闺房，正对院子里的那盆“明梅”；西厢房是用人房间和厨房、饭厅。现在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登堂入室，连房租都不用交。赵迅宽慰自己的妻子，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的宽大，至少还给我们留下了正房堂屋这几间。这院子过去多冷清啊。
在赵迅第一次“洗澡”过关时，他就急急忙把米线店转让给别人了。那家小小的米线店曾经有八张桌子，大厨王师傅是滇南蒙自人，那里以“过桥米线”闻名。这种米线最讲究汤味，而王师傅煲老鹅汤有自己的绝活，汤色浓郁、油亮清香，还在上面撒一把新鲜的菊花瓣，是为全城独具特色的“菊花米线”。因此赵迅的这家地处闹市区的米线店生意一向不错，前来吃米线的客人常常要排队，桌子不够了人们就蹲在街边吃，吃完的青花大瓷碗就放在街沿上，围着店面白花花的一圈，无形中就成了这家米线店招徕顾客的金字招牌。在过去，这家门脸不大的米线店不仅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还能养一个话剧团呢，还能为舒菲菲出彩印封面的杂志呢。
都过去了。
可是现在的生活怎么办？不仅是自己一家三口要吃饭，还得兑现他当初跟老韩的承诺。老韩的妻子和两个黄口小儿回来了，家中却没有了主心骨。赵迅把心爱的美国自行车卖了，再变卖舒淑文的两只祖传的玉石手镯，好歹才租到一处房子，把老韩妻子一家安顿下来。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只有靠老韩年仅十三岁的大儿子了。赵迅对他说，小伙子，你是个男子汉了。现在是新社会，靠劳动吃饭，出去找个事情做吧。你赵叔叔无能，只能救你们的急，不能救你们的穷。对不起我的韩大哥啊！赵迅说到此处，自己的眼泪都差点下来了。
赵迅也曾经想找一份工作，干什么都行。但几乎所有的单位听说他人民管制的身份，就说等你结束管制后再看看吧？什么是再看看？舒淑文听到这个答复后终于忍不住叫嚷了起来，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赵迅连忙捂住妻子的嘴，央求道，你小声点小声点。再不要提过去了。过去就是我们的三座大山。
舒淑文哭了，这是赵迅回来后她第二次流泪。她说家里上月就没有付孙妈的工钱了，孙妈在我们家干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短过人家的工钱。现在我们真是在剥削人家了。你去拉粪那么脏的活，没有一分钱收入，还要给老韩家钱！而你要四年才结束管制，这四年我们吃什么呢？那天孙妈抱来一大堆鞋底，说我可以靠纳鞋底补贴点家用。可我只会绣花，在白绢上绣游动的鸳鸯，绣飞起来的蝴蝶，绣父亲梦中的梅花，我不会纳鞋底啊！你看看我的手，都是扎的血眼。手指头都是僵硬的，我还怎么拉琴？都几个月不摸琴弓了，看都不敢往提琴盒看一眼。纳一双鞋底才两分钱，我半天还没有纳完一只鞋底，一分钱都没有挣到。我多没用啊赵哥哥！
“拿锥子来，我来试试。”赵迅平静地说，妻子惊讶地望着他，比那天弄明白了人民管制是怎么一回事还要诧异。赵迅只得自己去找到那堆鞋底，找到锥子和针线，把已纳好的鞋底仔细揣摩了一遍，兀自低头下针、走线，那认真劲儿就像过去他在稿子上写文章。“要是干半天也能挣到一分钱，我们就不会饿死。”他说。
一周下来，两口子靠纳鞋底挣到一块三角八分钱。赵迅一天竟然也能纳成两双鞋底，让舒淑文啧啧连声，说赵哥哥你弄文舞墨的人，怎么也能做针线活呢？赵迅一板一眼地告诉自己的妻子：
“下针线也如写文章嘛，穿针引线、行文密实，结构紧凑，布局合理，你以为是在说作文之法？其实是在教你如何纳好一个鞋底。我还发现纳鞋底和打草鞋相似，都是穿脚上的东西，都是编织要紧密的活儿，手指要灵巧，用力要均匀，松紧要有度，这样才有效率。”
舒淑文睁大了眼，“赵哥你还会打草鞋？”
赵迅笑笑，顺口说：“当过兵的人，哪个不会打草鞋？再说还是闻一多先生教会我打草鞋的呢。”
舒淑文撇了撇嘴，“你就吹吧，自己倒霉还拉垫背的，闻一多先生那么闻名的大师，只听你说过他教你《楚辞》、做大学问，闹民主反对国民党，没听你说他教过你打草鞋呀？难道这样大的教授也穿草鞋？”
赵迅心里稍稍一惊，幸好是在家里跟妻子说漏了嘴。他嘿嘿笑道：“还有比他更大的大师穿过草鞋呢。苏轼当年被贬，‘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呀，就自当是纳着鞋底，也经历经历苏轼的‘烟雨’吧。”
跟着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先生学打草鞋，以及穿着草鞋当兵，这是到目前为止，赵迅还没有交代清楚的历史问题。经历过学习班思想改造的风雨后，赵迅痛彻肺腑地明白了这样的生存定律：个人的历史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过去他认为只有像钱基瑞这样的人才上错了历史之船，现在终于弄明白他也是众多上错了船者之一。你成长于那个时代，你就逃不掉那个时代的洪流对你的浸染。在新政权里，你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你所沐浴的人间真爱，你所接受的儒家伦理，唐诗宋词，都装在一个一尺见方的档案袋里了。那里面装着你的过去，也决定了你的未来。它是一笔你在旧时代花销掉的债，不管是曾经有的家国责任、青春热血、还是利禄富贵、纸醉金迷，现在都成了一笔借贷的苦难，利息随时都会发生。这个档案袋里有你个人的秘密，但却被别人掌握，即便不是有罪的，也是可疑的，得在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中重新漂白、锤炼、锻造。如果你有幸改造得好，你就会成为一个忘掉过去的“新人”，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斩断了历史纠缠的人。纵然个人历史曾经很辉煌，但也欲说还休，越说越黑了。
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尽其可能隐蔽自己，你活下去的把握才越大；那个档案袋里你的东西越多，你的人生欠债就越大。
赵迅那时已经隐约感到，历史问题将永远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过眼下饥饿却是直逼胸间的另一把剑。尽管人民政府赢得政权后有效地控制住了飞涨的物价，新颁发的人民币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再不会让人担心睡一觉起来后腰包里的钱还不如一捆草纸。但一周才一块多钱的收入显然更令人心乱如麻。人说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英雄汉纵有万丈雄心、十八般武艺，有时也挣不到一分钱。况且舒淑文没有奶水了，孩子瘦得像头饥饿的小兽，成天价哭号。连一根豆芽都养不壮，还指望他将来长成参天大树？赵迅想起自己的童年，虽然是在偏远的乡下，但却从没尝到过饥饿的滋味，密密的山林里总有拾不完的东西。赵迅还记得熟读古书的父亲总是念叨的那句话：山之所生，地之所产，足以养人；垦荒边陲，诗书耕读，乐莫大焉。
啊故乡，归不去的游子早已稀释了英雄还乡的梦想，早已断绝了床前明月光的思念。当此时刻，甚至故乡的消息都令人担惊受怕、梦里惊魂。上周三，那个赵迅曾经在昆明街头见到过的同族堂兄，忽然在深夜拜访，只匆匆说了两句话就悄然离去了。赵迅蒙着被子恸哭一夜，到天亮时舒淑文才问出一句话来：
“我老家的兄长被枪毙了。”
逝者往矣，生者艰辛。赵迅跟佣人孙妈学会了如何完整地做出一双布鞋。先找来家中的旧衣服、碎布头等，洗净、晒干，然后摊平在一块门板上，刷上自己熬煮的糨糊，再贴上一层布，再刷一层糨糊，再贴布，粘贴上四五层布，晒干后就是“布壳子”，在“布壳子”上画出鞋样，剪出一双双鞋底来，又将三至四个这样的鞋底粘连在一起，再用锥子扎出密密实实的眼，用麻线缝牢缝紧，再缝上鞋面，所谓千层底布鞋就成了。鞋面上还要绣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字样。为了尽量节省成本，他们甚至还自搓麻线，从街上买来乡里人的苎麻或剑麻类的植物，回家煮熬后捶散，然后捋成一缕缕的麻丝，再将麻丝在水里泡涨，在大腿上搓成一根根的麻线。虽然如此费工费时，但做这样一双鞋，可以挣到四毛钱。赵迅两口子干了一个月，竟也挣到二十多块钱。舒淑文高兴之余，赵迅却感叹：
“中国的军队，啥时能穿上皮鞋去跟人家打仗啊？”
舒淑文说：“又不是去跳舞，穿什么皮鞋。”
赵迅叹一口气，伸手帮妻子捋了捋她头上凌乱的头发，“打仗是要拼家底的。你下雨天会穿布鞋出门吗？行军打仗，风雨兼程，动辄一天走几十里，一双布鞋怎经得住磨损？记得当年听冯玉祥将军演讲，他说：战争需要money!money!money!!不过呢，布鞋总比我们当初穿草鞋好多了。”
尽管能勉强吃饱饭，但家里还是入不敷出。赵迅趁周六去派出所汇报一周思想改造的机会，小心向王所长提出了工作的事情。王所长神情严肃，抱着双手在屋子里踱步，说你们的困难人民政府都知道。一个大老爷们儿去纳鞋底也不是个事儿。不过你们不要因此对人民政府有怨言。你老婆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啊，居然还想跟人民政府打官司！像她这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要不是看她还在坐月子奶娃儿，早该让她出来参加劳动改造了。
赵迅阵阵心惊，两口子在卧室里说话声音才高了那么一点点，人家就什么都知道了。政府真是洞察秋毫。他一个劲儿地帮舒淑文赔罪，说回去后一定要严加管教，帮助她改造好思想。
王所长口气又缓和下来，说这几个月赵迅的改造还是不错的，脏活累活抢着干。身上的臭文人气息已经在拉粪的劳动中打掉了不少。身子可能是臭的，但思想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至于你要工作嘛，我看这样，派出所正在盖房子，有个木匠师傅手下正缺个帮手，你去跟他学吧。像你们这种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学门手艺，对你有好处。男人嘛，做点像男人的活儿。嘿嘿，我要是不出来当兵参加革命，说不定也是个木匠呢。小时候我们村有个曹木匠，人称“曹神仙”啊，什么木活在他手里，变戏法一样的。
赵迅脸上的疤痕急促地抽动，仿佛就要炸裂开来。赵迅，你怎么就活成一根 “狗屎做的鞭子”了？他用了按倒一头疯牛的力量，才没有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让王所长看看一个铁血男儿为国效力而留下的一身战伤。幸好王所长还沉浸在对儿时偶像的回忆里，不然他将发现一个自尊受到伤害的男人庐山真面目。更值得庆幸的是，几声孩子的哭号从隔壁房间传来。那是人们刚才送来的一个弃儿，一个女警察正在那边哄他。赵迅内心翻江倒海的冤屈眨眼就退潮了，退潮了，一退再退，退到海平面以下，退到粪坑里。我的小豆芽可不能没有父亲。
转眼他就觉得王所长人真好，算得上苦口婆心、慈悲为怀；人民政府真伟大，将把他这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话剧导演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师，你的剧本里可曾有个木匠？
生活对人的塑造，正如一个木匠面对一块圆木。剥皮锯断，改开成方，刨平为板，打眼斗榫，去弯就直，弯曲成扇。再刚直坚硬的原料，在一个木匠手里，要它方就方，让它圆就圆。1951年春，当那个还在接受人民管制的赵迅被派出所的王所长介绍给木匠熊老倌时，他还是人们眼中“狗屎做的鞭子”。熊老倌是个酒鬼，但就是在醉醺醺的情况下，也能挥一把斧子，把一根圆木砍得方方正正，或者将一根方木削得浑圆如柱，连刨子都不用。人们说的“方墨活”和“圆墨活”，他都可以通吃。但此人大字不识一个，看什么都用眼睛一瞄，或者用粗糙的手掌一抚摸，这活儿能干还是不能干，该如何干，心里就有数了。那时是个信誉社会，干什么活儿，给多少钱，全凭信用。赵迅跟着熊老倌从拉大锯弹墨线学起，每天可挣一块二毛钱，比在家纳鞋底强多了。
那时熊老倌手下有几个帮手，都是最低层干粗活的劳动人民，开初他们帮派出所盖房子，立柱、上梁、架拱、架厢、斗榫，活计干得漂漂亮亮。熊老倌最拿手的是做屋檐下的那些斗拱以及翘翘的飞檐，做得像庙宇那般巍峨庄严。后来省公安厅也要盖房子，就把他们都请去了。人民政府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公安厅后勤管理处的周荣处长对熊老倌说，我们要盖大房子，你这几个人不行，得多招些人手，成立个木工队。你还得跟我们签个合同，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熊老倌说我是给乡下人盖房子的，字都不识的人，要签啥合同哦。人家一句话，我就干活拿钱了。周处长急了，说这是公家的事情，政府的钱，你不签合同，不跟我算清每一笔账，我怎么向组织交代？熊老倌这才想起他的徒弟赵迅，一拍大腿道，我那儿倒有个识字的人，人家从前还是演戏的哩，可不晓得犯了啥子错，成了人民管制分子。不过这人本分，让他来跟你们签合同啥的吧。
赵迅跟着熊老倌走进省公安厅有士兵站岗的威严大门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当他和周荣处长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目光一对视，赵迅脸上的疤痕急剧地抖动起来，几乎要错位，但他很快把头低下去了。
也许因为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昏暗，周荣处长足足审视了他三分钟，两个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胸膛海浪般起伏，但却像被一道大堤或者一片大陆隔离开来的两片大海，海潮兀自涌动，但却不能相汇相拥。周荣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踱步到窗前，背对着赵迅，点上一支烟后才缓缓地问：
“因为什么被管制的？”
赵迅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四八年参加了老丈人的一个诗会，没想到这个诗会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把它搞成了一个特务的外围组织。我是……我是抗战胜利后，就在昆明搞戏剧、当导演的。没有干过任何反共反人民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你要好好接受改造。”
“是。”赵迅轻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周荣处长吐出的那些烟雾在房间里凝滞不动，仿佛既威严，又有压力。
“我们从今天开始，算是认识了。公安厅是军警机关，你要老老实实干活，见到的、看到的，不准乱说乱讲。”
“是。我听周处长的。”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新社会，重新做人，管制期一结束，你还是有希望的。”
赵迅长长嘘了口气，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谢谢。谢谢周处长指教。”他出来时，甚至感觉得到汗水从裤管处淌下来。
赵迅从此成为木工队的重要人物。对外谈判价格、签合同、写计划，甚至画效果图等，都是他代表熊老倌做；而对内估料、备料、估工时、算价钱、安排人手，他像当初在戏剧舞台上当导演一样调度木工们干活。熊老倌在酒喝高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共产党真是了不得，把干细活的人和干粗活的人搭配在一起，就像把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一样。这样日子才会长久啊。
赵迅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很快，斧、刨、凿、锯，四大基本技能一学就会，墨斗、鲁班尺没多久就用得得心应手；而熊老倌是个厚道人，恨不得把自己的一身技艺在一夜之间都传授给赵迅。赵迅当他的徒弟不到半年，就由他来“定墨”了，砍哪里、锯哪里、刨哪里、凿哪里，都由赵迅说了算。熊老倌私下里对别人说，别看这个人是个戏子——他永远不清楚导演究竟算个什么行当，还是个人民管制分子，但我看哪，这种人到底念过书，做什么成什么，了不得。
有一天周处长带着司机开来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说是公安厅厅长的车。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战利品，车身挡板上都还残存有弹孔，车里面的内饰挡板要么脱落了，要么开裂起翘了，连仪表盘都快掉下来了。周处长问熊老倌能不能修一下？熊老倌跳起脚来喊道，我的大处长，我是盖房子的，又不是修车的！周处长拍拍车内哗哗作响的内饰板说，我是让你换几块板子，这个都不会做？熊老倌用手去摸摸那些脱落开裂的部分，摇摇头说，不好弄，地方太小了，使不开家伙，接缝也太细密。这些木板我都不晓得人家是咋个镶进去的。这狗日的老美就是怪。
“让我来试试看。”赵迅在熊老倌身后说。
熊老倌吼他一声：“这是人家厅长的车，弄坏了敲你的沙罐。”
周处长目光复杂地看着赵迅，说：“那你先做驾驶座这一面试试。做好了，我给你请功。”
车摆在木工队的工棚外，赵迅在车里车外爬进爬出了两天，手里拿着鲁班尺、三角板、圆规、电筒、本子，耳朵上夹支铅笔，一处一处地丈量记录。熊老倌抽着水烟筒蹲在太阳下看稀罕一般，说你要把这美国鬼子的汽车弄好了，你就是鲁班爷了，我就是鲁班爷的师父了。嘿嘿嘿。
埋头干活的赵迅想，我这追寻鲁迅的，现在要崇拜鲁班了。命运弄人，至少鲁班爷的手艺还可赐我养家糊口，他才是真正的爷。他拿出当年改编鲁迅作品的劲头，敲敲打打半个月，愣是将那破旧的美式吉普焕然一新。方向盘后面的仪表板，车门内侧挡板，他都用了金丝楠木做内衬，那是熊老倌从一间寺庙里找来的原料，赵迅让人将其改成薄薄的板子，仔细打磨后又涂上本地土漆，再打一层蜡，看上去纹理清秀，锃亮发光。
来视察的周处长抚摸着光洁的仪表板，说：“可惜司机不在，我又不会开车，我真想立马开到厅长那里去给他看看呢。” 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就跟飞行员一样稀罕，省公安厅刚分到一辆吉普车和两辆美式大卡车时，是用骡子拉进公安厅大院的。周荣处长还记得骡子拉卡车造成的一次事故，平路上骡子拉着卡车走，下坡路时汽车追着骡子跑，还压死了两匹骡子呢。后来才从国民党起义部队人员中找来了几个会开车的司机，其中两个还是从战俘营里直接捞出来的。
刚刚受到了表扬有些得意的赵迅说：“处长，要是你相信我的话，我帮你开过去吧。”
周处长惊讶地问：“你会开车？”
赵迅有些慌了，真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过去……摸过。”
也许周处长太想立即到厅长那里表功了，就让赵迅坐上了驾驶座。熊老倌带着一群人在一边围观。周荣处长坐进驾驶副座时还大声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嘛。”
汽车发动，马达轰鸣，赵迅不能不想起自己上一次摸方向盘的岁月。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美式威利斯敞篷吉普像脱缰的野马，又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次次地把死神撞开，一次次地从地狱驶回人间。当然也有驾车过闹市，“汤姆逊”冲锋枪横放在双腿上，副座上坐着威武的宪兵或者妖艳的女郎，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猛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忽然启动，让高速转动的车轮在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尖叫，引来路人羡慕或敬畏的目光。“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谁年轻时没有浪漫轻佻过？
引擎在空转，周处长问：“怎么，开不走？”
他应该看见了赵迅眼睛里的泪光，也察觉出赵迅心底里的苍凉。但身为省公安厅的处长，他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说：“快走啊。要我拿鞭子抽它，这车才能走吗？”
一个星期后，熊老倌的木工队外停了十几辆汽车，轿车、吉普，甚至卡车都开来了，它们都是解放军的战利品，像一个老兵一样浑身是伤。“赵鲁班”的名字就这样叫出来了。
赵迅后来能够获得减刑，倒不是因为他为省公安厅厅长修好了车，周荣处长对他的相帮，或者成为木匠行当中的“赵鲁班”，而是因为他的一次见义勇为。一个阳光炽热的中午，工地旁边的一所民宅忽然着火了，这种旧时代的百年老屋大多是木结构的，连墙都是木板拼成的，一着火瞬间就成了一支巨大的火炬。当时周围都没有人。赵迅赶到现场，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哭喊声，火舌已经从门窗处蹿了出来。赵迅没有犹豫，拉起外衣蒙着脑袋，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他在厅堂里找到了那个哭叫的孩子，抱着她就跑了出来。这时已经来了几个人，有人提一桶水就朝已是一个火人的赵迅泼去，顿时一团白烟蒸腾而起。身上的衣服要么贴着肉烫，要么一块一块往下掉。赵迅大叫：“再给我一桶水！”那被他护在怀里的小女孩却没有一点烧伤，她还在哭喊：“我外婆，我外婆……”
房子烧得噼里啪啦地响，火焰在风中像放出牢笼的老虎，吼出令人畏惧的强劲低鸣。火场外只有四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和三个老太婆。赵迅看看那个中年男人，他懦弱地说，怕是进不去了，房子马上就要烧垮了。小女孩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赵迅心一横，把已经烧烂的衣服浸到一只水桶里，捂在头上反身又冲了进去。到他把老太太背出来时，身后的房子轰然倒塌。
火烟呛进了赵迅的肺，让这已受到过伤害的肺再次被烟熏火燎，灼热的痛感像千万根针一齐扎进肺里。赵迅踉跄几步，软软地倒下去了。
赵迅成了街坊里的英雄，尽管他旧伤再添新伤，身上又多了几处疤痕。但这些新伤为他赢得提前结束人民管制的奖赏。那个被救出来的老太太牵着外孙女到派出所找到王所长说：“这样的人你们还要管制，就不是人民的政府了。”
人民政府当然要听人民的，提前结束管制，赵迅重新恢复做人的资格。熊老倌说自己该歇歇啦，有这么好的徒弟，他晚年有酒喝就知足了。公安厅的周处长似乎也是个热心人，他有一天把赵迅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有文化，有技艺，你就成立个木器生产合作社吧。我们的活儿还多着哩，盖完房子还要做家具、办公桌椅、档案柜啥的。对了，这个档案柜你得帮我好好想想，它必须是结实耐用的，防盗保密的，便于查找的。你要像鲁班发明“云梯”“木马车”那样，造出让我们满意的档案柜来。
赵迅岂敢还在公安厅干活？那感觉就像在火坑边当木匠啊。更不用说，他不敢面对周荣处长那含义深邃的眼光。因此赵迅对周荣处长说：
“谢谢了周处长，我想回老家务农去。”
“糊涂。”周荣处长不轻不重地说。办公室外间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他走到赵迅面前，递过一支烟，趁点火的时候小声说：“你在我这儿安全。”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口气，“现在政府又开始鼓励小手工业生产者自主经营了。赵师傅，你一身本事，总得靠这个养家吧。”
赵迅如醍醐灌顶，他和周荣处长的默契就是在风雨交加中与一棵大树的默契，这是他对老婆也不会讲的秘密。很久以来赵迅就认定，自己虽然命苦，但命里有贵人相帮。能活下去。
第二天赵迅就将木匠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迎春木器生产合作社。至于为什么还要取“迎春”一词 ，只有赵迅自己知道了。木器社既解决了生存问题（这些年舒淑文又接二连三给他生下两子一女），又能和省公安厅这样的强力部门搭上线，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了一把保护伞。不过他和周荣处长除了工作上的请示汇报外，绝无私人往来。手下的木工们都说，周荣处长是延安来的干部，业务水平高，过去还是个大学生哩。这些议论赵迅从不参与，只是埋头干活。谁说话过头了，他会吼一句：好好干活，别乱说乱讲！舒淑文曾有些惋惜地说，其实你应该再回去写文章当导演的，你现在是合法公民了，不妨去找找李旷田老师，或许人家还会要你呢。赵迅断然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了。我发现在新社会，劳动人民最吃香，凭手艺吃饭最安全。除了画家具图纸签合同，我再也不会写一个字，再也不摸一下笔，免得惹祸上身。”
妻子不轻不重地说：“他们可真是把你改造好了。”
人都是在比较中求生存的，战争时期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幸福的，现在和平岁月里能平安在家陪着家人，能凭一技之长谋生糊口，也是有福之人哪。那时赵迅觉得，即便再艰辛卑微的改造总比枪毙你强上千百倍。多少他熟悉的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被押赴了法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这些年政府像用梳子赶虱子一样把旧时代“残渣余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而现在他是劳动阶级，又在专政机关眼皮子底下干活，“谁也看不见自己的眼屎”。赵迅曾对舒淑文说。
对赵迅这样旧时代的人来说，历史问题如此紧密地和政治问题如影相随，是他在新时代学到的第一条规则，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个时代的热爱。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强大，社会万象更新般日新月异，而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朝气。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就像从黑白年代猛然进入了彩色岁月，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很夺目。和平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现实；进步不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种责任；建设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天每个人劳动的汗水。赵迅并不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木匠而有怀才不遇之屈，这个社会是他年轻时候向往的，是他崇敬的先生们曾经奔走呐喊，并用鲜血和生命去奋斗过的。他自觉接受了自己是一个需要改造的“旧人”的命运，只要人民政府给他机会，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凭借才华转变为一个“新人”。就像这些年，迎春木器社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连住在他院子里的那个在政府商业部门做事的干部，都没有他的收入高。
吃得饱穿得暖，下班回来除了读报——这是赵迅每天的习惯，晚上被窝里的活动就多了起来。豆芽出生的第二个年头，他们有了老二豆角，再两年又有了老三豆荚，后来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添了一个小天使一般的女儿豆秧。自从第一个儿子豆芽在走背运的生活中出生以后，赵迅不再把自己当文化人看待，似乎给孩子取名字的文心也没有了，一路“豆”下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卑微，人生亦如豆了。
令赵迅深怀感恩的是，上帝将他逐出“伊甸园”，却赐予他一个好女人。舒淑文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越勤奋耕种，产出就越高，她的生育能力出乎丈夫的意料。这个十九岁就做了母亲的妻子，二十六岁就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之所以会生出那么多娃娃来，赵迅曾经跟妻子在被窝中说笑，要是我还能写作的话，哪天晚上不到一两点睡觉？现在那么漫长的夜晚没有事情干，不生娃娃干什么？而让赵迅更感到神奇的是，舒淑文生一个娃娃就漂亮一截，到老四豆秧出生后，他认为舒淑文简直比她当年的话剧明星姐姐还漂亮了。精致端庄的五官，如满月般的脸庞，凹凸有致的身材，南国女子特有的小麦色光滑闪亮的肤色，让人想到五月灿烂阳光下的麦田，还有那深深的眼窝，总是盛满幽泉一般的柔情，仿佛正是这一泓清水，滋润了那风情万种的麦浪，让那原野上的女人，像大地一样丰沛。女人唯有当了母亲后，才从骨子里散发出那种迷人的韵味，丰腴，饱满，温情，贤淑，体贴，善良。你听听人家舒淑文怎么说：赵哥哥，这些年你脸上的伤疤怎么越来越看不出来了呢？有些男人脸上连一根线条都没有，整个儿一副太监模样。哪像我家赵哥啊，光荣的伤疤都成阳刚之气的线条了。罗丹都找不到这样板扎 （昆明方言，好，标志之意）的模特儿。
那些年迎春木器社几乎成了省公安厅的专用木工队，总有做不完的活计。赵迅尽量把每一项工程都做得无可挑剔。做那些成排的档案柜让赵迅费尽了心机。本来工艺并不难，但赵迅为了达到周处长的特殊要求，还真搞了不少小发明。他在柜子上下留了木槽，前面装一扇滑门，平常将滑门一拉，既美观、隐蔽，又让外人看不出是冷冰冰的档案柜。周荣处长在验收这些档案柜时，赵迅和熊老倌跟在旁边做讲解。赵迅说他还在几个重要的抽屉里做了个暗屉，拉开抽屉，再打开一个机关或者一把锁，就可拉开屉中屉。这种类似“中国盒子”的做工，连熊老倌都说没见过更没做过。赵迅看到周荣处长欣赏的表情，便又得意忘形了，画蛇添足地说：
“政府的档案嘛，装的都是秘密。自然越隐秘越好。”
周荣转头用复杂的眼光看了赵迅一眼，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声：“你怎么想到的？”
赵迅愣了一下，像一个慌不择路的逃犯，干笑两声说：“鲁……鲁班爷，告诉我……给我的启发……吧。”
熊老倌在一边得意地说：“我这徒弟，得了鲁班真传，都可以去北京给毛主席干活了。”
周荣神情严肃地“嗯”了一声，背着手离开了。
迎春木器社的人都对这个后勤处长敬畏有加，熊老倌有次想拉他来喝酒，被周荣处长严肃地拒绝了。他经常来现场检查工程进展，高兴时候也和工人们开开玩笑，但和赵迅除了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多言。有一天下午，快下班时，赵迅一个人在木工房刨几块板子，猛然发现周荣在离他十多米的地方远远观望。他放下刨子，也朝周荣那边看。阳光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明亮得晃眼，周荣在一处屋檐下，而赵迅在有些阴暗的屋子里。但似乎谁也不愿走过去，走到光明之下。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凝视了足有半个小时。直到下班的人们陆续走出办公楼，周荣才转身离去。
人们嘲笑木匠有一句话叫作“自做木枷自己戴”，赵迅在做公安厅的那些档案柜时曾经想到过，这些像中药柜一样层累相叠的柜子，哪一个会装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呢？新社会让赵迅时常梦里惊魂的就是自己的既往历史不知会装进哪只档案袋，不知会暗藏了多少“延时炸弹”。共产党用档案管人，管得你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像赵迅这样有所谓“历史污点”的人，他的历史一定归属于“敌伪档案”那一类，隐藏在某个档案柜的抽屉里。有一天“赵鲁班”对手下的徒弟说，我们这是在做一口口“活棺材”。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哪有这么小的棺材？赵迅看看徒弟憨厚的脸，什么也不想说了。如果说一个个的档案抽屉就是“活棺材”的话，里面装的档案袋就是“裹尸布”了。“尸主”都是赵迅这种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他们一生都挣不脱这件“裹尸布”。一封检举揭发信、一张旧时代的履历表，一份认罪书，甚至一篇旧报纸上的文章，都是这个人的“裹尸布”，层层包裹，深深埋葬，永世不得翻身。妙的是这世上有多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副“活棺材”，有无数身“裹尸布”，就像赵迅自己，为别人做着“活棺材”，也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做一口。

卷宗二
<h1 >1957：第二次交代——以鲁班之名</h1><h2>6　鲁班现形记</h2>
“赵迅，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赵迅，男，1926年生，1931年起在滇西老家龙陵县坝子乡念小学，证明人赵家英；1937年在县城上初中，证明人刘树清，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龙陵，我随家人出来逃难，先后在保山、大理、昆明、玉溪等地方讨生活，证明人有张得贵、高满银、赵石头、何老爹、向二嫂、方知明、谢老四、花和尚、王道士、秦尼姑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玉溪马营镇当小学老师，证明人是任桂枝。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修文学写作，1947年到昆明南屏街开‘菊花米线店’，证明人王大勺；1948年和韩三勤等人在昆明发起迎春剧艺社，上演进步话剧，证明人阿Q、杨小昆。1950年11月参加省文联筹备小组的思想改造学习班，证明人李旷田；1951年元月因参加过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的‘寒梅会’，被判人民管制四年，管制期间因表现积极，政府宽大，提前一年结束管制，恢复公民身份，证明人青云街派出所王有根所长，省公安厅周荣副厅长；1954年在周荣副厅长关怀下成立迎春木器合作社，任社长至今，证明人周荣副厅长、熊老倌。报告领导，交代完毕。”
“别跟我们胡扯些人都找不到的证明人啦，七大姑八大姨的，连和尚尼姑都扯进来了。我还不知道你们这种人耍的鬼把戏？还想让我们看看你有多顽固狡猾吗？别再装了，先交代出你的真实姓名来。说，姓什么？”
“姓赵。”
“名？”
“单名迅，赵迅。因为会点木匠手艺，人们叫我‘赵鲁班’，有时就直接喊我鲁班师傅、鲁师傅。”
“啪！”审讯者一掌拍在桌子上，就像给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广陵！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还想跟人民政府躲猫猫吗？”
坐在木椅上的赵迅身子稍微往前挺了一下，他身后的两个警察就伸出手来压住了他。他并没有反抗之意，只是当听到“赵广陵”这个名字时，就像听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
“你弄错了，我不是赵广陵。”赵迅平静下来，就像与人提起另外一个人，“赵广陵也不是反动军官。”
审讯者根本不屑听赵迅的辩解，脸上呈现出即将揭开一个谜底的得意，他起身走到屋子里的一个巨大的档案柜前，从一排排如中药柜的档案抽屉中找准一个，然后打开一道锁，从里面拿出一个棕黄色的档案袋，冲面前那个重新被叫作赵广陵的人晃了晃，“你的过去是你想隐藏就隐藏得了的吗？这里面有你的一个朋友。”他说着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照片，展开在赵迅面前。
我的“活棺材”被揭开了。反右也会反到我这个木匠的头上，我可真是天底下最倒霉的木匠。赵迅不无酸楚地想。
照片上的人叫陆杰尧，云南大学的教授，大约三个月前赵迅在报纸上看到他成了云南的极右派之一，将他归属到“章罗同盟”在云南的代理人。而在1945年前后，他是闻一多先生主编的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兼职编辑，赵迅就是在那时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照片上的陆杰尧穿西装打领带，文质彬彬，儒雅倜傥。此人清瘦寡言，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西式秀郎镜，薄薄的嘴唇总是紧闭在一起，仿佛千年石佛。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去大鸣大放把自己弄成右派，居然也会告发别人。这是赵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些年赵迅天天都在读报纸，家中常年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有时家中穷得菜钱都没有了，但报纸订阅费一定一分不少。可能全中国没有哪一个木匠比赵迅更认真仔细地读报，下班回来每张报纸从第一版读到第四版，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不放过。开初舒淑文看他常常读到深夜，还心痛地说：明天还要上班，就别读了，你又不能写。人家的文章，跟你有啥关系。这就像你在街道橱窗里看见好吃的好穿的，自己不能享受一样。赵迅回答说，这不是享受不享受的问题，而是要找准生活方向的问题。他不仅是家庭里的丈夫、父亲，还是风浪中一条小船的舵手。他要观天气、避风雨，他要绕过激流险滩。在报纸号召大鸣大放时，他看到了很多前朝的名流、大师、民主人士，在1949年以前热切追寻过民主自由，反对过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现在他们旧话重提，大谈言论自由，联合政府，大胆批评执政党失察不当之处。世事变迁，旧人老话，时光仿佛在轮回。赵迅曾为之高兴，也曾为此疑惑。当年民主、自由是应该向国民党要的，因为他独裁、专制、腐败、反动，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也该伸手向共产党要民主吗？
那时的气氛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劲头了，到处是集会、游行、辩论、大字报。人们畅所欲言，领导虚怀若谷。报纸、刊物、广播推波助澜，但却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语调，像一个大度的长者，不断鼓励身边的孩子说吧，闹吧，有什么不平、有啥子怨气，甚至有什么苦水，都倾诉出来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指责随处可见的官僚作风，民主人士批评党群关系不好，抱怨自己有职无权，甚至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说他们是“党天下”，搞宗派主义。这些言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但共产党都洗耳恭听，不急不恼，还颇有气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改进和化解的。你们继续说，大胆鸣放。你们的批评越尖锐，共产党的整风就越彻底。《云南日报》的一篇社论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儿子给老子提意见，当家的不会乱打巴掌。
不过，像赵迅这样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已经训练出随时都竖起耳朵听风声，睁大眼睛观方向。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从报纸上既读出了共产党的气魄，又读出了它的麻烦。它坦陈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把此归结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它只晓得打打杀杀，搞白色恐怖，甚至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敢杀。
但在一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祥和气氛中，赵迅还是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具体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那感觉有点像战场上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的士兵，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火力又如何；又有点像一个小演员在一部大戏里跑龙套，前面看得到的热闹都是铺垫渲染，高潮在哪里出现你却不知道。他把1957年的《人民日报》一张一张地翻回去看，一直翻到1956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毛泽东主席新近提出了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敌我矛盾之一部分”。文章还举例说，新近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治运动中，这人民内部矛盾说“转化”就“转化”了，就像阴晴无定的六月天。当年迎春剧艺社的刘国栋，睡个女演员算人民内部矛盾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赵迅就像侦察兵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火力点，暗自长嘘了一口气。鸣放最热闹的那些天，有个在《云南日报》当编辑的前文友曾来找他，说你当木匠当得忘记字咋个写了吗？我们都晓得你冤，还不趁现在政府允许人们说话，写篇文章为自己叫叫屈吧。我们报纸鸣放的好文章不多啊。赵迅笑眯眯地回答说，我不冤啊，当木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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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别看一个街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刚好赵迅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上面还有几幅照片。那个还算识得几个字的大妈抓过报纸瞄了瞄，说，你看看，连纺织厂的女工都在给她们的领导提意见了。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
这些想法在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之后，在居委会大妈真诚的鼓动之下，在渴望报效国家的一片赤诚之中，半个小时就一挥而就了。他忘记了自己当初被人民管制时，发誓再不摸笔的承诺。文人一摸笔，祸从字里出。鸣放文章写到最后，赵迅也不知哪股神经搭错了界，竟然又犯了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毛病。他在文中写道——
<i>1956年，人民政府的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一千多名日本侵略者战犯大部分实行“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宽大政策，仅对其中罪行极大的四十五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起诉。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虽然彰显了我中国民族以德报怨之大国风范，但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太宽容仁慈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伏尸千万，流血万里。我们岂可轻易忘记国耻！岂可轻易忘记这本浸满中国人鲜血的血泪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还有亚洲的东京大审判，除了当场处以绞刑的，其余的战犯都还在服刑。这对在全世界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有极大的警示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紧随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八年抗战我们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但他们并不服输，随时妄图卷土重来。当我们正义在手时，依照国际法和我国法律，多杀几个日本战犯，既可震慑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也可扬我中华国威。尤其是，在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在押战犯都还在接受人民政府改造的情况下，先行释放日本战犯，于根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为不利；于民族情感也颇有伤害。希望执政党在此方面有所反思。</i>
第二天一大早，赵迅本来是该将自己的“鸣放”文章交到居委会的，但他多了一个心眼，想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懂多少啊，还是请省公安厅的周副厅长帮我先把把关吧。身居高位的周荣在关键节点上看起来对赵迅颇有照顾，但除了工作，平常他们颇像相忘于江湖的路人。
可这次周副厅长接过他的文章，看都不看就不屑地说，你一个木匠，乱吼些啥子哦。赵迅回答说是居委会交代的政治任务，我这也是爱国啊。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样生疏了好久的文绉绉的话语，他也差点脱口而出了。但当周副厅长看完赵迅的鸣放文章，平常说话从不拿架子的他忽然爆发了，几把将赵迅的鸣放文章撕了，还厉声喝道：
“你乱跳什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当时赵迅委屈得有点像不准革命的阿Q，眼泪都差点下来。到他进入耄耋之年的某一天，去参加离休老干部周荣的葬礼，在葬礼上想起被指着鼻子痛骂的那一天，想起人家的当头棒喝。那时他已经看了很多官方解禁的史料，《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四天前，也就是5月15日，毛泽东已经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封信，下发给党的高级干部，“右派”这个词第一次被伟大领袖提出来。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整风”成了“引蛇出洞”，在战场上，没有比贸然闯入埋伏阵被聚而歼之更悲剧的士兵了。赵迅不知道周荣那个级别的干部那时是不是已经提前得到了风声，但他当年确实帮赵迅躲过了一劫。如果他复杂的历史问题再加上右派这项罪名，他会如何呢？他还敢为国民党战犯鸣不平，不想要脑袋了？
到大家幡然醒悟“吼两嗓子”不过是“引蛇出洞”时，赵迅惊出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报纸上公布的那些大小右派，他只为两个人暗鸣不平。一个是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这个一直和蒋介石不和的“云南王”，虽然是个大军阀，但绝对是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另一个是赵迅当年的偶像、朋友、学长，西南联大的青年教师兼诗人穆旦，两年前他们刚刚恢复了联系，赵迅才得知穆旦1951年从美国回来报效国家，在南开大学当副教授。穆旦还在给赵迅的信中说，诗人，是离不开自己的祖国滋养的人。赵迅记得大鸣大放时，穆旦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几首诗，大意是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起那些民主人士犯上直谏的言论来，不过是用鸡毛掸子替官僚主义扫了扫灰。说实话，赵迅当时并不认为这是穆旦的好诗，和他写当年远征军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相比差远了，赵迅当时还想去信跟穆旦探讨呢。现在，赵迅打死也不相信，这两个人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至于云南大学的教授陆杰尧，赵迅只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让赵迅莫名其妙的是，他进了“活棺材”，怎么会把自己也扯进去了？一个木匠可是连当右派的资格都没有啊。庙堂上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说话。
但你就是一粒毫无害处、无碍观瞻的“眼屎”，终究也有被清洗掉的那一天。“眼屎”自己看不见，外人却一目了然。
急风暴雨，泥沙俱下。那些在时光的流逝中被小心经营起来的脆弱生态，眨眼就被兜根兜底地翻一遍。赵迅身份暴露的起因源于一次加班劳动。本来天快要黑了，公安厅后勤处的新任处长忽然来到工地，说有一帮右派要火速送到农场劳动，而送他们的卡车挡板不够高，怕这帮老右书呆子坐在上面不安全，领导要赵迅的木工队赶紧去加高加宽一下。那群被打入地狱的老右们此刻就被押在一边看他们干活，木工们也是边干活边往他们那边看，他们只在广播里听说过右派如何阴险反动，仿佛是三头六臂的妖魔鬼怪，现在亲眼见了，原来都是些白面书生啊，有的还是学生娃儿嘛。昆明城里那些有资格“吼两嗓子”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一网打尽了。中学校长、教师、工程师、作家、诗人、大学教授、报刊主编、医生、演员等。这些人中有几个赵迅是认识的，如被誉为省里第一小提琴手的姜廉老师，舒淑文上高中时就跟他学过琴；还有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民盟会员、民主进步人士司马天宫先生。赵迅竟然在这群被打入另类的人中发现了一个最不应该当右派的人——阿Q！他们那时远远相互观望，不敢搭话。自从人民管制以后，赵迅就和当年的朋友们疏远了，不是他感到害羞，而是人家感到害怕。谁见了他这种人不躲着走啊！
赵迅忽然有股想与阿Q说话的强烈冲动，他对后勤处长说，处长，眼看天都快黑了，要抓紧时间，让那些家伙帮我们抬抬板子吧。处长当然希望早点完工，就说反正就是让他们劳动改造思想的嘛。于是他对押解右派分子的公安喊，别让他们干站着，都来帮木工师傅干活。赵迅跟阿Q毕竟相处多年，大家心有灵犀，不一会儿阿Q就凑到了赵迅身边。让赵迅感到吃惊的是，阿Q没有先抱怨自己的命运，而是向他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刘国栋畏罪自杀了。阿Q说得很小声很急促，但赵迅听来就像耳边炸响了一个大雷。阿Q第二次抬木板过来，他才回过神来问，你怎么成右派了？阿Q哭丧着脸说，还不是杨小昆那憨狗日的，说我当年在学习班时骂共产党是强盗。那是我们小时候玩游戏说的话嘛。多少年的事情了，还翻出来整人。这个小人啊！阿Q恨得差点捶胸顿足。赵迅咬了咬牙，又为自己庆幸，要是当年进了省文联，现在不当右派才怪了。不但君子要远小人，善良的老百姓也要躲得远远的。刘国栋死了，老韩还在监狱里，阿Q又成了右派，当年的迎春剧艺社油尽灯灭，赵迅不知该为自己感到庆幸还是悲哀。他忽然又想起一个人来，就问阿Q，李旷田老师没有事吧？阿Q哭丧着脸说，我就是李主席圈出来的。李主席说，何三毛，本来你的错误不该划右派的，但文联的右派指标完不成，你就先去跟那些知识分子劳动劳动吧，自己也学点东西。赵迅这才知道，阿Q原来叫何三毛呀。何三毛还挺了挺胸脯说，李主席讲这是党交给文联的任务。我帮他完成了，他感谢我。赵迅看着他略带自豪的表情，想，还是叫他阿Q吧。
刚好这时赵迅身边有个木工拿右派开涮，说你们这些穷酸秀才，不用晒太阳不用干苦力，共产党让你们顿顿吃大白米，吃红烧肉，好好的工作不要，还想造反啊，就没想自己是根狗屎做的鞭子。赵迅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听着这话就喝了一句：干活就干活，啰鸡巴嗦。他现在跟木工们处得久了，也是脏话张口就来的。但没有想到他这一声断喝，引起了右派陆杰尧的注意，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远远地打量这个在众木匠中说一不二的工头。到他被押上车时，他还在往赵迅那边看，而赵迅却浑然不知。
右派们都是些一心想帮助共产党的人，他们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深深失望，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满怀建设的热情。即便他们因言获罪了，依然赤胆忠心，痴心不悔。当他们中的一个发现有个前国民党旧军官，竟然还混迹于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时，尽管他已经身陷囹圄了，还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帮共产党一把，挖出那个潜伏者。不是为了戴罪立功以求得减刑，只是因为对共产党太信任。
赵迅第二天就被逮捕了，罪名当然不是那时最“时髦”的右派，庙堂上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这个木匠，但正如负责审讯他的干部说的那样：“反右还能挖出一个肃反漏网分子来。你就别再跟我们耍滑头啦。赵广陵，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家住哪里？什么成分？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在旧社会都是干什么的？老老实实向政府交代清楚。”
“好吧。”这个暴露了身份的赵木匠，身怀绝技的“赵鲁班”，挺直了腰，费力地咽下嘴里苦涩的口水，“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认罪伏法，如实交代。”
<b>附件1：</b>
<b>家书（之一）</b>
父亲母亲大人膝前，敬禀者：
双亲大人家书已悉，阖家安康，弘儿欣慰万分。父母大人敬请宽心，弘儿身体康复如昨，复健壮如虎犊也。
弘儿不孝，现于苍茫东海上与父亲母亲大人修书矣！大海何其渺阔，回乡之路何其漫长。原定中秋前回家拜望父母之行程，因戎机紧迫，一再延宕。实在愧对双亲盼归之眸、吾妻折柳相望之情。
今倭寇伏降，举国欢腾，河山光复，民族兴焉。弘儿所属之部队，月前由滇入桂，再驰骋至粤，马不停蹄，人不下鞍。王师所到之处，民众箪食壶浆，夹道欢呼，倭寇汉奸折旗跪拜，伏低做小。此乃弘儿军旅生涯中极为辉煌骄傲之履历矣。
弘儿所部于两广地区完成国土光复之责后，奉令北上山东。此番出征，弘儿心有所忧，力有不逮，不知为何而战也。国家和平建国之际，战云来势汹危。弘儿最所不愿者，内战也。可弘儿身为革命军人，甲胄在身，使命不辞，将来前程如何，未可知也。惟祈愿国共和谈成功，吾等抗日军人方可“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
大海颠簸如箕，书写不易。匆匆搁笔，乞望父亲母亲大人海涵。
专此布达，叩请金安
  
男 志弘 跪禀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7 山东战场 （交代材料之二）
<i>交代者：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国民党军队伪第8军103师309团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i>
登陆舰在泛着白色泡沫的大海上颠簸航行，官兵们大都是第一次看见大海，也是第一次乘坐美国军舰。舰上的伙食相当不错，但都吐出来了。美国黑人水兵不厌其烦地冲洗着污秽的甲板和狭窄的楼梯。晕船的士兵走到哪儿吐到哪儿，实在令人害臊。我也是如此，在和一个美军少校聊天时，肚子里忽然就翻江倒海了，他正告诉我他们如何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运载国军及其装备往返穿梭于中国沿海的九龙、珠海、宁波、上海、青岛、秦皇岛，还有台湾的高雄、基隆等港口。“航程都够回到美国了。”美军少校说，我掏出手绢来想捂住那些从喉咙里喷薄而出的呕吐物，但为时晚矣。那个少校善解人意地给我指明卫生间的方向，但我还是吐了一路。
从香港九龙码头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舰出发，就像一次驶向地狱的旅行。我们营的一个下士刚一上船，忙乱中枪走火，一枪崩掉了自己的半个脑袋(或许这是一次自杀，但我们情愿认为是枪走火)。不祥之感从此笼罩着全营官兵。按美军的规矩，在舰上死去的人要海葬，这个士兵的同乡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们一同出来的，我要带他回家，他的妈妈在等他。我不得不让人把这个不识趣的家伙捆了起来。当那个士兵裹着白色尸布的身躯被投入大海时，美国海军的随军牧师念了一段祈祷文，一个十二人的仪仗队对空鸣枪，而我们的人却呆呆地观望。我们从来不知道尊重一个普通士兵卑微的生命，就像我们不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
在我的勤务兵的身边，有一个大邮袋，那都是本营官兵收到的家书。我接到的命令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家书不得分发给士兵们，以免影响士气。我问下达这个愚蠢命令的团政工部主任：“难道我们是人贩子吗？”他回答说：“不，是牲口贩子。”现在看看运兵舱里那些拥挤在一起神情黯然的士兵，与即将被屠宰的牲口又有何异？
我们的目的地是青岛，我们将去驱赶胶东一带的共军。上峰说日本人投降后，八路到处抢占政府的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我们第8军从昆明空运到南宁，又从南宁驰骋到广东，到处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到处是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和自豪。人们都知道第8军是英雄之师，抗日之师。进广州时，我们的士兵还穿着草鞋、粗布军装，但美国人一夜之间就给我们换上了全副美械装备，从汽车、大炮到坦克、装甲车，从皮鞋、手套、围巾、雪地防护镜到鸭绒双层睡袋、毛衣毛裤、咔叽布军装。一些笨到吃屎的家伙把皮手套当袜子，还怪人家美国人脚趾怎么会那么长。搞得我们要专门办培训班，让那些中下层军官学从打领带到擦皮鞋的技能。一支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永远与土气和没文化为伍呢？世界上最漂亮的制服，绝对应该是军装。无论在广州还是香港，我们去舞厅跳舞，老板从不收我们的门票钱，舞女们把我们当英雄，即便像我这样面目全非的人，周围也全是崇拜的眼光。有一天我和两个下属在广州一家餐馆吃饭，结账时堂倌说，老总，你们的账隔壁桌子上的一位女士已经帮你们买过了。我起身向那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致敬，说这世上从无女士为先生们结账的惯例。她回答说，我听到你们谈论打日本人的事。老总们是国家的英雄。那一刻，我为自己是国军军官而自豪。
但在茫茫大海上，我已没有了那样的自豪感，我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伤愈后重回军队，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可等我们的部队整编好，小日本却投降了。我们刚刚赢得了荣誉，又迫不及待地在这荣誉上啐了一口，也许将来还要把它踩在脚下的污泥中。在九龙时，我是负责接收美械装备的联络官，那些令任何一个军人都眼热的坦克、火炮、军车和各式枪支弹药，堆积如山，散发出冷峻夺目的暗淡光芒。它们将统统被装上船运往北方，去打共产党。一天，第8军军长李弥来视察装运情况，我问他：
“军长，两兄弟闹矛盾，再怎么也是家里的事，现在外人来帮助一个打另一个，总不太好吧？”
李弥军长瞪了我一眼，“共匪跟我们不是兄弟。人家早认俄国人当大哥了。”
那我们就要认美国人当爹了？中国，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为何总搞得如此不堪？尽管美国人在抗战时是我们的盟军，给我们莫大的帮助，还救过我的命，但那是抗战，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现在我们去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兄弟阋墙，又是另一回事了。部队里不少中下层军官甚至普通士兵，当他们穿着簇新挺括的军装、背负着还散发着机油清香味的武器登船时，我看到了他们眼睛里的迷惘。而仅仅一年前在滇西战场上，部队开拔前线打鬼子时，士兵们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仇恨。
我没有跟李弥军长争辩，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作为一个少校军官，我当然要绝对服从一个中将军长的命令。我们是一群被驯服的羔羊，漂泊在同胞之血的大海上，没有光荣，只有耻辱。我情愿这苍茫的大海上都铺满日本鬼子的尸体，我们跟他们的仇还没有完。我的行囊里就有一首我的联大学长、诗人穆旦刚刚发表的诗作《轰炸东京》——
<i>我们漫长的梦魇，我们的混乱，</i>
<i>我们有毒的日子早该流去，</i>
<i>只是有一环它不肯放松，</i>
<i>炸毁它，我们的伤口才能以合拢。</i>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都不能理解我们中国军人对日本鬼子的恨。穆旦兄，我的好学长，我浴血抗战的好战友，我多想和你一起直捣黄龙、生擒日本天皇。如果抗战还没有结束，如果这艘美军登陆舰载着我们直扑大海对面的那个蕞尔岛国，我会第一个冲下军舰。可是啊，我似乎搭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行驶在错误的航道上。方向舵不在我的手上，我只是这个混乱时代的过客。
我们在青岛登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座颇具殖民风格的海滨城市，部队就开拔到胶东一线。到处都是八路的地盘。他们挖断了公路和铁路，阻止国军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和他们并不陌生，多年前就打过交道，“破袭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过去用来对付日本鬼子，现在却针对国军了。而国民政府为了和共产党抢地盘，甚至不惜让从前的汉奸队伍摇身一变，成为维持治安的国家军队。我们干的事情，不仅让老百姓痛恨，连战败的日本人都瞧不起了。我们进入一个县城时，一个已经向八路军交出了武器的日军大尉不无傲慢地说：“我们战败的，承认；你们的和平，不会有。三十年后，我们的，还要回来。”
这个狗杂种小日本，老子真想给他一把刀，跟他来一次决斗。
作为战胜国军队，去接受战败国军队的投降，本来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这是数百年来的中国军人从来没有过的光荣。我们在战场上时，为了让鬼子缴枪投降，把嗓子都喊哑了也从未遇到一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兵。现在大批的日本人忽然就像没有了魂儿，孤魂野鬼一般一群一群地待在临时战俘营里，他们曾经满脸的骄横、凶残、剽悍都没有了，从军官到士兵，个个都显得谦卑、沉默、孤单。战败的军队就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这种遭遇我们也有不少，但我们最终是胜利者，这足以让人自豪终生。我们让日本战俘去修被八路破坏了的铁路，大热天他们干得汗流浃背，却找不到一个偷奸耍滑的人，仿佛是在为他们的国家修路。八路有时来偷袭我们，躲在远处放冷枪，要是没有命令撤退，这些日本战俘从不会惊慌失措，该抡䦆头的抡䦆头，该抬枕木的抬枕木。说实话，我欣赏这样的军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有时我们为了保证修路的进度和这些日本战俘的安全，不得不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开路，向可疑的地方扫射。看着我身后抱着双手观战的日本战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了。那个曾经挑衅过我的日军大尉有一天似乎为了讨好我，说：“八路的，土枪土炮的干活，只能吓鸟儿的干活。我们的修路，狠狠地修路的干活。”我斜着眼看着他，尽量掩饰自己心中的羞愧，对他喝道：“干活去，少他妈啰嗦！”
为了打通交通线，我们不得不靠武力进入一些村庄。这些赤色化了的村庄从村长到妇女、儿童，头上都戴着八路的灰布军帽，腰间扎着从日军身上扒下来的宽牛皮带。老百姓似乎都站在八路一边，这不能不让人心惊。如果说抗战时期他们是土八路的话，现在他们的装备和远征军时期差不多了，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壮大了，就像一个少年在别人不察觉的时候，忽然长成了一个精壮小伙子。
在一个叫刘庄的地方，八路正规军的一个连试图阻止我们，但我们开着装甲车缓缓进庄，用上面的重机枪和小炮对准他们，还用大喇叭告知他们撤离。说我们是政府的军队，奉命前来维持本地治安，等等。那时毛泽东和蒋委员长还在重庆谈判，八路军从法理上说还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军队，都是同一政府的武装，怎么能兵戎相见呢？我接到的命令是，八路如果敢开第一枪，就以叛匪对待，格杀勿论。
在我们强大的武力威慑前，八路退却了。他们总会在撤退之前跟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辩，说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他们的游击区，他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周旋的时候，国军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不是你们一家打的。蒋委员长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中国很大，到处都是战场。国军在滇缅战场打鬼子时，你们又在哪里？
那时有个很常用的词汇“摩擦”，延安的广播电台总是指责国军是“摩擦专家”，在山东，在晋察冀，在东三省，国共双方一边谈判一边不断发生“摩擦”。在宴会桌上高举酒杯高调唱着和平时，桌子下却你踹我一脚我绊你一腿。李弥军长的说法是：“摩擦嘛，国共之间打日本人时都在搞，现在搞一搞又何妨？你总不能让‘军调部’的那些人没事干喝茶吧。”
开初时，我们和共军的“摩擦”有些像小孩子掐架，先互相谩骂，试探对方，但还不至于大打出手。我们要代表政府进入八路当年的游击区，恢复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八路当然不听这一套。但我们就像当年的日军，仗着自己有坦克装甲车，把八路从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座县城又一座县城威逼出去。后来八路开始反击，他们没有坦克，但他们人多，甚至可以动用上千的老百姓，围住我们的一个排或一个连，用唾沫星子把国军赶走。我奇怪山东的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激昂的口号啊。有一天我不得不在瓜皮烂水果中撤出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是国军，总不能向老百姓开枪吧。
李弥军长对我的怯阵大为光火，把我叫到军部申斥了一顿，他说美国人给你装备的是烧火棍吗？是根烧火棍你也得打他几棍子呀。我说我怕捅了娄子，八路又把我们告到“军调部”，给政府的谈判抹黑。那时在青岛就有由国府、中共和美国人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小组”，专门处理国共之间的摩擦。我在前方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军营里人心浮动，配属到连队的政工人员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官兵们开会，讲共产党如何勾结苏俄，赤化中国，妄图以共产主义取代国父的三民主义，如何在自己的防区里捕杀士绅、掠夺私产，共产共妻、毁灭传统。而我们国军是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维系国统，惩治叛乱。我不知道这些讲演会对士兵们的作战勇气有多大帮助。有一天我在上厕所时听到两个士兵的谈话，一个说，土八路那边是不是少女人，要几个人合用一个老婆？另一个回答道：哪个男人不喜欢多搞几个女人，我们这边有钱的人还娶几房姨太太呢。土八路穷，就要把那些姨太太抢过来大家共用，所以穷人都往他们那边跑。
敢情。先前问话的士兵说，那我们是有老婆的人和没老婆的人在打仗。可是我也没有老婆啊。
唉，这些全副美械装备的壮丁兵，我连训斥他们几句的心思都没有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抗战时期我们都可以读到，上面的那些社论常常让人热血沸腾。正如共产党人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要是有了民主体制，哪里还会有内战？哪里还会有军阀、独裁以及政府的腐败？当一个社会有了不同的政党或政见，人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甚至真理的跫音。人们用语言反对你，总比用枪炮对着你好。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一直在呼吁组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人民自由选举。我知道这于蒋介石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我对共产党的主张还认识模糊，认为大敌当前，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抗击日本鬼子的话，现在我对那些专制、独裁，不让别人说话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深恶痛绝。弱小的一方希望用民主来分享权力，而强大的一方，则要用拳头来把民主打得头破血流。民主是个美丽的女人，有人要精心打扮她，有人却要强暴她。兄弟们哪，有没有老婆是个人的问题，有没有民主宪政，要不要和平建国，才是国家的难题，战争的根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站错了队。
胶东的冬天真是冷啊，大地荒凉，群山苍茫，寒风刺骨，万物肃杀。而比凛冽的北风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从延安的电台中听到，昆明的军警竟然围攻西南联大，向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开枪扔手榴弹。这是我们国家的军队干的事情吗？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关麟征曾经是抗日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战将。但我敢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一个将军命令他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开枪，那他所有的荣耀都被玷污了。他完了。这样的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个报应迟早要来的。
1946年新年刚过不久，收音机里传来了让人振奋的消息，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就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部队里上下都在谈论停战后的打算，一些青年军官计划重新回去上大学，没有上过大学或因战争中断了学业的，只要有复员证，都可以免试进大学。我也在规划自己的生活，尽管这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未来，但我可以脱下这身已不让我感到光荣的军装了。
但李弥军长却还在我的肩章上加一颗星，晋升我为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作战室，说：“廖营长，你差我一个娄子。”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问：“军长，我没干什么呀。”
李弥军长诡秘地笑笑：“军人什么都不干，国家养兵做什么？给我捅娄子去。把你上次丢的那个村庄给我夺回来。”
我就不明白了，“军长，国共不是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了吗？你让我去打共军，这娄子捅得就大了。”
“你把娄子捅得越大，上面越高兴。”他解下腰间的皮带，丢到作战桌上，让我跟他到地图前，指着我撤出的那个村庄说：“这些土包子，打他一下再说。你以为共产党会像大学教授那般爱和平？别相信停战协定上那些文绉绉的屁话。”
命令下来了，我营以一个加强连配属两辆装甲车、五门山炮进攻那个叫深水井的村庄，另外两个连策应。据情报和我自己的判断，那里只有共军正规军的一个排，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游击队武装，连炮都没有一门。我估计从发起进攻开始，一个小时就可结束战斗。我希望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开枪开炮，把装甲车直接开到八路的房子前，让他们起床走人。
但这是我八年的军旅生涯中最丢脸的一次战斗。我方部队在凌晨攻进深水井村后，忽然遭到共军足足一个团的反包围。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显然人家早有防备。李弥军长有句话说对了，停战协定都是他妈的“文绉绉的屁话”，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彻底踩在了脚下，才会有真正的停战。我开着吉普车，冒着蝗虫一样飞舞的子弹，带着增援拼死营救，最后只救出了上尉连长陈济民。一个加强连啊，二百多号弟兄，都作了内战的第一批冤死鬼。
我号啕大哭，自受伤以来，我以为我已经不会哭了。跟日本人打时，心中只有恨，从来没有泪；而跟共军打，我只感到冤，感到耻辱。“一觉醒来，和平没有了。”这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说的话，各大报纸都拿它做标题。我就是那个让梁漱溟先生在“一觉醒来”痛失和平的人。
军部军法处的宪兵一根绳索把我和副营长高舜、上尉连长陈济民绑了，直接送到军部的拘禁室。据说李弥军长暴跳如雷，亲自下命令逮捕了我们。军事法庭的审判很迅速，不过是走了一次过场；结果很干脆：枪毙。
好吧，既然都在干阴间的活儿，这一天早晚都会来到。不是死于阵前，就是死于军法，这是当兵的人的不二选择。只是作为一个军人，背后挨一枪，已是莫大的羞耻，况且还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人绑着行刑，况且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一记耳光！别忘了，我只是个用自己的屁股当脸的人。
有负苍生，死有余辜；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
行刑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晚饭很丰盛，有酒有肉。但我们三人谁也吃不下一口。陈济民还在泪水涟涟，不是哭他自己，而是哭自己连队的弟兄。他说营长，二百多人站成队列看不出人多，可要是死在一堆，就是座尸山啊！这个刚从陆军大学毕业一年的上尉，打日本人时没捞着放一枪，却不幸成为第8军参加内战打响第一枪的倒霉鬼。还有比这更不走运的人生吗？
那个夜晚阴风惨惨，星光黯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回忆任何往事都是一股股锥心的痛，比我当年在美军医院苏醒过来时更为难受。如果一个智力还算正常的人，莫名其妙地干了最糊涂、最愚蠢的事情，由此闯下弥天大祸，并注定成为人生耻辱污点、遗憾终生的话，那么，毁一次容，就已经是上帝最轻微的惩罚了。我为什么不战死在抗日战场呢？那样还落得个抗日英雄、为国捐躯的一世英名。我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生死兄弟，真是太幸运了。
晚上九点，李弥军长提着两瓶酒和一包美国牛肉来到我的囚室。他不来，我也会请求见他一面，将心中未竟之事托付于他。至少，我们还有一段生死情谊吧。李弥军长让副官和卫兵等在外面，给我斟满酒后，冷冷地说：“是老头子的侍从室下的命令要杀你们。你要知道，这一仗他们一直在盯着。”
“不用解释啦，军长。我只求速死。”
“兄弟，不打这一倒霉的仗，你可能也活不长。”李弥军长喝了口自己碗里的酒，“宪兵从你的行囊中搜出了毛泽东的书，《论联合政府》，这些书也是你这样的国军军官看的？你跟我玩什么把戏？”
“毛泽东还和委员长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呢，军长。我读一读他的书也罪不该杀吧？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实行宪政，军队国家化，不打内战。共产党在提，国民政府也在提，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翘首盼望。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和共产党成一家人了，共同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我们还在这里刀兵相见自相残杀，天理难容啊军长！”我想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你真是个书生，哪像个革命军人。”李弥军长仿佛有些生气了，“我李弥毕生遵循国父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教诲，追随蒋委员长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那些主张，不过是师从他们的俄国主子罢了。我还不比你清楚？有没有一个政党的治国大计，要依照外国人的模子来建造？民国十六年朱德在南昌叛乱，我还只是朱德军官教导团的小排长，我黄埔四期的同学好多都跟着去了，林彪就是。朱德还亲自来动员我参加，可我李弥那时不是认为他们成不了气候，而是我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我只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只会搞乱中国，就像现在。”
我没有想到李弥军长还有这样一段与我相似的人生插曲。也许在这个主义纷争的时代，像我们这样有思想的军人，当军队从属于某个政党时，都会为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而矛盾。如果当年他真的参加了那场叛乱，现在会不会像朱德、林彪那样，站在国军的对面？唉，乱世浊流中，命运其实简单到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军长，我也笃信三民主义。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为什么还这样乱？不能都怪共产党吧。”
“唉，兄弟，一个家庭兄弟多了还闹不和呢。”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个死囚，李弥军长不会像个政工人员般苦口婆心，“当年我们追随国父中山先生的遗训光荣北伐，铲除列强，打倒军阀，剿灭赤匪，统一中国之大业即将成功时，日本人来了，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共产党坐大了。哪个拥兵自重的大军阀不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割据占地盘的勾当？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共产党还在江西搞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哩。一个国家军令、政令不统一，怎么能不乱？那些投降了的日本人如何看我们？你来缴他的枪，我来受他的降。刚一胜利就自乱阵脚，成何体统！胜之不武，不如不胜。面对外侮，中国军队之败，哪次不是败在自己人手上？一个一万来人的整编师面对一千来人的日军大队，我们有三千人不会打仗，三千人害怕打仗，三千人属于别的派系，还剩下多少人敢拿着过时的武器和日本人死拼？日本人纵然一千人，感觉也只是一个人。可你看看我们第8军在松山作战时，军长和副军长不是一个派系的，军长指挥不动师长，团长又不听师长的。这仗怎能打得不艰难？军队尚如此，国民复如何？你别忘了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实现，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兄弟失和，当家长的总得把闹事的逆子先降服了，大家才可能坐下来谈民主与宪政吧？”
“要是那个逆子闹得有一点道理呢？”我冷冷地问。
李弥军长用他那双豹子眼足足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气鼓鼓地说：“我要枪毙你。”
我镇静地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命是你给的。”
他叹了口气：“我的命也是你给的。”
我说：“不值一提了，军长，我们两清了。”
“他妈的，”李弥军长忽然显得烦躁起来，“好兄弟，我不得不枪毙你。”
“枪毙吧。”
“把你捆起来，跪在地上，一枪打穿你的后背。”
我冷冷地看着他，就像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我感到好笑，一个身经百战的中将军长，竟说这小孩子的话。
李弥的脸上也有块伤疤，不过没有我脸上的疤痕那么难看。他脸上的伤疤在抖动。“你这个家伙，真的不怕死？”他嘀咕道。
“我是个无脸的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军长，兄弟唯有一事相求，乞望恩准。”
“讲。”
“兄弟我投笔从戎，本为杀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效力；自追随军长后，风云突变，不得已参加内战，一战而败，死有余辜，个人身名已不足惜。但兄弟辱没廖氏家风，愧对列祖列宗。兄弟我……廖志弘今后何颜进廖氏祠堂？”
李弥军长摆摆手，“你不要说了，我让他们给你家下‘荣哀状’便是，我还会去函地方政府予以烈士抚恤。”
“那么……”我思忖再三才说，“兄弟再请军长开恩，将阵亡时间写在抗战胜利之前，并把政府颁发给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因功而获得的四等云麾奖章及勋章颁发证书，一同寄予家父。廖志弘……死也瞑目了！”
李弥军长怔怔地看着我，仿佛面对一支枪口。我起身，高举酒碗，笔直地跪在他面前，“军长，请答应死囚之托！”
“准。”他轻声说。
“军长，谢了你这碗送行酒了。”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李弥军长也端起酒碗喝干了酒，“啪”的一声将碗砸在地上。“你我生死兄弟一场，就此别过。”
我忽然有些伤感，也把面前的空酒碗砸了，说：“谢谢军长，来世有缘再做兄弟。军长你多保重。”
但我背时的命运就像一个犟头犟脑的叛逆少年，总是与我的祈求相悖。李弥军长出人意料地像部署作战命令一般一字一句地说：
“十二点以后门口的宪兵将会睡觉，你去政工部，那里的门不会锁。桌子上会有一张空白的复员证，本军的关防章在抽屉里。你自己填上名字盖好章。给我记住，廖志弘明天就被枪毙了，复员证上你最好重新写一个名字。没有复员证你过不了那些关卡。回去继续念你的《楚辞》吧，谁是你的教授？闻一多？嗯，这位先生名气很大，党国可不太喜欢，你要离他远点，跟随他做学问，不要和他搅和政治，这不是你们这些书生干的事情。你这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初真不该投考黄埔军校。”
我仍跪在李弥军长面前，无法起身。眼眶里有股热热的东西在打转。
李弥军长站起来，转身就走。到门口时他头也不回地说：“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给手下的兄弟寄阵亡通知书。妈的，这次老子不干了。”他重重地一摔门，但我还是听到他用云南话道出了心里真实的愤怒：
“这小狗日的战争！”

8 衰荣无定在
“赵广陵，廖志弘是你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的名字吗？”审讯者整理着桌子上厚厚的一沓信纸。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白炽灯，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无靠背的小凳。审讯者和一个年轻的女记录员坐在桌子后的靠背椅子上，被审讯的人坐在小凳子上。这让审讯者居高临下、威严端庄。
“是的。”赵广陵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双膝上，直挺着腰回答道。他看上去衰老了一截，已没有了一个木匠的粗鄙放浪，倒有一个身陷囹圄者的规矩和无奈。他的目光中有些惶惶不安、惊恐迷惘，又暗藏些垂死挣扎的期冀，仿佛一个不幸落入激流中的人，在向岸边寻找可以救命的东西。这当然没有逃脱老练的审讯者的眼光。这个审讯者跟上次那个不一样，比赵广陵年长，因此看上去更严厉，更有权势。审讯者鄙夷地说：
“赵迅、赵广陵、廖志弘，你以为换一个名字就可以转世投胎、改变你的反革命历史身份吗？”
“形势所迫，不得已……”赵广陵仿佛有些说话困难，干涩着嗓音说。
“哼哼，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你就开始篡改个人历史，隐名埋姓，改头换面，是你们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惯用伎俩。1950年审查你的时候， 你就隐瞒你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身份，参加内战、屠杀人民的历史。解放后你还伪装成一个进步人士，试图混进革命队伍……”
“报告政府，我当年确实追求过进步，我也反对内战，应算是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队；我曾追随过民主进步人士闻一多先生，这一点陆杰尧可以证明。”
“你让一个右派分子为你作证吗？”审讯者问。
“他……他现在是右派，可当年，当年他还算是个进步人士吧。他也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赵广陵知道自己这话太苍白，等于试图让一个坏人来证明另一个坏人的清白。
坏人之间只有互相揭发才是出路。审讯者拿出一份名单，递给赵广陵，“这上面认识的人，你都勾出来，然后说明他们的身份、职务。”
那份手抄写的名单大约有三十多个人名，赵广陵推测他们都是现政权还没有查清身份的前朝漏网人员。有几个名字他还是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赵广陵竟然鼓起勇气说：
“我不认识这些人。”
“一个都不认识？”
“不认识。乱世嘛，人们的身份也乱，连祖宗都不敢认了。”赵广陵的口吻中不无讥讽。
“赵广陵，我们警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讯者提高了声音。随后他又冷笑两声，“你不认识别人，别人可认得你。抗拒政府，罪加一等。”
我不当告密者，我只承担我自己的罪孽。这是赵广陵当时的想法，但是回到单独拘禁的囚室后，他就后悔了。逞什么英雄好汉呢？这似乎是妻子在他耳边的抱怨。从被捕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家里音信杳无。尽管赵广陵多次提出要见见家人，但得到的答复是：等查清了你的问题，宣判后你就可以见到家人了。一个丈夫忽然失踪了，做妻子的该到何处询问、何处求告？家中四个嗷嗷待哺的黄口小儿，豆芽八岁，豆角六岁，豆荚三岁，豆秧才一岁半。
现在让那一家五口怎么过日子呢？赵广陵不知道。舒淑文这些年在街道缝纫社工作，手指粗壮得早就不敢摸琴弦了。四个孩子中豆秧是唯一的女儿，身子骨最弱，最让赵广陵揪心，真的像一颗永远长不壮的秧苗。赵广陵记得他被捕前三天，还背着豆秧去找一老中医抓药。老中医说，这孩子，气血太弱，你们怎么养的？赵广陵当时羞愧地回答，工作忙。老中医叹口气，说都大鸣大放去了吧。然后埋头写方子。赵广陵当时想，大鸣大放哪轮得到我们这种人，改造还来不及。外面的世界很迷乱疯狂，一个年轻的母亲却要带着四个孩子独自面对，那条狂飙巨浪中的小船，现在没有掌舵的人了。赵广陵每每想到这一幕，不能不悲从中来，愧由心生。我害了他们了。
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晚上，豆秧还没有出生，赵广陵还叫赵迅，一个陌生人忽然造访。他让赵迅夫妇关闭了所有门窗后，才撕开上衣内衬的夹层，从里面掏出一封厚厚的信来，递给舒淑文，那场景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交接情报。原来这人是从缅甸偷越国境过来的华侨，他受舒淑文的父亲舒惟麒之托，带来这些年他们在境外的消息。舒惟麒当年带着家人逃到越南后，先在西贡待了几年，然后又辗转到缅甸密支那、泰国曼谷等地。现在已经在曼谷开了家商行，生意做得还不错。这个信使就是舒惟麒的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民国时期就在云南和缅甸密支那之间做马帮生意。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赵迅家，除了带来这封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负责安排舒淑文一家偷渡到缅甸，再到曼谷与家人团聚。舒惟麒在信中说：
<i>闻国内运动不断，人祸甚烈，前朝士绅，多罹劫难。吾举家迁徙，流落异国，幸耶非耶，尚难定论。惟念吾家老母及小女淑文，经年生死未卜，音信杳无。倘得苍天护佑，母亲大人与爱女淑文能见此家书，且能旅行走动，切盼与送信者一同启程，以期异国团聚，苟全性命矣。纵抛家别舍，不足为惜。此于母，为不孝儿子之跪求；于女，父命也！来人乃我异乡换帖兄弟，足可信任。去国万里，飘零异乡，念兹在兹，忧心如焚。每逢月圆，徒劳伤悲……</i>
舒父信的后面还有舒菲菲的一页短笺，她首先问候了奶奶和妹妹，述说了思念之情；然后说她在那边教华文中学，权把讲台当舞台，但也活得平安宁静。最后她貌似不经意地说很想念当年迎春剧艺社的朋友们，尤其赵迅赵导演。如果舒淑文跟他联系得上，请代致问候云云。又赋诗一首——“苍狗白云棋局乱，山盟安在锦书难。鱼传尺素何由达，往事如烟不堪看。”
舒淑文读完信后用毛巾捂着嘴大哭一场，对丈夫说，桃花还在为你开放哩。赵迅哭笑不得，安慰妻子道，什么年月了，还桃花梨花的。你想过去吗？舒淑文哭哭啼啼地说，想，我真想我爹我妈我姐了，我真受不了做针线活的日子了。做做针线活也就罢了，不能拉小提琴更是认命了，可我受不了这处处低人一等、成天紧张兮兮的日子啊！赵迅咬紧牙关说，那你就去吧，带着豆芽和豆角去，给我留下豆荚就行了。我赵家总得留个种传后。舒淑文惊讶地问：赵哥你还不想走？当初我姐让你走，你说要留在自己的国家搞话剧。现在你连文章都不能写了，更别说导戏。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赵迅生硬地说，再苦再难，我不会去当亡国奴。舒淑文说，我们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怎么会是亡国奴呢？赵迅说，亡国奴有两种，一种是人家到你的国家来当主人，一种是你到别人的国家去过寄人篱下的日子。这时那个赶马大哥说，这位兄弟此言谬也。你家岳丈在那边日子过得也很滋润的，现在已经买洋楼了。钱虽然不好挣，但至少日子过得很平安，不像国内这般运动来运动去。舒淑文得到支撑了，理就一套一套地来了，她说，赵哥，有家才爱国，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叫我怎么爱国？赵迅正色道：胡说，抗战时多艰难，多少人家破人亡，还不是更爱国，舍生忘死地打日本人？舒淑文又淌眼泪了，说那是打日本人，现在是我们自己挨整。孩子受了气还会离家出走哩。赵迅火上来了，他低声喝道：孩子受再大的冤枉，也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不打错孩子？那个赶马大哥见状连忙说：我晓得出门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这种时候。你们两口子好生合计合计，明天我来等回话。赵迅冷静下来了，问，我们这一家老小的，路上能安全？赶马大哥拍着胸膛说，兄弟你尽可放心。边境线几千里长，他们想守也守不牢的，我赶马二十多年了，山山水水条条大路小路，如我手掌上的纹路般熟悉。这些年我带过去的人多了，从没有闪失。
终于没有走成。舒淑文冷静下来后发现她根本不可能去泰国。首先，她离不开赵迅，家庭不能散；其次，若一旦决定去曼谷与家人团聚，最大的难题不是路途的艰难和偷越国境的风险，不是身处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是舒淑文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姐姐，她现在已经不会再有“桃花过后梨花开”那种洒脱和浪漫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舒淑文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在一个晚上抹着眼泪对赵迅说：“真不愧是当过兵的，一上阵就打连发。”
他们只是请那位赶马大哥带回去一封信，由赵迅执笔，叙说了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当然尽量挑好的说，比如岳父大人已经有三个外孙了（马上就会有第四个了），舒淑文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街道办的缝纫生产合作社上班，现在主要担负锁扣眼的工作，过去她只能绣花，现在进步到能纳鞋底、锁扣眼、缝衣服、织毛衣、钉补丁，上个月还被评为“生产能手”了呢；赵迅自己办了一个木器社，因为木工活做得好，还算有文化的人，人们让他当社长，他们现在都是凭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不写文章，不演戏，就不用担心犯任何错误，衣食无虞、受人尊敬。还有，家里从前的四合院现在很热闹，新搬进来了两户人家了，他们都是国家干部，随时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思想。虽然现在生意不如从前了，但这不算什么，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屋里屋外，天下归公，谁还去米线店或酱菜园呢？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根源，是社会不公的毒瘤。人民政府铲除了私有制，改造了我们，我们岂能不感恩戴德，愈加勤奋努力？“寒梅会”的老朋友们虽然不聚会了，但一些人还不时有见面，大家“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都在不断学习、改造，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不能来曼谷为父母尽孝，是因为人民政府改造了他们身上的旧习俗旧思想，让他们对建设国家充满希望和信心。他们过得很好、很健康、很快乐。妻贤子孝，娇儿绕膝，粗茶淡饭，浊酒自娱。赵迅的信写到最后，不能不回想起旧日时光的某些温馨和美好，不能不有面对尺牍就像面对故人那样多的倾诉欲望。剧场散场后，掌声退去，鲜花堆满化妆间，三五个好友同道意犹未尽，一定要去城西门的烧烤摊吃消夜。小酒二三两，闲话嫌夜短。谁谁在台上站错了位置，谁谁又忘了台词，是谁在该悲恸时忍不住要笑，谁又在该放声大笑时却像野狼干嗥。老韩总是要喝醉，刘国栋总是吃到一半就要去会他的情妇，阿Q从不买单，吃到最后总要从人家的烧烤摊上顺手牵羊带走点东西，几根羊肉串，两块烤豆腐，半根鸡翅膀，不管是否油腻、是否干湿，都塞进他那个从装钞票手绢到装写给女人的求爱信的口袋里。月圆之下，春城凉风习习，骑着自行车载舒菲菲回家，一路只有车轮撩人动听的“唰唰”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路灯昏暗的小巷，在月色愈浓情更浓的浪漫时刻，石板路上自行车如河中小船，颠簸而行。舒菲菲会伸出纤纤玉臂，勾住赵迅的腰，还一路嗔怪，你为什么不往平坦地方走？你为什么不往光亮的地方走？你向往光明，却身陷黑暗；你一腔诗情，却沉默无言。世上最困难的事，莫如有爱不能言，世上最浪漫的事，也是有爱不能言。而世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就是命运了。短短数年，故人四散，沧海桑田；浩渺天涯，关山万里，人各一方。赵迅竟然抑制不住自己感慨，随手引陶潜《饮酒》诗一首以作结尾——
<i>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i>
（多年以后赵迅才知道，他的这封绞尽脑汁挑好话说的家书，还是让舒惟麒血压升高，心率过速。倒不是因为他自作主张娶了舒淑文，而是这些看上去很光鲜的劳动人民话语，让那个在法国留过学的老泰山捶胸顿足：我舒家前清进士，世代书香，什么时候需纳鞋底打补丁过日子了？）
在接受审查的那段日子里，赵广陵被单独囚禁，门口二十四小时都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他的囚禁室有十平米大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两沓信纸一瓶墨水一支笔。有一扇开得很高的窗户，上面装有铁栅栏，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自由的天空。审查干部隔天来提审他一次，企图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其他漏网反革命的信息。但赵广陵总是让他们失望，而他们也总是声色俱厉地说：“别想再隐瞒、狡辩、抵赖。你要知道，你们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渣余孽，落网的不只是你一个人。你顽抗到底不揭发别人，别人总会想戴罪立功揭发你。到最后，只有你判得最重。在监牢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想法：早点出来。你要再跟我们耍滑头，我们会改造你一辈子。直到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你唯一的出路，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写出你的全部反革命历史来。”
在经历了多次政治审查以后，赵广陵才慢慢醒悟出来，有一种历史是后人用生命秉笔直书的，如司马迁写《史记》；而有一种历史是自己交代出来的，需要用余生去偿还；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就像颇富传奇色彩的自传。

9 在大师身边（交代材料之三）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寇复神京，还燕碣。’联大已经复员了，秋季三校各自在京、津开课。你还不知道吗？”
闻一多先生坐在一张破藤椅上，跷着腿，却不断去扯左脚上翘起的圆口布鞋，鞋已经很旧了，没有了张力，总是似掉非掉，看来这双老布鞋即便不走路时，也套不牢脚。
这是昆明北门街上的一栋二层小楼，至少有上百年历史，一楼墙体为未经烧制的土坯砖，年深日久后发出古老的苍黄色，风啃过雨吃过，掉边缺角的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二楼为木板镶架，更像老妪饱经风霜的脸。雕花木窗外檐的歇山瓦屋顶上总是长满了荒草。麻雀在其间嬉戏，燕子在屋檐下筑巢。这类房屋开间低矮，楼道狭窄，人上楼侧身，进门低头，倒也很符合古时礼义。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分部主办的《民主周刊》杂志，就租住在这幢临街的小楼里。这里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北门书屋”的所在地，抗战时这里常常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楚图南、潘光旦、张光年等常来这里谈论国事，进步青年学生更是把这里当作追求新思想的源地。书屋里可以买到列宁、高尔基、鲁迅、毛泽东、巴金、老舍的书，还有许多思想“左倾”的青年诗人的现代诗歌和散文，如穆旦、臧克家、田间、李旷田等。它虽然只是一幢陈旧的中式老屋，但在当局看来，它是赤色的，是共产党出钱办的，因为它宣扬民主。
闻一多先生对面是个显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像个刚从战场上溃退下来面对长官的败兵，只是一双冷峻的眼睛里还难掩深深的渴望。他背一个美军防雨背囊，还穿着与昆明当下时令不合适的“罗斯福呢”军大衣，那上面有战火的硝烟、死尸的味道、女人褪色了的劣质口红、想随他回家的战友一路紧跟的冤魂、火车上的煤灰、路边餐馆里遗留下的残渍、田埂上的新泥、乌鸦的粪便、灌木丛中沾上的即将发芽的草籽，以及一个流浪汉八千里路云和月浸染到皮肤里的风尘和落魄。
“先生，我是在路上看报纸才得知联大复员北归的消息，但又说先生还在昆明，我就赶过来了。”这个青年人小心地说。
“民盟这边还有好多事走不开，他们又让我主持这家刊物。现在是反内战、反独裁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不能松劲。”闻一多伸手去桌案上挪开那些成沓的稿件，找到刚才这个年轻人递来的一张复员证，当时他看了一眼就丢在桌上了。因为他怀疑来人又是一个来送恐吓信的特务，这样的经历他已经遭遇不少了。
“赵广陵。”闻一多先生推了推眼镜，“抱歉，你是我哪一届的学生呢？”闻一多露出一个羞赧的笑脸，随后把烟斗衔在嘴上，仿佛为了掩饰自己的健忘。
“1937届，长沙临时大学时注册入学的。大一时朱自清先生教我国文读本，大二时先生教过我唐诗选读。”年轻人仿佛更感到羞涩，作为学生，也许没有比不被老师记住名字更难堪的时候了。“我还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先生在贵州威宁时，还教我打过草鞋。”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从云南牵一头骡子到长沙报到，半年后又跟我们回到昆明上学的云南娃娃。你还是联大剧团的，演过《雷雨》里的鲁大海！” 赵广陵同学名正言顺了。
“是，是是，先生那时亲自指导我们排戏，还帮我们做舞台设计画布景。先生，你把布景铺在地上作泼墨画，旁边给先生递颜料的就是我啊。”
闻一多毕竟是诗人，激动得从藤椅上站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动作太猛，藤椅都翻倒了。但他并不管，两步抢到赵广陵面前，抓住了他的双臂，大声喊道：
“你后来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对不对？”
“对，对，大二去的，先生。”赵广陵为大名鼎鼎的教授终于认出了自己而热泪盈眶，就像与双亲失散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父亲，刚才的拘谨、敬畏烟消云散。
“你们一起去的有三个同学，被联大的学生们叫作‘三剑客’，你，巨浪，还有一个曾昭抡教授的弟子，叫……刘、刘……”
“刘苍璧，先生。”
“对啰，对啰。当时我跟曾昭抡先生说起过，我是反对巨浪考军校的，是要培养他跟我做《楚辞》考证的，但曾先生说国难当头、青年学子投笔从戎是好事。巨浪还跟我讲要去过什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生活，让我一顿好骂。巨浪现在哪里？刘苍璧呢？嗨，嗨，看我高兴的，杰尧，快过来给客人倒茶。你先坐那边，我们慢慢说。”
赵广陵被闻一多按到一张像云南的山路一般崎岖不平的破沙发上，他感到自己只有半边屁股坐踏实了，不过这有什么呢，他有掉队的士兵终于归队的幸福感。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穿长衫的年轻人从隔壁房间提了个竹壳水瓶来，闻一多快人快语，介绍说：“陆杰尧，去年联大毕业的，现在是云大的青年老师。来我这里帮忙，也是我们民盟的人。这位是我的学生赵广陵，应算是你的学兄。为打日本人从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嗯，你杀过日本鬼子吗？”
“先生，学生曾在北方敌后打过游击，又有幸参加了滇西远征军的反攻，亲毙鬼子十二名，其中军官两名，士官生一名，其余九名为普通鬼子兵。先生，学生还和巨浪同学联手抓了一个活的。”赵广陵像汇报自己的学业一样，略带自豪又毕恭毕敬地向闻一多先生报告。
“好样的！”闻一多一掌拍在赵广陵的腿上，又指指自己头上的一处伤疤，“你可帮你的先生报血仇了。”赵广陵想起来了，民国二十七年秋天，日本飞机轰炸昆明，闻先生头部负伤。战场上亲毙日寇的快意，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溢满全身。
闻一多又仔细端详了赵广陵，“难怪我没认出你来，这脸上的伤……”
“先生，在松山战场上落下的。”
“啊，你参加了松山战役，杀了那么多倭寇。不得了啊！了不得啊！你毕业了，从抗战这个伟大的课堂上毕业了！你是我们的英雄，能活着回来的都是英雄。”闻一多不断摇晃着赵广陵的胳膊，就像他平常在面对上千听众的演讲。先生嗓门洪亮，极富感染力，是天生的演讲家。在联大时同学们私下说，闻先生开口说话，机枪大炮，不在话下。
“为抗战而死的人才是英雄，先生。我不配。”赵广陵有些局促地说。
“嗯，上了战场的都是英雄！”闻一多摸了摸自己下巴上浓密的胡子，赵广陵还记得从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来云南时起，先生就蓄须明志，不打败日本人绝不剃须。而闻一多先生的美髯被人暗中称奇的是：胡须初蓄时是黑色的，但随着时光流逝，先生颔下的胡须由黑转黄，后来几近金黄色，像一团燃烧之火的火芯。抗战胜利后先生剃须之事，报纸上都有报道。那时的闻一多先生显得儒雅、高贵，有大儒之气、君子之风。现在先生又蓄须了，难道先生又发了什么宏愿了吗？也许是民主、自由、和平在中国的实现。赵广陵想。
“快告诉我，巨浪在哪里？我有一年多没有他的信了，他还好吗？”
“先生……”赵广陵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闻一多先生鼓起一双考据学者才有的那种犀利敏锐的眼睛，目光似乎要穿破镜片，要从赵广陵那里得到关乎生与死的考证。但这个一身战伤的学生满脸泪珠已说明了一切。他哆嗦着把烟斗放在嘴上，又取下，再放上去。身边的陆杰尧忙找来一盒火柴想给先生点上。但闻一多推开了。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趿拉着双脚踱步到窗前，把有些佝偻的背影留给还在默默流泪的赵广陵。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先生的声调也哽咽了。
“先生，巨浪是真正的英雄，铁血好男儿，我们联大的骄傲。”赵广陵抹干了脸上的眼泪，“远征军滇西大反攻时，他跟随一支中美混编的突击队一直追杀日本鬼子到中缅边境，先是在一个叫黑山门的地方和日军激战。战功表上说巨浪那时已经三处负伤，左手齐手肘处被炮弹炸断。但他断臂振呼不已，另一只手持‘汤姆逊’冲锋枪，身先士卒、浴血厮杀。攻下黑山门后担架兵要来抬巨浪下火线，但巨浪说，兄弟们，黑山门已克，下面十来里就是国门畹町镇，跟我来呀！把这些狗杂种打出国门！”
“魂兮归来，我的孩子……”闻一多先生号啕大哭，浑身发抖，最后捂着腹部，蹲在了地上。
赵广陵记得，闻一多先生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不仅在于他的学问做得好、诗歌写得好，也不仅在于他敢和政府的专制独裁作斗争，还跟他像慈父一样爱护学生，“行义”“任侠”大有关系。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学生们都在传诵30年代初期，闻一多先生还在青岛大学当教授时，一个学生被日本浪人无端打了，政府反而追究这个学生的责任。闻一多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中国！难道你亡国了吗？”这声呼喊之后，学生们冲出了校园，把那个日本浪人痛揍一顿。学生们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教授敢鼓动学生出去打架，“该打的架，一定要打回来。”这就是闻一多先生的血性。而多年前当他的得意弟子巨浪和赵广陵、刘苍璧要离开联大去黄埔军校时，闻一多先生从所住的城东郊追到西郊的长途汽车客运站，给他们送来三只鸡腿、六个茶叶蛋和一包干辣椒。巨浪他们岂不知先生这份送行厚礼，足可抵闻家至少半月开销，又岂不知先生一月的薪水仅够半月之用？闻家餐桌上最好的菜肴便是难得一见的几块豆腐，被先生称之为“白肉”，还自己舍不得吃，悉数让给孩子。三个从军的学子那时感动得跳下车来，在先生面前长跪不起，涕泗横流。而闻一多先生却对巨浪说：“我不是来看你流眼泪的。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刚出版的《楚辞校补》，文字校勘我都做了，释义完成了一部分。我等你打完日本鬼子，再回来帮我，我们一起再出版增补本。”
赵广陵还记得，当他们乘坐的那辆烧煤炭的蒸汽汽车摇摇晃晃地驶出汽车站时，闻一多先生和来送行的同学们还站在路边，不停地挥手，长久地伫立。煤烟一团又一团地飘向先生，让他不得不眯起双眼。煤烟啊煤烟，赶快散去罢，不要遮挡我的教授单薄的身影；眼泪啊眼泪，请不要再流淌，让我再望一望我的教授不屈的面庞。巨浪在松山战场上曾跟赵广陵说起过，最痛彻心扉、最温暖蚀骨的就是闻一多先生这烟尘中的挥手，那渐行渐远、愈拉愈长的父亲般眷念的目光。可哪堪想，这凝望的目光一直延续到今天，竟化作一声“魂兮归来”的哀泣。
往事依稀又温情，现实破碎又严酷。早年的校园生活就是一场难以忘怀的初恋。从内战前线死里逃生、改名换姓回到后方的赵广陵，背囊有一本经受了硝烟磨洗、鲜血浸染的闻一多先生早年的讲义《岑嘉州系年考证》，是用手抄纸誊写的。这种纸是用云南的枸树皮沤烂成浆后手工制作而成，几乎是蔡伦造纸术的20世纪版。其书页粗糙，形同草纸，封面简陋而字迹模糊，但却是赵广陵在抗战岁月中的枕边书和精神依托。这是当年闻一多先生给学生们上唐诗课时，亲手抄来发给学生的。联大那时连油印讲义都做不到，许多先生都不得不夤夜为学生誊写讲义。闻一多先生手捧自己这本早年的讲义，摩挲着上面在乱世烽烟中用蝇头小楷写下的考订辨误，动情地问自己的弟子：
“你还在作‘边塞诗’的功课？”
赵广陵回答道：“岑参两度从军，往来边陲，饱尝塞外烽烟，遂有‘迥拔孤秀’‘语奇体峻’之诗风；学生投笔报国，抵御外侮，痛饮倭寇之血，现在有资格追随先生再做‘边塞诗’之学习和研究了。”
让赵广陵有些意外的是，闻一多先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点燃烟斗，深吸一口才说：“我怕是不能做你的先生了。”
“先生？”
“我已经接到死神的请帖了。”闻一多起身到自己的书桌前，翻出一沓恐吓信函，递给赵广陵。两颗子弹还不小心“叮当”一声掉落出来，就像黑暗中的冷笑。
“先生，他们竟然敢……”赵广陵几乎大叫起来。
“他们会的。” 闻一多先生轻蔑地吐出一口烟，“这样专制独裁的政权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既然敢围攻大学，戕害学生，他们当然也会枪杀一个教授。这帮龟孙子，不让人说话，妄图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愚蠢至极。有种的话，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公审我好了。我会把审判台当成宣扬民主和平的讲台。”
闻一多和李公朴那时是中国民主同盟昆明分部的负责人，更是在黑暗中为人们带来民主之光的两盏灯，这灯在腥风血雨中飘摇，在深渊一般的黑暗中传递着温暖和希望。尽管很微弱，却总算有人擎着这不屈的民主之灯，召唤着世世代代被奴役的人们。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昆明大街上的血腥恐怖，一点也不亚于前线。他的学弟学妹们，为了不让赵广陵这样的抗日军人重陷内战的漩涡，从抗战胜利之日起，就不遗余力地呼唤和平与民主。但政府认为这些学生都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蓄意破坏抗战建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局面。军情部门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几千师生，以及部分受蒙蔽的昆明市民，聚众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民主草坪上，举行反内战、呼吁民主与和平的聚会，实则是图谋颠覆政府的不轨行为。在聚会上发表演讲的知名教授、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普通市民和工人，都有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匪徒”。因此他们派军警包围了这个“非法的”演讲大会，切断了电线，用飞过人们头顶的机枪、步枪子弹去恫吓高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的赤色歌曲的人们。这些“匪徒”的老师——正在演讲的联大教授费孝通先生在枪声中大喊：“我们呼吁和平，在枪炮声中我们更需要呼吁和平！”而政府的中央社在第二天却发通稿，言之凿凿地说：“西郊匪警，昨夜枪声。”中央社语焉不详地描述身份不明的匪徒们如何啸聚西南联大这所高等学府，玷污学府重地，破坏国家稳定。军队不得已才出动，武力驱散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学生，缉拿匪首。而众匪徒竟然还手挽手高唱《我们反对这个》《团结就是力量》等赤色歌曲，与维持秩序的军队对峙，导致煽动闹事之“匪首”潜逃。尽管如此，中央社称这是一次完美的行动，军队始终保持了克制，没有捕人，没有流血冲突。在停电之后，月黑风高，鸦雀归巢，军队最后护送受蛊惑之民众平安回家，西郊匪患终得平息。云云。
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最高学府组建的西南联大竟然是“土匪窝子”，莘莘学子都成了“匪徒”，教授和学生们斯文扫地，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向市民们证明他们是爱国的青年和教授，是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当地政府颁发了关于游行集会的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凡学生或市民要上街游行聚会，需向地方治安当局申请。而政府同时又告示天下，你如果是良民，你就不会游行聚会；你如果参加游行聚会，你就是匪徒。对前来申请游行的非法分子不是批准与否的问题，而应一律逮捕。没多久中央通讯社又宣布说，一些“匪徒”未经申请便擅自上街，扰乱治安、妨碍交通，以致引起社会公愤。昆明爱国爱党之市民，应自发组织起来，驱散上街之不良学生，训导其回校好好念书，莫辜负大好光阴，不谈国事，不许罢课。有不听劝告者，行侠仗义之市民均应痛殴之，如同家长用棍棒皮鞭教训不好好念书之孩子耳。政府用心之良苦，市民期待之迫切，可见一斑。被打之学生，竟无端指责军警便衣血腥弹压，实在是造谣也！当此时日，昆明军警，大部分在西郊森林公园休假，并与联大部分学生联欢，警民一家，其乐融融，且有照片为证，城内仅有区区交通警耳。未几，中央社又义正词严地申明，本社秉承新闻之公正自由，所发报道均为事实。坊间传闻本社为“造谣社”，实为对本社同仁多年来职业操守之亵渎，是共产党妖言惑众，扰乱视听，破坏三民主义和平建国之伎俩。西南联大之教授学生，均为饱读诗书之士，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国之大器者也。政府望其深明大义、辨明是非，庶几乎不致误也。
到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军警宪特，以及政府后来承认之“不明身份者”数百人，公然围攻西南联大，与手无寸铁的护校学生在校大门口打起了攻防仗，有女生被手榴弹炸伤，竟还被刺刀连捅数刀至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梁倾栋折，玉碎珠亡，学子悲愤、教授痛哭。闻一多教授著文称之为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央社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云“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系有人策动，属防范欠周虑所致，以致学生竟有死伤。政府本意爱惜青年，促其尽快恢复学业以报效国家。不想共党分子居间挑拨，散布流言，遂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中国之事，和平建国之大业，皆因共产党与政府同床异梦。居心叵测，煽动学潮，教唆青年，乱我国本，实为争权夺利者也。政府为国民之政府，焉能坐视不管？正如蒋主席言：‘政府绝不能放弃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纵观天下，任何政府皆不会允诺害群之马滋扰高等学府，任意罢课罢教，岂不毁我泱泱中华之文脉也哉”。
“刺刀乎？民主乎？”这是当时一家报纸的标题。学生要民主，军警有刺刀，这是所有独裁政权对民主的回答。但即便民主就在刺刀尖上，同样有大无畏者迎着刺刀去为民众争民主，自“五四”以后，中国就不乏这样的勇敢者。就像闻一多先生对赵广陵说的那样：
“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去做学问了。当今之中国，我们第一要争民主，第二也要争民主，第三还是要争民主。没有民主，必打内战。等我们争下来民主，再回去读书做学问，好不好？就像当年你们说，要打败了日本鬼子，再回来读书一样。”他看着赵广陵有些失望的眼睛，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的，我知道你已经为国家民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使命，如果你真想继续念书，我会给你写推荐信的，你去找朱自清先生吧。”
闻先生在烟缸上抖抖烟斗里的烟丝，似乎若有所思，“唉，北平，‘七七事变’以后就没有回去过了。你帮我个忙吧，我在清华院子里的那笼竹子，据说还活着，你去了北平，抽空去帮我料理一下，啊？”
少负才华的边地青年赵广陵当年投考北大文学院，就是为了去看看皇城到底有多大，虽然他已在国破山河在的战火烽烟中上了两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了——西南联大和黄埔军校，还是没有去过北平。可是，当他的目光随着闻一多抖烟灰的手，落到烟灰缸旁边那两颗晦暗、有绿色斑点的子弹上时，忽然感受到它们正发出嗜血的冷笑。就在那一瞬间，赵广陵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
“先生，我想……我想我还是先留在昆明一段时间吧。”
许多年后，当赵广陵回忆往事，他会发现，自己人生中许多关键时刻的选择，几乎每一步都错了，都给自己带来丰沛的苦难。他是个在人生中总出错牌的倒霉蛋，但他总是输得体面而有尊严。
动荡的岁月必然带来混乱的人生。大多数人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叶孤舟，在随波逐流中时而行向浅滩，时而奔向激流。是舟必靠港，港在哪里，岸又在何方？许多时候由不得驾舟人。你所靠近的港，进去了就出不来；你所登陆的岸，上去了方发现不是你理想的彼岸。赵广陵在青春年少时来到昆明，开初并不认为这就是他的人生之舟停泊的港湾，到他终老于此时，他爱这座城市，他也恨这座城市。它曾经美丽宁静，它也几度肮脏血腥。赵广陵在这里见证过历史的黑暗，也痛饮过知识的美酒。他蹲过昆明的监狱，也进过昆明的洞房。这里有他的初恋，这座城市便总在回忆中温暖蚀骨；这里也有对他的宣判，它的每条街道就显得冷漠且铺满荆棘。一个异乡人对城市的认同，可不像农人对他脚下的土地。城市是个多情骚动又冷酷毒辣的艳妇，你爱她，与她嬉戏欢娱，一不小心就为她所害。
赵广陵在昆明住下来后，明确地向闻一多表示，希望追随先生参加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他交给闻一多先生自己的一本战地日记，那里面有他在山东稀里糊涂参加内战的一段经历。闻一多仔细看了一遍，感叹道：“这是民族自杀啊！天知道在国共两军的阵营里，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联大从军学生。”他把它交给陆杰尧，让他编一编，以在《民主周刊》上发表，“这是揭露国民党军队挑起内战的最有利证据。”闻一多先生说。
陆杰尧接过日记，随手翻了两页。然后抬起头来看着赵广陵，镜片后的目光满是狐疑。
<b>附件2：</b>
<b>布告</b>
赵广陵，男，又名赵迅、廖志弘，三十二岁，云南龙陵人。1942年参加国民党反动军队，1945年任国民党伪第8军113团团副兼一营伪营长，同年参加内战，向我山东解放区猖狂进攻，屠杀我解放区军民。1946年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改名换姓潜回昆明。1950年伪装进步，试图混进我革命队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揭发出曾参加过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寒梅会”，处以人民管制四年。在人民管制期间该犯狡猾多端，蒙蔽群众，拒不交代其反革命历史，于镇压反革命、肃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得以侥幸逃脱。在反右斗争中，经揭发暴露其国民党反动军官身份，经我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查明赵犯广陵抗拒改造，伪造个人身份，长期隐瞒反革命历史，蒙骗人民政府，罪证确凿，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昆明市五华区中级人民法院
  
1958年2月11日

10 湖堤上的“辩证法”
阴沉的天幕下，一眼望过去，到处是滇池湖底翻出来的黑色淤泥，肥沃得一把攥得出油来，却腥臭无比，带着数百万年前死鱼烂虾的陈腐腥味。眼下，比这黑色淤泥更臭的，是这些在大雨如注的天气中还在加固湖堤的右派分子们，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无时无刻不在用尖锐刺耳的声音，穿破密集的雨幕，穿破令人窒息的空气，穿破乌云、闪电和疾风，穿破那些反动的、可耻的、让人遭了殃倒了大霉的民主言论、大鸣大放，穿破那些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奢望，以及对美丽滇池上空海鸥翱翔、清澈湖面上白帆点点、鱼鹰腾跃的回忆，警告湖堤上如蚂蚁一般劳作的右派们——我们要像打退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样打退滇池的洪水。
滇池这片水域叫草海，是它的湿地部分，有一条河流大观河和城市相连。草海的西面是巍峨连绵的西山，状似一个睡着的美人，多少年来引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折腰；草海的东面就靠这一条湖堤护卫着它后面的万顷良田和村庄。五百里滇池的水今年竟然倒灌进了草海，再通过大观河涌向城区。
本来当地数千村民足以组成一支抗洪队伍，但他们都去炼钢铁去了；政府连忙向当地驻军求援，可驻军又调去帮农民收庄稼去了。至于城里的机关干部、工人、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居委会的大妈大嫂，无一不在大大小小的土炉子边挥汗炼钢铁。于是，一个颇有联想力的领导大手一挥，既然滇池水像右派一样向我们进攻，就让那些右派分子来抵挡洪水吧。
赵广陵不是右派，但他随着劳改农场的犯人一起被拉上湖堤已经三天三夜了。工棚就在堤下的泥水里，一天睡不足四个小时，人人都一边装沙袋一边打瞌睡，有人还背着沉甸甸的沙袋做梦呢。赵广陵把这场苦役当作在战场上加固战壕，眼下一把雨水一把汗的混乱场景让他不能不回想起人命如蚁、死神到处巡弋的战场。抗战开初，中国士兵的战壕总是挖得草率简单，无论当官的怎么用鞭子抽打，用脚踢，那些只会挖水渠的壮丁兵总认为差不多了，人猫在里面鬼都看不见。下级军官们也大多是些没有多少见识的家伙，他们打内战的有限经验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中炮弹可以像雨点一样挥洒，犁铧一般使用。等日本人强大的火力轰炸覆盖后，地都犁翻了三尺，还活着的中国兵就成了暴露在大地上的活靶子。
这条匆忙中垒起来的湖堤就像当年不经炸的战壕。上午水利局的副总工程师王传心趁擦拭眼镜的工夫嘀咕道：这样只晓得垒沙袋，要出事的。赵广陵刚好在他身边，就问：为什么？王传心说，草海的坝基下面全是淤泥啊，这是在沙上建塔。赵广陵吸了口凉气，说王工，你赶紧去建议呀，你是专家嘛。这个右派苦笑着摇摇头，我要不是因为多说了几句，会在这里？
赵广陵站在湖堤上，望着滇池水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堤岸，仿佛都能感受到湖堤在摇晃。湖堤已堆了五米多高了，这湖水一旦泄下来，那些老右们可真要沦为鱼鳖，遗臭万年了。
五米多的坡度在平常不算什么，可在这雨水天、泥泞地，背着三四十多公斤重的沙袋向上爬，一步三滑，还饥肠辘辘的——每个右派一顿两个土豆，一碗汤，这个高度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难于攀越。赵广陵前面的一个人忽然连沙袋一起滑下来了，下面就是一个很深的浑水坑。赵广陵让过了沙袋，一把将那人的衣襟抓住，自己也被带倒了。
“是你？”那个家伙脸上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一脸错愕。
“是你？”赵广陵也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怎么不摔死你。
两人都如落汤鸡一般坐在泥地里，满脸满身的黑泥，像刚从煤窑子里爬出来的。
短暂的难堪过后，赵广陵叹口气，说：“陆杰尧，你个小狗日的害苦我了。我杀你的心都有。”
极右派陆杰尧反唇相讥，“你这种国民党反动军官，当然只晓得打打杀杀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让你来抗洪抢险真是高抬你了，这是我们右派干的活儿。”
赵广陵一把揪住陆杰尧的前襟，“你还觉得比老子更左翼吗？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陆杰尧挣扎道：“再我也是个右派，也比你国民党反动军官左一点。”
反动军官，旧军官，残渣余孽，痞子兵，叫花子兵，草鞋兵，漏网分子，历史反革命，这些称谓早已灌满了赵广陵的耳朵，如果是审讯干部这样叫他，他会心有不甘地接受，但陆杰尧是知道他历史的人，是看过他战地日记的人，他还是个大学教授，凭什么不尊重他的过去？赵广陵挥起了拳头。
幸好湖堤上传来一声大喝：“下面那两个，在干什么？快爬起来干活！”
赵广陵收了拳头，恨恨地说：“陆杰尧，你记着，你欠我一条命。”
陆杰尧愣愣地望着赵广陵，不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被宣布判刑七年以后，赵广陵终于结束了长达九个月的审查期，被移送到昆明近郊的一所监狱里，开始正式的监狱生活，实际上就在监狱的劳改农场参加劳动。在赵广陵看来，这有生活气息的劳动比漫长的审查交代强多了。你终于可以不写交代材料了，你终于可以不用为揭发别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了，你也终于不用过遮遮掩掩的日子了。你可以见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你还可以和狱友聊天、苦中作乐，找到惺惺相惜的安慰。人原来那么容易被孤独打败，蹲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接受审查，在白纸上抓屎糊脸自我践踏，人的尊严太容易丧失，人的精神太容易崩溃，人的灵魂太容易扭曲。在审查的那些日子里，赵广陵的生活希望和精神依托，是借助天窗外面一枝伸过来的树枝，看着它碧绿的树叶慢慢地变黄、枯萎、凋零，成为干枯的枝桠，然后又在漫长而坚韧的期盼中，守着它发出新芽，长出片片新叶。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风景啊。
曾经认为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妻子舒淑文的那张脸。但等到在监狱里第一次获准见家人时，这生命中的风景已然憔悴毁坏。赵广陵在笑，舒淑文在哭。赵广陵试图用自己的笑抹去舒淑文脸上的泪。他说我现在很好，跟在外面一样凭劳动吃饭。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偿还自己的历史债务了。你想想，你欠了人家的债，总不去还，那债就永远压在你的心上。现在我还债有期，就像新的生活开始了。解放那么多年，现在我才明白，我这样的人，重新做人要从监狱开始。但起点对了，就有希望。
“豆秧死了。”舒淑文一句话就击碎了赵广陵所有的希望。他刚才发自内心的笑僵在脸上，竟然一时收不回去，让他自己羞愧难当。在他被带走前，豆秧始终是病恹恹的，尽管也三天两头地跑医院，西医、中医都看过了。赵广陵甚至还宽慰舒淑文，劳动人民的娃儿嘛，养得贱，长大了体质就好了。
舒淑文头发凌乱，面容枯槁，穿件阴丹蓝的粗布衣服，又肥又大，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烟熏火燎的痕迹，残羹剩饭的污渍，孩子遗留的泪痕，家庭生活的凌乱，独守空房的幽怨，以及一个街道妇女无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里还有当年学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优雅、闲适、洋派和青春？哪里还有梨花的热烈、洁白、脱俗和高贵？如果赵广陵心中的梨花永远都在开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艳凋零了。舒淑文啜泣着说：“赵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炼钢铁，几天不让回家。我只能让豆芽管几个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见妹妹发高烧说胡话，就在抽屉里乱翻药给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经……医生说……说吃错药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这是赵广陵唯一能给妻子的担当。舒淑文说她一周都没有让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着豆秧睡，小小的尸体都发臭了，可她一点都不察觉，还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豆秧捂热。我从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于邻居们找来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嫂们。舒淑文说，我让她们把我一起埋了，可她们愣是把我从坑里拖出来了。这些挨刀的啊，我怎么有脸来见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这也是他能给妻子的唯一宽慰了。
作为人民的敌人，负罪感并不因为你虽然被定了罪但又问心无愧而减轻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张开双臂想加入，却被拒绝，你想表达自己的爱，却兜头一场凄风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们都曾经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还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现在连黄口小儿都会唱：“右派右派，肚里使坏，戴副眼镜，本是妖怪；人民说好，他要说坏；破坏生产，是个祸害。”——这是唐诗宋词的国度的孩子们该唱的歌谣吗？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童谣，赵广陵就想。不过，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鸿儒纷纷落网、自我批判时，当他读到费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查》时，赵广陵虽然还没有资格当右派，也被这个“人民”震慑了，就像在战场上被对方的超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样。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荡荡，人民就是这天上的雨，铺天盖地。
在湖堤上劳动改造的右派们本来每天有八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政治学习、揭发批判，自我检讨，差不多要占去三四个小时。有天傍晚赵广陵正准备去大工棚里参加学习，忽然有人来通知他说，跟他走，有领导要提审他。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来了，他们又知道了些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工棚里，迎面看见一张威严的脸，但他心中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暖意，有点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感觉。
省公安厅周副厅长端坐在一张木桌后面，语气不温不火地问：
“我来看看抗洪的情况。你，改造得还好吧？”
“我很好。谢谢周副厅长关心。”赵广陵判刑前曾经还抱有希望他会不会保自己一把，但整个审查期间，周荣没有来看过他一次。后来赵广陵也想通了，在革命原则面前，人家不会拿私情去冒险。
“能吃饱饭吗？”
“每顿两个土豆，周副厅长。”
“劳动呢，还能对付？”
“没问题，三四十公斤重的大包还扛得动。”
“好好表现吧，争取减刑。”
“是，周副厅长。”赵广陵心里希望陡升，忽然就想起了一个表现的机会，“周副厅长，我有个情况，想请你向抢险指挥部反映一下。”
“说。”
于是赵广陵就把水利局的王副总工程师的担忧说了，还说根据他私下的观察，发现前两天垒起的沙袋在下沉，有的甚至发生了位移。
周副厅长眉头皱了起来，因为来抗洪的大都是犯人，他也是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他说：“我马上召集他们开会，你也来参加。”周副厅长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包油纸包着的东西，小声说：“给，火腿。藏好点。”
周荣毕竟还是关心自己的。赵广陵感慨莫名。两人的眼中都有温热的东西，但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副厅长重回了威严，历史反革命收敛起了感动。
这个紧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因为作为水利方面的右派专家王传心副总工就是不说话。周副厅长和抢险指挥部的几个领导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请他拿出解决方案。可除了领导们的讲话，工棚顶一直喧嚣不已的雨声，会议上无人多说一句话。
“已经晚了，你们把我送回监牢里吧。”再一次的催促加威逼之后，王传心终于说。
“你想得倒美。”抗洪抢险指挥部的吴指挥长冷冷地说，“你要是再不出个主意，明天我们都把工棚搬到湖堤上去，堤坝垮了大家一起去喂鱼。我死了你也活不成。”
周副厅长说：“王工，你是搞这个专业的，难道你不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民于水火吗？”
“一开初就不该这样干。”王传心总算像个水利工程师那样说话了，“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曾到荷兰看过他们在海滩上筑堤造田，坝基是很重要的，百年大计啊。他们的坝基是……”
“别扯资产阶级那一套，就说我们的湖堤怎么加固？”一个领导喝道。
“草海的淤泥，至少有十米以上厚，抛石填压法不起作用，光靠打桩也立不牢。现在唯一的法子，只有找些船来，装满碎石沉下去当坝基。”
“胡扯！”吴指挥长拍了桌子，“湖堤有三公里多长，你要我找多少船来沉下去？”
“我知道是胡扯。”王传心扬起头来，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头不合时宜地暴露出来了，“这个事情本来该在旱季里做的，我从回来报效国家时就呼吁过，但你们要么不听，要么忙别的去了。现在我们就只有指望老天爷的仁慈了。”
“你这是右派言论！”有人喝道。这顶帽子一抛出去，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就变了，王传心刚才还被大家当作救星，转瞬再次成了人民的敌人。有人说“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把渔民的船沉下去当坝基，这分明是破坏生产嘛”。更有人说：“那就把这个死硬右派沉下去做坝基吧。”
王传心苦笑着摇了摇了头，不再说话。在会议一角的赵广陵叫苦不迭，我这是害了人家了。
第二天上午，全体右派和湖堤上的犯人，以及临时增援来的数百名干部群众被高音喇叭召集起来紧急开会，批斗“极右派”分子王传心。赵广陵记得之前王传心只是一个“中右”。一夜之间，他的右派帽子大了一圈。尽管有预报说今明两天还有大雨，洪峰将会抵达。但吴指挥长认为打退极右分子对党的进攻，对抗洪抢险的污蔑和破坏，比抵御洪峰更为重要。赵广陵感到自己再次陷入一个荒谬的时代。尽管身边群情激奋、阵阵口号压过了滇池的波浪，赵广陵也跟着振臂呼喊，但他只有一个感受：都疯了。都是一群在荒诞舞台上胡乱舞蹈的僵尸。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这个可怕的预感马上就要应验了。
更疯狂的人是陆杰尧。他脸色发绿，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拿着几页长的批判稿上台。他不是在发言，而是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他说在抗洪抢险中坚持反右斗争，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发动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及时性、重要性、紧迫性。你们想想，如果让王传心这样的反动知识分子、伪专家来指挥抗洪，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老百姓的渔船抢来，房梁拆来。同志们哪，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做的事情。可是他昨晚就要我们这样做！这不是存心给党抹黑吗？他竟然还叫嚣说我们的抗洪要指望老天爷的仁慈，在这洪水滔天的时刻，“老天爷”对我们仁慈了吗？没有。那么是谁对我们不仁慈呢？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我们可以说，王传心脑海里中只有国民党反动派。他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巴不得我们的湖堤早点垮掉。所以说，我们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就必定能战胜滇池的洪水；我们战胜了滇池的洪水，也必将打败一切形形色色的右派。这就是滇池湖堤上抗洪抢险的辩证法！我们要正告王传心，有我们在，湖堤就在，我们与湖堤共存亡！
天道本仁慈，人间多小人。赵广陵想，昨晚熬到大家回去睡觉时都三点多了，陆杰尧还写这么长的批判稿！真是整人的人不嫌累。他这大学教授是咋个当的哦？
批斗会进行到一半，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眨眼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天怨神怒了。堤上负责观测水情的人敲响了警钟，指挥长不得不中止了批斗会，命令大家上堤抢险。有几处地方出现管涌了，浑浊的湖水地下山泉一般往上冒，可是竟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对付管涌。人们先是往里倒土倒石子扔沙袋，但水还是冒个不停，而且管涌处越来越多，按下葫芦浮起了瓢。这时才有人想起王传心，说还是把那个右派找来吧，让他戴罪立功。王传心刚才已经昏倒过一次，不知是饿的还是吓的，或者是气昏的。现在他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到管涌处，一个现场指挥只差没有给他跪下了，“王工，你快拿个主意吧，我们该如何办？”
王传心泪流满面，浑身哆嗦，指着现场指挥说：“你们……”
然后他忽然像换了个人，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道：“管涌不能填，要围。来，来呀！来几个人，跟我做！”
他指挥人们在每个管涌处用一层沙袋一层稻草地围出一个个井来，把涌出来的水围在里面，水位越高，压力越大，管涌这才暂时止住了。王传心解释说这叫“养水盆”。
到了晚上，险情基本解除，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瘫倒在工棚里，有的人还没有走到工棚，就倒在泥地里睡着了。赵广陵还剩有半把力气，他在一棵树下找到歪倒在那里的陆杰尧，上去就是一巴掌。“这是为王工打的。”他说，然后又是一巴掌，“这是为我的女儿豆秧打的。”
陆杰尧没有还手，不知是没有力气了还是真心羞愧。他的眼镜被打飞了，爬在泥地里像条狗一样四处摸索。赵广陵还想再踢他一脚，但看到他那狼狈样，心就软了，帮他把眼镜捡起来，恨恨地说：“你是跟随过闻一多先生的人，先生当年为民众争取的是什么？你难道不清楚？为什么要变得像个国民党特务这般歹毒？”
“你才是国民党狗特务。”陆杰尧嘀咕道。
赵广陵愣住了，莫非他告发自己，是因为怀疑他是特务？他一把将陆杰尧揪起来，“你给老子说清楚点，哪个是特务？”
“闻一多先生遇害那天，你为什么忽然失踪了？”
“我……”赵广陵卡在了那里，卡在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头，既挣脱不出来，又百口莫辩。
陆杰尧占了上风，竟然有些洋洋得意了，“这个问题我没有弄清楚前，不会揭发你的。我们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讲究实证。你自己向政府去交代吧。”
赵广陵急了，差点又要挥起拳头，“杀害先生的凶手人民政府早就抓到了，你不要血口喷人！”
这两个旧时代过来的人，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但他们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只有相互的猜忌、仇恨。要不是因为白天太过劳累，他们也许还要厮打，还要互揭伤疤。赵广陵想起自己战争年代的那些患难同胞，大家一起面对死亡，英雄不问出处，贵贱共赴国难。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越是艰难困苦，越是手足情深。而现在，人都怎么了？
雨停风歇，月亮罕见地出来了，连续的大雨把天洗透了，即便是晚上也看得见那墨绿色的夜空纤尘不染。没人会想到这只是一个假象，以至于赵广陵和陆杰尧同时倚靠着那棵大树睡着了。也不知是几点，更不知是噩梦还是现实，一声尖叫之后是轰轰然沉闷声响。赵广陵看见月光下天上之水汹涌而来，那些沉重的沙袋，如充了气的皮囊在急流中翻滚，睡满了疲惫的人们的工棚，似水中积木四散开来，人头在其间沉浮，如覆巢之下飞不走的鸟。
溃堤了。
幸好他今晚没有住在工棚里，幸好他在这棵救命的大树下找陆杰尧打架。大水冲过来时，赵广陵反手就将大树紧紧抱住。水淹到腰时，他用全身的力气往上爬，总算爬到脱离水面的树丫处。这时他看见陆杰尧抓住了这棵树的一根胳膊粗的树枝，在激流中荡来荡去，像一只随时要断线的湿透了的风筝。
“救救我！”陆杰尧在水中喊。
赵广陵要救他的话，必须再次跳入激流中，首先他要保证自己不被冲走，然后他要抓得住他，最紧要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把他送上树，自己再爬上来。
“你的辩证法泡汤了。”赵广陵忽然有一种刻毒的快感。他想喝一大口酒，或者抽一支烟。
“救命啊！”陆杰尧绝望地向四处张望，大喊。他不指望赵广陵了。
赵广陵跳入了水中。在他多灾多难的一生中，他被人搭救过多次，自己也数次以命相抵去救人。但他为什么要去救这个害过自己的人呢？也许豆秧在九泉之下不会高兴，舒淑文在以泪洗面的日子里也会反对。这种告密者枉为教授，枉为人！溃堤的洪水为什么不淹死他。那么多右派和抢险者那天晚上都死了，连知道如何防止溃堤的水利专家王传心也死了。许多人被冲得很远，但人们发现王传心死在离溃堤处最近的地方，他的尸体阻挡不了溃堤的洪水，却仿佛是特意横尸于此，尽一个水利工程师的最后职责。
多年后一个后生听赵广陵讲起这段往事时，也愤愤不平地问：为什么要救陆杰尧这种人呢？赵广陵想了半天才说：
“他也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嘛。”

11 枪口下的大师
<i>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i>
赵广陵在离昆明二百公里的一个小乡镇上读到闻一多先生用生命呐喊出来的《最后的演讲》时，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他就像再一次从战场上遭受重创的伤兵，难以想起受伤前自己的奋然一跃，遭受到的猝然一击；以及为什么会在醒来之时，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吾师为民主死矣！杀吾师，实乃杀苍生，杀民心。
萧瑟秋风中，噩梦醒来，树叶飘零，回忆也零碎。
1946年昆明的夏天，阴晴无定，时而乌云翻滚，阵雨骤来，时而阳光普照，凉风习习。就像当时中国的局势，黑云压城，腥风血雨，而和平民主的曙光，又令人憧憬。赵广陵暂住在城西门外一个不大不小的客栈里，这里面住的客人大都是像他这样衣裹硝烟、满身战伤、军不军、民不民的失意老兵，中下层军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身佩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勋章，却不敢怀揣英雄还乡的梦想。战事让这些从前的抗日军人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对前途深感渺茫。
一个晚上，赵广陵在小酒馆里和几个老兵喝酒，忽然看见第8军的一个上校团长走进来了，他当时想糟糕，这下躲不掉了。不想这个老兄主动抢上前来打招呼，还好像不当回事地问：兄弟，别来无恙？赵广陵定神一看，这家伙哪里还有团长的威风，跟一个昆明大街上打流跑滩的混混差不多。赵广陵连忙让坐请他首席。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要说到部队上的事，赵广陵问：“张团长，你的部队呢？”
张团长轻松地回答说：“阵前反水了，我的副团长竟然是共产党，一下拉走了我两个半营。老子本来有机会一枪毙了他妈那个巴子的，但一想送给共军做个顺水人情也不错，算是在那边的一笔投资嘛，就对我那兄弟说，到老共那边帮你大哥美言几句，说不定哪天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妈那个巴子，这仗打的。”
当军人不知道为何而战时，战争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就像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而读书，考试就是儿戏一样。那天在一起喝酒的两个老兵也是远征军，只不过他们是驻印军，跟随孙立人将军一路从印度雷多打回中国，他们那时是喊着“回家”冲锋，可没想到回到国内了不但回不了家，还要打共产党。因此他们也像赵广陵一样，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复员证，胡乱填一个名字就从战场上脱逃了。国家已经堕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军人不但没有了尊严，还充满了背叛。
张团长递给赵广陵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滇缅汽车运输公司董事经理，李子祥”。张团长看赵广陵有些纳闷的目光，便打趣道：
“乱世嘛，人们总得有几个名字。廖营长，我现在该怎么称呼老弟呢？”
“兄弟姓赵，名广陵。”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说：“广陵老弟，来帮我干吧。那边有人可以搞到盘尼西林，而我们这边，不论共军还是国军，都需要。一箱盘尼西林就值两根金条啊，这条国际公路是我们当年打下来的，该轮到分红利的时候了。”
有个老兵说：“那东西怎么运得进来？有海关，还有军队哨卡、缉私队、稽查处、宪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条，还怕什么关卡？”李子祥不屑地说，“怎么样，广陵老弟？”
赵广陵说：“谢谢李经理厚爱了，兄弟我想回家种田去。”
李子祥打着哈哈：“想做解甲归田的美梦啊？别书生气啦，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这种跟他们杀红过眼的人，怕是连种豆南山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主义是虚无的，江山是飘摇的，连钞票都是贬值的，只有揣在兜里的金条，是沉甸甸的啊。”
他们俩都是刚刚从内战的火线上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的人，大后方的纸醉金迷和前方的残酷荒谬，都足以让一个无论多么刚强的人崩溃十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时，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往左还是往右，勇敢向前还是为己退后，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赵广陵的确想过回家过诗书耕读的宁静生活，他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已经回过一趟家，面对饱受日寇蹂躏过的家乡，他没有英雄还乡的荣耀，只有痛失亲人的哀伤。故乡之痛，是痛在心灵深处的那种丧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园的安详和谐、失去童年时蜻蜓在眼前自在飞舞、蝈蝈在耳边挑逗鸣叫的哀痛。故乡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失所，炊烟浸透了哀伤，父亲的白发早已化作孤坟上的荒草，母亲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征战归来的儿子满身的创伤。如此田园荒芜的故乡，对赵广陵这种曾经满怀抱负远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归去，无以疗伤；不归，又去往何方？
那个晚上酒桌上的老兵都跟李子祥走了，只留下赵广陵一个人喝闷酒。他本来是想约这些没事干的老兵做一件可以让他们自豪的事情的，但这些穷困潦倒的家伙只要有人给他们饭吃，连杀人越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在自豪感和金条面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
第二天上午，赵广陵宿醉未醒，客栈的堂倌就来拍他的门，说楼下有个太太来拜访。赵广陵慌忙起床，头发都没有梳清爽就冲到楼下。拜访者原来是他在联大读书时的同班女同学王青莲，刚回到昆明时他们曾经聚过一次，王青莲眼下在银行上班，嫁了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处长，是个日子过得很悠闲的人。赵广陵有些狼狈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哎呀，我的落魄‘百夫长’，快跟我走，有比你更大的‘千夫长’来昆明了。”王青莲说。
从胶东前线回来后，赵广陵一般不愿参加同学聚会，就像一个穷人不愿轻易坐进富人的厅堂。路上赵广陵问谁来了，王青莲神秘地笑笑，说你到了就知道了，当年我们偶像级的“百夫长”哦。赵广陵说，只要不比我更落魄就好。当年联大的那些慷慨从军的学子，一到部队都封中尉军衔，因此同学们都一概以“百夫长”论之，赵广陵不知道在这内战的紧要关口，那些当初为抗日和自己一样投笔从戎的同学，命运如何。
在联大同学、现在云南师范学院当讲师的叶之聪家，赵广陵看到一个身材颀长、西装革履、俊朗挺拔的背影，先到的几个老同学对那身影起哄喊：“先别转过来，让赵广陵猜。”
“杨鲲鹏？”“林志乾？”“萧骁？”赵广陵连猜了几个从军同学的名字，都被同学们说要罚酒了，要再罚一杯了。最后那个潇洒的身影终于转过来了，一张永远张扬着诗人优雅的才华和经受了战火历练的青春的脸，笑盈盈地望着赵广陵。
“穆旦学长！”
这是赵广陵和穆旦的第二次见面。去年的9月，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在昆明阴凉的秋雨里，欢庆的鞭炮、锣鼓还在窗外鸣响，在当时中国诗坛已负盛名的现代派诗人穆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此诗后来在收入穆旦的诗集中时，诗题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那是穆旦在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兵败野人山整整三年之后，在痛饮胜利之酒后的孤独感慨中，才第一次提笔写这场尸骨遍野的大败退。这是首在数万战死、饿死、冻死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目光注视下，一挥而就的洪钟大吕。当初也正是这些孤魂野鬼死亡的目光直瞪瞪地追逐着诗人穆旦，让他走出了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赵广陵的情断之处。他虽然没有翻越野人山的光荣，但他的初恋恋人就埋葬在那里。
<i>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i>
<i>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i>
<i>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i>
<i>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i>
“你写的是她吗？”赵广陵读到那惊风雨泣鬼神的诗句，泪眼婆娑地问，而穆旦却沉默不语。赵广陵说的“她”，是当年西南联大诗人群体中的女神，没有哪个联大男生不为她的美丽端庄所倾倒，没有哪个联大诗人不为她的勇气所折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花，香消玉殒在异国的野人山，用自己莲花一样洁白、桂花一样幽香的身躯，浇灌了他乡满山遍野的无名野花。人间还有比这更凄美的悲剧吗？多年以后赵广陵一直想写出这悲剧来，但是他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心底里最深沉的哀痛，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更无法用舞台形象来再现。如果有人想贸然饰演她。赵广陵会断然大喝：不，你不是她！
那天的秋雨为这首诗歌的出世挥洒了一整天的眼泪，那天的秋雨也淋湿了两个年轻的抗战老兵的离别愁绪。穆旦即将去已开赴东北的青年军207师报到，而刚刚伤愈归队的赵广陵则要随第8军去广西。“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兄弟，今后我们以诗为笺，互报平安吧。”这是穆旦的临别赠言，赵广陵手抄了一份《森林之歌》，才与穆旦挥泪作别。
历尽劫波后的同学重逢，几近于分离的骨肉再次相聚，师出同门的学子纵然没有血缘相连，但有一层永远割不断的“亚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尤其是西南联大这所在国难中重新组建的大学，三校学子自有更深一层的手足患难之情。赵广陵没有想到这一年穆旦在东北干得也风生水起，他主编的青年军207师的报纸《新报》云集了一帮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纵然是军中报纸，但同样揭露黑暗，同情弱者，抨击时政，已经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名声。穆旦笑着说：“联大人办的报纸嘛，走到哪儿，民主的呼声就到哪儿。因为我的俄文说得好，竟然有人说我是领卢布的，还有人叫我‘穆旦诺夫’。”
有个同学说：“好嘛，你可以去找昆明的‘闻一多夫’‘李公朴斯基’认老乡了。”那时右翼的报纸经常给思想左翼的人起俄国名字，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知名人士也不能幸免。
赵广陵说：“没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就好。”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谁是共产党哩。你们中有吗？” 穆旦摁灭了手上的烟，“抗战一胜利，一夜之间，好像满天下都是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的主张和学说。Absurd era(荒谬的时代)，我所供职的军队要打共产党，共产党倡导的民主自由、联合政府，又是我们追求的。”
穆旦也很同情赵广陵眼下的境遇，他说：“随我去207师办报纸吧，我们的师长罗又伦将军是个儒将呢。基本上不管我们在报纸上乱说乱写，哈哈。”
赵广陵心想，这老兄怎么如此天真啊！内战就要全面开打了，政府都不会再允许你乱说乱写，更何况军队？但面对学长，他不好多说什么，只以想回家为由婉拒。赵广陵不明白的是，去年北大外文系已经聘请穆旦去做讲师了，他父母又在北京，既能在北大教书，又可侍奉父母，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他老兄竟然还是舍不得军旅生涯。穆旦的解释是，罗又伦将军待他不薄，都是从野人山回来的患难战友，盛情邀请之下，他当然不好推辞了。不过，作为当年在联大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一起泡过茶馆、一起谈论过女生、一起办过壁报、一起在低矮简陋的教室里聆听过教授们讲艾略特、奥登、兰波、叶芝、波特莱尔，还一起在日机的轰炸间歇跌跌撞撞地追逐过现代派诗歌的学弟和诗友，赵广陵又相当清楚，穆旦这样才华横溢、注定要成为中国诗坛坐标式人物的诗人，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永远是他创作的双翼。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报名从军的西南联大青年教师。他说奥登都可以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我为什么不能去缅甸打日本人呢？古往今来，全世界的诗人，都有相同的浪漫精神，都渴望那种knight(骑士)生活。
一个大诗人，绝对拥有最纯真的心，纯真到了极致，他就难免天真幼稚。可是，诗人，你要经受多少失败，多少回自讨苦吃，才会写出穆旦这样的诗句：“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一年以后，赵广陵在云南的乡下得知穆旦的《新报》被查封的消息。再一年，207师在辽沈战役中战败，所幸的是，因为《新报》被查封，穆旦早已离开了207师去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工作了。也是这年，赵广陵在《大公报》上读到穆旦的新作：
<i>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i>
<i>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i>
<i>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i>
<i>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i>
<i></i>
<i>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i>
<i>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i>
<i>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i>
<i>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i>
<i></i>
<i>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i>
<i>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i>
<i>相信暴力的种子会开出和平。</i>
<i></i>
<i>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i>
<i>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i>
<i>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i>
赵广陵没有穆旦写诗的才华，但他比穆旦更能洞悉时局的混乱。他比穆旦提前知道了“暴力的种子”不会“开出和平”，只是他在多年以后才会读懂“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的深刻含义。作为动荡时代的一个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可避免。那时的中国正挣扎在一个最充满希望又最混乱不堪的局势中，这意味着光明在梦想中，黑暗却深深地笼罩了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中国的光明，独裁政权却把他们的名字染黑。赵广陵回到昆明后，还见到过自己从前的军中弟兄，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的中尉排长郑霁。当年他在赵广陵手下从勤务兵干到上士班长，九死一生回来后进了宪兵团。他没有什么文化，但聪明活络、勤奋用功，打仗也勇敢，比那些壮丁兵肯用脑子。在松山战场上，他一人拿下两个地堡，却还能活着回来。他在给赵广陵当勤务兵时就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穿军官呢子服、着高筒马靴、骑高头大马回到家乡。让邻村的张财主一家看看，他们老郑家也终于出了他这样的人物。他对赵广陵说：
“老长官，现在国家戡乱时期，那些个读书人可真比日本人还难伺候，打又打不得，杀又杀不得。你说说，是他们在给政府添乱，还是政府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
“他们不过是为民众争说话的权利，为国家争和平与民主。”
“说话嘛，你就好好说，干吗要骂领袖和政府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来骂？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好好地服从领袖，不就把国家弄好了？偏生又冒出个共产党，唆使他们要什么民主。”
“小三子，”郑霁当赵广陵的勤务兵时，他都是这样叫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唆使他们，而是中国需要民主与和平啊。那美国、英国、法国的民主，是共产党搞的？它们实行民主政治时，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哩。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
“老长官，你是读过书的人，我说不过你。但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天上峰的命令下来了，我就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了，照着名单捕人就是。”
赵广陵吃了一惊，“什么名单？谁的？”
“当然是那些乱说乱讲，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了。”郑霁在自己的老长官面前完全没有警惕性，不用赵广陵追问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来，“霍司令（时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已经去南京请示去了，上峰只要一同意，我们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赵广陵接过名单一看，第一名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坊间的谣言果然不假。在一个压制人们自由表达、言论极端不自由的专制体制下，谣言常常就是预言，由不得你不信。他沉默了片刻，才神色严肃地说：“小三子，闻一多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我们民族的大师，也是我的先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到来，你会去抓他吗？”
没想到郑霁反问道：“老长官，难道你没有当过军人吗？”
赵广陵无言。中国的军队里从来就缺少有民主思想的军人。闻一多先生当年鼓励联大的同学从军抗日，就说过从军打日本人是重要的，同学们去改造国民党军队也很重要。闻先生也许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改造一支专制政权的党军，比战胜侵略者更困难。
郑霁又说：“老长官，你刚回昆明不久，不知道这边的行情。什么学生啊教授的，都是些共产党匪谍。不把他们肃清了，前方的将士如何安心打仗？”
看着自己老下属的那份认真劲儿，赵广陵瞬间万念俱灰。这个丧失了理智又专制独裁的政府即便打赢了内战又怎样？他从郑霁呼出的气息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们曾经一起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赴死前的片刻寂静；他们也曾经一同在腐烂的死尸堆跳跃滚打，身上全是血水、尸水和断肢残肉，那时他们的心是那样近，就像一个被窝里焐大的亲兄弟。他有了这些生死兄弟在身边，心中踏实而坚毅。现在，侵略者被他们打跑了，对民主的追求却让他们生分了。
在把民主当成只穿一天的漂亮婚纱的专制政权统治下，那些成天要娶民主为终生新娘、泪里血里呼唤她的人，是“盗火者”，也容易被官方控制的主流舆论众口铄金地说成恐怖分子、流氓、恶棍，哪怕是李公朴这样品行高洁的书生，闻一多这样学富五车的教授。自抗战胜利以来，坊间就充斥着对这两位先生非常不利的舆论，未经证实的传闻，从报纸上含沙射影的攻讦，以及从电线杆子到小巷口的东贴一张西贴一张的小字报，无所不及其能事。什么李公朴携带共匪的巨款来昆，目的是要组织暴动啦，什么闻一多在昆明号召万人签名要民主的运动，是受了共匪的操纵、为出风头博取社会知名度啦，以及李公朴先生和昆明某妇人如何纠缠不清，遭人打上门去啦，等等。政府当局又不敢诉诸法律，把这两位先生送上审判台，公开审判他们的“罪行”。他们更不敢不让他们讲话写文章，因为政府还在虚与委蛇地跟共产党谈联合政府，还在羞羞答答地跟各民主党派谈宪政步骤。一党专制的政府即便干的是婊子的勾当，但牌坊是一定要立的，哪怕这牌坊立得歪歪斜斜，满是污秽。他们自己没有了公信力，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民主是不需要的，也不准随便乱提。他们只是采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力图让人们相信，这些呼吁民主与和平的教授，是制造恐怖、颠覆政府，生活腐化，哗众取宠，破坏人们平静生活的动乱分子。他们将在美丽的春城实施爆破、纵火、暗杀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甚至连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世风日下、家庭不睦，都跟他们有关。
赵广陵和李公朴先生不是很熟，但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打游击时，经人推荐读过李先生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这本书里写了李先生在延安的见闻和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第18集团军敌后抗日的情况。当时身为国军军官的赵广陵并不以为然，甚至还认为李先生的书里也不无偏颇之处，他对同僚说：“我就是个书生了，李先生比我更书生气。”
这次从郑霁那里见到那份“黑名单”后，他凭超强的记忆暗中记下了所有的名字，然后立即赶到北门书屋，把那份“黑名单”交给了他们。那里面不少人都是他当年读西南联大时的教授啊，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让赵广陵很惊讶的是，李公朴轻蔑地抖抖那张纸，笑着对闻一多说：“闻先生，愚弟不才，虚列榜首，看来要比你先走一步了。”闻一多先生那时正在画第二天民主集会的海报，他用红色的颜料把“民主”两个字写得鲜红似血，对那份“黑名单”看也不看，“仆如  （　李公朴的号。），你去了，我给你开追悼会。如果你的血不够，我就来添上。我们的血还不够，自有更多的仁人义士。我就不信中国唤不来一个民主的政体”。李公朴先生踱步过来看闻一多先生的海报，颔首道：“嗯，民主不是黑色的，是红色的。在中国，这种红色有两个方面的寓意，一是代表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二是象征民主是要用鲜血去换取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份‘黑名单’算什么？今天我们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迎着枪口往上冲的人，赵广陵在战场上见得不少，但这两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教授面对枪口也毫无惧色，不能不让赵广陵既佩服又心戚戚然。要什么样的政权，才会把国之大器、民族精英时常置于阴险的枪口下？在中国争民主难道比打败日本鬼子还要残酷血腥吗？打日本是为了救亡，争民主是为了国家中兴，我们究竟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流多少血，才能催生出民主中国的到来呢？
实际上当第一次和闻一多先生见面，看见那恐吓信里的两颗子弹时，赵广陵就决定为自己的先生做点有益的事，为民主运动尽一点力量。他这些时日一直在四处联络退伍老兵，企图组建一个护卫队。但那些好不容易招拢来的老兵竟然会被李子祥的金条所蛊惑，有个老兵曾经问他，让我们干那活儿，你每天给多少钱？
赵广陵身上哪里有钱？他现在的饭钱还靠老下属郑霁资助。国军的一个中层军官如果不“喝兵血”，收入还不抵政府机关的一个小办事员。但在第8军，李弥是最讨厌吃空饷的军官的，一经查实，军法论处。赵广陵也不是按正规途径复员的军官，从军营里狼狈逃出来时，身上的积蓄仅有刚发的军饷。在从山东回云南风餐露宿的旅途中，他两次靠找过去的军中同僚接济，才买得起火车票和汽车票。一个失意的军人，就是大地上的一条流浪狗，牙齿是锋利的，却腹中空空。
组建护卫队的事赵广陵有一天跟闻一多先生提起过，但受到先生的断然拒绝，先生还对赵广陵大加申斥，说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达官显贵吗？帮会老大吗？出入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我们民盟从不要一兵一卒，从来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推倒独裁政权，不是靠枪炮，而是靠民主的理念。你在国民党军队里都学到了些什么？你走吧，我不需要保镖。
那个在编辑部帮忙的陆杰尧，从见到赵广陵第一天起就对他没有好感，他总是对赵广陵说你们国民党军队如何如何，好像他就是一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似的。闻一多先生下逐客令时，赵广陵用求援的眼光望着他，因为他认为陆杰尧是清楚闻先生的处境的，应该赞同他的想法。但陆杰尧并不搭理他，还去把门打开，送客了。
救国无门，报师无路。那几天赵广陵相当消沉，天天在老兵客栈里找醉。在赵广陵的印象中，闻先生从来没有如此严厉地对待过自己的学生，他在学生面前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大二时，有个北方来的同学因为生活实在困难，不知咋的被昆明一个富商的大老婆包养了，那女人少说有五十多岁，脸上的脂粉涂得有城墙厚，常常开着辆道奇车到贫穷的联大校园显摆，两人成天厮混在一起，把那家伙搞得像个鸦片烟鬼似的，昆明话叫“掏枯井”。班上的同学们感到奇耻大辱，结伴要去揍这个有辱联大学风的家伙。闻一多先生知道此事后阻止了大家，有一天在课堂上讲《离骚》，闻先生像往常一样来一段极具个人特色的开场：“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然后掏出烟斗来，问下面：“你们谁要抽？”这其实是给想抽烟的男生们一个信号。但那天闻先生点好烟斗后，丢开讲义，话题一转给大家讲起了《庄子?秋水》，他温和地望着大家说：“抗战时期，国家有难，你们看我和我的家人都在饿肚子，中午我还只靠两个辣椒下饭。但庄子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鸟叫鹓，鹓者，鸾凤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而有一种鸟名鸱，却专以腐烂的鼠肉为食，还自以为是得很。故李商隐有诗云：‘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竟未休。’作为一须眉男子，天下有几种饭吃不得，第一汉奸的饭吃不得；第二仇敌的饭吃不得，第三嘛女人的软饭吃不得。腐鼠而已。”在同学们的哄笑中，那个吃软饭的同学头都低在课桌下了。
赵广陵不明白的是，闻先生不把吃软饭的同学赶出教室，却把他赶出了北门书屋的民主周刊编辑部。要是巨浪还活着就好了，赵广陵想。他不是闻先生的高足，巨浪才是。闻先生当年喜欢用秃头毛笔书写教案或书信，那字自有一番名士风味，那些秃头毛笔都是巨浪负责为先生收集，他当年出入闻先生的家就像进自家的门。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闻先生头部负伤，后来联大的课程都改在早上七点上课，十点一到，师生都去城外“跑警报”。每次“跑警报”巨浪总是不离闻先生左右，一边走还一边向天上张望，仿佛随时要扑在闻先生的身上。在松山战场的一个夜晚，两个老同学彻夜喝酒长谈，说到当年在联大的岁月，赵广陵记得巨浪说：“天佑吾师，你说要是那次日本人的炸弹再扔偏一点，中国岂不少了闻先生这样的大师？这狗娘养的小日本，专门来炸我们的校园，是想断我们的文脉啊！”
就在赵广陵还在借酒浇愁的一个冰凉的雨夜，几颗子弹把一个国家对民主的向往击碎了。李公朴先生和他的夫人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偏僻的小巷里忽然蹿出两个冷血的枪手，他们没有多话，也没有勇气站在手无寸铁的李公朴先生的对面，而是从背后开枪。第二天凌晨赵广陵才得到消息，连忙赶到医院。那时闻一多先生和很多人都来了，人人眼里都噙着眼泪，泪光里都是燃烧的火焰。“无耻！”李公朴先生喊了一句，一口鲜血从口里喷了出来。
“我为民主而死！”这是他的最后呐喊。
“闻先生，不能再有人为民主而死了。”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赵广陵挤到闻一多身边，轻声对他说。闻一多回头看看他，神色严峻地说：
“像李先生那样为民主而死，是胜利的死！你怕什么？”
赵广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学生自走上抗日战场，就将生死看作白天和黑夜的关系。学生只是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报答先生一二。”
旁边有人附和道：“闻先生，我们要小心啊。那些流氓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先生，让我跟在你身边吧。”赵广陵恳求道。
有几个还没有北上“复员”的联大学生也说：“闻先生，李先生的后事还要料理，好多事都要您出头露面。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纠察队，就让这位打过仗的学兄来带队吧。”
闻一多想了想，“学生纠察队可以，你先前说的那些国民党老兵，我不要。”
从那天起，赵广陵重新回到闻一多身边，特务的跟踪与监视于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年的训练让他具备了在人群就可看出谁是暗藏杀机的刺客，从身后若隐若现的脚步声或鬼魅一般的身影中察觉出跟踪者在哪里。昆明的这些小特务，要论特种技能，大体都在赵广陵身手之下。李公朴先生入殓那天，仪式结束后他和几个民盟的人陪闻一多先生刚走出医院门口，几家媒体的记者围上来，记者还没有发问，闻一多先生就高声怒斥特务无耻、卑鄙，代表中国民盟云南支部申明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查办真凶。这时一个担柴的老翁忽然冲着闻先生跌跌撞撞地过来，闻先生刚想上前去搀扶，赵广陵一步抢上前去，挡在闻先生面前。他抓住那担柴人的手腕时，感觉到了他手上的力量，那是一双舞刀弄枪的手。赵广陵低声怒喝道：“狗特务，给我滚开！”那家伙的目光顿时散乱了，畏缩了，扔下柴就跑。而闻先生还浑然不觉，问赵广陵这老人家怎么了。幸好这时又有个记者追上来提问，才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开。
在李公朴被暗杀的第二天，赵广陵就找到了郑霁，将他堵在被窝里。他对着衣冠不整前来开门的郑霁劈头就是一巴掌。“你他妈的都干了些什么？”
在国军中，老长官既是兄长也是父亲，哪怕他现在已经成了个乞丐，要打要骂都随了他去。
“不是我们干的，老长官。”郑霁捂着脸说。
“那是谁干的？共产党吗？”
郑霁没有过多辩解。他把赵广陵引进屋，从抽屉里翻出一本证件来递给他看，赵广陵一下就怔住了，像不认识自己的老下属一般。
原来郑霁不但是宪兵团的中尉排长，还是军统的人。军统无所不在的触角赵广陵并不陌生，就是在铁板一块的军队里，你也随时得提防军中的同僚中谁有军统的背景。戴老板的一个指头，抵得了一个陆军上将。郑霁说：“老长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干的，就跟党国没有关系。我们也正在查呢。霍司令的特务营、宪兵团、稽查处、省党部的人，还有云南的地方势力，甚至共产党的地下党，都有嫌疑。老长官，你不知道，杀人竞赛开始了。”
“杀人竞赛？”
郑霁解释道，现在军统掌握的竞赛双方，是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和云南省党部主委、省政府代主席黄宗礼。鉴于自抗战以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堡垒”，现在联大北上“复员”了，昆明的民主势力大受影响。但当年那些跳得厉害的人，政府是一定要跟他们算账的。而那些试图跟党国分享一点权力、跟着共产党喊组建联合政府的民主党派，未免就太天真了。谁不知道在中国，有枪杆子保证，才会有政府啊，因此政府认为他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尤其是中国民主同盟，看似是中国目前第三大党，但他们只反老蒋，不反老共，这就让蒋主席甚为头痛。霍揆章虽然当了昆明警备司令，但还想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军政大权一把抓；而那个云南老土鳖黄宗礼呢，也想尽早去掉那个“代”字，以圆封疆大吏之梦。暗杀李公朴并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但有人就先动手了。下一个是谁，一定还会有人抢先一步。他们现在认定杀那些知名教授，会取得一石三鸟之效。既可到蒋主席那里邀功，又可嫁祸于共产党，还可趁机搅乱云南局势，赶走龙云的地方势力。现在杀李公朴的两个案犯已经抓到了，正在审讯，看情形有可能是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的人。黄宗礼有些急了，没有抢到头功，就给那些争功的抹了一把黑。但这个云南土鳖是在出卖党国利益啊！郑霁抱怨道。
云南籍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兼省政府代主席黄宗礼，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上过前线，也算是久经战阵的党国元老。但他从来不被家乡人待见，因为跟老蒋跟得紧，抗战时先是被“云南王”龙云驱逐，抗战胜利后才被老蒋钦点回云南主政。他既有边地人的自卑、孤独，又有衣锦还乡的自负、傲慢，常常以封疆大吏自诩。他自言爱自己的家乡把头发都爱白了，因此他痛恨那些自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下江人，外省人，当然也包括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他认为正是这些人败坏了云南淳朴的民风。民国三十四年西南联大发生的“一二?一惨案”，他作为元凶之一被联大的教授联名上书政府，呼吁驱逐，撤职查办。但黄宗礼是那种最典型的乡野土鳖，只效忠一个人，而不顾及效忠的手段。当孙子也好杀人放火也罢，只要老蒋高兴，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大约属于那种拙劣的画匠，本想给领袖的形象涂彩，结果是越描越黑。他利用省党部的特权，不但严格审查李公朴惨案的新闻报道，甚至还亲自修改稿件标题。但他对党国的一片忠心看上去却居心叵测。因为就是共产党方面的高人，也想不出如此让国民党颜面扫地的新闻标题—— “桃色事件引发血案，李公朴终遭情杀。”文章用通俗小说家的笔法，津津乐道地描述了李公朴先生到昆明后，如何假宣扬民主之名，勾引良家少妇某某，使其怀孕，少妇婆家打上门去论理无果，最终导致此桩情杀惨案。又云昆明本民风纯良之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妻贤夫敦厚，叔嫂不通问；人们平易恬淡，邪气不侵。自抗战起，下江人蜂拥而至，西洋民主被奸党操弄，蛊惑民心，乱我国本。须知民主并非不守宗法伦理，民主亦非随意易妻而眠。李公朴之死，纯属夺妻之恨引发仇怨，与民主无涉。多行无礼，必自及也。
此奇文一出，舆论汹涌，天怨神怒。如果一个堂堂的政府开始耍流氓了，那它必将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民心。民心已经在淌血了，他们还要往民心上补上几刀。连昆明大街上的小脚老太太都骂政府不讲道理，昆明话叫作“说话喷钢”。但黄宗礼的嘴里不但“喷钢”，还要喷出子弹来哩。黄宗礼对手下的幕僚说：“云南人本来就老实憨厚，都是被联大的那些喊民主的教授和学生教唆坏了，这些教授、学生又是被龙云惯坏了的。杀一个不能以儆效尤，就再杀一个！你不去杀他，人家就赶到前头去杀了。还有人想把坦克开到大街上去哩。”
有个级别很高的特工说：“黄主席，卑职可以把他们秘密逮捕，秘密处决，就说他们都跟女人私奔了。”
黄宗礼回答道：“都是些胡子一大把的人了，又是品行没有瑕疵的教授知识分子，谁相信他们会私奔？你们就不动动脑子？”
“那我们就制造一场车祸，或者把他们丢到翠湖里，说他们不慎溺亡。黄主席，卑职以为：公开枪杀或者暗杀，会让那些教授们更铁了心跟共产党走。”
一个刚刚入行的特务建言道：“或许我们可以找几个妓女去和他们睡觉， 把他们当嫖客抓起来，在报纸上坏他们的名声，然后说他们在监狱里自杀了。”
黄宗礼喝道：“这种死硬分子怎么会在监狱里自杀？”
那个小特务嘀咕道：“在我们的监狱，喝口凉水也会噎死呢，睡觉也会一觉醒不来哩。要是还没有人相信，就说他们在玩躲猫猫游戏时高兴得死了。”
“妇人之见！哪个政府的监狱里会‘喝凉水死’？‘睡觉死’？‘躲猫猫死’？有这么混蛋的当政者吗？当此国家戡乱之际，奸党作乱，匪盗四起，不杀一两个教授，不能以正视听，也不足以维护领袖威望。你们怕什么？”黄宗礼拍着桌子上的一张昨天的《大公报》，头版就是闻一多在演讲时大声疾呼的照片，“你们看闻一多这种煽动骚乱的分子，走在大街上振臂一呼，从者如云。政府对他们太宽容了！再不除此逆贼，任由他们搞啥民主选举，将来天下不是国民党的，也不会是共产党的，而是民盟的了。”
那个高级特工想，党国就要败在这个云南土鳖手上了。人家共产党拼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倡导者、捍卫者、拥戴者，他们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画一块“联合政府”的饼笼络知识分子的心，而我们却用枪弹把教授知识分子驱赶到他们的怀抱，共产党不得天下才怪了！二战结束后法西斯被钉进了棺材，党国里的蠢货们却要将它借尸还魂，以后该是人家把我们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他鼓起勇气说：
“黄主席，为了党国的利益，卑职不能不斗胆进言，杀一个闻一多，于共产党无伤毫毛，但给党国造成的损失，比丢掉十座城池更甚！”
“城池丢掉了，可以再打下来；人们脑子里的这主义那思想多了，你占再多城池有何用？”黄宗礼起身把那张《大公报》钉在墙上，对那特工说：“把你的枪拿来。”他接过枪，推弹上膛，“啪”地一枪打在报纸上。“哼哼，我以为你们的枪都哑火了呢。国家养你们不就是为了维护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吗？”
这特工被上峰的羞辱激怒了，他挺起胸脯说：“黄主席，卑职等杀闻一多不过是踩死一只蚂蚁。不过，这不是卑职等该干的事情啊！这分明是在帮共产党！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还是请示一下南京方面吧？”
黄宗礼冷笑两声：“你就说我是共产党，不就好了吗？但遗憾啊，老弟，我还是你的上司。你被解职了，去感化院好好休养吧。”
而在昆明警备司令部，下一个暗杀目标不仅早已锁定，而且还迫不及待。因为执行上次任务的几个特务都已经加官封赏，这些党国的军人们并不在意什么社会舆论，也不会过多考虑杀了一两个民主人士，会把更多的知识分子推到共产党一边。他们只相信手中拥有的武力，认为民心是可以用枪弹和威权弹压的。他们大多参加过抗战，认为国家是自己保卫下来的，失地是自己收复的，天下当然该由党国来坐，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凭什么来分一杯羹呢？不但不让你们分享权力，还不准你们乱说乱讲。军人的行事方式只有一条：谁挡我的路，我就把他干掉；而独裁政权的驭民之术其实更为简单：我可以任意行事，你不能指手画脚。
黄埔一期生、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也许还沉浸在两年前胜利赢得滇西战役的自豪中，他指挥的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收复古城腾冲，直至把小日本赶出国境。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首次对日军的主动大反攻，他是主要指挥者之一，那时他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他班师回到昆明时，人们倾城出动、夹道欢迎，鲜花淹没了国军士兵们行进的队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晃得他感觉自己真是个卫国御敌的民族英雄。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个巨大的荣誉离民族罪人仅是一步之遥。
有谁会想到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杀向日寇的陆军中将，会为杀几个教授知识分子而绞尽脑汁，组建了一个冷血残忍的行动小组呢？他当然知道省党部那边黄宗礼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暗杀行动。他是军人，知道时机的重要。他等不得南京那边的命令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是骄傲自信的军人的做事风格。但军人一旦介入政治，城市的大街上必定会充满血腥味，军人在战场上的勇敢就变成鲁莽了。军人的敌人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学生、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宪兵团的中尉排长郑霁被指定为这个近百人的行动组外围成员，他听人说闻一多这两天好像雇了个保镖，身材高大、面目狰狞，像是个训练有素的人，成天跟他形影不离。这人还带着一帮学生，总是围在闻一多的身前身后，让行动组的杀手不好下手。郑霁一下就想到了赵广陵，老长官也命在旦夕了。
那几天赵广陵睡觉都在先生家外屋的沙发上。开初闻先生和民盟的人都不赞成赵广陵的做法，说我们民盟是倡导和平、反对暴力的组织，面对暴力，我们宁可用自己的鲜血和语言去还击。当赵广陵把从那个担柴老头儿的柴里搜出的一把两尺长的刀拿给他们看时，闻先生还天真地说：“也许是人家砍柴用的呢。”赵广陵回答道：“先生，我可没忘记当年你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鱼肠剑’的故事，还有‘图穷匕首见’。古时的刺客都是义士，现在的刺客都是流氓。政府一旦耍起流氓来，比街头上的小混混流氓多了。”
闻一多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就像父亲忽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一夜之间成熟了。“过去总是我告诉你们该如何如何，现在你能当我的先生了。从如何提防特务，到怎么烤好一个土豆。哈哈。”
由于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教授已经回北平天津去了，学生们也走得差不多了，位于西仓坡的联大教授宿舍越发冷清肃杀，闻一多先生的那一排房子只剩下他和潘光旦先生两家。别说晚上月黑风高，鬼影幢幢，就是白天也显得阴森恐怖，杀气萦绕。那些遍布在昆明大街小巷的各种传闻，就像随时都会飞出来的子弹，西仓坡周边那些曲里拐弯、阴暗狭窄的小巷，仿佛每一转角处都暗藏着一双阴鸷的眼睛，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昨天特务们查封了中俄友好协会，抓捕了几个工作人员。白色恐怖已经悄然袭来。赵广陵和闻一多身边的人都力劝他赶快离开昆明这座充满杀气的城市。但闻先生说：
“我一离开，诸事停顿，那些刽子手们岂不羞辱了我的骄傲？”
闻先生那时正埋头刻手上的一枚图章，屋子里光线昏暗，他不得不摘下眼镜将脸凑近些才看得见下刀，颔下的胡须都快要飘到图章上去了。赵广陵至今还背得几年以前，由浦江清教授亲笔撰写，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熊庆来、朱自清、杨振声、潘光旦、沈从文等知名教授联合署名的为闻先生“挂牌治印”打广告的骈文润格：
<i>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i>
文人教授即便为生计谋，卖艺养家，行事也风雅守正，洋洒洒雅士风范，凛凛然圣贤气派。纵然如闻先生所说是“手工业者”，但也被人广为传诵，引为美谈，士穷乃见节义矣。赵广陵知道闻先生这些天抓紧为人刻图章，是为了给家人买回北平的飞机票。上午闻师母还带着两个小女儿上街摆地摊卖家中剩余的东西呢。赵广陵多年以后还在懊悔自己当时身上没有钱，他要是能为闻先生买一张机票，怎么会有后来的悲剧？
那天下午赵广陵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土豆，回到闻家后他就将土豆丢在炉灰里，炉子上的茶烧好后，土豆在滚烫的灰里也烘熟了。闻先生大约从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烤土豆，他啧啧连声地说，这简直比烤乳猪还香，就像“白肉”比真正的肉还香一样。闻先生家本来人口就多，开支大，加上来拜访的人多，先生又好客，话投机了就非要留人吃饭。一些不明就里的客人认为闻一多先生那么大的教授，家中该不缺吃喝的，因此也就不客气了。这些天先生到处出席各种集会和新闻发布会，筹办明天就要举行的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不是忙得顾不上吃饭，而是根本就没有米下锅。下午出席工商界的一个聚会，去的路上闻先生不知不觉地说了声，“这些老板们会管我们一顿晚饭吧。”声音虽然小，但听得闻先生身边的几个人都充满神往。但到聚会结束时，闻先生起身率先离开了，尽管主人有留饭之意。回家路上闻先生的儿子闻立鹤问：“爸爸，为什么不吃饭再走？”闻先生没有回答，只是拉紧儿子的手快步疾走。
晚上十点，闻先生刻完最后一枚图章，赵广陵看到闻先生还在狭小的客厅里转来转去，四处打量的目光里都透着饥饿。他有些得意地笑了，从火灰里拨出专为先生留下的最后一个土豆。先生的目光竟然难掩惊喜，毫不客气地就接过去了，连灰都不多拍几下，就把还嫌烫的土豆一口塞进虬髯乱布的嘴里。土豆下肚，他大约才感到自己在学生面前的失态，便自嘲说：“刻章也是个体力活儿啊，饿得快。”
赵广陵心里一阵阵发酸。下午的聚会上，一个商界大佬说，有人说你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还发给你们薪水，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们。闻先生当时高声反驳说，你说的不对，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从不从属于任何政党。我们不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们不搞独裁政治，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如果你真要把我们看着什么尾巴，那我们就是人民的尾巴！
本来可以暂且免于饥饿的晚餐，就这样泡汤了。
“先生，你要再次答应我，明天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不要上台去讲话。”赵广陵看闻先生的情绪有些好转了，就重提这个要求。吃晚饭时，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几位先生都要求闻先生明天不要去出席追悼会，说我们不跟他们争一时长短，留得青山在，将来有跟他们算账的那一天。但闻先生说，我这个湖北佬就是犟，我说几句话，又能把我怎么了？我就不信天下真有不让人说话的流氓政府！后来大家一再恳求，闻先生才答应不讲话，但追悼会一定要去，不然何以面对李公朴先生的在天之灵。
闻先生拿着烟斗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说：“‘子曰：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教过你们没有？”
“大二时，先生讲《论语》时教过。但是先生，此邦非彼邦了。”
“难道此言非圣贤之言？人生自古谁无死，像李先生那样为民主而死，总比在家老死，得肺病而死，溺水而死，出车祸而死，更能留取丹心照汗青吧。”
要论圣贤之言，学生怎么说得过老师？“先生，我们不谈死好吗？邦无道，我们更要活下去。学生在上军校时，教官告诉我们，当敌方的火力瞄准你时，你要做的首要事情，是隐蔽。所谓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
“你呀，还是上过战场的人。”闻先生用烟斗点着赵广陵的头，“两军对垒，比的是啥？还要我来告诉你？农夫比粟，商贾比财，烈士比义。”
“先生，您提到战场，让学生想起了在松山战场上，有个雨夜我和巨浪蹲在战壕里，天上的雨真是个大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得用钢盔往外舀水。巨浪说，有时他会觉得，我们在这里御敌厮杀，就是为了让闻先生这样的鸿儒大师有一方安静的书桌，潜心做学问。有闻先生这样的大师在，中华文化就存在，就会代代传承下去，中国就不会亡国。小日本占得了我们的几片土地，他永远灭亡不了我们的文化。”
“唉，巨浪……”
“先生，巨浪一直是把先生的《楚辞校补》背在行军囊里的。他阵亡时，鲜血都把《楚辞校补》洇红了。”
“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为师不才……”闻一多先生忽然伤感起来，他蜷缩在破旧的沙发一隅，衔着烟斗，像个小老头般孱弱而孤独。
昏暗的屋子里一灯如豆，像赵广陵经常露宿的马车店一般寒酸简陋，并充满羁旅之人的飘泊感伤。先生的手稿和参考典籍堆放在不大的书桌上，有一层薄薄的灰，一方砚台上的墨汁早已干涸，几支秃笔胡乱扔在桌子上，像是受到冷落的孩子。此情此景，让赵广陵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抗战八年，烽烟遍九州，家国已破碎，连闻先生这样的大教授也不得不忍受流离失所的困顿贫寒。先生老了，当初从长沙一起徒步到昆明，漫漫三千多里风雨路，先生的脚步始终是矫健的，脸膛是黑红黑红的。现在你看他拖着脚步走路的背影，你看他苍白衰弱的面庞，难道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画像？难道闻一多先生这样的鸿儒大师，就该放下手中的学问不做，独自去面对整个社会的黑暗？还有流言、诽谤、谩骂、攻讦、直至死亡的威胁。中国，请善待我们的大师；中国，请给我们的教授一方安宁的书桌。请让我们的读书做学问的人在这样的夜晚，青灯黄卷下，叼着烟斗，沏壶热茶，怡然自得地打开手边的书卷，而不用担心因为多说了几句话，门口就布满了特务和黑洞洞的枪口。
“闻先生，学生有一问题想请教，可以吗？”
“你说。”
“有人说你跟共产党有来往，甚至说你早就是共产党。”
“嗯，我跟他们有过接触。我们的主张和他们在很多方面基本一致。你没有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联合政府》吗？”
“学生看了。”赵广陵去年在山东战场上就搞到这本小册子了，还被李弥批了一通。他在闻一多先生家里再次看到这本小册子时，发现书里到处是划痕、批注，书角都翻出毛边了。当时他就想：先生不愧是做学问的人，连涉足政治，也用做学问的精神去面对。
“先生，共产党有人有枪有军队，要推翻独裁政权，由他们去干好了。中国的政治改变，学生认为，不是靠多说几句话就变得了的。先生是做学问的人，何不……”
“你说的什么话！”闻一多忽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五四’精神是怎么来的？民主意识不靠我们这些有读书人去发动民众，灌输呐喊，枪炮打下来的天下照样不会有民主。”
也许因为激动，闻先生猛烈地咳嗽起来，赵广陵忙过去扶他坐下，说：“先生，我就怕你发诗人脾气。”随后他又递过去一杯热茶。
“我不写诗久矣。”闻先生缓过劲儿来，又像个父亲对孩子说话似的说，“广陵，我还没有老，对吧？该怒发冲冠的时候，我还是诗人。嘿嘿，我想起来了，1919年闹‘五四’时，我还是清华的学生哩，头天听说北大的学生上街了，当晚我就在我们的壁报上抄写了一遍岳飞的《满江红》。第二天我们清华的学生全上街了。哈哈，我从来就是个煽动骚乱的分子。别忘了，我是全宇宙的energy（能量）。”
闻一多脸上难得地现出一个自信的微笑，赵广陵趁机说：“下午我在宪兵团的老下属让报童送来一张便条，要我赶紧离开昆明，具体原因他没有说。我想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李公朴先生的丧事办完后，先生也赶紧离开这座到处是流言蜚语、明枪暗箭，到处充满恐怖血腥味的城市吧。《楚辞》的研究还等着先生啊。”
闻先生沉默了，过了会儿才有些懊恼地说：“我现在还凑不齐他们的机票钱。”他向里屋努努嘴，“我岂能先他们而离开昆明？”
一阵阵凉风掠过屋顶，传来树叶的窸窣声，蛐蛐在外面低吟浅唱，高原夜空中流星陨落的叹息仿佛也听闻得见。寂静的世界让人感到连恐怖这个怪兽也歇息了。里间传来闻师母和孩子们均匀恬静的呼吸声，闻一多先生屏息向那边瞩目良久，忽然回头，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纯真而幸福的模样。
“你听，这真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说。
那个晚上赵广陵倚靠在闻先生家的沙发上几乎一夜未眠。他把明天在追悼会上可能要发生的情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学生纠察队的人该如何分工布置，闻先生和几个教授身边应该有哪些人随时照应。身藏暗器的特务是肯定要混在人群中的，军警会不会当场抓人呢？只要事态不激化，想来应该不会。政府再怎么也得顾惜点脸面吧。李公朴先生之死，已经让海内外舆论大哗，据说连美国驻华大使都表示了关注，国民政府还说要查明真凶。他们即便不顾民心，毕竟还要看美国人的脸面，还指望美国人的外援打内战。晚饭时几个教授分析局势时还说，国民党正在跟美国政府谈一笔五亿美元的军援，但司徒雷登已经明确表态，要军援可以，但必须先跟共产党谈和平和组建联合政府的事，还特别提到了要根除特务政治。因此，教授们推断国民党不敢再杀人了，对他们来说，军援毕竟事大。明天闻一多先生只要不上演讲台，料定没有谁胆敢下手。本来还有扶棺游行的计划，但担心激怒政府，怕闻先生等人一路上不安全，便取消了。追悼会结束后闻先生将回家，下午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就在民主周刊社开。闻先生会有个发言，并回答记者问题。然后他再回家吃晚饭，只要平安到家了，这危险的一天就过去了。至于后面的事情，赵广陵想找郑霁再借一笔钱，尽快帮闻先生一家买到机票，让他们回到北平。
第二天一大早，赵广陵在迷糊中听到走过客厅的脚步声。他赶忙翻身起来，原来是闻家的老保姆刘妈要去买早点。赵广陵忽然想起自己应该再去踏勘一下从闻家到云南大学至公堂追悼会场的线路，就对刘妈说：“让我去把，我刚好要出去看看情况。”他接过刘妈手上的几文零钱，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说刘妈，你帮我找个家伙，打狗用的。刘妈心领神会，回到厨房给赵广陵递来根捅灶火用的火钩。赵广陵在手上试了试，那火钩有二尺多长，大拇指粗，还算顺手。
天已经放亮了，一些早点铺前炉灶上冒出的青烟弥漫在小巷里，是个晴朗的早晨，阳光把青烟的轮廓勾勒出来，在或明或暗的巷子里弥漫得颇富诗意。连走了两条巷子，基本看不到行人。这让赵广陵生疑，他左看右看，甚至还在转过巷子拐角处又忽然反身折回，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本来他应该在路边买一钵米线就往回走了，可他想再多走几步，去云南大学校园里看看情况，再把至公堂周边的地形查看一遍。他昨晚就想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如果会场大门被军警特务封锁了，他将推开窗户，把闻先生等人从窗户接出去，走这条小路穿过一片花园和树林，然后进一排民房，再从民房中穿出去就可到文林街，从文林街再走两百来米，便可回到西仓坡闻先生的家了。
他走到一处叫丁字坡的地方，那里有个补鞋的老人。似睡非睡，孤单得可疑。这帮笨蛋，哪个补鞋匠大清早的会来摆摊。赵广陵正暗笑那帮吃特务饭的家伙智商低，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轰鸣，随即是尖锐的车轮急刹声。来了。赵广陵闪身往街沿上一跳，抡起手上的火钩，横在身前。
一辆土黄色篷布的美式吉普“吱啦”一声停在他身边，“老长官，快上车！”驾驶座上的人喊。
赵广陵那时有两个选择，要么上车，要么转身就跑。但他再一次在关键时刻押错了宝。他上车是想跟郑霁说，要是还认我这个老长官，借笔钱给我。
坐上驾驶副座后，他话还未说出口，后脑就被重重一击。到他醒来时，已经是在离昆明两百来公里的玉溪县的监狱里了。监狱长竟然也是他从前手下的兵。这个家伙说：
“老长官，昆明出大事了。有个叫闻一多的教授被人杀了。郑霁是为了保护你，才把你送到我这里来的。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吧，现在那边在到处抓人哩。”
赵广陵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把牢房铁门的栏杆都掰断了两根。
<b>附件 3 ：</b>
<b>致友人书</b>
穆旦学长台鉴：
愚弟抱歉万端，叩请学长海涵。兄台去年夏季雁书，今日上午才辗转送达。四季轮替已一年有余矣！此误非邮差之责，弟去夏身陷囹圄半年，出狱后在一偏远乡村隐名埋姓，生存颇为困顿尴尬。为避祸，弟现已易名赵迅矣。赵迅者，鲁迅先生追随者也。今后学长可按此名赐大札。地址见后。
学长八行书中询问闻一多先生遇害之事，一年之后，愚弟仿佛仍在噩梦中尚未醒来。弟受闻先生事牵连，几被当局通缉追杀，幸得往昔军中同僚暗中保护，方才苟活到今日。然保护吾师之责，不才失职矣！铸此大错，痛悔终生。有朝一日倘能相逢，再细诉详情。
从收音机中得悉，兄台所办之报纸已被查封，不知属实否？当此时局，既乱且危，国民政府民心丧尽，独裁政治穷途末路。国家民族何去何从，吾等曾胸怀大志之有为青年，联大骄子，军中精英，竟也在此关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弟亦深知学长对时局见解独到，行事果决，望能指教愚弟一二。
弟在乡下谋得一教职，苟且偷生耳。乡间生活倒也纯朴安宁，弟正可补读圣贤之书。昆明最近风声渐渐平息，杀害闻先生之主凶已被枪决，霍揆章、黄宗礼等元凶也已撤职调离。是故弟考虑明年重回昆明做些有益社会人生之事。
学长能否帮弟找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相关书籍？弟一年来隐居乡间，越发眷念当年在联大之舞台活动矣。弟不才，脸、名俱“废”，幕后组织推动之工作，或可担承。尚望学长抬爱。
行文到此，弟决心已在笔后也。不日即赴昆明，开创全新之生活。乡间生活之沉闷单调，弟实在不能多容忍一分一秒耳！
见信勿回。新地址俟弟到昆后再来信告兄。
  
赵迅 敬上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

12 告密者
十二平方米的号子里住了十二个人，地铺，木板垫底，一盏昏暗的煤气灯吊在屋子中央，气门芯被调得很小，里面供燃烧的煤气气若游丝，如五步蛇吐出的尖细的舌头，发出的光芒只比天上的星星亮一点而已。但每到晚上，在这盏汽灯下凑在一起的十二颗脑袋，就像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的未来规划，或者梳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因为他们中既有天体物理学教授，地质学专家，材料学高级工程师，微生物学者，精密车床的发明者，也有古文字教授，历史学家，钢琴演奏家，作家，民族文化研究者。他们大都留过美或欧。像赵广陵这样的漏网国民党前军官，在这个满屋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子里唯有自称曾干过话剧导演，方显得自己还有点文化。所幸还有一个让赵广陵可以挺起腰杆来蔑视的人，就是那个极右派陆杰尧了。赵广陵被分到这个监室的那天，进门就看见陆杰尧那张晦气重重、苍白孤苦的脸。倒霉！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想。但陆杰尧却冲自己的救命恩人一哈腰，谦卑地说：
“赵师兄，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同改了。”
“同改”就是共同接受改造的狱友，赵广陵当然明白这个词的意思。这既是对个人履历的羞辱，也是对伟大汉语词汇的糟蹋。不过，既然是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同改的人还会有清白的？看看那些即便穿着一身汗渍斑斑的破烂囚服却也气宇轩昂的教授专家们，作家音乐家们，哪个不是历史上疑点重重、身份复杂。大家都是为自己的过去、为曾经的言行偿还旧债的人。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痈疽，这是他们的“同”；白天劳动，晚上拥塞在这狭窄、封闭的空间，从公开的政治学习、思想剖析、自我批判，到私下的谈天论地，学术讨论，憧憬现代中国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改”。
劳改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被管制起来了的集体劳动，早上听号起床，洗漱，集合点名，吃早餐，然后列队前往劳动场地。还要唱着昂扬的歌儿，迈着军人的步履，没有镣铐，也少有呵斥。如果忽略押送他们的警察和士兵，忽略他们不同服装背上用油漆大大地写上的“改”字，他们就像某个机关出来义务劳动的干部。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那么有教养，有纪律。文质彬彬，知书达理。不论是在地里干农活，还是在车间做工，这些同改们个个像劳模一样地努力工作。因为你流的汗水越多，你的刑期可能就会越短。政府奖励那些认真接受改造的人。减刑，就是这些犯人们朝思暮想的勋章。
赵广陵已经服刑三年了，他就像个靠汗水偿还银行利息的还贷者，在岁月的缓慢流淌中屈指掐算自己挣够了多少，还差多少。三年多来他没有一句抱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唯一的牵挂只是家人。入狱第二年正碰上国家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年代，监狱里虽然吃得也不好，但至少还不会饿死人。管教干部甚至说，就是我们饿死了，也不会饿死一个改造的犯人。他们还真做到了这一点。监狱农场圈有大片的土地，里面不但有工厂，还有农田。只要精耕细作不瞎折腾，四季平安轮替，不旱不涝，断乎是不会断粮的。但外面的情况，高墙之内的劳改犯们就只有干着急了。
不过，像赵广陵这样适应生存能力极强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他的谋生才华都会脱颖而出——显然这不是指在西南联大时期学到的秦汉古文，唐诗宋词，也不是指在黄埔军校学到的战役战术、阵中要务、兵法操典，而是1950年后学的那让人交口称赞的木匠手艺，监狱里更需要“赵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木工纪要》，当然没有出版，只是用蝇头小楷手抄了十来本，发给自己的徒弟。那时农场有个农机厂，生产一些拖拉机零配件和农具。厂子里有锻造车间、翻砂车间、木器车间等部门。赵广陵自然是木器车间里的技术骨干了。他们负责为翻砂车间制造木模。但就这么简单的活儿，也让那些服刑的大右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们束手无策。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怎么知道使用刨子？一个惯于敲击琴键的钢琴家怎么抡起斧子叩问一根粗壮的圆木？因此，监狱方把赵广陵从另一个监区调到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犯的监区。“教教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帮他们树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管教干部对赵广陵说。
极右派陆杰尧倒是真心实意地想把自己改造成劳动人民，不仅在行动上，在思想上也努力向劳动阶层看齐。他一月不换内衣，不穿袜子，甚至赤脚在地里干活，他满手老茧和血泡，身上到处是劳动改造的伤痕；他把家里送来的褥子撤掉，抱来一捆干稻草铺在地板上，说是要像劳动人民一样和自己的庄稼亲近，在满是虱子的稻草堆里憧憬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在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里，教授知识分子合该接受改造。不然他们怎么会有右派言论呢？一个犁田的农夫、一个开车床的工人，一个拾粪的老人，绝对不会去批评共产党。因为他们是翻身了的劳动人民。而他这样的人，在旧时代养尊处优，读书做学问，虽然也跟国民党争民主反独裁，但这些斗争手段怎么能用在共产党身上呢？因此，对共产党最衷心的拥戴和支持，就是忘掉自己是一名教授，努力向劳动人民靠拢看齐。他在思想汇报会上说：“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最香，知识分子最臭。检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被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或者工人，看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跳蚤就知道了。”
钢琴家朱坤儒和他邻铺，虱子们大约更喜欢这个浑身上下都是资产阶级臭气息的、细皮嫩肉的艺术家，一到晚上就都到他的身上狂欢。有天晚上朱坤儒实在忍受不了了，发疯似的压在陆杰尧身上要掐死他。朱坤儒为此被关了半个月禁闭，换来赵广陵和陆杰尧邻铺。赵广陵以还要找他打架的威风说：“一刻钟之内，把这些粪草给老子清理干净。我看你不但在身上养虱子，还在脑子里养鱼了。人民政府没把你脑子里的水舀干净，你连人都不会做了？”
陆杰尧只有乖乖地去收拾那些散发着腐臭味的稻草。号子里的人都鄙夷地侧目而视。在收拾干净后，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甘愿接受改造的强大神经。他跪在地铺上号啕大哭。“谁不是有血有肉的七尺身躯，虱子跳蚤难道就不叮我吗？这是叮过劳动人民的虱子，是革命的虱子，共产主义的虱子。人有吃饭说话的自由，虱子也有叮人吸血的自由，为什么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呢？政府改造你们，虱子就是考验你们是否跟劳动人民保持一致的‘监察御史’。你们让我脱离劳动人民，什么时候他们才会释放我？”
这些年许多右派都摘帽了，但陆杰尧因为早年就是民盟成员，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在云南的代理人，因此他的案子就大了。他不知道，无论他怎么表现，无论他养多少虱子跳蚤，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他就永无出头之日。
微生物专家马东竹是个高度近视眼，最近几天他的一只眼镜腿摔断了，只能用橡皮膏草草裹住。因此当他要看清某样东西时，既要一手扶着镜腿，还要将脸凑得很近。他把陆杰尧泪流满面的脸扳到自己鼻子前，像是用嗅觉而不是视觉得出了他的判断：
“即便不用显微镜，我也敢肯定，你是个知识分子的Variant（变种）。”
“Black hole（黑洞）。”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说。
“Cyathea spinulosa（桫椤）”地质学家孙庭蕤盘腿坐在地铺上埋头补自己的衬衣衣领，他看大家都不接下去了，还用不解的眼光望着他，便又不无幽默地说：“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恐龙都难逃劫难，只有这种东西机巧地活下来了。”
大家会心一笑。陆杰尧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受到的来自知识的轻蔑。他一边铺床一边唠唠叨叨，这是多年以来经受了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检讨会、认罪交代、劳动苦役等非正常生活后形成的神经质的生理反射，而不是一个大学教授与文明、历史、现实乃至宇宙的怪异对话：
“你们有知识，你们有学养，满脑袋资产阶级教给你们的臭文化。当年干吗不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资本家的剥削啊？跑回来干什么，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吗？要爱国，就得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这就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看看你们这副小资产阶级的破落穷酸样，衣领破了也补，难道这能御寒吗？能打领带系蝴蝶结吗？鞋子上多几块泥也要抖掉，难道还想去参加舞会吗？还想去达官贵人家摇尾乞怜吗？家属来探监也要用搪瓷缸装满开水，把件破囚衣烫了又烫，难道还想穿出燕尾服的虚伪吗？家属就能把你当一个体面的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丈夫、父亲？你们身上还不是背着囚犯的号码？你们这样做，就是想回到过去，想抗拒改造。你们其实比那些嗜血的虱子跳蚤更能吸社会主义的血。自以为是的先生们，国民党反动派摆好了大鱼大肉的宴会等你们哩；自作聪明的先生们，特务的枪口在黑暗中瞄准好你们了。白色恐怖，残酷镇压，法西斯专制，这些你们在欧洲、在美国是没有经历过的了。你们不知道暗杀的滋味，秘密逮捕的滋味，酷刑拷打的滋味。现在政府只是让你们参加生产劳动，打掉你们身上的臭资产阶级的气息，让你们补一补劳动人民的课，让虱子跳蚤教给你们当劳动人民的感受，拉近你们和劳动人民的距离。浑身酸臭的先生们，你们要知道，从红军时候起，虱子就和革命先辈一起成长。因此，这些 ‘革命的虱子’是写进了中国历史的。1949年底昆明解放的时候，这些虱子也是和解放军一起进城的。它们也是你们的解放者，难道你们忘记了吗？是谁解放了你们，让你们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又是谁改造了你们，让你们不敢再有资产阶级腐朽的、堕落的、糜烂的反动气息？当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没有任何反动思想的劳动者时，你们才会得到大赦，才会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更加感谢党、感谢政府。可是啊，养尊处优惯了的先生们，你们竟然还讨厌一只虱子，你们的苦日子就还在后头哩。”
如果说陆杰尧刚开始唠叨时，监室里还有人想揍他一顿的话，随着他折磨人神经的废话像排污管里的污水滔滔流出，连赵广陵都没有勇气上去踢他一脚了。谬论和真理只是一纸之隔，看你从哪个面去看它。你坚持的是真理，对面的人看到的就是谬论。真理战胜谬论，靠的是文明的进步；谬论战胜了真理，靠的是恐怖的邪恶力量。第二天刘麒麟在跟随赵广陵拉墨线时，悄悄地问：
“小赵，你知道时空扭曲吗？”
“什么扭曲？”
赵广陵自从搬到这间监室后就对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同改”敬重有加，据同改们说他在美国听过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讲座，他如果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国，或许就是爱因斯坦的高徒了。美国人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让蒋介石也对原子武器深感兴趣，曾经在重庆召集了一批当时中国顶尖级的科学家讨论中国核武器的未来。这些人中就有联大的教授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刘麒麟刚从美国归来，又是学天体物理的，当然也在受邀之列。据他交代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亲自到机场去接的他。但后来，他就对这段历史说不清楚了。同改中曾有个好奇者问他什么叫“广义相对论”，他在昏暗的煤气灯下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煤气都燃尽了，大家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四维空间或多维空间”什么叫“黑洞”，全是些宇宙之外、人们穷尽所有的想象力也达不到其边界的上百亿光年以远的东西。赵广陵那晚想：这就像当年我第一次听联大的先生们讲《庄子》。也正如比闻一多先生还更懂《庄子》的刘文典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说的那样：“《庄子》嘛，如今只有两个人懂，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就是我啰。但是我呢，也是不完全懂的啰。”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是他的一种理论，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让你绝望。
“时空扭曲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主要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物质——比如黑洞——质量大到没有边时，时间就被吞噬了，连光都会被它捕捉到，无法从其空间里逃避。你看到的光就不是直线的，而是扭曲的了。就像一台大吊车一把抓起鱼线上胡乱挣扎的小鱼。”刘麒麟慢悠悠地说。
赵广陵似懂非懂，怔怔地看着刘麒麟。
“我们就是陷进黑洞里的光啊。”天体物理学家说。
赵广陵豁然明白了，“你昨天说，陆杰尧就是个black hole。”
“可怕的人。”刘麒麟擦擦额头上的汗珠，“你说，他会去告发我们吗？”
“我不知道。”赵广陵对这种人真的没有底。就像刘麒麟这样的天体物理学家对黑洞究竟有多大威力还充满未知一样。
两人弹好墨线，拉起大锯子。赵广陵在上，刘麒麟在下，锯子啃吃着厚厚的木方，发出“刺啦、刺啦”的单调声响。一块木方锯下来，两人都大汗淋漓。刘麒麟忽然说：“你还有四年，我还有六年。”他语气中充满了伤感，“六年哪，出去时我都快五十了。”他蹲了下去，双手捂脸。
赵广陵放下锯子，走过去和刘麒麟蹲在一起，拍了拍他的肩说：“刘先生，六年也很快就过去了。家里没什么要紧的事吧？”坐牢的人，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家里那本经，才最难念。这对哪个都一样。赵广陵前些天还听人说，刘先生的妻子要和他离婚。
“只要给我一摞稿子一支笔，让我有张安静的桌子计算，我可以为国家做好多事情。”刘麒麟抓起地上的木屑，几乎都要捏出油了。
赵广陵那时还不知道我们国家也在研制原子弹。但他想，既然国民政府在那个年代都那么器重刘麒麟这样的人，要发展国家的原子武器，现在我们怎么就不能用用人家的才华呢。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他和一个战友去昆明的战俘营看从滇西前线押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那时战俘营的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战败了，他们把遍及昆明城内外的鞭炮声当成日军反攻围城的枪炮了，一些日军战俘甚至扯出横幅在营地狂奔乱跑。战俘营的宪兵费了好大劲才将他们制服。赵广陵听见一个宪兵对日本战俘说：“你们小日本完蛋了。美国人用一个火柴盒一样大的新式炸弹，‘轰’地一下，就把你们的天皇炸得尿裤子了。”这是那个年代他们对原子弹的理解。现在赵广陵也希望刘麒麟这样的科学家尽快为国家造出原子弹来。刘麒麟说过，我们国家要是有了原子弹，谁也不敢侵略我们了。
“刘先生，你放心。”赵广陵虽然是木器车间的派工员兼技术员，大小也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牢头儿”，但他对他们从来是尊敬加谦卑的。“那个狗杂种要是敢当告密者，我会先杀了他。”他想了想，又说，“先生，纸和笔，我在领材料时尽量多领一点，就说是画图纸用的。然后你拿去用吧。”
“你不也是在废图纸的背面写诗吗？”
“唉，现在这年月，诗有何用。你们要搞的东西，才对国家有用。我记得大约在1946年，我就在《云南日报》上看到华罗庚教授的文章，说我们中国和平以后，再搞五到十年基础教育，就可以来研究原子弹了。刘先生，你的研究跟原子弹有关，对吗？”
刘麒麟笑而不答，赵广陵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座监狱里没有比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历史反革命、特嫌更爱国的了。在这些同改中，很多人都是给他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的国宝。
赵广陵暗中加紧了对陆杰尧的控制。那时监狱实行层层管理制度，首先是犯人管犯人，然后才是狱警管犯人。犯人三人一小组，十二人一大组，一人不服管教，或出点什么差错，比如逃跑、打架什么的，其余人都有责任。知情不报也是罪，犯人之间互相揭发、告密成风。而案情一旦坐实，告密者便有功，谁不想立功减刑呢？你在号子里说句梦话都可能有人去告密，刘麒麟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的。赵广陵因为技术好，表现又好，管教干警对他还比较信任。他以传授技术为理由，请示分管他们的王指导员把陆杰尧、刘麒麟跟自己调到一个小组。然后在车间里略施小计，让陆杰尧负责加工的一批木方与木榫装配不上。“榫头不合，这批木方就浪费了。陆杰尧，你晓得问题的严重性吗？这是破坏国家财产罪。”陆杰尧小脸一下就白了，赵广陵趁势再加一把火，“王指导员知道了，至少这季度你立不了功了。”
陆杰尧嘴唇哆嗦起来，“赵工，赵师傅，你你你……你，你可得救救我啊！”
“我如果不汇报上去，你倒是过关了。万一哪天上面追究下来，我攒的立功也没有了。”
监狱方有一套严格的立功规定，犯人必须连续三个月不犯一点错，规规矩矩地服从管教，才可记小功一次，连续三个小功，才能算一个大功，连续三个大功，则可由狱方提请减刑。这里面厉害的是“连续”一规定，倘若中间有一个小功或者大功拿不到，则前面的功劳也好苦劳也罢都泡汤。当然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检举揭发，当告密者。对于历史问题复杂的犯人来说，这是他们赢得重大立功的表现机会。许多人因为告发别人，一夜之间，就成了自由人。
陆杰尧已经靠自己的努力表现挣得两次大功了，他岂能毁在一批作废的木方下？他给赵广陵跪下了，“赵师傅，天知地知，我们都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好不好，赵工？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你救过我一次命了，你还会再救我的。”
赵广陵冷冷地说：“陆杰尧，你不是还要查在闻一多先生遇害那段时间我在干啥吗？”
“杀害闻一多先生的凶手早就归案了。你在哪里都跟那事没有关系。”
“陆杰尧，你还得给我保证一件事，答应了我，我才不去汇报。”
“赵学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赵广陵从师傅又升为学长了。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号子里所有人平常聊天、讨论学术问题时讲的那些话，你不准拿出去乱说乱讲。要是有一个人因之而加了刑，你就不是也加刑的问题了，老子会灭了你。”
“是是是，学长不说我也知道。他们都是对国家有大用的人。我明白的。”
赵广陵舒了一口气。他最讨厌告密者，他沦落到今天，不就是因为陆杰尧的告发吗？告密者，仁人君子所不齿也。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只是对商纣王的暴政叹了口气，于是就被中国历史上告密者的鼻祖崇侯虎告发了。中国人历来痛恨告密者，但中国历史上又代代不乏告密者，从王公贵胄到引车卖浆者流，吏治越黑暗，告密越盛行。告密者不一定都是一副小人流氓嘴脸，他有可能是道貌岸然的政客，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艳若桃花的美人，垂髫之年的黄口小儿。这些年赵广陵还从各种渠道得知，儿子揭发老子，妻子密告丈夫，兄弟姊妹之间互相告讦。世风如此，你又怎能指望这些高墙之下渴望自由的人？生活常给人开如此冷酷的玩笑，一个避之不及的人，却要与他朝夕相处，还成为同改；他告密成癖，巴结成瘾，你却还要在他危难之时援之以手。他是小人，是人渣，但你却同他一样成为同笼之鸟，巴比伦之囚。如果说尊严和骄傲是人能够独享的，卑微和软弱却是身陷囹圄的人共有的顽疾。
1961年的除夕夜，监狱方组织犯人们开了个迎春晚会，将几个大队的犯人都集中到操场上。平常各个大队的犯人是不能轻易见面的，政治犯、刑事犯、重刑犯、死刑犯都是分开监禁。各大队的犯人们分别上台表演节目，无外乎合唱几首革命歌曲，打个快板，说段评书，拉个二胡之类。不过对许多犯人来说，真正好看的节目，或者说真正能解馋的东西，不是台上的表演，也不是晚会结束后的会餐——有大肉吃，而是他们可以看到女犯人。尽管这些女囚犯都面带菜色、身穿打着号码的带着劳动汗渍的灰扑扑的衣服，头发一律剪成齐脖短发。但她们毕竟是女人，无论老丑，她们都是高墙里的花朵，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男人们被囚禁的荷尔蒙能够得到安抚、宽慰的舒缓剂。许多犯人头朝着舞台方向，眼睛却睃向右边的女囚犯方阵，慢慢地就成为“向右看齐”了。以至于在一边带队的管教干部要不断吆喝：“看哪里呢？向前看、向前看！”赵广陵看到这些女囚犯时，眼眶也发热，内心也骚动。但他更多的是想到妻子舒淑文，过年了，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家里，有年味吗？孩子们能吃到肉吗？在这个团圆之夜，思亲之夜，也许大多数囚犯都和他一样，在台上扯开嗓子唱歌、表演，但内心却有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一唱一回肠，再唱已断肠了。
赵广陵有个快板节目，安排在三大队的节目之后。据说这个大队的人都是些前土匪恶霸、旧时代的地痞流氓、新社会的小偷骗子。他们从事着整个监狱农场里最繁重的劳动，开山炸石、铺路架桥、挖矿采煤。反正哪儿艰苦危险、哪儿就能更好地改造他们的旧思想旧习气。他们大多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在这种晚会上只有用一个大合唱来对付。在他们下来时，赵广陵忽然在拥挤纷乱的人群中跟一张熟悉的面孔打了个照面。
“老……老赵。”那人抢先招呼道。
“小……小……”赵广陵终于也没有把“小三子”的称呼喊出来，因为他已经反应过来，对方把“老长官”在一瞬间就改口成了“老赵”。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旧时代的一切都是危险的，即便是一个称谓，也意味着多加的刑期。
报幕员已经在台上报出下一个节目的名称和表演者了，不远处就有三大队的两个管教干部在等着整理囚犯队伍，带回观看区去。他们中的一个往这边看了一眼，就让那个当年赵广陵的老部下小三子、参与杀害闻一多先生的特务郑霁心头一紧。他用飞刀一样的目光在赵广陵脸上划了一下，然后扭身就走。
赵广陵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这个小杂种漏网了。
当年轰动全国的“李、闻惨案”，除了两个主凶是国民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公审枪决了以外，行动组的其他特务都被当局隐蔽保护了起来，有的人还调到异地升官。此案直到1950年以后，人民政府在清匪反霸和历次运动中，在全国各地逐步把这些特务捉拿归案。那期间赵广陵还是自由身，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某个当年参与此案的特务被抓捕。那时人民政府是抓到一个杀一个，毫不手软，真是大快人心。但他一直没有看到郑霁的下落，这个自作主张的家伙在闻一多先生遇害当天，既救了他一命，也让他卡在历史的一个关口，无法自圆其说。
闻一多先生遇难时，离西仓坡的家只有十来步远了。特务们用卡宾枪、手枪一通乱射。当时闻一多先生的儿子也在他的身边，他试图用身子去护住自己的父亲，但凶残的特务们将两人先后打倒，一个特务上前去朝闻先生的儿子身上补枪，还说：“留下这种，以后来找我们报仇吧。”
这些细节是赵广陵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看得他痛不欲生。他曾经想过，是小三子说的这丧尽天良的话吗？要是自己那天在场，断乎也保不了闻先生的命；如果小三子那天也在场，他会不会也残忍地朝他补枪？
也许被打死了更好，总能留下一世英名。
赵广陵从玉溪乡下化名赵迅回到昆明办剧艺社期间，曾经打听过郑霁的下落，但那时昆明的城防部队已经调到前线打仗去了，宪兵团也是另外一支部队。他这些年来偶尔会想起他，但脑海里多是郑霁已经战死的景象。经历过战争的人，对那些长久没有音讯的军中同僚，就用死亡将他们一笔勾销。谁还活着，那是上天对他们的奖赏。
报幕员已经下来了，赵广陵还愣在那里，愣在历史的沉重中。报幕员推了他一把，他不得不像梦游一样站在了台前。可以想象那是赵广陵最糟糕最难堪的一次表演。他的节目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快板书《告密者》，说的是甫志高叛变革命后，告发了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抓捕江姐那一段。可是他一说到被江姐怒斥的特务，就想到了郑霁，一想到郑霁那张聪明伶俐、冷酷决绝的脸，他的脑子里就是闻一多父子在弹雨中相互依偎、颠仆倒地的惨烈画面。幸好他手上还有一副快板，可以帮他遮丑。快板打得噼里啪啦，快板词说得拖拖沓沓。他下来时已是大汗淋漓，候在一边的王指导员劈头就问：“你怎么搞的，彩排时不是说得淌淌流水的吗？”
“撞见鬼了。”赵广陵狼狈地答道。
晚会结束后犯人们就坐在操场上吃年饭，各监室的人围成一圈。即便是过年，不同大队的犯人也是不能互相交谈的。赵广陵不断用眼睛偷偷往郑霁那个圈子看，他发现小三子显得若无其事，非常镇定。这个小杂种不愧是干军统出身的，但你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的僵尸啊。赵广陵想。
年饭后有半小时休息时间，犯人轮流上厕所。厕所是车间外的一座木工棚改的，一次只能容纳两个人。赵广陵上完厕所后刚要出来，郑霁闪身踅进来了，“啪”地一个立正，闪电般地给赵广陵行了个军礼。
“老长官，大家活下来都不容易。以后请叫我白小仁。白活了一生的白，小百姓的小，仁义的仁。”他往身后看了一眼，见没有人来，又说，“老长官，你我生死兄弟一场，仁义为重。”
赵广陵没有接话，只是用看死人的眼光盯了他一眼，侧身出去了。
过完年以后赵广陵就不说话了，不但劳动时不开口，吃饭时不说话，回到监室里也是闷头就睡。除了点名时他应答一声外，就连大家唱着歌列队去车间，他仿佛也懒得张口。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不知名的鸟儿飞到监室外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早点名时管教干部忽然当着全体犯人的面宣布说，根据上面的指示，刘麒麟刑期结束，无罪释放。在那个上午，来接刘麒麟的是一辆尊贵的伏尔加黑色轿车，车上下来两个气宇轩昂的大人物，监狱领导对他们毕恭毕敬，而他们则对刘麒麟毕恭毕敬。左一个刘同志右一个刘教授，仿佛要在一瞬间用他们的温暖把刘麒麟几年的冤屈驱散开去。刘麒麟倒相当镇定，好像早就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不过是在人生旅途上投宿错了一个旅店，现在他要去住属于他的高级宾馆了。他仔细整理好自己的铺位，不慌不忙地收拾好每一件生活用品，棉被、棉衣、毛衣、床单、外套、剪掉领口的西服（这是进监狱时必须剪的），还能穿的鞋子，甚至没有用完的牙膏、肥皂等，他都送给了监室的同改。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刘麒麟背对着众人，小心地从褥子的夹层里扯出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计算手稿，脸上现出学生答完试卷，可以交卷了的表情。最后，刘麒麟长久地凝视着自己的铺位，环视这间狭窄拥挤的监室，感叹了一句：“时空在这里扭曲。”大约除了赵广陵，人们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临走前刘麒麟提出要跟监室的同改们告别，王指导员马上把大家召集拢来，站成一排。刘麒麟和每一个人握手拥抱，唏嘘祝福。他抱着赵广陵的双肩说：“小赵，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帮助。”即便在这种时候，赵广陵也没有一句话，只是在脸上漾出一个不易发现的微笑。
负责管教他们的王指导员也察觉到了赵广陵的异样，他找陆杰尧去谈话，问他赵广陵是否要打算逃跑，或者在密谋什么阴谋。因为一个称职的监狱狱警，不仅随时要知道犯人在哪里，在干什么，还要知道他在想什么，要干什么。陆杰尧当然不敢乱说，他对赵广陵向来是敬畏有加。他算不上知识分子，又是上过战场的学兄，他说揍你就揍你了。就像长官打小兵，流氓恃强凌弱。他看上去随和谦卑，但骨子里隐藏着一个旧军人的霸气、傲气。因此陆杰尧对王指导员说：“我估计他是生病了。”
仿佛为了验证陆杰尧的话，第二天赵广陵真的病了，他一会儿高烧说胡话，一会儿浑身发抖，牙齿都快抖得磕下来了。监狱的医生来诊断后，说了声：“疟疾。”就给赵广陵戴上手铐，送到监狱医务室去了。
半个月后赵广陵病愈出院，王指导员带了两个士兵去医务室接他，押送着他走到监狱大门口时，赵广陵忽然转身，身子挺得笔直，目光炯炯，脸上的疤痕也像要开口说话，面对显得有些紧张诧异的王指导员，他一字一句地说：
“报告政府，我要告发一个漏网的国民党特务。”
附件4：
<b>刑事裁定书</b>
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男，三十六岁，云南龙陵人。国民党反动派伪营长，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经人揭发，以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赵广陵在服刑期间认真接受人民政府改造，表现积极，生产劳动技术过硬，多次立功受奖。尤其是在改造期间主动协助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出隐藏多年、曾参与制造“李、闻惨案”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郑霁，属重大立功表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定赵广陵案情，现裁定如下：一、赵广陵检举揭发他人有功，准予提前释放；二、赵广陵留队任用为技术人员，聘为二级技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

13 留队人员
赵广陵作为留队人员回到家里时，有些像一个战败归来的将军，面对一支残破不堪的队伍。妻子舒淑文面带菜色，三个儿子一个牵着一个的手躲在他们的母亲后面，如母鸡翼下的一群小鸡。赵广陵放下背上的包袱，蹲下去，把孩子们一一搂抱。但这群小鸡身子在父亲怀里，脸却都扭向一边。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的豆荚还吓哭了。舒淑文在偷偷抹眼泪，赵广陵却开心地笑了。他从包袱里捧出一把花生来，说：“来来来，小兵们，看爸爸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
留队人员是监狱里一个小小的特殊群体。他们不是犯人，但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身；他们在劳改农场和犯人一起劳动，又拥有一个工人或技术人员应享有的报酬，有的甚至比监狱里刚参加工作的警察收入还高，比如赵广陵这样的二级技工。他可以在劳改农场里自由走动、干活累了时站在太阳下舒服地抽一支烟，但必须定期向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他不住牢房了，住职工集体宿舍，晚上想几点熄灯就几点睡觉，但随时在监控之下。理论上说他有公民权，但却是打了折扣的。他之所以能留队，一是因为他有技术，监狱农场用得着，二是司法机关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不放心。简言之，他是放出笼子的鸟儿，却不得不在鸟笼里觅食。他已不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但处在最令人尴尬的夹层。赵广陵并不在意这个身份，他为自己在困难年代没有让家里人饿肚子而自豪。妻子舒淑文对外人说，我男人是技术员呢；孩子们对同学们说，我爸爸在郊区上班呢。但究竟在哪个单位上班，则是羞于启齿的。
六○年大饥荒的阴影犹存。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似乎也比饥饿的乡村好不了多少。赵广陵的农场却像天堂一样，因为至少那里的人们还吃得饱饭，还有城里人久违了的土特产。赵广陵每周可以回家一次过家庭生活，这个时候他就是家里的“送粮队长”。他总会带回一些花生板栗啦、豌豆胡豆啦、蔬菜瓜果什么的。许多人家在吃一种叫“小球藻”的东西，用谷糠掺到米饭里，但赵家不用。赵广陵一回到家里，他的三个小兵已经排好了队等候在门边。父亲的背包里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在赵广陵孤独的一生中，那是几年最为幸福的家庭生活时光。人们的生活慢慢在回归秩序，钢铁不炼了，右派们成批地摘帽了，连陆杰尧这样的大右派都摘帽出去了，内战中的大战犯也大赦了几批。国家好像不折腾了，在休养生息中。赵广陵每个周末晚上八九点左右到家，周日晚上八点以前按时归队。回到家里他拼命做家务，拼命和妻子做爱。他们能吃饱肚子，夫妻俩又都正当壮年，尤其是舒淑文，正是饱满成熟的少妇，丈夫在监狱的那几年把她也憋得够呛。在周末的被窝里常常像一匹发情的母马。她曾伏在赵广陵的耳朵边说，蹲过监狱的男人才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哩，做事有股狠劲儿。不过有一次两人行事不小心，把舒淑文的肚子又搞大了，赵广陵说，说不定是我们的豆秧转世投胎呢，我们把她生下来。但舒淑文当机立断地去把孩子做掉了。她怨气冲天地对赵广陵说，我再也养不活一个小反革命了。造孽啊，让他重新投胎去一个历史清白的人家吧。赵广陵那时唯有叹气。虽然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但一个有历史旧债的劳动者的精子在女人子宫里沉浮时，就已经染上历史反革命的黑颜色了。
赵豆芽已经长成一个半大小子，开始用一个少年的眼光审视眼前的社会，审视他的父亲。对他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来说，自卑是随着年龄一起长大的。别的孩子可以穿打补丁的衣服，赵豆芽穿着补丁衣服就特别自卑；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的工作时，哪怕是随口一说，赵豆芽便会感觉到是在说他父亲还在劳改且没有革命工作。独特的环境造就了他天生的敏感，敏感到人家呵斥一条流浪狗，他也会认为是在骂自己；敏感到看见别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他就会扭过头去偷偷抹眼泪。终于在有一天，一个颇受学生尊敬的老师在批评赵豆芽同学时说，你这样的学生，怎么像你爹一样教育不好。赵豆芽反手就给了老师一巴掌。这让他差点没被学校开除，是舒淑文在学校哭诉赔罪了半天，才没让他就此辍学。但这个孩子从此就被打入另册了，不仅同学们不喜欢他，老师们也不待见。
绝对不做他爹那样的人，这是赵豆芽从童年时就定下的人生目标。赵广陵出狱后，发现三个孩子都性格古怪，离群索居，要么总躲着他，要么总在他的背后用畏惧的眼光盯着他——还不仅仅是厌恶。舒淑文宽慰他说，这是因为你常不在家的缘故，你该和孩子们多亲热亲热。有一天赵广陵听豆荚和他哥说，隔壁白大嘴家的几个孩子去金碧路上的“重庆冷饮店”吃冰，还吃一种雪一样的糕点。豆荚问，不晓得雪做的糕点管不管饿，香不香？赵广陵看到了豆芽眼睛里神往的目光。昆明夏天有时都还要穿件薄毛衣，吃冷饮无疑是那个年代的时尚。第二个星期天下午，赵广陵忽然对三个孩子说，走，我们去街上吃冷饮。豆荚用兴奋的眼光看着他爹，再看看他哥；而豆芽却把头扭到一边，仿佛没有听到他爹的话。赵广陵只得抱起豆荚，又去牵豆角。回头故意问豆芽，你去不去？豆芽犹豫了一下，还是低着头跟出来了。
在冷饮店，赵广陵找了个最靠里的位置，赵豆芽却要坐正对着大门的那张桌子，仿佛是要一个城市的人都看得到他们在吃冷饮。赵广陵为兄弟仨各要了一份冰激凌和加冰块的橘子水，自己只要了一份柠檬水。还说雪糕我们等会儿带在路上吃，一边走路一边吃雪糕，那才叫威风、阔气，对吧？我们还要给你们的妈妈买一条带回去。豆荚毕竟年龄小，吃得小嘴“嘶嘶”响，一会儿问冰是怎么做成的，一会儿又问雪糕里有没有天上的雪。赵豆芽的心思并不在冷饮上，眼睛老往店外的大街上瞅。赵广陵心里酸酸的，这三兄弟从没有下过馆子，没有出过昆明城。刚才豆荚问重庆大不大，是不是很热闹？院子里刘四娃的爸爸去重庆出差，带回了一种米花糖，好吃得不得了。老二豆角争论道，不是米花糖，是花生糖。那里面的花生是甜花生，不是爸爸带回来的那种生花生。爸爸你去过重庆吗？你吃过花生糖吗？赵广陵苦涩地笑笑，摇摇头。他看到了豆芽眼睛里鄙夷的目光，那时他太想说，小子，别以为老子没见过大世面，你爸爸当年在重庆的时候……
父子四个风风光光吃了一顿冷饮后，第二周家里就捉襟见肘了。本来也不至于那么艰难，只是因为冬季到了，孩子们都要添换季的衣裳。都在长身子的阶段，尤其是豆芽，裤脚仿佛永远在脚腕上面晃荡，衣襟下摆年年遮不住肚脐。往年家里都是老二拣老大穿不了的，老三又拣老二剩下的。舒淑文总有办法拆拆补补，以旧换新。但这一年豆角闹着要一件绒衣，豆芽则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要一双回力球鞋。舒淑文狠狠心，都答应了。其结果便是，家里连续两周没有见油荤。
第三周是冬至，农场杀猪，监狱里的干部职工和留队人员每人可分得一份红烧肉。赵广陵跟自己的两个徒弟商量说，这次你们的那一份都让给我，下次我还你们。家里孩子做梦都在吃肉。到周六晚上，赵广陵兴冲冲地在家人面前打开满满一搪瓷缸红烧肉，就像打开基督山伯爵的藏宝洞。士兵们，站好队，我们打牙祭了。他自豪地宣布。
那是一个赵广陵夫妇终身也难以释怀的夜晚。昏暗的白炽灯下，豆芽站在桌子边，豆角和豆荚坐在桌子上——为什么要让他们坐在桌子上，夫妇俩也是一辈子没有想明白。赵广陵一手持搪瓷缸，一手拿一把小勺，一勺一坨红烧肉，从最小的弟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轮番喂。他还带回来一摞饼子，那也是他攒了将近一周的，有些饼子已经干硬了，舒淑文在一边将它们一块块掰下来，蘸红烧肉的肉汁再喂进孩子们嘴里。夫妻俩你喂一口，我喂一嘴，仿佛要偿还什么似的。孩子们吃得吧唧吧唧响，满嘴都是油。幸福布满饥饿的脸，温暖盈满陋室。到搪瓷缸里的红烧肉都快要见底时，舒淑文说，行了吧，明天再吃。可赵广陵看看几个孩子永远塞不满的嘴，落在红烧肉上挪不开的眼神。就说，吃吧吃吧，让他们吃痛快。
痛快和痛苦其实只是一纸之隔。凌晨一点左右，夫妇俩还在行房事，隔壁孩子们的房间里就传来哎哟连天的叫唤。三个孩子在床上滚作一团，豆荚更是吐了一地。快送医院啊赵哥！舒淑文尖声高叫起来。赵广陵抱老二背老大，舒淑文背老三。没有公共汽车了，两人在寂静的街道上狂奔，一刻钟后舒淑文就累得趴在地上。她捶打着街道上冰凉的地板，哭喊道：
“赵哥啊，我跑不动了！老三怕是不行啦，你先背他去医院……你快快跑啊！”
那个夜晚有很好的月亮，月光惨白如城市的裹尸布。舒淑文跌跌撞撞跑到医院时，老三豆荚已经盖在一块白布下了。

卷宗三
<h1 >1967：第三次交代——以远征军之名</h1><h2>14　二进宫</h2>
“赵广陵，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实交代，这是些什么臭狗屎！”
审讯者“啪”地把一包用雨布包着的东西扔到桌子上，里面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赵广陵右眼皮跳了一下——最近以来右眼皮一直都在跳，看来又该“还债”了。
审讯者是监狱农场工宣队的饶队长，过去是铸造车间的浇铸工，还有两个市里来串联的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一个是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杨司令，胡须刚刚冒出来的小后生；一个是钢铁厂的战斗队大队长。他们现在已经夺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权，砸烂公检法就像打碎一个茶碗那样易如反掌。他们没有象征国家司法权力的制服和徽章，但他们左胳膊上有一个红袖箍就足以横扫全国所有的牛鬼蛇神。赵广陵这样的监狱留队人员，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肮脏恶臭的渣滓，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饶队长用玩弄笼中之鼠的鄙夷口吻问：“赵广陵，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
“知道。”
“那就老实交代。”
“国民政府颁发的四等云麾勋章一枚，抗战胜利勋章一枚，大约还有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军校的学员证章。”
赵广陵如实回答。他不明白的是，这包早在多年前就被深埋在院子里“明梅”树下的东西，是怎么被翻出来的？即便是抄家，也不会去挖一颗古树吧？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曾经的荣耀就是今天的罪证，如果生命是轮回的，苦难也注定是轮回的。
“哼，看你的口气，好光荣哦。”
“井冈山兵团”的杨司令嘲讽道，然后他打开那个已经褪色的雨布布包。这块雨布是从美式军用雨衣上剪下来的，多年以后依然防潮，依然挺括。要是这个红卫兵司令知道这也是旧时代美帝国主义的玩意儿，赵广陵岂不又罪加一等？那雨布包显然已经被人翻弄过了，不是赵广陵和舒淑文十多年前埋藏时包的仔细规整的样子。赵广陵还记得妻子用麻线缠了好几圈。舒淑文似乎说过这样的话：留这些东西有啥意思呢？说不定会招祸的。当时赵广陵是怎样回答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这是一个人的历史。”现在，赵广陵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作答。
“反革命历史！”工宣队饶队长喝道。
“报告饶队长，云麾勋章是我参加抗日远征军在滇西松山战场上打日本鬼子时，用鲜血和命挣来的，抗战胜利勋章是当时的政府对我们这些参加过抗战的军人的褒奖。这段历史是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历史，不是反革命历史。”
“胡扯！”那个红卫兵司令一拍桌子，“你们国民党打什么日本人？你们只会投降、逃跑，大片的国土都拱手送给日本人了。只有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战，才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日本投降了，你们才来摘桃子。你想歪曲历史吗？”
“我不想歪曲历史。滇西的日本鬼子的确是被远征军打败的。腾冲战役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松山战役也是全歼鬼子一千多人。小同志，抗战时要围歼鬼子成建制的一个联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龙陵、芒市战役一直将日本鬼子赶出畹町国门，歼灭日军一万多人。我们死了多少人啊，小同志，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不全死光。”红卫兵司令站起身，解开了腰间的军用皮带。
赵广陵从1950年开始接受审查，先是人民管制，然后是服刑劳动改造，他挨过骂，受过呵斥侮辱，站在台上被批判，但还没有挨过一次打。他不知道红卫兵皮带的厉害，他们用它上可抽元帅将军，下可抽自己的老师，就更可以抽赵广陵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了。这个只比他儿子豆芽大不了多少的红卫兵司令，一皮带就把他抽得眼冒金星。然后好像那另外两个人都上来了，拳打脚踢外加他们拥有的语言权威和唾沫星子。赵广陵蜷缩在地上，多想有一双手护着自己的头，但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
他们打累了，重新把赵广陵按到椅子上。赵广陵只感到自己的头肿得有篮球大，眼睛都睁不开了，脑子里飞舞的全是些到处乱窜的星星，像是被轰散的一群萤火虫。他过去在战场上负重伤时，有过这样的感受。但那时他相信自己能活下来，现在他不敢相信了。他面前站着的就像来自地狱的手拿勾魂簿的三个小鬼。
“赵广陵，老实交代，你这些反动奖章是怎么得到的？”
“参加远征军……打日本鬼……”
“什么远征军近征军，都是伪军！”
也许因为刚才的殴打深深伤害了赵广陵的自尊，也许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有一处最神圣的地方不能轻易受人诋毁和污蔑。赵广陵就像有神魂附体一般，忽然挺直了腰，尽量睁开血肉模糊的双眼，高声抗辩道：
“这位红卫兵小将，远征军不是伪军。当年汉奸的队伍才是伪军。我们的远征军是打日本鬼子的，是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打仗啊！”
“啪！”红卫兵小将拍了一下桌子，“胡扯！”然后他又不说话了。似乎在想“伪”这个词究竟该怎么说才更雄辩霸气、击倒对方。那两个工人造反派没有什么文化，更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审讯室寂静了两分钟，红卫兵小将毕竟是高中生，知道一些推理，于是他才冷冷地问：
“国民党是反动政权，你承不承认？”
“是。”
“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吗？”
“是。”
“那它是不是反动的呢？”
这还真把赵广陵问倒了，他忍着全身的疼痛想了半天才说：“我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个反动、独裁、专制的政权，我那时也很讨厌甚至憎恨他们。可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打到我的家乡了。况且，当时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共产党军队也是抗日的，大敌当前，国共都在合作抗日。我们远征军打日本人，应该没有什么错吧？当年我们远征军在滇西取得胜利，延安的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都发来过贺电。这不会错吧？”
“你胡说八道！毛主席会给你们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贺电？你这是污蔑伟大领袖！”钢铁厂的那个战斗队队长冲了过来，一拳又把赵广陵打倒了。然后他又抓着赵广陵的衣襟把他拎起来，“说，远征军是不是伪军？”
“不是。”赵广陵大口喘着粗气，倔强地说。
“这些反动奖章，是你抓了多少地下党，杀了多少革命者才得来的？”
“是杀日本鬼子换来的！你有本事，你杀几个鬼子给老子看看！难道你们非要我承认杀日本鬼子是我的罪行吗？难道中国人整中国人，就是你们的革命吗？”赵广陵彻底被激怒了，他打算和他们抗争到死。当年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这一辈子活得多窝囊啊！他早就想爆发、想呐喊了。那么，就像闻一多先生那样做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吧。
出乎赵广陵意料的是，他们不打他了，竟然都呆呆地望着他，就像望着威武不屈的手下败将。对有些被打倒了再爬起来，再打倒再爬起来的人，打人者即便是流氓无赖，也会感到无趣。再强大的革命理由，再强悍的斗争哲学，再坚如磐石的阶级立场，只要他还是个人，只要他还能分辨出日本侵略者和中国人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他都应该在这个抗战老兵面前感到羞愧。
三个审讯者似乎都感到审不下去了。追问历史，往往会追问到自己身上。他们抓赵广陵，本来是想通过对那几枚勋章来历的追查，挖出赵广陵隐藏得更深的反革命历史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勋章的人，一定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但谁能料到这些勋章跟打日本鬼子有关呢？历史太容易被遮断了，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百分之百地相信当年国民党是“假抗日、真投降”，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那场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他们的父辈祖辈不敢说，课本里告诉他们的是另一套说辞，这个反革命分子赵广陵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最后还是工宣队的饶队长老到一些，他说：
“赵广陵，你只要承认远征军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军，这些奖章是反动的，就算认罪了，我们会宽大处理你。你认还是不认？”
“不认。”赵广陵仿佛不假思索就回答了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就像绝不会承认一加一等于三一样。
“我们必须再次告诉你我们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是要再进牢房的。”红卫兵小将用法官的口吻冷峻地说。
赵广陵沉默了。他满脸血污，疤痕又抽搐起来，扯得面部神经刺痛难忍，膝上的双手手指也在微微颤抖。他不是在担心如果顽抗到底的话，会有几年的刑期，而是在想刚刚恢复了没几年的正常家庭生活，又将面临怎样的破碎、哀怨、冷清、清贫，以及孩子们对他的失望乃至厌恶。
没有比从精神上击垮犯人更令审讯者有成就感的事情了。饶队长再次追问：
“承认不承认？”
“不。”
“真是个又臭又硬的国民党反动顽固派。先关起来再说。”
赵广陵又重新回到牢房里了，只不过不是当年十二人一间的大号子，而是只关一个人的禁闭室，其实就是黑牢的代名词。它约有三平方米大小，一米五高，里面只有一张八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的木床，人睡觉只能蜷缩着，想站立时也必须保持低头向人民认罪姿势。与其说它是一间“室”，不如说它是一个“窟”，或者一座“穴”。狭小、逼仄、潮湿、闷热等，都还不算最折磨人的，无垠的黑暗才是夺人魂魄的冷血杀手。按那个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的说法，时间被“黑洞”捕捉了，吞噬了。那时赵广陵怎么也理解不了时间如何被逮住、被一口吃掉。这个只有具备外星人的头脑才能理解的深奥理论，只要把你关进禁闭室，你马上就明白了。对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来说，限制你的自由只是第一步，囚禁你的光明是第二步，再剥夺你的时间，那可真是触及灵魂的革命。
送水送饭的窗口只有巴掌大小，平常是被封闭起来的。当每天一束光线像鞭子一样抽打进来时，便是送饭的时间。那光线会灼得他眼睛生疼，但他比渴望一点发馊的食物更渴望一丝光明；比渴望光明更渴望政府给他一个说法。他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我有历史旧债，但我已经坐过牢了，改造好了，还立功受奖提前释放了。我现在只是一个认真劳动的木匠，勋章是国民党发的，但那是为国家为民族抗击入侵者用鲜血和拼老命挣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不视抵抗外侮的人为英雄？
可是在深渊一般的黑牢里，他的时空再度被扭曲，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方位感、时间感。他现在如何能保护自己的家？他只祈愿这再一次的磨难不要又给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他不能再在乱世中又添丧子之痛。他的痛，其实更多的是痛妻子之痛。舒淑文每丧失一个孩子，都要大病一场，半年都恢复不过来。人也神经兮兮的了，孩子在外面跌了一跤身上破点皮，也会让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仿佛这一跤是摔在刀刃上。豆芽已经是个十六岁多的半大小伙子了，她还坚韧地给他规定着诸多不准。不准下河游泳，不准上树爬墙，不准吃生冷食物，天一黑就不准出门，连自行车也不准他学。母子俩为这不准那不准经常吵架，开初舒淑文还可以靠棍子弹压，但在豆芽十岁以后，她的棍子常常被儿子一把夺过来撅断，舒淑文就只有哭了。赵广陵也理解，在一个经常没有父亲的家庭里，母亲要么是母老虎，要么是受气包。
再陷囹圄的赵广陵那时根本没有料到，这场从批判一出戏（《海瑞罢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整个民族的灾难。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巨手一挥，就把红卫兵发动起来了，赵广陵认为毛主席真伟大，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学生嘛，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一个人民领袖都敢于贴出大字报来，支持学生运动，真是气吞山河、举重若轻的大气魄。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治国韬略，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从来都不讨学生喜欢。谁失去青年，谁将失去未来。自推翻清王朝以来，中国的学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撒野狂欢过。当年不管你是爱国反帝的，争民主反饥饿的，上街闹运动的学生总是被屠宰的羔羊，总是流血事件的主角。但你看看新社会，学生运动一来，一切显得多么气象万新、朝气蓬勃。位高权重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被打倒了，报纸上众口一词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通老百姓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连国家主席都想搞资本主义，元帅将军都是反党集团。世事乱象真让老百姓皂白不辨了。不过，国民政府时期那些纵横天下、上下通吃的“四大家族”以及贪官重臣，蒋介石可曾掀翻过他们中的一个？他可曾允许学生去革他们的命？因此他不得民心。国家不是哪几个家族的，国家是人民的。如果几个家族就统治了中国，那中国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得了。因此毛主席要把那些大高官打倒，让他们在成为大家族的萌芽状态时就灭了它。“削藩”嘛，哪个统治者都会这样做。赵广陵甚至想，蒋介石要是在四十年代像毛主席这样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不定他还不会垮台得那么快呢。这个念头一闪时，自己都被吓一跳。你这个旧时代过来的人，难道还想回到过去吗？不，不是想回去，而只不过是有点联想而已，就像怀想一个旧日的恋人。但这也是有罪的。难道你娶了舒淑文，还在想她的姐姐？这既不道德，也有罪。罢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赵广陵自己也承认，他的改造还不彻底。他还在个人的世界里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就像打死他也不会承认远征军是“伪军”一样。云南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烈火大规模地烧到这个边疆省份时，已经是这场运动的第二年了。成为留队人员后，赵广陵恢复了每天读报的习惯，认真在报纸的社论、口号、批判文章中找自己活下去的方向。开始他认为这是中共上层的革命，是文艺界的革命，跟他这个木匠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忘了，反右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还不是被网罗进去了。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生存环境越艰难的人，侥幸心越大。哪个不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你越想平安，就越容易忘记危险。因此当赵广陵看到上至监狱长、政委，下至劳改农场的场长、车间主任都被打倒时，他才开始担忧起自己来。城门失火了，他这种池子里的小鱼安得逃生？他有反右的教训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是战场的硝烟味，它们已经扑鼻而来了，席卷整个中国了。在这个管理严厉有效的社会，你无法躲避，无处可逃。当年赵广陵还是犯人时，有个同改逃了三次，三次都没能逃出去一百公里远。到处都是眼线和耳目，到处都是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管教干部有时带犯人们上山采茶伐木啥的，他们只需在山下喝茶打牌，到了傍晚收工时，等着点名收队就是。苍茫大地上到处都是路，但每一条路对想逃的人来说，都是绝路。那时期赵广陵感到自己是在人头汹涌的狭窄山路上，被人推搡着往前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你想找个清静处是绝不可能的。多少人被推下悬崖了，多少人被裹挟着往前赶，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下一个跌下悬崖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唯有小心再小心，批斗会上一言不发，装聋作哑；风云人物走马灯似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只是埋头干活，比一个还在服刑的犯人还老实。有人来叫他“同去、同去”造反闹革命，他都是苦笑两声：“我们这种人……”其实他在很早就得出了结论：局势失控了。他回家时跟舒淑文说，毛主席身边不是出了国民党特务就是出了大奸臣。带兵打仗的人最怕的就是自乱阵脚，相互拆台，军官士兵之间互相打黑枪，这样就离大溃败不远了。我不指望比别人躲得更远，只想如何保护好我的家人。
那时谁能猜测出最高领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呢？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强大。多年来，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养成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赵广陵只是在内心里做得到。他在一群木匠中怎么能去谈“自由”与“独立”？更不用说在牢房里，想一想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许许多多过去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了“讳词”。这是赵广陵在经历反右以后自己生造的词汇——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为了说明某些再不能使用的词汇，必须又创造一个新词。就像为了消灭一个真理，再创造出一个真理一样。这些词和组成词汇的汉字都还在，谁也不能把它们从字典里抠掉，从汉语文字里消灭。但是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说它们，写它们。这种避讳还不是在封建时代因为皇帝老儿的名字中用了什么字，你就不能用，而是这些词汇现在是反动的、腐朽的、堕落的，有毒有害的，令人害怕担忧的，像一个风骚女人一样令正人君子避之不及。不仅从言行上要躲避，更要从思想上根除。满大街张贴的标语不是说得很清楚嘛——“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人们如何能做到没有“私下”的思想？又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风吹女人的裙摆，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侧目。可见思想自由多么可怕，脑子里跑马多么危险，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加以束缚。最彻底的改造方式，乃是从说都不要说，到想都不要想。遗忘不仅是消弭痛苦的最好方式，还是活下去的法宝。
家是不是被抄了呢？这是赵广陵在黑牢最担心的。在他被捕之前，昆明也在到处抄家了。但主要是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像他们这样的“黑五类”家庭，早被打倒过多少次，是“死老虎”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暂时还倾泻不到他们头上。他们的邻居、市商业局的白处长，运动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揪斗，也被抄家了，盆盆罐罐啥的扔了一院子。那天赵广陵下班回到家，还以为邻居家失火了呢。那个晚上他和舒淑文仔细梳理了家中还有没有“封、资、修”。红卫兵、造反派要打要砸的就是这些旧时代的东西，孔庙砸了，各处寺庙里的佛像也捣毁了，连昆明这座城市的骄傲——市中心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金马坊和碧鸡坊都拆了。一个家庭里要是还胆敢藏有过去时代的玩意儿，治你的罪、抄你的家是分分钟的事情。两人翻箱倒柜折腾了一晚上，翻出来的可能招祸的“封、资、修”只有一个耶稣受难的小十字架，一张圣母马利亚的图片，舒淑文父亲穿着西装系着蝴蝶结和她的一帧合影，还有舒惟麒过去在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当总工程师时的一个工作徽章，以及一块绣有梁山泊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的手绢，那是舒淑文和赵广陵相爱时送给他的信物。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舒淑文刻意保留下来的，她是天主教徒，她与自己的父亲相隔天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自己的初恋。都烧了。赵广陵冷漠地说，尽管他已经察觉到妻子脸上的失望，尽管他也看到舒淑文把这些东西在手里倒腾来倒腾去，就像舍不得送人的宝贝。最后舒淑文留下了那块手绢，说赵哥，这是我亲手绣给你的呢。一块手绢也犯不了什么事情吧？赵广陵着急地说，糊涂，你就没有看看报纸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都挨批判了。一块手绢人家也会说你是封资修。
从5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不断在清除家里旧时代的痕迹，该送的送人了，该卖的卖了，该销毁的也早销毁了。从舒父的那枚铁路徽章，赵广陵也想起了那包埋藏在“明梅”树下的勋章，照理说这应该比一块手绢、一枚旧时代的铁路徽章更危险。但奇怪的是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保留它们的理由。谁会去挖一棵古树？那栽有“明梅”的巨大石缸，仿佛也已经在地下生根了，深陷在土里至少两尺。没有七八个精壮小伙子，很难将它挖出来。再说，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院子里，你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去翻动出这段历史来？其实，在赵广陵的潜意识里，他现在不想去触动这段跟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这包勋章你就是挖出来了，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扔到滇池里？那不如把赵广陵也一同扔下去。就让它们尘封在记忆的深处吧，就让它们和“明梅”的根须相依相偎，相互滋养吧。要是那些勋章所代表的抗日热血，能够滋润“明梅”再度绽放，它们一定也可以重见天日——自抗战胜利那年以后，“明梅”再也没有开放过，也再没有人关心它、为它吟诗作赋了。
一个人的珍藏，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也被认为是有罪的，大逆不道的，那么，他要么毁灭自己的尊严，要么像耶稣背起十字架那样，走向自己的光荣。
所以在黑牢里赵广陵并不为此懊悔，也不感到有多冤屈，比他冤情更大更深的多了去了。国家已经陷入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非但不讲理，还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连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都无理可讲，赵广陵这样的一个前国民党旧军官、小老百姓的道理，哪个还有耐心听？监狱农场的造反派饶队长已经被另外的派别打倒了，也进了班房，“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杨司令在砸烂了公检法后已去别的地方串联闹革命去了，那个曾经下狠手打他的钢铁厂的战斗队长，第二周就在武斗中被打死了。他们把他关到这个黑牢里，就将他忘记了。好在这些年赵广陵在这个监狱里熟人朋友多，一直坚持给他送饭的就是一个曾经的徒弟，此人也是一个留队人员。他不敢在一片混乱中为赵广陵做更多的事，每天能送两次饭，不让自己的师傅饿死，就是拿着自己的性命来押宝了。
幸好政府很快反应过来，公检法可以砸烂，但监狱不能乱。犯人没有人管，那将是一个多么危险的社会问题。况且这个时候每天都有多少人不经审判就关进了监狱。军队奉命接管了监狱，军事代表代替了靠边站的监狱长。当他巡视监狱各处，来到关押赵广陵的禁闭室，叫人打开牢门时，他看到一个全身发绿的犯人，连手臂上、额头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青苔，呼出的气息也带有阵阵令人避之不及的陈年霉味，几处溃烂的伤口上还可见到蠕动的蛆虫。军事代表皱起眉头，问：
“这个人犯的什么罪？”
旁边的人回答道：“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旧军官。已经坐过一次牢，因为有立功表现，提前释放的留队人员。造反派两个月前把他关进去的。”
“什么原因？”军事代表又问。
“有人揭发他私藏国民党军队的奖章，他还狡辩说是打日本人挣来的。”
“叫什么名字？”
“赵广陵。”
军事代表沉默了片刻，说：“带他去清理一下伤口，再洗个澡，理个发。不要再关这里了。我要亲自审他。”
军事代表如果再晚来一周，赵广陵也许连骨头都会发霉了，能否活得下来都是个未知数。他被关进一间有二十多人的大房间，那些同改们大多数是这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当权派，深挖出历史旧账的像他这样的历史反革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以及在派系斗争中倒霉的一方。比起他上次蹲监狱的那些高知同改，这些人不过是些普通知识分子和在工作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的人。监狱里人满为患，混乱不堪。有些人头天被打得血肉模糊地送进来，转眼又被另一拨人当英雄一般接出去，还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的。一个人就是进洞房，大约也不会有这样大喜大悲。
没有立案侦查，也没有审讯宣判。但这里就像台风漩涡的中心，反而相对安宁安全，至少监狱里没有批斗会上的殴打，没有突如其来的抄家、游街、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破鞋。劳动当然要干，而能平和地劳动和工作，在当时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天收工回来后，号子里又塞进来七八个人，老犯人们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铺位挪一挪，以给新来者让出空间，但那是有条件的，最靠门的、靠近尿桶的位置，当然是留给看上去最好欺负的新犯人。赵广陵发现被推到尿桶边上的那个人竟然是大儿子赵豆芽的数学老师。老师总是面皮薄胆子小，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求生存。赵广陵便走过去，将他的被盖卷提到自己的铺位边。他是“二进宫”的老犯人，又是从黑牢里活着出来的，在这间号子里已是无形的“牢头”。这老师姓夏，赵广陵参加过几次家长会，据舒淑文说他家从前是昆明的大户人家，和舒家也是世交，夏父似乎还是“寒梅会”的诗友。
赵广陵让夏老师随时跟在自己身边，还是干木活，只是不做翻砂的模具了，现在社会上需要的是大量的语录牌，从十几平方米的，到孩子书包那样大的，每天要做几百上千个。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活计，但却是最令人费解的工作。人们伐倒山上的大树，将一车又一车的原木拉来，松木、柏木、红木、杉木，甚至金丝楠木，都被改成木板，钉成一方方的语录牌。大的挂在墙上，竖在路边，小的人人随身背一个，就像学生的书包，或者旧时代女人们赶时髦的坤包——这的确是当年的时髦。可是，就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圣旨牌，也不会有这么多。难道外面的人都疯了吗？
赵广陵有次悄悄问夏老师：“夏老师，你晓得我儿子最近的消息吗？”在赵广陵再次进来之前，他发现儿子越来越不听话，或者说，越来越看不起他这个当爹的了，家里仿佛谁都欠他的。赵广陵也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儿子的进步。但狗还不嫌家贫，老子再有什么历史问题，也是你的爹。有一次赵广陵曾这样跟儿子说。
“你呀……”夏老师看了赵广陵一眼，欲言又止了。
“夏老师，我半年多没家里的消息了。”
夏老师望着赵广陵哀求的目光，不得不斟词酌句地说：“你儿子，想加入红卫兵。”
“我知道，我儿子一向追求进步。”
“但你们这种家庭，你明白的。”
“可我是我，我儿子是小娃儿嘛。况且他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都是革命教育。”
“是的，他在学校从来都很积极。长年坚持打扫教室，干劳动总是挑最重的干，红卫兵贴大字报，他熬糨糊，一桶一桶地送。有一天红卫兵要把大标语刷到百货大楼的墙上，叫他把糨糊送到临时架的梯子上，结果梯子倒了……”
“我儿子、摔伤没有？”
“还好。只是手摔断了，不过已经接上了。你放心。”
“这小子……”
“那些红卫兵还是不要他。”
“哦……”
“有一天，他把你的一包国民党反动派的奖章交给学校了。你怎么还藏得有那些东西？自己招祸啊！”
赵广陵五雷轰顶，身上的骨头就像瞬间被抽走了一样，瘫倒在地。
夏老师只能痛苦地叹了口气：“这么大的运动嘛，娃娃要进步……”
报应！他相信当年郑霁被告知是被自己的老长官告发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郑霁被枪毙时全体犯人都被拉去法场接受教育，赵广陵那时已经释放留队。他情愿那一天永远被忘记，情愿那是一场噩梦。郑霁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他们留队人员的方队时，这个家伙瞪圆了眼睛在人群中找赵广陵，那凶狠的目光就像追逐着仇敌狂乱扫射的机枪子弹。如果不是他的嘴被塞着，也许他会大喊大叫——天知道他会叫嚷些什么来？赵广陵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眼光击倒，第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尽管他一千次一万次地告诉过自己：这是为闻一多先生报仇！这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可是为什么伸张一次正义，却要出卖自己的仁义？这些年来，郑霁总是在赵广陵的噩梦中说，生死兄弟，仁义为重。枪毙郑霁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刑场的草地上还有积水。尸身湿淋淋的郑霁和几个死刑犯曝尸一天，让犯人们和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们排队参观。有人往那些尸体上扔烂水果、西瓜皮、甚至拳头大的石头，还有胆子大的人上去踢上几脚，以示自己的勇敢和革命。赵广陵那天主动要求去替郑霁收尸，因为他被枪毙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这个贵州人，从抗战时起就在云南漂泊，跟随赵广陵打日本人，追随国民党当宪兵特务。1949年以后，不知道他在哪里混，也不知道他如何落的网。“你投错了胎。”赵广陵在为郑霁挖坑时说。他只找到一张草席把郑霁裹了，小心放进墓坑。那时他看见郑霁的眼睛还怒视着他，赵广陵试图给他合上，可他左抹右揉的，那怒目圆睁的眼睛就是闭不上。在死人堆里滚打过的赵广陵，这次却害怕了。他慌慌张张地把郑霁埋了，连坟头都垒得不成个样子。他像干了一件坏事一般“逃离现场”，但又忍不住再回头望。这一望让他魂飞魄散，小三子的一只脚竟然蹬出了坟外！仿佛马上就要追出来。赵广陵“扑通”一声跪下了。远远地哀求道：小三子，是债都要还，你我都一样。你被枪毙了，死了，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去那边找我们从前的那些兄弟吧。但那只脚还露在坟外面，五个脚趾分得开开的，直直的，在凄冷的夜风中好像还在悠悠摇晃，嘲讽他的胆怯，斥责他的不仁不义。赵广陵的鬼火也起来了，怒喝一声：小三子，你要干啥子？不认我这个老长官了嗦？给老子滚回去！
现在好了，儿子“终于”也把父亲告发了。生活的公平，有时会显出它残忍的一面。
军事代表在一个下午单独审讯了赵广陵。赵广陵在牢房里已经听同改们说过，这个军事代表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像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但他对每个人口里的冤屈，都不置可否不表态。也许对一个军人来说，受命投身于这场运动，远比参加一场战役艰难得多。
“我看过你的所有交代材料。”军事代表的语调不温不火，但透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威严，“你是一颗顽固的老核桃，不锤到位，你的历史问题就暴露不出来。”
这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军人，年龄大约和赵广陵相仿，不知是否也有过战争的经历？他想当自己在松山战场上跟日本鬼子拼命的时候，这位解放军军官在哪里？也许在另一个战场，也许还在读书？如果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共同抵御过侵略者，那么现在相煎何太急？他的土黄色布军装整洁合身，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四个兜盖平平整整，显然是熨烫过的。可惜没有军衔，赵广陵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级别的军官。中国军队从来都没有找准过适合自己的军服。内战时国军是学美式的，虽然漂亮威武，华丽时尚，可穿着就像别国的雇佣军；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学苏俄式的，尽管加了些改进，但看上去也显得土里土气，这些年干脆不要了，回到土八路时代。赵广陵曾私下想，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士兵怎样找到自己的长官呢？军官在平常又有什么荣誉感呢？不过解放军从来倡导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赵广陵还是很佩服的。他记得在内战期间，一个军中同僚曾跟他抱怨说，这些破衣烂衫的土八路，就像叫花子一样，可打起仗来也像叫花子抢肉吃一样不要命。曾经衣着光鲜的他们，现在成了人家口中的“叫花子兵”了。
“赵广陵，我在问你话！”军事代表敲打着桌子说。
赵广陵刚才走了岔，不过即便他老实接受审问，他也不打算为自己再申诉什么了。
“赵广陵，你以为，你用打日本人来伪装自己，我们就不掌握你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了吗？你打过日本人没错，但你也参加过内战，打过共产党。这个你认罪不认罪？”军事代表站起身，踱步到赵广陵面前，威严地审视着他。
“枪毙我吧。”赵广陵把头扭向一边，不再看审讯者的眼睛。
“要怎么判你、改造你，人民政府自然会有个说法。想死？没那么容易。赵广陵，你的历史疑点太多。不要再跟政府玩躲猫猫的游戏啦，这样只会加重你的罪行。你以为我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四等云麾勋章是发给什么人的吗？今天，你就把这段反革命历史先交代清楚。”

15 云麾勋章（交代材料之四）
我从黑暗的深渊中挣扎出来时，先是看到了碧蓝的天空，蓝得晃眼，竟然融化了我的眼睛，让我饱蘸硝烟的泪水杜鹃啼血一般淌出；然后我再看见天堂里的蓝色湖泊，一些白云飘浮在上面，虚假得像舞台上的布景。有个声音在云端里说：这就是水葬你的地方。好吧，我愿意。就像有一天我会对我的新娘如此说一样——可是啊，我炮火中依然夏花一样开放的爱人，你葬在哪里？我还看见自己的灵魂在那一片蔚蓝中翻飞舞蹈。多么轻盈快乐的灵魂，刚才还是一只飘落在牛背上的白鹭，婉转歌唱在树梢上的百灵，蹁跹起舞在花蕊上的蝴蝶，转眼就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蓝色仙子。
魂兮归来，魂兮飞去。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呜呼！就把我葬在那蔚蓝的深处吧。
我正要幸福地埋葬自己时，听到一个女人悦耳的尖叫，然后是一个浑厚的男低音在说：“噢，我的上帝，我的孩子醒过来了。”
这是一个美国人，正在用他的大鼻子凑近我的脸。他用一个精致的手电，照照我的瞳孔，再照我的鼻子，我的牙、嘴、喉咙、耳朵，又听听我的心和肺，然后他说：
“嗨！廖，我的孩子，你帮我完成了一个奇迹。谢谢，非常感谢！”他仿佛也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轻轻地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但我感到就像被一头大象踩了一脚，剧痛淹没了我。我不明白这个美国佬为什么要那样“痛击”我。
我还有些不明白的是，他叫我什么？廖？
周围的人们在欢呼。原来我躺在一间病房里，洁白的床单，柔软的床垫，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些许我叫不出名字的香水的馨香，一大束野生波斯菊放在我目光所及的床头，穿白大褂的都是美国人——高大的军医和天使一样的护士小姐。如果上帝是存在的，我认为他一定弄错了，把我发配到了美国人的天堂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直想弄清这个问题。我好像被千百根绳索捆绑，一点也不能动弹；我的脑子只要稍一转动，浑身就有千万根钢针在刺我、扎我，不是在皮肉上扎，而是从肉里往外刺。我连想弄清楚自己是谁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的喉咙里就像有个小火炉一直在燃烧，脑海里想到的词汇刚一形成，就在喉咙那里被煮烂烧焦。人不能自由表达，是为地狱之一种吧？
在我可以稍微皱一下眉头想事情时，才明白我是在一家设施完美的美军野战医院里，这家医院应该是在昆明郊区的滇池边。因为我从床上就可以看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这个高原湖泊的美丽就像一个女神一样让人刻骨铭心。晚上我还能看到滇池岸边稀疏的渔火，听到西山华亭寺的夜半钟声。唉，当年是谁在烟波浩渺的滇池边，披襟岸帻，嬉鸥歌唱，指点江山？又是谁，携诗登高，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还有谁，痛饮着青春的绚烂时光，飘发为旗，煮酒为歌——
<i>西山苍苍，滇水茫茫。</i>
<i>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i>
<i>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i>
<i>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i>
<i>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i>
“廖志弘，你叫廖志弘吗？”有一天一个国军中尉拿着一个本子，站在我的病床前问。他皮肤白皙，衣着整洁，手指纤细，手背像女人一样的光滑，一看就是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娘娘腔军官。
老子躺在床上只有眨一下眼皮的力气了。这些后方的娘娘腔还来问我是谁。我怎么回答得了这个天大的问题？
我听见那个中尉说，我们根据你送来时军衣上的身份牌，知道你是71军的一名上尉军官，但上面的具体番号被烧坏了，幸好你的名字还能辨认得出来。你是李弥军长亲自关照的伤员，我们会马上报告李弥军长你苏醒过来的消息。
我的记忆随着我身上伤口的新肉一天天增长起来了。我还来不及弄明白我是谁，就想起了战场，想起了怒江天堑，想起了漫山遍野的炮火，和倾盆大雨一起覆盖阵地的机枪子弹，想起了随着炮弹开花而飞舞起来的断肢残臂，想起了兄弟们冲锋的呐喊和被击中时的惨叫，想起了堑壕里日本鬼子肿胀发泡、丑陋不堪的尸体，足有手指粗的蛆虫向一堆堆烂肉发起集团式冲锋，发出令人恶心的潮汐一般的涌动声。全世界吞噬死尸腐肉的蛆虫都来这座名叫松山的地方大会餐了。哦，松山，一座巨大的坟场；唉，松山，一座不堪回首的斗兽场。第一场斗兽表演是国军向日军进攻，第二场是蛆虫向死尸烂肉进攻。如果说战争是台“绞肉机”，松山战场就是“绞肉机”的齿轮，日军纵横交错的阵地和堑壕就是沾满尸骨肉沫的齿轮槽。当你一步跃进日军的堑壕，陷到你膝盖深的不是黄色的烂泥，而是和雨水浸泡在一起的黑绿色的腐肉、五颜六色的肠子、脑浆、心肺、断肢残臂和白花花的蛆虫。你要是倒在一个地方不动弹超过三分钟，成群的蛆虫就能生吃了你。
我终于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从战争这台“绞肉机”里侥幸活下来了，从蛆虫的口里挣扎回了人间。
我还是不能说话，浑身缠满了白色的纱布，连脸上都只露出眼睛、鼻孔和嘴。护士小姐每隔一天就将这些被脓和血浸透了的白色纱布换下来，堆满一大堆。每揭一层纱布都像在剥我一层皮，不是我不会叫喊，而是我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我听那些美军护士说，他就像一个没有痛感的人。但我怎么不会痛，换药时我连大牙都咬掉一颗了，他们发现后不得不每次都往我嘴里塞一块牙托。我知道病房里的其他中国伤兵总是用高声喊痛来引起美军医生的注意。他们在私下里说，美国佬给我们中国伤兵只用一般的药，而给他们美国伤兵却用最好的药，看看他们吃的跟我们有多不一样。这些壮丁兵其实冤枉人家美国医生了，你习惯喝咖啡、吃意大利通心粉吗？就我所知，珍贵而稀有的盘尼西林是大家都在用的。
我恢复意识后才从医生那里慢慢知道，我的面部和手臂、前胸、腹部大面积烧伤，喉咙被灼伤，肺也受到很严重的损坏，腰间贯通伤，臀部和后腰、背上共十二块日军手榴弹的弹片，腿上还有两个弹孔，负责治疗我的鲍勃医生总是称我为“廖，我的孩子”，这个医术精湛、和蔼的中年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了一托盘各种弹头、弹片，让他自己都感到目眩。他有天查房时笑嘻嘻地对我说：“廖，我的孩子，You are man with shrapnels（弹片人）。”
“Hell， I saw.”（地狱，我看见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地说出了受伤以来的第一句话，而且还是英语。这让鲍勃医生和他身边的护士小姐们大为惊讶。他们一向以为中国军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哪怕是军官，也常常没有军官的气质和尊严。尽管他们身边总有随军翻译——就是那个娘娘腔中尉，但他们私下的谈话我偶尔也会听到。他们会说：This damned chinaman did not take shower for days! What a dirty pig!(这该死的中国佬好多天没洗澡了，脏猪)。也会说：Hey， look at that chieftain， he has longer teeth than the rabbit!(嗨，看那个酋长，兔子的牙齿都没有他的长)。这是指一个少校军官又黄又黑的龅牙。医院里的中国伤兵大多来自中国最底层，他们被抓壮丁走向抗日战场，从来没有享受到如此优越的医护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些老兵油子不想再回前线，伤口都结疤了还总说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舒服。美国人测体温量血压抽血化验照片子，所有的检查手段都证明这是个完全可以出院的人，但面对不愿离去的士兵，美国医生也只好耸耸肩说：“OK!”我知道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伤兵都是些孩子，个子矮小，面黄肌瘦，个个看上去都营养不良，但正是他们在前方和日本鬼子浴血拼杀，这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的。因此仁慈的、大手大脚的、财大气粗的美国军医从不在乎医院里多几个活蹦乱跳的痊愈伤兵。有个老兵油子实在找不到不出院的理由了，就说自己一听到枪声就会大小便失禁，美国人居然给他找来一个心理医生，天天跟他做什么“战场心理辅导”，竟然磨叽了一个多月。这种家伙要是在我的连队，老子早就一脚踢他个狗吃泥。这才是国军最好的“战场心理辅导”。
没想到美军军医的“战场心理辅导”竟然也做到我的头上来了，那是我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以后。那天我独自蹒跚到盥洗间，迎面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直瞪瞪地望着我。他的脸像大火烧过的老树疙瘩，东一团西一块的奇形怪状，瘢痕累累，花花绿绿；他没有眉毛，少半只耳朵，鼻子像阳光下就要化掉的一团黄油，嘴是斜歪的，露出残缺的牙齿，仿佛要吃人一般可憎可怖。要是我在夜间猛然和这个家伙相撞，我会以为碰见了鬼。我当时毛骨悚然，头发都竖起来了。我回头看看四周，盥洗间就我一个人，我往前看去，那个妖怪一样的人也在看我。仿佛在问：
你是谁？
我再看，再看，看得眼冒金星、肝胆俱焚，就像面对死神那般，既恐惧又绝望。
那是一面正映照着我未来“无脸”人生的镜子啊！
我就像一个被人当面肆意羞辱的人，挥拳击向镜子中的那个丑八怪。我的心，我的心比镜子还碎裂得更为惨痛，更加不可收拾。
我的号叫招来了受到惊吓的护士小姐们。一个叫露西亚的女护士动情地拥抱着我，把我扶到病床上，温柔地说：
“Dear Liao， you are the man， and you have no idea how much we love you.”（亲爱的廖，你是个男子汉，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爱你）。
我的麻烦就此来了。我被安排到一间特别的单人病房，盥洗间里没有镜子，窗户是中式的雕花木窗，由医院里最漂亮的护士珍妮小姐专门护理我。我曾经听大病房里的那些老兵油子说，要是能摸一下这个洋妞的手，拉出去枪毙也值了。还有个老兵说珍妮小姐每次给他打针时，他的下身都会硬得难受。可是现在我怕见到她。这就像你情窦初开时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最怕见到班上的漂亮女生一样。
可要是你的脸打满了补丁呢？
尽管之前我知道我的脸上有伤，但他们怎能把我的脸糟蹋成这样？！我不吃不喝不说话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我像再次死去一般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等待蛆虫来啃吃我这堆烂肉。我拒绝鲍勃医生的治疗，更拒绝约翰博士的什么“战场心理辅导”，中国士兵的战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他们以为我被残酷的战争击垮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孔圣人的一句老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鲍勃医生说他们会从我的臀部上取下一些皮肤来，以修补我烧坏了的面部，还会帮我装上假牙，扶正鼻子。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愤懑地喊了一句：“难道你要用我的屁股来做我的脸吗？”
鲍勃医生笑了，说：“我可怜的孩子，你终于说话了。你只有臀部和大腿内侧的皮肤是完好的了。我们仔细分析了你的身体状况，臀部部分的皮肤最适合做移植手术。”
日本人毁了我的容，美国人却用我的屁股去当我的脸面。我将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可你如何跟一个美国人说明白，在中国人心目中，屁股和脸的差别？
但你冷静下来想想，这世上有多少人在用别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自不必说了，国民政府里那些贪官污吏，军队中那些喝兵血吃空饷的军官，社会上那些狗仗人势的流氓地痞，哪个不是不要脸的人？身逢乱世，一张脸算什么？
我与那些人不同的是，我自己的屁股，我自己的脸。这就是我的命。
那个专门做“战场心理辅导”的约翰博士每天要见我两个小时。开初我不搭理他，任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他说自己来滇缅战区前是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主动报名参军，同时带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他希望能为受到战争心理创伤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服务。说实话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我们中国人要什么心理学？吃饱了饭能平安活着就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了。不过约翰博士说话倒是有美国人的直截了当，他说：“我不是来治疗你的外伤的，我是来帮你找回快乐的。”
快乐？这些美国人可真能扯。中国人的抗战对来华助战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份国际义务、国家责任，更是一次深入东方神秘古国的猎奇和冒险。就像约翰先生，来到中国不过是走出实验室的一次田野考察。他们身在后方医院，又是在偏远古朴的云南，美丽宁静的滇池湖畔，本地土族像印第安人一样淳朴，男人脸上永远是憨厚可掬的笑脸，女人中还可见到裹小脚的老太太，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孑遗物种。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好奇和美。而昆明城里的姑娘却跟大上海的女子一样热情开放，更让他们快乐无比。她们中有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军官眷属、失业白领、富家子女，还有操一口牛津腔的新派大学女生，当然也不会缺少还能弹几曲中国古琴的青楼女子。美军俱乐部里夜夜笙歌，维利斯牌敞篷吉普车进进出出，湖水拍打着堤岸，滇池上空的一轮弯月勾勒出东方情调。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享受的仍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通心粉、火鸡、黄油、巧克力、咖啡、牛肉罐头等都通过驼峰航线从美国运来，美国人在这里没有不感到惬意舒适的。他们中一些生性好动的家伙甚至放弃吉普车，从黄包车夫手中抢过车把来，嘻嘻哈哈地拉着车夫或者穿旗袍的女士在坑洼不平的黄土小道上一路飞跑。这能不让人快乐吗？对于实力强盛的国家来说，战争不过是一场游戏。看到这些快乐的美国人，你不能不感到自己是另一个蛮荒星球上的人。而那些穿着草鞋走向战场、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一条命来的中国伤兵，他们的快乐就是自己还活着，哪怕已经缺胳膊少腿，或者有一张看着吓人的脸。
约翰博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他像个唠叨的老年人，又像个慈祥的父亲——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他不断地说我是医院里所有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说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勇敢，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穿了个窟窿，就会像一个被戳破了的充气娃娃；而我浑身破烂不堪，却依然是医院里最有风度气质的军官。说我一定是个贵族子弟，有教养、有礼貌、讲清洁，英文一流，还带着可贵的牛津腔；他们曾经猜测我可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也可能毕业于西点军校，或者是两种大学的混合体。因为据他们所知，一个中国军官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学识涵养，而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哥又不会像我这样有军人气质。还说我在女士们面前彬彬有礼，刚能下床走路身板就挺得笔直，尽管这会扯动伤口，谁都没有听到我叫唤一声；说我的眼神既充满善意又很敏锐，当它不小心落在珍妮小姐微微露出乳沟的胸脯上时，会很自觉地挪开——他怎么知道的？还说我有东方人的善良聪慧，又有西方人的仪态和直率。那一大通赞美，仿佛我是国军中的Model(楷模)。
但我就是不跟他啰嗦。
一天，约翰博士带来一个办公桌那样大的沙盘，说：“嗨，廖，我们来玩个儿时的游戏吧。”那个沙盘估计至少费了他一周的工夫，有一个城堡和城墙，上面有卫兵和一个贵族小姐。城堡下有护城河和一片开阔地，还有一个像巧克力糖人儿的持剑骑士。约翰先生说：“廖，你想怎样玩？”
我看着他那双恳求的眼睛，把那个巧克力骑士摁倒了，然后倒头就睡，不再理他。
第二天约翰博士又来了，还是那个沙盘，但城堡上换成了一个将军和卫士，城堡下的骑士身后仿佛有一个兵团的士兵。那个骑士的造型跟昨天的姿态又不一样，既有上马擒贼的气概，又有下马赋诗的优雅。
真是令我讨厌。我调转了那个娘娘腔骑士的方向，让他的马屁股冲着城堡上的将军。
冯特、巴甫洛夫、弗洛伊德、荣格、华生这些从约翰博士嘴里蹦出来的名字，有些人的书我读过，有些则只是听说过。比如说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上大学时我的先生们偶尔有提起过。记得是学贯中西的闻一多先生，他分析《诗经》时就提到了弗洛伊德，说《诗经》里的许多歌谣是在爱欲驱使下产生的，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可以说《诗经》是部“淫诗”，把听课的女生们都羞得脸红。当时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对西方的精神分析说也了解不深，听得似懂非懂。而一生勤奋的巴甫洛夫，我还记得他临终前对前去探访的人说的那句名言：“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忙着死亡。”
我不忙了，我的“无脸”人生将会很长很长，可谁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活下去？我很想对每天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衣冠楚楚的约翰博士说，别他妈啰嗦啦。老子们正忙着死亡。我们中国人的命没有你们美国人那么高贵，啥心理不心理的，你换了我试试看？要不是看在你们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我真想跟你们不客气了。
1945年快要过年时，从前线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滇西大举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和由史迪威将军指挥、从印度打回来的驻印度远征军，元月21日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这意味着滇西战场的完美收官。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第一次被中国军队武力赶出国境，我在离昆明城十多公里的医院里都能听到城里彻夜不停的欢庆鞭炮。美军女护士们和每一个中国伤兵拥抱，报纸上都是部队乘胜追击的消息。“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家啦。”这是医院里的美国人欢快谈论的话题。珍妮小姐每天都在给自己在欧洲战场上的男朋友写信，早晨看看她进病房的表情就可知道她有没有收到情书。她总会把一些热辣辣的片段念给我听，不管是她写的还是她的那个炮兵中士写来的。欧洲战场看来形势大好，咱们中国战场这边，眼下还只有滇缅战场的完美胜利。中东部地区，日本鬼子还在横行无阻，从河南一直打到桂林，日本人的铁骑甚至一度冲到贵州独山。我们回家的路还很漫长。
这年的正月初二，医院里的中国伤兵还在过年的喜庆中，昆明的市民们劳军送来的水饺还没有吃完。我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滇西战役远征军阵亡官佐的名录，一个让我泪如泉涌的名字赫然出现：
<i>赵岑，上尉连长；阵亡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十九日；阵亡地点：畹町芒撒。</i>
我再次失态，号啕大哭。比知道自己被毁了容更为悲恸。毁掉一张脸算什么，断一只手算什么，少一条腿又算什么，你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没有了，那才是人生万劫不复的灾难。
我再次像死人一般躺在病床上，不听医嘱，不吃东西，不说话。
滇池边梨花盛开的一个下午，我独自坐在医院外面的台阶上望着烟波浩渺的滇池发呆，自从能自如走动后，我常常来这里一坐到天黑。这时我看见两辆美式吉普开进医院，车上跳下来一个高阶军官和几个随从。一会儿珍妮小姐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说有个将军来看你，快跟我回去。
是远征军第8军的李弥军长，他因松山战役有功，从少将副军长升为中将军长了。我在医院里听说当我负伤后，是李弥将军命令副官用他的吉普车把我连夜从松山战场送到保山的飞虎队机场。李弥将军的命令是：带上两挺机枪，必要时你就是用机枪开路，也要给老子把这个兄弟送上飞机。当时美军已经开始用飞机为中国军队抢运伤员，那是八年抗战中最为幸运的一批伤员了。但在1944年夏季，滇西三大战役——腾冲收复战、松山攻击战和龙陵战役先后打响，伤亡实在太大。能搭上飞机送到后方医院的都是幸运者，伤势重的，官阶高的，可优先抢运。李弥军长的副官后来真的在机场用机枪逼停了就要起飞的C-54运输机，强行给我找了个位置，不然我就死在前线了。
面对救命恩人，我依然提不起精神来，但李弥军长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情绪，他很忙，只是抽空来看我的。他拍着我的肩说：
“兄弟，好好养伤，痊愈后到我的第8军干吧。你的71军也已经打残了，我的第8军正在宜良整编。我等你，现在我就升你当少校营长。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完哩，你可得抓紧。”
“军长，我的战争结束了。”我低声说。
李弥军长说了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作为一名军人，他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忽然很诡秘地问身边的副官，“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副官马上跑出去了，片刻回来报告说：“军长，一切就绪。”
一个男人被拥进洞房，会是什么感觉？同样，一个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军人，忽然被告知接受国家的授勋，他又该情动何处？
原来李弥军长不仅仅是来探视我的，他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我颁发一枚“四等云麾勋章”。
医院的军官俱乐部为此稍稍做了些布置，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图片撤下来了，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和第8军军旗。一些美军军医和护士以及能走动的中美两国的伤兵都被邀请来当观众。李弥军长的副官还特地带来了一套簇新的军装让我换上，领章上已经是少校军衔了。我像个羞涩的新郎官被人引上临时布置的授勋台。我身上正在愈合的伤疤仿佛也要开口祝贺两句，这搞得我浑身难受，就像我听到李弥军长面对大家热情洋溢的溢美之词。但当我看到那块金黄色的勋章别到我的左胸上时，掌声和欢呼声中，我的眼眶还是湿润了。
勋章是授给国民革命军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109团3营一连前上尉连长、现任第8军少校营长廖志弘的。我佩戴着它接受人们的祝贺和喝彩，以及珍妮小姐的亲吻，感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
无论是在上陆军军官学校时还是后来投身抗日战场，那些能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云麾勋章共有九等呢）的有功军人都让我高山仰止、敬佩不已。1933年，名将戴安澜将军在长城古北口痛击日寇，轰动全国，仅获五等云麾勋章；1938年，张灵甫将军在武汉大会战中于万家岭率军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获四等云麾勋章；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第一个胜仗就是孙立人将军打的仁安羌大捷，也才获四等云麾勋章……
有资格获得这个等级勋章的抗日军人灿若群星，我何功何苦、何德何能！
授勋仪式结束后，李弥军长自掏腰包，请所有在场的中美军人喝酒，美军女护士们不断来请我跳舞，我除了跟珍妮小姐跳了一曲外，都以有伤不方便婉拒了。李弥军长大约看出了我的难堪，他望着我的脸说：“可惜了一张英俊小伙子的脸。不过没关系，到了我的部队，我给你说个云南媳妇。你看，我脸上还不是有伤疤，照样带兵打仗嘛。人家说人一破相，出将入相。哦，对了，我还带来了你的家信呢，有好多。”
我的家信？我看着那一沓厚厚的家书，却怕它们烫手一样不敢拆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许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些家信比我左胸的那枚勋章还重要。当我小心拆开第一封家信，看到“志弘吾儿”几个字时，我再次泪湿衣襟，心如刀割。
李弥军长指指我的勋章，“你的家人现在该为你感到骄傲了。慢慢看吧，老弟。我要走了，等你伤好后，我会派人来接你的。记住我的话，日本鬼子还没有杀完。”
云麾勋章并没有让我的伤好得更快，反而在读家信期间，我的伤情忽然恶化起来，我发烧，说胡话，肺部感染，体温高到近40℃，医生们几次把我从死神那边争抢过来。当我再次恢复到李弥军长来看我前的那种状态后，我有一次不成功的自杀。我想把自己吊死在医院平常晾晒被单的楼顶平台上，但不幸的是，钉在墙上的挂钩脱落了。
也许我的愚蠢激怒了约翰博士。有一天他阴沉着脸来到病房，就像一个要来寻衅斗殴的牛仔。在简单问了几句无法得到我回答的废话后，这个美国佬终于爆发了。他提高了嗓门喊道：
“嗨，中国佬，你真让我失望。你这个胆小鬼，懦夫，战场上的逃兵！人见人厌的丑八怪，伤好后你就收拾你的行囊走吧！你其实早就好了，你其实跟医院里的那些不愿再回战场的胆小鬼一样。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日本人占领了你们的国土，你们中的一些人屈服了，为日本人服务，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或者扩充自己的势力，不得不跟日本人打；还有一些人，为了面子跟日本人打仗，就像你，脸不完整了，就认为自己不可以去面对日本佬了。你们从来不知道人的尊严是什么？人对国家的责任又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告诉我！噢，你在心里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战斗。可是看看你们打的什么仗啊！日本人和你们打仗，就像在自家后院里练习竹剑。他们一个小队几十个人，就可以把你们一个营几百人追得漫山遍野地溃逃。我们给你们的M-1重型坦克，最新式的武器，日本人远远看见都害怕，而你们却从坦克里跑出来，乖乖去当日本骑兵的俘虏。世界上自从有了坦克，骑兵就落后于时代了。可你们中国军队却让人们相信，骑兵可以战胜坦克。这就是你们的光荣啊！你们中国军队只会打内战，即便在日本人面前你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也会你绊我一腿我给你一拳，互相吐唾沫扇耳光。别以为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你们的蒋委员长的第二个敌人。等我们一起战胜了日本人，你们中国还是没有和平，你们还要自相残杀。我真的看不起你们，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滚吧！别让我再看到你。回去领你的那点战争养老金，然后在孤独、寂寞、饥饿、贫困、潦倒中走完一生，未老先衰，未死先亡。没有人爱你，没有人把你当英雄。因为你是个懦夫，是个失败者。哈哈，你会当个不错的流浪汉，凭借自己一身残疾，满脸伤疤，还有几块随着时间流逝失去价值了的勋章，去博得人们的同情。先生，请给一个子儿；夫人，请可怜可怜，给一片面包吧。你还会把好心人给你的最后一点钱拿去买鸦片，买酒，买春，找五十多岁还出来挣钱养家的妓女。你堕落，沉沦，颓废，像猪一样肮脏，蜷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所有的人看见你都远远地绕道走。你以为他们是害怕看到你这张烂脸吗？不！不。是他们不愿看到一个自甘失败的人！”
我恼羞成怒、面红耳赤、怒不可遏、无地自容。就像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脸面啊！羞处都遮挡不了啦。但要承认：我被这个美国佬打败了。我连跳起来像砸碎那面镜子那样打他一拳的勇气都没有。
约翰博士不再来见我了，我在床上躺了三天。难言的羞耻让我在第四天早上爬起来，太阳正从滇池东岸升起，天地如此之新，滇池宁静如镜，似美人之眸，清纯、洁净、温润、慈悲，令人怜惜，叫人羞愧。我去医院的那间小小的健身房，试着举了几下最轻的哑铃，又戴上拳击手套在沙袋上打了几拳，我把自己搞得虚汗直冒，但我的心好受多了。
珍妮小姐对我倾注了她最大的爱心。在我拒绝吃喝期间，她用汤匙把牛肉汤一匙一匙地喂得我一脖子都是。这些天我所有的治疗仿佛都交给这个漂亮的女护士，连鲍勃医生也不来查房了。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寂静下午，她拉住我的手，给我唱《不要和别人坐在苹果树下》——
<i>记住我对你的真爱，并给我你的爱，</i>
<i>除了我，不要跟别人坐在苹果树下。</i>
<i>我如此担心，在那些月光照耀的夜空下，</i>
<i>我们的承诺会消失。</i>
<i>如果星星进入你的眼睛，你会被迷惑。</i>
<i>要等待我得胜回家啊，</i>
<i>不要和别人说缠绵情话，</i>
<i>要等待我得胜回家。</i>
<i>不要和别人，不要和别人，</i>
<i>只和我，只和我，</i>
<i>不要和别人说缠绵的情话，</i>
<i>请等待我得胜回家。</i>
我哭了，在后半段还和珍妮小姐一起唱。“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泪眼婆娑中我主动从珍妮小姐手中接过一杯牛奶，像饮酒一样一口喝下。珍妮小姐大为欣慰，认为是约翰博士的“休克疗法”见效了。其实是我从这支歌的旋律中想起了我的战友詹姆斯中尉，这个配属到我们部队的空军联络官，是个快活幽默的家伙，他白天对着电台大声呼唤飞虎队的飞机来轰炸松山上的日军阵地，晚上总喜欢弹着他的西班牙吉他独自吟唱《不要和别人坐在苹果树下》。我还记得有个月夜他唱完这支歌时，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女朋友，他们约定战后将在得克萨斯州买一个小小的牧场。来华助战的美军就像来进修学分的大学生，他们积满90分就可以光荣回国。詹姆斯中尉说他已经积了76分了，等打完云南境内的日本鬼子，他就可以回国和女朋友见面啦。但这个西部牛仔有一天在堑壕里丢下手里的送话器，提了支“汤姆逊”冲锋枪就冲了出去。那是日军的一次反扑偷袭，我们的人眼看着就抵挡不住了，已经和日本鬼子拼刺刀厮打在一起。詹姆斯中尉打完了弹匣中的子弹，抡起“汤姆逊”一通乱砸。那真是一场不讲道理的混战，我的两颗门牙就是那次咬一个鬼子的肩膀时掉的，我像头疯狼一般把他肩膀上的肉连同一块破烂的肩章一口撕扯下来。唉，我的回忆越来越多地填满了血腥和哀伤。
詹姆斯中尉的战场葬礼，是个忧伤的雨天。美军司号兵吹响了既哀伤又激越，既肃穆又庄严的葬礼序曲。随军牧师念完《圣经》上的经文，泥土和代表白玫瑰的枯树枝——战场上连根带树叶的树枝都没有了——撒向詹姆斯中尉的棺材时，在场的美国军人们齐声唱起《不要和别人坐在苹果树下》。听上去很幽默，可唱出来却非常伤感。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学会了唱这支歌，伴着漫天的雨水和眼泪。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战死沙场的军人，原来可以享有如此隆重庄严的葬礼。如果一个人有机会为他自己的国家民族捐躯十次，只要有一次这样的葬礼，他在天堂的灵魂一定会安息了。
我不能不想起我那战死在国门口的袍泽兄弟，胜利的曙光即便照耀不到你挺拔的身躯，而你的葬礼又在哪里呢？你的灵魂回到了日夜呼唤你的故乡了吗？
魂兮归去。你的父亲、母亲大人在等你。
<b>附件5：</b>
<b>家书（之二）</b>
父亲母亲大人膝前，敬禀者：
家书十六封均已收到，欣闻双亲身体安康，父亲花甲之年仍下地耕作，夕露沾衣，荷锄晚归；母亲操持家务，茹苦含辛。当此战乱之际，吾家尚能双亲健在，田园安详。幸甚，幸甚。
弘儿不孝，与父母大人请安并报平安之家书，延宕至今日，罪莫大焉。弘儿也知吾父虽不言，但邮差每至，必详尽盘问不孝弘儿尺纸安在；吾母每日黄昏炊烟散尽之际，总会倚门框而立、或伫立路口瞭望。其情其景，弘儿岂不明了？岂不心怀大雁北归之乡愁也哉？
然则一年之久，弘儿未有修书，非不孝弘儿多有疏懒也。严父之教，慈母之恩，弘儿身在疆场，没齿难忘。前信叙记弘儿随部队赴滇缅战场，初，上峰有令，不得向亲人透露驻防地，以防日谍侦知。及至怒江天堑，弘儿所部参与围攻松山，松山乃云南高原怒江峡谷一巍巍然高山矣。瘴疠漫谷底，白云绕山巅，林深闻倭语，枪炮阻我行。其地扼我滇缅公路之锁钥，此山不踏平，滇缅公路不通畅，我抗战陆路外援断矣。盟军称其为“东方直布罗陀”也。故松山之战，中日双方均不惜血本，殊死争夺。松山倭寇虽为瓮中之鳖，但仍困兽犹斗，我远征军71军、第8军等部围攻竟达三月余，始得攻克。战况惨烈，尸骨成堆，边地荒野，英魂哀泣。弘儿所率之连队，十之八九均为国捐躯。悲夫！青山埋忠骨；惜夫！哪得裹尸还。松山大捷后，倭寇溃不成军，我远征军乘胜追击，征衣未脱，硝烟未洗，下龙陵，攻芒市，克畹町，直将倭寇打出国门。是可谓：怒江风怒号，倭寇夜遁逃。战车呼啸去，铁骑踏敌枭。此乃抗战以降，乃至数百年来我华夏儿女首次以血肉之躯驱敌至国门之外矣！伟哉壮哉，堪比昆仑，恕弘儿不能一一道来。他年返乡，当跪叩双亲，禀报不孝子杀敌报国之行状也。
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弘儿不孝，松山一役，虽亲毙倭寇十之有二，更生俘倭寇一名，但也多处战伤，尤其面部毁矣。是故疗伤长达一年之久，所幸美国军医精心疗治，如今已康复如初，重返部队矣。弘儿本应归家探望双亲，为吾父装一锅烟，为吾母磨一盆面，与至爱亲朋促膝长谈，耳鬓厮磨，以享天伦。但倭寇一日不灭，河山一日不光复，弘儿将何颜叩见父亲母亲大人、何颜面对家乡亲人哉！
子又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弘儿亦深知，当此国难之际，父亲母亲大人也冀望弘儿杀敌报国，以捷报抵家书，以军功尽孝道也！胜利之时，弘儿当“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且定携倭寇之降旗，掷于父亲母亲大人脚下，任吾家猪狗践踏耳。
不孝弘儿现已归属我国民革命军远征军第8军李弥军长麾下，任103师309团一营少校营长。李弥者，黄埔四期生，弘儿之老学长也。松山一役战功显赫，升任中将军长，与弘儿有沙场生死之谊。曾与弘儿语：倭寇尚未斩尽，吾辈仍须努力。信然。
吾妻椒兰另有鸾笺，此不赘言。
专此布达，恭请福安！
  
不孝男 弘儿 叩上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

16 松山之囚
屹立在怒江河谷上方的松山依然沉默无言。二十多年前日军占领了它，抓来上千中国、印度、缅甸的民夫，在它的山腹里开肠破肚、挖沟掘壕，苦心经营两年之久，构筑成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侵略者一度扬言：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中国军队要攻下松山，除非怒江水倒流。松山没有反驳，只用它满山的松涛日日夜夜地低鸣，像一个被掳走的孩子想回家的哭泣；两年之后，中国远征军席卷而来，炮弹犁翻了松山上的每一棵松树，鲜血浸透了松山上的每一寸土地。它曾经因为遍山长满古老的松树而得名松山，也曾经因为一场恶战而写入中日双方的军事教科书。饱尝战火之后，山上寸草不留，但抗日阵亡将士的尸骨重新肥沃了这座巍峨的大山，现在它再度郁郁葱葱，大腿粗的松树布满山岗丘壑，像从阴间地府再次站立起来的士兵。这是一座需要拱卫的南国边陲大山，这是一座磨砺人血骨的人间炼狱。就像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山劳改农场。
半年以前，赵广陵被移送松山劳改农场。他的罪名除了历史反革命之外，又新加了一条：战犯。历史如是具有嘲讽意味，但人们并不以为然，似乎早已忘记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松山上的一切。即便不能忘记的人，也不自觉地将那些当年为国家民族而战，却不幸站错了阵营的人当成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的人生污点。赵广陵这种拒不主动交代历史问题的死硬分子，在被再次宣布判刑十二年、押送松山劳改农场服刑时，他的回答是：
“在哪里得到的勋章，就在哪里交还回去。我配这十二年。”
到了松山劳改农场，赵广陵才发现自己在这场运动中其实一点也不冤。向人民认罪是必须的，势不可挡的，就像面对铺天盖地涌上来的敌人，你要么战死，要么缴械投降。历史再一次发了大洪灾，你不过是洪水滔天中的一棵小草，多少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了，遑论一介草民。
一个雨天，赵广陵所在的木工队——在哪里他都要靠木匠这个手艺活下去——接到命令说，有辆牛车翻倒在山道上了，牛挑翻了新来的赶牛老倌，挣脱了轭，发疯般地逃了。管教干部让赵广陵他们赶紧去救人、找牛。
一到夏季，松山上总是那么多雨。就像当年的松山战场上，泪飞化作倾盆雨，尸为腐泥血成河。赵广陵带了两个犯人来到出事处时，见到一个佝偻的背影蹲在泥地里号啕大哭。雨水鞭子一般抽打着他的背，似乎打得他疼痛难忍才这样在荒天野地里放声哀号。
“嗨，别哭啦，牛是哭不回来的。”赵广陵一步一滑地走到他跟前说。
老倌抬起了头，赵广陵不知是站立不稳还是腿上的骨头被一把抽走了，他“扑通”一下给这个赶牛老倌跪下了。
在赵广陵的劳改生涯中，监狱里的大知识分子、国家精英见得多了，比如说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改刘麒麟，赵广陵相信我们国家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一定与他有关。他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无论是国民党的监狱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关他这样的人也就罢了，但那些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你都可在监狱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一个本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同时又藏龙卧虎，这个社会一定就不正常了。但再不正常，都没有这一次让赵广陵震撼。30年代的知名作家、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西南联大的教授、地下党，堂堂省文联主席李旷田，此刻也成他的同改了。赵广陵跪下了，不仅仅是为李旷田，还为自己的国家。
“李……主席，李老师……”
“不是什么老师了，更不是什么主席，我现在是劳改犯4387号。”李旷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很难为情地说，“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原来也会和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同为囚徒？没想到他们再次见面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狼狈不堪的时刻？这些年来李旷田疏远了赵广陵，50年代在赵广陵结束人民管制时，逢年过节他还会给赵广陵寄一份贺卡什么的，有时还会来一封温暖的短简，询问一下家庭和生活情况。赵广陵每次总是会很认真地回一封长长的信。他还记得有一年的迎春茶话会，李旷田特地寄来一份邀请信，让赵广陵放下思想包袱，来和昆明的文艺家们见见面啥的，那天赵广陵甚至都走到翠湖边了，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勇气走进那代表全省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不是他自卑，而是他感到自己不配。在赵广陵第一次被判刑以后，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连他戴罪立功提前释放留队，他也没有主动给李旷田去封信。想过，但没有那份勇气。
错误的时空给了赵广陵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那头跑掉的牛终于没有找回来，这被农场看作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因为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劳改农场，不要说一头牛，就是一只鸟儿也飞不出去。李旷田由此被关进了禁闭室，罪名是盗窃耕牛团伙分子之一。农场夺了权的造反派认为，人发疯是正常的，牛发疯就非正常了。所以李旷田事后交代说牛发疯了，显然就是一派胡言。况且前不久人们发现松山下面的街市上有人私自卖牛肉，这就是黑市，有黑市一定就有破坏国民经济秩序的黑团伙。大家都凭票才能吃到牛肉，一根牛毛都属于国家财产。一小撮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是农场里真养得有天鹅，这帮反革命杂种连天鹅屎都会吃哩。
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个粗鲁到放屁都带革命性的左派，这种人忠诚、革命干劲大，但没有多少文化。他认为这些被送到农场劳改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就是让他三代赤贫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从50年代一翻身就积极投身土改，斗地主、剿匪、肃反、镇压反革命，按他教育犯人们的说法：我是光着屁股跟共产党闹革命，把那些穿阴丹布的地主富农一个个斗翻在地吃屎了。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仿佛斗人、整人，到“文革”时期的打人、吊人，是其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革命性中最重要的基因。他最具威慑力的一句话是：小心我吊你“半边猪”。吊“半边猪”是他的一项专利发明，即将细麻绳分别拴住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横空吊起来。再刚强的汉子，也抵不住吊半天的“半边猪”。如果你真扛了半天，他就会在你勒到骨头的拇指上撒点盐或者辣椒面，说是给你消消毒。从50年代吊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到60年代吊倒霉的走资派、反革命，此法屡试不爽。他上识字班扫的盲，在连续的运动中无师自通、锻炼成长，运动来得越多越大，他的进步也就越快越神速。令人奇怪的是，“文革”中这个农场的很多解放干部、土改干部都被打倒了，而他却能从一个普通劳改干部被结合进农场的革命委员会。也许因为他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阚天雷。
阚天雷把赵广陵叫到公室，要他主动揭发李旷田盗卖农场耕牛的罪行。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应该看到牛是怎么被卖掉的，李旷田又是怎样存心破坏国家财产的。阚天雷知道，赵广陵是“二进宫”的犯人，监狱饭早吃出滋味来了，明白如何迎合管教干部，况且他在木工队还是个小组长，大小是个犯人中的头。他最后对赵广陵说：
“你揭发了，我就不吊你的‘半边猪’。”
按农场方的规定，凡是被叫去谈话的服刑人员，进门喊“报告”后，要自觉蹲在地上，管教干部代表政府，因此你就必须仰着脸跟政府说话。
“报告政府，牛是自己跑掉的。因为挣断的牛鼻绳还有一截在车上，牛轭是在翻车时崩断的。这些你可以去看看。那牛车还在我们木工队。”
“你想包庇他吗？”
“不。我说的是实情。”
“等我把你吊起来，你说的才是实情。是不是？”
“你就是把我也关禁闭了，我也这样说。”
“赵广陵！你个国民党癞子兵，你给我放老实点，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松山。”赵广陵扬起了头，眼眶里有股温热的东西要淌下来，不知是为了努力止住它，还是有些名字——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当你在某种场合下提到它时，浑身都会血脉贲张，他竟然忽地站了起来。
“蹲下！”阚天雷喝道，“我认得是松山。我看你是不认得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改造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别以为我不掌握你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行，枪毙你十次都死有余辜。你到底揭发还是不揭发？”
“报告政府，我昨天才听说他是‘裴多菲俱乐部’在云南的总代理人，是全省资产阶级黑文艺的总指挥，还是‘胡风反党集团’分子。这样的人绝不会盗卖耕牛。他从前可是一个有名的作家，还是省文联的主席啊。”
“什么作家，什么文联主席，都是混账王八蛋、牛鬼蛇神！你以为我没上过学，就治不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吗？”
“报告政府，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敢羞辱我的老师。”
“羞辱？”阚天雷背着双手走到赵广陵面前，抬起一只脚踩在赵广陵的右侧脖子上，那双解放橡胶鞋都裂口了，阵阵臭味熏得他只想呕吐。“这叫不叫羞辱？”阚天雷问。
“报告政府，这是改造。”赵广陵尽管是蹲着的，但就像把别人施加的侮辱骑在胯下，在气势上一点也不输。
“你是条狗，走资派的走狗。”
“我是服刑劳改人员赵广陵，囚号3209。”
脖子上的那只臭脚放下来了，当恃强凌弱者遇到有尊严的弱者时，逞强已经没有了意义，欺凌反倒自取其辱。
“我要关你的禁闭！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只配去吃走资派的狗屎。”阚天雷最后说。
“是的。我配。”赵广陵镇定地说。
赵广陵再度被埋进黑暗的深渊。他一点也不感到冤屈，相反还觉得有些幸运，因为他和大作家李旷田成了“邻居”。和一生敬重的人同蹲黑牢，朝夕相处，这真是一份光荣。他被革命文艺“拒绝”许久了，他的作家梦、导演梦已经发霉了，但内核里还鲜嫩得一触摸就会淌血，敏感得一提到就像回忆起初恋。一个真正的人，厄运加身时一点都不贱，面对高贵，才会如此卑微。
赵广陵有过蹲禁闭室的经历，心理承受上多少有点经验，他担心自己的邻居。这间禁闭室比起他上一次蹲的还更糟，黑暗、潮湿、狭小自不必说，还憋闷难挡，稀薄的空气中总有一股腐尸味。是因为过去这片土地上孤魂野鬼太多，还是一个大活人也能闻到自己正在快速腐烂的气息？
再坚固的牢房，都阻隔不了人们渴望沟通的欲望。何况这禁闭室的墙壁不过是用土坯砖砌的。这种砖用黏土脱坯，不经烧制，只是放在太阳下晒干后便成了砖。砌墙时在砖缝中再勾以黏土，赵广陵在劳改中也干过这活，知道这种墙的特性。再说在漫长的黑暗中别说一面土坯砖墙，就是一道长城，有心人也能够将它挖穿。他连续几天用自己的尿滋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用床板上掰下的一块小木片一点一点地掏，终于给他掏下两块砖来，而墙那边还浑然不知。
“李老师——”
黑暗中死一般寂静。赵广陵连喊数声，喊得自己心里直发毛。难道李老师被关死了？禁闭室里关人致死、关得人发疯发癫是常有的事情。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中，生命不过是烟头上一粒抖落的小火星。
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总算摸索着伸过来了，最后两只不同温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互都能感到对方的哆嗦，都能感到对方黑暗中的泪光。
磨难中的交流总是最真挚的，即便你敞开心灵深处最难以启齿的秘密，也会因为这深重的黑暗而感到安全。李旷田在赵广陵忏悔之前，先向他忏悔了自己。他说当年如果再坚持一下，用自己的乌纱帽去冒一点风险，赵广陵也许就进文联了，他就不会被人民管制。他在文联这样的单位便可发挥自己的才华，但他怯弱了。赵广陵连忙说，李老师，我这样的人，不能再害你。即便当年进得了文联，我那么多的历史问题，一件件翻出来，我自己倒霉也就罢了。连累了你，我于心何忍。李旷田想了想又说，或许不来文联也是塞翁失马吧。反右时我把何三毛划成右派，虽说是迫不得已，但也是一桩丧失良知的事。何三毛真的就像阿Q一样不明不白地被革了命。后来虽然摘帽了，但只能在文联干点收发工作，这个同志的前途就毁在我手里了。上一次运动我整别人，这一次运动就是别人整我了。小赵，你不知道，自到省文联工作后，年年都在运动，天天都在斗争。谁还在专心搞创作啊？我就奇了怪了，旧社会有新文化运动和守旧派之争，有“海派”和“京派”之争，有“左联”和“国防文学”之争，但大家仅是各持己见，算得上是百家争鸣，从不整人害人。国民党也迫害进步的文化人，但不会是大面积的，谁受到迫害，全社会共营救，全民共诛之。现在不一样了，整人的人是进步的，不整人的人反倒落后了。文人之间动辄上纲上线，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文人整起人来，斯文也不要了。我好不容易抓出个好剧本《阿诗玛》，这运动一来，又是大毒草了。连杨丽坤都不能幸免，人家可是周总理带着去出访过的名演员呀。批判《阿诗玛》和杨丽坤，我还得去主持会议，听杨小昆这样的无耻之徒发言批判。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脸吗？这不是自己养的孩子偏要往死里踹吗？
赵广陵看过《阿诗玛》，而且还不止一遍。杨丽坤的样子，他越看越像舒菲菲。他甚至想，要是舒菲菲不走，她会不会也在《阿诗玛》《五朵金花》这两部云南题材的影片中扮演个什么角色。他还认定，舒菲菲的演技和扮相，不会亚于杨丽坤的，而且舒菲菲更有南国女子的那种神韵情调。但一想到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演员杨丽坤都被斗得那样惨，舒菲菲这种旧时代的演员，个性又那样张扬，还是走掉的好。
“小赵，你在听我说吗？”黑暗中那边急促地问。
赵广陵忙说：“我在听，李老师。你说吧。”幽禁久了的人，一旦释放出他身上的某一项功能，那就是穿石之水，赴火之蛾。赵广陵第一次从黑牢里出来，最痴情的就是听小鸟的叫声，那简直就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曾经在劳动时为了追着去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差一点越过了警戒线，是哨兵的一声断喝，才让他猛醒过来。
“小赵。”李旷田幽怨的声音在黑暗中如此富有磁性，又如此伤感悲怆，“你不知道人一旦做了官，有多少害怕的东西，又失去了多少爹娘给的东西，更不用说愧对自己当年读过的那些先贤之书。我要是只当一个作家，该多好。我就不会对你，对何三毛有愧疚之心了。”
赵广陵说：“李老师，我也一直想向你悔罪，我当年欺骗了你，连我的年龄都向你说了谎。”
李旷田摇摇赵广陵的手说：“我可以理解。我们都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改造。小赵，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成了国民党的军官了呢？你究竟有怎样的人生？”
赵广陵沉默了半晌，才说：“李老师，我是你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啊！你还记得吗，1939年春天时，你刚聘为联大的教授，就上我们的国文写作课。你还是我们联大‘冬青社’的指导老师。我只是联大还没有毕业，1939年秋就转投黄埔军校了。我掩盖我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上黄埔军校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掩盖打日本人这段光荣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参加内战的历史。我的历史问题，就像水里众多的葫芦和瓢，既要按下这个，也想按下那个。但在我们这个社会……难哪。”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现在变成了四手相互摩挲，一会儿紧紧攥住，一会儿细数对方手掌上的老茧、疤痕、裂口，以及条条青筋。这紧紧相握的手，既战胜了孤独，也打破了黑暗。人在困境中，其实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就够了。
一个蹲黑牢的人能承受的生理及生命极限是多少天？一周？一个月？抑或一年？有人出来后就疯了，瘫了，废了，有人直接送了火葬场。赵广陵第一次蹲黑牢后听到的传闻多了。他倒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李旷田老师身子那么弱，他害怕有一天在黑暗中再也拉不住他的手。好在十天半月的批判会让这些蹲黑牢的人总算有了放风见阳光的机会。即便站在台上挨斗受羞辱，也总比蜷缩在黑牢里强上十万倍。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一次公审公判大会上，会忽然宣布判处他们的死刑。
那是一个阳光炽热的夏天。刑场就在怒江河谷西岸的一片乱石滩上。江水还没有上涨，阳光灼烤得河滩上的石子乱跳、沙尘纷扬。双手反绑跪在河滩上的赵广陵还记得1944年8月里一个同样燥热难当的热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渡过怒江，那时松山上的日军困兽犹斗，远征军已经强攻了两个多月了。赵广陵还记得他踏上怒江西岸时意气风发的一句话：“兄弟们，攻下松山，我就可以回家了。”
十二个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是打了红色大叉的名字和被处死的罪名——历史反革命、特务、偷越国境分子、杀人犯、强奸犯、“五一六分子”、大走资派、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三青团骨干、盗窃耕牛团伙头目，等等。他们一字排开地跪在乱石滩上，每个死刑犯身后站有两个士兵，负责把吓瘫了的犯人提溜起来，让他们跪有跪相——经常有这样的死刑犯，刚在公判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就已经瘫成一堆烂泥了，行刑的人不得不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刑场。现在，行刑队站在七八步开外的地方，压满了子弹的半自动步枪紧握在他们手中，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齐步上前，瞄准，射击……
快些结束吧。赵广陵只是这样想。公捕公判大会开了一上午了，就像在嘲弄他长达四十二年的失败人生。他本来应该在二十四岁时就光荣地战死在这里——松山。但无情的命运似乎要捉弄他近二十年，让他以这种屈辱的方式，了结当年未竟的死亡。快点给我一颗子弹，送我回老家吧。
“荒诞！”赵广陵当时肯定听见了被押在他身边的李旷田说了这么一句，押他的两个警察还用力把他的头往下压，不准他再乱说乱动。赵广陵的脖子上也挨了一巴掌，那是为了让他扭过去的头转回来。也许李旷田为自己被枪毙的罪名感到荒诞？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裴多菲俱乐部主任，盗窃耕牛团伙头目”。在冗长的宣判过程中，赵广陵那时还有时间想，那些给李旷田罗织罪名的人知道裴多菲吗？知道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千古名句吗？他们或许只知道裴多菲是个洋名，是洋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就应该和盗牛这样下作的行为编织在一起，以达到他们羞辱一切知识、文化、文明、美德、崇高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不是洋人？可他们却是伟大革命导师。这的确荒诞，比多年以前赵广陵（那时他叫廖志弘）打了败仗被李弥枪毙荒诞多了。
因此，赵广陵临枪决前只想快些结束这荒诞的闹剧。在他当戏剧导演的时候，在他做作家梦的时候，他总是想象不出人生的命运应该悲到什么程度，才是最深厚纯正的悲剧。现在，他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常识被荒诞所强奸，并由自己和身边的人一起上演。
赵广陵听见行刑指挥下达了命令。“枪上膛，向前，齐步走！”然后他感到背脊一阵阵发凉，四只有力的手压住他的双肩和手臂，他努力想挺直腰杆。真是窝囊到家了，当年在战场上要是知道会是这种死法，真不如面对敌人的枪口勇敢地扑过去。赵广陵还有时间回忆：松山战役进入尾声时，被团团围住的日本鬼子弹尽粮绝，有两个鬼子军官挥舞着指挥刀，直着腰杆扑向远征军的枪林弹雨。他们不号叫，也不缴械，更不会投降。这种敌人你对他有一万种恨，也会暗生钦佩。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死得灿烂如花，壮怀激烈，那才是好男儿的死法。被人按着像杀猪一样给宰了，真是轻于鸿毛，死亦有悔了。赵广陵最后向左侧李旷田那个方向瞄了一眼，发现他和他一样，挺直了身躯，昂起了头，花白的头发令人心碎，虽然五花大绑，但依旧凛然尊严。而他身边的两个死刑犯已经瘫了。
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一阵排枪响后，江水凝固，太阳沉落，松山矮了下去；几只白鹭在远处的稻田里受到惊吓，拍翅惊飞，盘旋在青山绿水间。白鹭啊白鹭，请带我回家。白鹭，你就是我家牛背上的那一只吗？快告诉我的爹娘，不孝孩儿回来了。
但这不是死亡，也不是天堂里的景象。赵广陵依然跪着挺立在刑场上，他转头四处张望，发现李旷田和他一样跪得笔直，只是头低垂，像是很害羞的样子，又像在思索生与死的界限。还有两个也是陪杀场的，但已瘫成了一堆泥。不得不被人提溜起来，拖着走了。这时赵广陵听见一个声音喝道：
“赵广陵，站起来！还不感谢政府对你的宽大？”
跟我玩这个，你们还嫩了点。1944年的春天，远征军大反攻在即，赵广陵的连队驻扎在保山城郊的一个村庄待命。那是一个开满梨花的村庄，一天，值勤排长来报告说抓到一个偷百姓鸡的士兵。按当时的军规，侵扰驻地百姓者，就地正法。村庄里派出三个老者送来全村人按了手印的请愿书，请求不要枪毙那个士兵。但赵广陵不为所动，军法如山，岂可儿戏。枪毙这个士兵时，把他绑在一棵梨树上，梨花灿烂如雪，担负行刑的正是他的老乡，这家伙放了一枪空枪。那天赵广陵集合全连的兄弟站在远处受教育，他们身后是跪了一地的老百姓。枪响之后，老百姓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但那被绑着的兄弟忽然高喊：孬种！这种枪法还能上战场打日本鬼子！赵广陵大喝一声：小三子，牵马来！他跳上马，跑出去十几步远后，回身挥手就是一枪。梨花惊落，军民震动，绑在梨树上的那条好汉才软了下去。
人保持最后一点尊严其实很容易，以死相争就是了。但如果人家不让你有尊严地死呢？两个陪杀场的人回到各自的禁闭室后，赵广陵长久没有听到那边的声音。他想也许李老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战火，没有见识过法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心有余悸也是常理。但都送过两次饭了（赵广陵以送饭来推算时间），那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赵广陵不能不担忧了。他在墙壁上敲了三下，又把头凑到那个洞口：“李老师，你还好吗？李老师！”
黑暗中终于传来一声：“士……可杀不可辱……要关要杀，干吗不痛快点！”
“李老师，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李老师，你吃饭了吗？把你的手给我。”
“唉，与其被他们这般羞辱……”
“李老师，你可别乱想啊，要活着，要活下去！” 赵广陵摸着了李旷田的手，使劲地摇晃，希望把活着的信心传递给他，就像当年李旷田鼓励他要坚持写作，写下去一样。 “李老师，我一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红卫兵运动和我们当年的学生运动不一样了？都是学生，都当‘丘九’，还都是共产党领导。”
那边无语，许久才传来一个似乎厌倦了的声音：“我也想不明白。”
本来在黑暗中最适合反思这样的问题，但又最想不透彻。因为被黑暗埋得太深，现实便虚幻变形了，时空也就扭曲了。春江花月夜被潮水打湿的月亮，鱼龙潜跃在水面划出的波纹，绿叶上挥舞的阳光的手指，白云柔和发亮的边缘，湖畔柳树梦境般的倒影，苍鹰的翅膀剪开的蓝天，女人眸子里珍贵的宝石，花蕾微微张开的嘴唇，蔷薇月华下的暗香，桂花秋色中的迷醉，以及星星飘逸的光芒，月宫里孤独寂寞的嫦娥，李白床前洒满乡愁的月光，杜甫茅屋旁沉郁雄健的秋歌，都被强大的黑暗埋葬了，被扭曲的时空吞噬了。赵广陵还记得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说过，时空越扭曲，重力场就越大。而这种超乎人们想象的“重力场”，会决定一切物质的分布和运行。相对于渺小的人，在这种“重力场”里，也许只能想一个亘古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
但生不易，死也不易；牢里的人活得艰难，外面的人也不轻松。各级革委会夺权、反夺权；造反，再被造反。城头变幻大王旗如同儿戏。更儿戏的是赵广陵他们的假枪毙后来成为一种常例。每次枪毙人都把他们拉出去陪杀场，每一次枪毙他们的都是同一个士兵。相互间竟然成为了熟人。一个说你不用怕。一个说你辛苦了。赵广陵把它当成了荒诞的玩笑，而李旷田却认为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强奸。他终于受不了啦。以至于有一次他在黑暗中愤懑地说：“这是法西斯式的改造！”
一天，假枪毙的戏收场后，阚天雷把赵广陵留了下来，说木工队那几个犯人都是笨到吃屎的日脓包，连个牛车都修不好。你去帮着打理一下。再做几块竖在路边的大语录牌。
赵广陵的机会来了。他完成任务后还偷偷做了个茶几，在阚天雷来检查时，大着胆子对他说：“报告政府，我用多余的材料做了个小茶几。请政府抬回去吧。”
阚天雷鼓起眼睛盯着赵广陵，又看看那个小巧漂亮的小茶桌。“赵广陵，你好大的胆子，你想腐蚀政府？”
赵广陵的心咚咚乱跳，但他从阚天雷看茶几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欣赏眼光，便拿准了这个工农干部的心思。他早就知道这个家伙虽然满嘴革命，但爱贪小便宜，毕竟是农民出身嘛。因此他说：“报告政府，都是用边角余料做的，不做这小茶几，那些材料也丢了浪费了。我是想，政府为我们日夜操劳，客厅有个小茶几，平常喝茶看报方便，我也是多为革命做点贡献。”他一边说一边看阚天雷的脸色，末了又大着胆子加了一句，“现在城里的干部都时兴用这个的。我在昆明的监狱时也给那边的政府做过。”
“嗯，这个……你个小狗日的，天黑后抬到我家里去吧。”
农场的干部们都住在单独的宿舍区，其实也是一排很简单的土坯房，只是每人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赵广陵从一个茶几开始，慢慢成了政府宿舍区里的常客。因为阚天雷的妻子要求赵广陵再帮他们做一个三门柜，然后是阚天雷的邻居们。他们都说这个3209号犯人木工手艺好。那期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的那种疯狂劲头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开始偷偷为自己考虑。松山上有的是木材，劳改犯中又有的是手艺人，哪个不想“靠山吃山”？因此，为劳改干部做家具，也是赵广陵这样的牛鬼蛇神改造之一部分。
去其他劳改干部家做活计，工钱当然是不能讨的，主人最多供点吃，还不能跟主人家一起吃，毕竟你是犯人身份。主人端点饭菜送到做工地点，你就蹲在哪里吃了好赶紧干活。但阚天雷不一样，一是他的活计多，二是他这样的工农干部生性豪爽，还有点乡村人的朴素好客习性。赵广陵在他家干活的第二周，他就招呼赵广陵上饭桌了，而且每到晚上还倒一碗苞谷酒和赵广陵对干。阚天雷的酒量并不怎样，一碗酒下肚舌头就大了。在一个酒酣耳热的晚上，赵广陵趁势说：
“报告政府，我今天中午休息时听广播，说毛主席又特赦了一批国民党战犯了。”
“毛主席真伟大。”阚天雷真诚地说，又真诚地喝了一口酒，“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赵广陵的罪名中就有“战犯”一条，因此他赶紧说：“不敢不敢。毛主席特赦的都是中将以上的大战犯。我们这种小蚂蚱，还要认真接受政府的改造。”
阚天雷斜了赵广陵一眼，“嗯，好好改造，政府会宽大你们的。所以你们不论怎样，都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来，喝一口。”
“是是是。”赵广陵端起酒碗一口饮尽，“报告政府，有个事情想向政府报告一下。”
“讲。”
“雨季快到了，我想在下雨前把政府的这组沙发尽快做好，这样木料才不会变形。请政府帮我派个帮手吧。”
“嗯。我明天给你喊个人来。”
“报告政府，能不能让李旷田来？”
“他一个臭文人，懂得使用刨子锉子吗？”
“让他来帮政府干活，对他也是一种改造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他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蹲禁闭室才是最好的改造。你不要说了！我要关谁放谁，还要你来指挥？别忘了自己的身份。”阚天雷语气冷淡下来了。
赵广陵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双手攥紧了拳头，恨不得一拳砸了过去。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另外一套：
“报告政府，我们是牛鬼蛇神，真心接受政府的改造，重新做人。这是政府的政策，我们衷心拥护。但在某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政府的宽大、慈悲。就像毛主席把国民党的那些大战犯都赦免了，放回家了。因此人民群众都说毛主席伟大、英明。政府其实也可以像毛主席一样英明。”
“胡说！毛主席是毛主席，我是我。别瞎扯。”
“政府像毛主席一样对我们宽大仁慈，也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敢说政府伟大，政府至少也是慈悲的。”
“慈悲？对你们这种人？”
“只需要小小的一点就好，就是给条活路就够了。过去解放军还优待俘虏呢。抓到的俘虏不打不骂，主动缴枪的还有‘缴枪费’；解放军自己粮食不够吃，却让俘虏吃饱。因此敌人都往解放军那边跑。政府行点慈悲，就是一种美德。老百姓的说法，叫积德。谁不想积德呢？”
“积德？干我们这行的人……”
“政府做的是治病救人的事情，人救过来了，当然是积大德。请政府救救李旷田，他有严重的风湿病，再在禁闭室里关下去，我估计他连路都走不了啦。请政府开开恩吧。毛主席有天大的权力，他为人民谋幸福，他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政府也有政府的权力，用这个权力来救人一命，也是救星。政府的祖先一定会为你积的德感到欣慰。”
“权力……祖先……”
第二天李旷田就从禁闭室放出来了，青苔、霉斑布满他的全身，连胡须都是绿色的。他踉踉跄跄地跟在赵广陵后面，绚烂的阳光让他浑身哆嗦，疼痛不已。他看着那些家具，满腹狐疑地问：
“小赵，你真以为我会干木匠？”
赵广陵苦笑道：“当初我就想当个像你这样的作家，结果就成了个木匠。”
<b>附件6：</b>
<b>家书（之三）</b>
赵广陵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
几次申请探监都得不到批准，一年又七个月零十三天没有收到你的只言片语。你被正式判刑以后，我才知道你在松山服刑劳改。不知道一切可安好？农场的改造生活想来也像外面一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吧？
请不要责怪我们的儿子豆芽。他要求进步，我们做父母的不能给他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已经很委屈他了。豆芽现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下乡知识青年。他在广阔天地里接受锻炼，用自己的汗水证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我不是你的好战友。我们的老二豆角不在了，走了。是我们这当爹妈的不好，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出身，又教育不好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一个又一个从身边离开，心上的肉一坨又一坨地被挖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鸡蛋因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我们这种反革命家庭，没有革命的温度，孵不出小鸡来，我们养的都是石头！
前些日子照镜子竟然发现我有几丝白发了。还记得当年你让我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吗？“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组织做工作，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教育我，为我介绍认识了叶世传同志。叶同志是个伤残革命军人，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革命半辈子还没有成家。组织认为我如果要改造好自己，我们的孩子要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和叶同志的结合就是符合革命利益的，也是有利于你的改造的。我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终于决定接受组织的安排。林副主席也说过：“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希望你也看清形势，认识自己，同意结束我们有罪的婚姻……
赵哥哥，就请你看在我们的儿子赵豆芽的分上吧。他上次来信说数次要求入团，但数次政审都通不过。
赵广陵同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十二年刑期在人生中也只是一个小片断。希望你认真接受政府的改造，加强学习，争取减刑。
祝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又：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致以革命的敬礼！
  
舒淑文 泣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
赵广陵在黑牢里擦完火柴盒里最后一根火柴，才把这封舒淑文要求离婚的信读完。火柴是他给政府做私活时偷偷带进禁闭室的。为了防止蹲黑牢的人有不轨行为，每次他们回到禁闭室都要搜身，但赵广陵每次在屁股里夹带一两根火柴，用蚂蚁搬家的方式，终于积攒了一盒。深陷黑暗深处的人，自然会对一点光亮有强烈的欲望和丰沛的想象力。但他绝没有想到，一盒火柴能提供的那点微弱而短暂的亮光，不过是为了让他看到自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末路穷途。他划一根火柴看一句，再划一根火柴又看一句，像读甲骨文那样慢，像读一个被逼为人妻的陌生女子的身世那样费尽思量。这是舒淑文吗？是舒淑文写的信吗？只有读到最后的那首汉代乐府民歌时，他总算读懂了妻子的心。不但读出了他们二十几年夫妻生活相濡以沫的默契、信任、依赖和患难与共，还看到了字字句句饱蘸的眼泪，看到了在那些满纸荒唐言背后，一个妻子也会像他被假枪毙一样，不得不承受命运的嘲弄与侮辱。那时火柴上的余烬已经烧进了他的手指。
上邪上邪！既与君相知，长命与君守。上邪上邪，二月冬雷，七月飞雪，山川倾覆，天崩地陷如斯，竟至与君绝！
大悲无泪。如果时间能够被“黑洞”吞噬，心也会的，那是比“心死”更不可言说的无垠黑暗。赵广陵第一次进监狱时，不是没有想过离婚的问题。那时很多右派同改都离婚了，说是为了家庭好。赵广陵开初不是很理解。蹲个监牢算什么，国民党时代因政治原因蹲监牢的人多了，但似乎很少听说会给家里人带来什么影响。那时陆杰尧就是自愿离婚的，他说一个右派父亲会影响子女的进步。陆杰尧接到离婚裁决书那天一个人蹲在号子里啜泣，赵广陵既同情又鄙夷，这样的家庭不能同甘苦共患难，散了也罢。他在舒淑文来探监时曾试探着问她会不会这样想，没想到遭到妻子的严厉呵斥，说赵哥你胡乱想些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啊？我只恨自己不能跟你一同蹲监牢呢。你是政治犯，没偷没抢的，我不丢人。那些高知同改听赵广陵叙说自己妻子的态度后，都说，赵广陵，你这辈子值了。
可是，如果一个丈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管制、被监禁，被发配边远之地劳改，做妻子的能够依托的肩膀在何处？当子女的希望又在哪里？尤其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出身的社会里。三个孩子都养不活，他这当父亲的难辞其咎。舒淑文说得对，他们这种家庭“没有革命的温度”。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不可怕，“哀”其实才让未来没有了指望。豆芽当知青在广阔天地磨砺了心志，锻炼了筋骨，将来一定会要求进步，入团、入党，争取招工、招生，甚至参军的有限名额，这样他才能有更广阔的前途。而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劳改犯，他连梦想都不会有了。
第二天赵广陵被提审，阚天雷身边还有个管教干部熊队长，阚天雷问你老婆信后面那段话是哪样意思，是不是对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有哪样意见？犯人的家信都必须经管教干部拆阅后，才可分发给犯人，回信也一样。赵广陵回答说，那不过是一首乐府歌谣。阚天雷鄙视道，哪样岳父（乐府）老丈人的，尽是封资修的东西。赵广陵争辩说，它可是劳动人民的民歌，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唱的。熊队长不耐烦了，就问赵广陵对离婚什么态度，还说人家那边发函来了。你快做决定。
催人离婚也比替人办喜事更急迫，还要正式发公函。真是荒谬绝伦，人心不古。赵广陵心灰意冷，不想再跟两个工农干部申辩什么了，就说请借我纸笔，我写。
<i>孔雀东南飞，何苦复徘徊。嫁狗犬戴链，嫁鸡引颈哀。愿妻入青庐，教子相新夫；爱子易他姓，贵贱自殊途。弓射比翼鸟，棒打鸳鸯散；梧桐叶凋零，孔雀不复还。</i>
赵广陵挥笔写下这首短诗，心里空空的，仿佛跌进一个“黑洞”里了。两个管教干部看了半天也不明就里，诗里的字都还认不全，阚天雷还念出“棒打鸟鸟散”的奇句来。但他们从赵广陵的情绪上，估计他八成是同意了。阚天雷说：
“赵广陵，别假装斯文了，写些哪样狗屁诗。”
赵广陵攥紧了拳头，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就像一个要跃出战壕拼命的死士。“老子老婆儿子都不要了，你们还要老子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吗？”
熊队长喝道：“放肆！给我蹲下！”
阚天雷似乎动了恻隐之心，便说：“就写同意不就是了嘛。真是脱裤子放屁。”
赵广陵回到黑牢里才放声痛号，李旷田不知他这边出了什么情况，不断低声呼喊他，让他把手伸过去。
到赵广陵号声平息，他爬在黑暗中摸到了李旷田的手。
“你的历史又被翻出来一段了？”一个幽幽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这是一个有何等眼力的老革命！当初怎么就把他给骗了？赵广陵此刻只感到羞愧。“不是，李老师。我……我刚才……我妻子被他们逼着改嫁，我……我只得同意啊……”赵广陵又哽咽了。
李旷田摇摇他的手，算是安慰。良久才说：“这是为他们好。壮士断腕，嗯？”
“嗯……”
“我进来前，就和我妻子协议离婚了。”李旷田淡淡地说。
赵广陵抓紧了李旷田的手，他为刚才的软弱无地自容，自己就像一个在战场上受了点擦伤就叫唤得呼天抢地的娘娘腔。这时他才忽然醒悟到，不是他“自愿申请”来黑牢里陪伴李旷田，而是在这个黑白颠倒、疯狂迷乱、蒙昧盛行的世界里，他需要和高尚靠拢，和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为邻。30年代末期李旷田的妻子穿花格呢子裙，大红色毛衣，扎两条粗黑柔顺的辫子，走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学生们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个系的系花；50年代时，赵广陵在省文联的学习班又见过她一面，那时她穿列宁装，戴军帽，是省军政委员会的解放军干部。她来给学员们讲《资本论》，赵广陵才知道师母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高才生，抗战前就毕业了。
“干革命，当和尚就好了。”李旷田说。
赵广陵无言以对。他不能革命，只有家才是他人生的支撑。人如果有了远大的抱负，强大的事业心，不要家又何妨。可他不过是一个一直被改造的木匠，他只能苟活。要活下去，没有家怎么行？
“小赵，小赵……”
“嗯。”
“昨天我做的那条小板凳，还行吧？”
“嗯。”
“你说过，能做小板凳的木匠，就算是出师了。开初我还不相信，一条凳子多不起眼啊。自己动手做才明白，刨板、改方、凿眼、斗榫，斧、锯、刨、锉、锤、墨斗、角尺，十八般兵器，样样都得会用。你还得学会构思，有想象力，会布局，注意细节，营造美感，做好了后还要打磨修整，润色上漆。这其实跟写文章一样啊。小赵，你让我学会了木匠手艺，我们互为师徒。以后我能出去，也可靠此手艺谋生，对吧？”
“嗯。”赵广陵想起当年自己学纳鞋底时的感悟。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改造出来的。
又是长久的沉默，看来是话篓子遇上讷言者了。但李旷田今天的话似乎特别多。他说自己当初主动提出离婚，是因为害怕陷入夫妻间相互揭发的悲剧。离婚了，对方与己无干，历史问题不互相连累，各自的罪责各自承担。即便要被逼揭发，也可用离婚了不知道来搪塞。既然暴风骤雨来了，多少同林鸟都成了分飞燕，能活下去一个总比同归于尽好。过去在战场上，遇到危急时刻，总有人要断后掩护，做出牺牲。男儿大丈夫，在家庭中随时随地都要担负这样的角色。
李旷田继续说：“小赵，你知道这场运动中有多少大作家、大知识分子自杀吗？风暴过后，你才能看到满目疮痍。老舍先生自杀了，大作家赵树理都被斗死了。文艺界自杀死的、斗死的人多了。言慧珠、严凤英，马连良、盖叫天、郑君里、吴晗、邓拓、翦伯赞、周瘦鹃，还有傅雷夫妇、闻捷夫妇，都死了。我们联大地下党的领导人华岗教授，当年可是受周总理的直接派遣来云南做龙云的工作的，没有华岗，哪来联大‘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成果？当年吴晗同志就是受华岗同志的指派，去做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张奚若这些进步教授的工作，鼓励支持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但是啊，这么好的一个同志，也被抓进去了，说是胡风集团成员。我在华岗同志手下工作过一年多，于是我就有今天了。天知道华岗同志现在是否也像我一样蹲在黑牢里。”
那边还是没有应答，就像是对这些人间惨剧麻木不仁一样。
也许这些悲剧离赵广陵太远。李旷田又说：“小赵，你还记得你的朋友老韩吗？我前几年在街上碰见了他，他劳改结束后拉板车送蜂窝煤，身体壮实着哩。我拉着他的手说来我们文联坐坐。他气鼓鼓地说，你们那庙堂我进不起。嘿嘿，是个有个性的人呢。我到文联工作后看了一些过去的档案史料，他还真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跟政治没有多少关系。三青团嘛，抗战时我们党还鼓励好多有才华的青年加入，只是到了后来国民党完全控制了三青团，又搞什么党团合并，那些本来想追求进步而参加了三青团的青年，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啊，一个被毁掉的艺术家就是泼出去的水。那个何三毛，你别说还是有几刷子的。反右前一年文联办春节联欢会，他演了一段阿Q的独角戏，我看在中国没几个人可以超越。本来他就要结婚了，对方是个乡下姑娘，但阿Q一成右派，人家就不干了。这是我的罪孽啊！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赎还。”
李旷田忽然加重了语气，“有一年，大概就是在反右期间吧，省公安厅的两个干部来文联外调，说是找一个叫赵岑的人。”
李旷田感到赵广陵一直握着他的手松了一下，就像一个被抓住的人想逃脱开去。李旷田暗自得意，怕你不开口？他继续说：“我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但人家说，你们这儿曾经给一个叫赵迅的人办过学习班，后来他被人民管制了，又查出他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还取了不同的名字，一个时期叫赵广陵，一个时期又叫赵迅，还有一个时期叫廖……廖……廖志弘。”
赵广陵像个小偷一样抽回了自己的手，但李旷田又在黑暗中捕捉到了它。“哈哈，你可真够狡猾的。他们怀疑你根本不是赵广陵、赵迅，或者廖志弘，叫这些名字的或许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还有一个在敌伪档案中记录在案的国民党反动军官漏网了。”
“赵岑战死了。”赵广陵终于开口说话了。
“在哪里被打死的？”
“滇缅战场上！”赵广陵的声音激昂起来，愤懑的情绪洪水一般倾泻出来了，“怎么，你们难道连为国家民族抗击侵略者的人，也要查祖宗三代吗？活的要查，死的也要查。当年谁不是为了不当亡国奴，才走上抗日战场的？共产党抗日没错，国民党的军队就只是在逃跑、投降？这松山是怎么打下来的？日本鬼子是怎么从滇西赶出国门的？为攻克这一座松山，就在这里战死了六七千人。你要是在外面，晚上你都可以听到大风中的哭声。那些战死的士兵，像码柴火一样堆起来掩埋。李老师，打扫战场掩埋自己人的悲伤，足以抵消赢得胜利的喜悦啊！你活下来了，但就像还活在噩梦里。你曾经的生死兄弟，就是那尸体堆里的某一个。你看到黄土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自己也被埋葬了。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着你。在晚上哭着闹着要你带他们回家。我一来到这里，他们都来找我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能和他们见面……”
“难怪我有几天在黑牢里仿佛看见有人，浑身血污，断胳膊少腿的。”李旷田禁不住心有余悸地插话。开初他以为是梦幻、是错觉，但那些飘浮在黑暗中的身影仿佛伸手可及，后来他又以为这些人是和他一起押赴刑场的死鬼。现在他反应过来了，这些人是穿着军装的。他一直不好意思问赵广陵是否也看见过这些鬼魂。因为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他相信人间有鬼神，那么他坚持了大半生的信仰，就不纯洁了。
“可能他们不小心窜到你那边去了。在你没来这里之前，他们去砸松山上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被砸倒的当天晚上，劳改农场全体闹鬼。砸碑的人大部分腹泻、发烧、发疯说胡话，农场医务室就像个疯人院。有四个人还无缘无故地摔断了手脚。松山主峰燃起了大火，天都烧红了。可派人上去查看，却一点火星星都没有发现，只有松涛在怒吼。去查看的人回来说听见了鬼打架的声音，刀枪相碰的声音，那是我们远征军还在和日本鬼子厮杀啊！可是那些造反派不相信，开了一个批判会，结果两个上台发言的人下来后嘴就歪了，半年才恢复过来。”
“呵，小赵，你在讲神话故事哩。什么样的碑，被你说得那么神？”
“远征军第8军103师的碑。103师是松山的主攻部队，一个团一个营打下来都没剩下几个人。虽然是国民党军队，但那些普通的士兵，都是在为国家民族牺牲，为什么要砸他们的碑掘他们的坟呢？这里是他们的血衣葬地，那些为国捐躯的人，怎么不成孤魂野鬼？”
“嘿嘿，一说到你的战场，你不但忘记了抛弃你的老婆，还忘记了你这些反革命言论，又可以加判你五六年。”李旷田再次使劲地摇晃赵广陵的手，“告诉我，当年你在这里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那个叫赵岑的，又是怎么战死的？”

17 松山之役黑暗中的倾诉
<i>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i>
李老师，每当我回到这滇西，我的每一个还活着的细胞，都在吟诵岑参的这首诗，哪怕是以一个劳改犯的身份。1944年春夏之交的滇西边地，每一条江河，每一座山头，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木，都在高唱这讨伐侵略者的慷慨激昂之音。伴随这大风之歌的，是滇缅公路上连绵不绝的军车队，天上隆隆飞过的飞虎队的战机，落在日本鬼子阵地上的炸弹，以及怒江经久不息的怒吼。“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国军打仗从来没有这样气派过，虽然还是土布军装、脚上还穿着草鞋。但我们已经以车代步，有强大的火炮，有空中优势，有美国人提供的最新式武器，比如火焰喷射器，那时我们叫喷火枪，是那些躲在地堡里的小鬼子的夺命枪哩。
好吧李老师，我不跟你兜圈子了，我向你如实交代。其实我就是赵岑，这是我上黄埔军校时和打日本人时用的名字。我要效仿边塞诗人岑参嘛，上联大时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岑参的诗歌的。赵广陵是我上西南联大时的名字，赵迅是我抗战胜利后在昆明搞戏剧时的名字，那时我又以鲁迅的弟子自诩了。而在联大“冬青社”时，我用的是笔名“长河”。李老师来“冬青社”指导我们时，还点评过长河同学的一篇小散文。没关系李老师，你忘记了更好，要不50年代我就在你面前露原形了。那时我们都是文艺青年，相互间喜欢以笔名相称，我还听闻一多先生说过，要打破旧传统，先要废姓哩。在联大时我们都以把过去的旧名字抛弃为时尚。我有个学兄是联大的桂冠诗人，也是我的情敌，他的笔名叫“巨浪”，那时年轻气盛，互相不服输，你敢叫“巨浪”，我就叫“长河”。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名字，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身逢乱世，人不得不变换各种身份。
1944年8月14日，我随部队渡过了怒江。我们第8军本来是整个滇西战役的战略总预备队，松山由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71军新28师担任主攻。但他们攻了将近一个月，几乎把一个师打残了，却连松山的主阵地都没有拿下来。71军同时还担负攻打龙陵的任务，所以我们第8军不得不紧急增援松山。
其实我本不是第8军的人，我是滇西大反攻前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之前我在晋察冀第二战区打游击，这是我另一段历史，现在我还不想交代。松山的后面就是我的故乡龙陵啊，还有比一个抗日军人打回老家更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吗？我到第8军后，任103师307团2营一连上尉连长。在我们连来到松山之前，第8军的兄弟部队也打了一个月多了。我们第8军上来一个团打残一个团，连续上了六个半团，再加上军直属部队，才把松山打下来。国民党军队打仗，士兵还是不怕死的，打日本人嘛，谁不是怀着满腔仇恨报国杀敌的心情上战场。但高级军官素质太差，尤其是师长、军长以上的大官，其军事素质我看还不抵日军的一个营级官佐。松山战役之所以打得那样惨，首先是我们对敌情判断有误，开初认为山上的敌人最多只有几百人，但后来发现这小鬼子越打越多，原来人家有一个联队的主力加一个炮兵大队，还有工兵、通信兵等其他兵种，有一千多号人呢。然后是对敌人坚固的工事估计不足。以为我们有压倒性优势的大炮，还有美军飞虎队助战，炮弹炸弹犁它几遍，士兵冲上去缴械就行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啊。
这仗开初打得非常窝囊。你攻击前方的山头，隐藏在暗堡的敌人先不开枪，放你的攻击部队从他眼皮下通过，等主阵地上的枪一响，他们就从你背后扫来阵阵弹雨。你攻击侧面的暗堡吧，主阵地的敌人又居高临下地支援。我们连开上松山的第一仗，我把部队编成三个攻击波次。第一波攻击部队就遇到敌人正面和侧面的同时打击，我们的士兵大都是一些军事素质不太高的壮丁兵，冲锋时倒是勇敢了，但敌人机枪一响，士兵就像打翻了一簸箕的豆子一样，满山坡乱滚。许多士兵被打中时，后面督战观察的军官都不知道暴雨般的子弹是从哪里泼洒出来的。没有倒下的士兵们哗啦啦就退下来了。我那时在督战的位置，督战机枪手就趴在我的身边。在我身后观战的营长吼道，机枪，把他们打回去！那些可怜的士兵，上前冲锋是死，退后一步也是死。机枪手望着我，可是我下不了这命令啊。我的一个勤务兵小三子忽然抓过了司号兵的军号，嘀嘀嗒嗒地吹了起来，往回跑的士兵们愣了一下，又看到我率队冲出了堑壕，于是都发声喊往回冲了。我们只占领了日军的一段堑壕，把前沿阵地往前推了不到二十米。但我们连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人马，战死了一个副连长，两个排长和几个班长，还连鬼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几个。
那天战死的本来应该是我。小连长嘛，就是打冲锋的命。但我的副连长说，赵连长，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先上吧。你好好活过今天。这个副连长姓秦，陕西人，典型的关中大汉呀。
这小鬼子阵地设计得太精了，他们占领松山两年多来，像建造自己的家园一样经营松山的阵地。松山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日军的大小阵地几十个，每个阵地又是多层堡垒，互为侧防，上下掩护，交叉射击。那些堡垒圆木铺一层，泥土铺一层，钢板铺一层，如是者三，外面还用汽油桶装满土掩护。堡垒里上下有三层，150毫米的榴弹炮弹落上去，晃都不晃一下。还有数不清的暗堡、地堡、堑壕，散兵坑，你现在上松山上去看，这些玩意儿都还没有塌。当年里面可是铺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
松山攻下来后，国民党军队各战区的将官都来学习日本人的防御战法。但他们看来学去，还是想不出面对这样的防御阵地，该如何攻打才是最有效的。那时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仗，守多攻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防御，没有多少主动攻击作战的经验。那我们又是怎样打下来的呢？拿士兵的命去堆嘛。
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一天团部来命令说，先前攻打松山的71军新28师派来了几个军官，还有美军的一个顾问小组，他们比我们更熟悉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我一到团部的前沿指挥所，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你猜是谁？廖志弘，71军新28师的上尉连长。
对，廖志弘是另外一个人，他是我的联大国文系同学，湖北荆州人。他个子不高，略显羸弱，他就是那个笔名叫巨浪的才华横溢的家伙，1939年我们一起投考黄埔军校，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和我们一起投考军校的还有一个化学系的老兄刘苍璧，他是曾昭抡先生的高足。对，就是建国后当过教育部长的那个大化学家。当年我考上的是北大37级，廖志弘是清华36级的，刘苍璧是南开35级的，那时我们被称为“联大三杰”。不是因为我们学习成绩怎么好、诗才怎么样啥的，而是由于我们三个是较早的从军学生。
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一段时间叫“廖志弘”？这个问题太复杂，后面再慢慢讲吧。
这是我们军校毕业后第一次见面。1942年我们提前毕业，前方需要大量的基层军官啊。我和刘苍璧分去二战区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报到，而廖志弘分到了滇缅战场的远征军，随杜聿明的第五军参加第一次入缅作战。我们联大的青年教师、诗人穆旦也是这个时候加入了入缅远征军的。
自然了，在战场上见到同学，比见到爹娘还高兴。况且大家都干的是舔血吃饭的营生，历尽劫波兄弟在，世上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吗？廖同学比大学时壮实多了，目光也深沉多了，像杜甫饱经沧桑的沉郁之眼。他还似乎长高了些，也许是因为他脚蹬美军军靴、头戴着美式钢盔的缘故吧。那时不是人人都有一顶美式钢盔的，我脚上都还穿着草鞋呢。我们在开初的惊喜之后，却都沉默了。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刚经历了一场败仗，不好意思面对老同学；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把我们共同深爱着的女神，弄丢了。是的，她死了。死在野人山了。我们开完作战会议，回到堑壕里，廖同学这样告诉我。
死了？我当时一把甩了自己的军帽，抓着他的军装前襟猛烈摇晃。死了？你以为是死一个大头兵吗？你不是一个军人吗？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你何以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死，她不能死啊！女神怎么能死？
我们的女神是联大38级外文系的，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常娟。我们戏剧社演《雷雨》时，她演四凤；我们出壁报，她帮我们装饰花边，画些很布尔乔亚情调的花纹。她是陪都重庆人，据说家里很阔，长江上有一支船队。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也许我和廖志弘是最有希望的候选选手。廖志弘诗写得好，自然会赢得许多爱才的女生的芳心；我篮球打得好，在球场边也赚到不少眼热的秋波。
是啊，我们念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笔从戎呢？李老师，我记得你是1939年初才从延安到联大的，你大约不知道那之前的联大不像后来那般热闹，大家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救国论是主流吧李老师。师生们好不容易从北平、天津流亡到长沙，又从长沙迁徙到昆明，总算有一方安静的书桌了。似乎教授们也不太鼓励学生上战场，国民政府提倡“战时教育平时看”，初中以上的学子都可以免兵役。更何况我们联大学生是国家精英，抗日的烽火好像就与我们无关。
1939年的暑假，曾昭抡教授带领我们联大的一队学生到昆明郊区的大板桥搞兵役宣传队，廖志弘、常娟和我都参加了，我们都是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嘛，廖志弘还是我们这个队的小队长。我记得那是个赶街天，我们在当地镇公所的帮助下在街边搭起了台子，为老百姓朗诵诗歌，演独幕抗战剧，唱抗日歌曲。“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爱他。要是你真爱他，莫让人家害他，等到人家害他，要你来爱他。倘若你爱他，人家如何害他，中华，中华。”歌词是我们联大学生现编的，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听得懂。但是效果似乎并不好，人们该赶街的照样赶街，该聊家常的照聊家常。只有镇公所组织来的小学生是我们的听众。当有同学站在讲台上用国语演讲时，更是听者寥寥。曾先生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你是云南人，你上去用云南话跟老乡们讲。这一招还管点用。我把歌词用本地话学说一遍，又把同学们的诗歌和演讲通俗易懂地再讲一遍。那时我们云南真是闭塞啊，当地人不知道北平在哪里，更不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到底侵占了我们多少国土。那几天我成了宣传队的忙人，走村串户的同学都愿意跟我结伴，我当然愿意跟常娟同学一个组了。村庄里的人们不算贫困，但几乎都患有“大脖子病”，曾教授说是甲状腺肿大，缺碘导致的。大板桥虽然离昆明只有十来公里，但百姓木讷、麻木、愚钝，对我们的兵役宣传除了好奇，没见几个主动报名应征的，这很挫伤我们的积极性。晚上大家就借宿在镇公所，同学们中时常有争论，这样的民众，大着脖子怎么去跟日本人打仗？有的说我们跟日本至少相差五十年，这抗战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曾教授总是衔着烟斗开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被迫抗战，不打，要亡国，打了，暂时还看不到胜利，那就先打了再说，总比当亡国奴好。你们就这样跟老乡讲。作为小队长的廖志弘那几天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歌，仿佛对牛弹琴；他还在一户人家里碰了一鼻子灰。那家人有五兄弟，但一个也不报名当兵，还指着廖志弘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咯是吃着屎了？好男不当兵，哪个不晓得？小日本地上有铁甲车大炮轰，天上有飞机下蛋蛋，我家有哪样？莫在我家扯白撂谎的了。要打仗送命，你们凭哪样不碦（去）？那时我和常娟就在旁边，看见廖志弘被呛得脸都白了。
那天回到住宿地后，我发现廖志弘把常娟单独约出去了。我嫉妒啊，只恨自己为什么不先下手。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学在屋子里瞎吹，实际上我发现至少有三个男生跟我一样心神不宁。我相信要是哪个人发一声喊，我们一定会把廖志弘痛打一顿。年轻人嘛，都是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
不，不。我和常娟从没有在校园里出双入对，也没有过花前月下的漫步，甚至连手都没有拉一下。我总是在读她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它们一会儿在我的眼前飘浮，一会儿在我的背后凝视——我以为，每一个想成就大事业的男人，背后都有这样一双充满鼓励、温情、推动力的眼睛。她盯你一眼，你就可以赴汤蹈火。那时我确信自己恋爱了，但我却没有勇气表白。嘿嘿，典型的单相思吧。我是一个来自边地乡下的学生，人家常娟就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人。她被男生们众星捧月般宠爱，但她却是低调又孤傲的。每每演完一出戏或搞什么活动，大家都要拍照留念，那时照相是多时髦的玩意儿啊。同学们要拉她站在中央，可她总是溜到最边上，站在人群后。而每个人，都希望在她面前展现自己是多么与众不同，我也如此。联大刚迁过来那几年，一些学生还很看不起云南人，称之为“老滇票”。连省主席龙云听到这个蔑称都动了怒，官司还打到梅贻琦校长那里。我当然是同学们眼中的“小滇票”了。因此同学们搞的各种文艺沙龙，我连发言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学长们看的书都可以把我压垮。每当他们谈论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普希金、波特莱尔、兰波等名家的作品，甚至尼采、弗洛伊德的高深理论时，我真不知道何以才能说出语惊四座的话来。白雪公主坐在我们大家中间，或手托香腮做沉思状，或双手抱膝目光如电地寻找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我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受怜惜的，敲边鼓的，跑龙套的。可是，小矮人也想长大，也想成为骑白马的王子。但这太难了。廖志弘却总有高论，他是诗歌王子，还是诗论高手。当他朗诵诗的时候，就像在布道，橄榄枝编织的桂冠已经戴在他头上，石头听了他声情并茂的朗诵都会掉泪。当他谈论先贤诗人们时，他已是他们的化身，完美地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还常有惊世骇俗之言。居然说胡适先生为精神领袖的“新月派”已经过时了，似乎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卞之琳、杨振声、陈梦家、臧克家、林徽因、沈从文等都不在他这个现代主义诗人的话下——而闻一多先生却对他相当赏识。他和另一个现代派诗人穆旦一唱一和，穆旦那个时候就看不起沈从文，说他没资格在联大教书。可我对从文先生是蛮佩服的，但我辩不过他们。他们眼里只有英国诗人艾略特、奥登，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现代派诗人。比如廖志弘说到兰波时，第一次跟我们讲到“spirit speak(通灵)”说，艺术表现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冥冥中的真实只有在delusion(幻觉)和somniloquism(梦呓)中才能抵达，因此正常人的感知系统必须被打乱，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大麻和烈酒。在幻觉的飘升或沉沦中诗人便可达到“通灵”的境界，才可写出真正的诗。诗人们，If you dream to do something， taste the world of corruption first(要想有点出息，先堕落吧)。廖诗人经常醍醐灌顶似的高喊，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有几个胆大的同学起身反驳，我们没有大麻，但我们有的是鸦片，你是不是让大家都去吸鸦片？廖诗人不屑地说，刘文典教授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他敢于自言除了庄子本人，只有他才理解庄子。你们达得到他的境界吗？那时我看见常娟同学看廖大师的目光中只有一种东西：worship(崇拜)。
唉，不要跟诗人辩论，更不要跟诗人成为情敌。
那晚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回来了。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常娟同学一反常态地走进我们男生的房间，廖志弘跟在后面，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我心里直叫苦，完了，他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马上就要向我们宣布了。或者说，廖志弘要打碎所有男生的春梦了。在我们都恨得牙齿痒痒的时候，常娟同学向大家宣布道：告诉你们一个让我今晚睡不着觉的消息，廖志弘同学决定弃学从军，去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the great knight（伟大的骑士）。
常娟同学的语气里全是钦佩、羡慕、敬仰，甚至……浓情蜜意的爱。
我们那时都愣在那里，竟然都无话可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先前的黄埔军校，说真话，那时联大的学生是看不起这所蒋介石当校长的学校的，视之为“丘八”的学校，而我们是胡适先生所谓的“丘九”，是懂道理但造起反来又不讲道理的人。嘿嘿，年轻嘛，天王老子也不服的。骄傲、自信、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做的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大事，哪个看得起那些操正步扛大枪的学生官？那些年国民政府各部门也常来我们联大招生，什么中央军政部的，陆军军官学校的，空军的，税警总团的，青年干训团的，但同学们并不热心。不是我们不爱国，而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精英，读好书可以为国家做更大的事情。我记得1937年底，南京陷落，西南联大——那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有一大批同学热血沸腾地从军。那年我刚入学，看着学长们慷慨激昂奔赴战场，也很受了些感动。但我认为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怎么会去当兵打仗呢？
这样的认识一直到那个晚上，被廖志弘同学的壮举和常娟同学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爱意粉碎了。廖志弘看我们大家都傻了，便又来了一段诗人的自白。他说下午被一个云南老乡给从温柔乡里赶出来了，听了人家的一顿臭骂，才发现我们的兵役宣传多么苍白无力，多么脱离中国的实际。如果我们写着诗、唱着歌，喊着空洞的口号把我们的兄弟送上前线，而我们却在这安宁的大后方继续读之乎者也、子在川上曰，我们离当亡国奴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我们的脑子就真如那个老乡说的，装的不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而是shit（屎溺）！如果一个农民兄弟的血是该洒在疆场的，那么一个诗人的热血，既然可以为诗而澎湃，就更应该为抵抗外侮而喷洒。可你们看看板桥镇的民众，昆明的民众，云南乃至中国的民众，他们需要awaken（唤醒），他们需要example（榜样）。上马杀贼，下马写诗，这才是一个诗人在这个时代 的most noble duty（最崇高的职责）。明天我就要告诉他们，我将和他们一起奔赴抗日战场。我还要给他们朗诵我刚才想到的几句诗：
<i>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i>
<i>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i>
<i>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i>
<i>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i>
<i>你，我，谁都不曾忘记。</i>
过去我们认为一个超然于现实的现代派诗人必定是才华横溢的、骄傲颓废的、行事古怪的、自负到自私的。廖志弘在同学中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经常寅吃卯粮，到处找同学借钱，借到钱就去翠湖边泡茶馆，吆五喝六地请人喝酒，谈天论地。有一年还把我的一双棉鞋拿去典当行换酒钱，还大言不惭地跟我说，冬天还早哩，再说昆明的冬天也不冷。可那是我的母亲亲手为我做的啊！甚至连闻一多先生经济状况那样紧张，他居然也敢常去闻先生家混饭吃。一个现代派诗人是超越于礼数的，或者说，是脸皮最厚的。他们玩的是竹林七贤的名士派头，现在怎么说上战场就书也不读了，连诗风都转变了。
我承认，我不仅比廖志弘低一个年级，在才华和观念上，至少还要低两个年级。
廖诗人朗诵诗歌时，常娟同学的眼泪淌下来了。我的热血也冲到脑门上，我忽地从铺上站了起来，头都撞到天花板啦。我说，宁做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我也早就厌倦了这大后方的生活了。我响应巨浪同学的倡议，上军校去！
是的，我走上抗日战场的初衷并不高尚，但我从不后悔。我们离开联大要出发前，常娟和几个同学在翠湖边的一家饭馆为我们壮行，那天都喝了不少酒，酒酣耳热时，大家边敲着碗筷边唱我们联大的校歌：
<i>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i>
<i>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i>
那时真是我们的时代，热血澎湃，豪气干云。廖诗人一口把酒杯里的酒干了，大声说：我不戴着军功章，就不回来见你们！我也把酒喝了，还把酒杯砸了，说：老子不杀死十个日本鬼子，也不回我们的联大。李老师，你知道常娟在那时有多浪漫吗？她扑上来给我们一人一个热吻。这是我从我的初恋女神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这个吻的甘甜，我一生都珍藏在记忆的深处。当然啰，廖志弘的礼物更多更重，他还得到一支深黑色的Parker Pen（派克笔）。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支1917年款的“战壕笔”，它是美国政府指定派克公司为参加一战的美国大兵生产的士兵用钢笔，它的墨水不是水，而是颗粒状的，放进笔筒里用水一溶解，就成墨水了。这是常娟让她的父亲专门从重庆航空邮寄来的。一个诗人即便上了战场，笔，就是他的另一支枪。常娟说。
常娟同学还有一句融化在我们血脉里的叮嘱，是她在送我们离开校园时说的。你们三兄弟上了战场，要互相照应啊！
好吧，好吧，不讲我们联大了。联大的生活真是太自由了，太“少年不识愁滋味”了。进了军校，上了战场，方知道sense of responsibility（责任感）、sense of honor（荣誉感）、sacrifice（牺牲精神），因此才痛切地理解到了家国情怀为何物。
那个晚上松山虽然一直在下雨，但空气中仍弥漫着浓烈的尸臭，天空仿佛是一个倒扣过来的坟墓。打了两个多月的仗了，敌我双方数千人抛尸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核心阵地上，到处是断肢残臂，到处是腐烂成泥的尸身，到处是血水、尸水、雨水，还有憋闷在心中的泪水。我和廖志弘靠在堑壕壁上欲哭无泪，仿佛老天爷已经代替我们把眼泪流尽了。其实，日军就在我们的头上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我们岂能在敌人面前淌眼泪？我们恨啊！恨自己没有本事多杀几个鬼子，恨面对心上的人死去却无能为力，恨日本鬼子不仅掠夺了我们的家园，破坏了我们谈诗论道的和平日子，还夺走了我们的爱情。照明弹在雨夜中一发又一发地在天空中绽放，让我们不断看到天的泪脸。这是为了防止日军的夜袭。刚才在作战会议上，廖志弘他们介绍说，日军擅长夜间偷袭，往往他们白天丢失的阵地，晚上几十个鬼子鬼魂一样摸上来，就把我们的人打个措手不及。近战、夜战是他们的长处，我们的士兵拼刺刀拼不过他们。人家的三八枪比我们的七九步枪枪刺长啊，你还没有刺到他，他就刺穿了你的胸膛了。战场上拼起刺刀来，哪里还有什么技战术，全看谁冲得快，刺得快。你就像面对死神迎面撞过去，撞翻一个是一个。我们不怕死，但日本鬼子是僵尸，是厉鬼，是凶煞。所谓战场上的勇敢，只是看谁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晚上我太希望那些鬼子摸上来了，是好汉就来面对面大拼一场吧！
我的勤务兵小三子爬过来劝我们说，他在一处岩石下搭了个窝棚，我们可去那里避避雨休息一下，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哩。我想起我还有一陶罐酒，是我在保山待命时买的。原来想等打下松山时和弟兄们当庆功酒，现在老同学来了，又是这阴冷的雨天，漫天的尸臭，这酒正可派上用场，于是我们听了小三子的。这小三子是我的一个患难兄弟，姓郑名霁，上午那场战斗要不是他，我们连会败得更没有面子。抗战胜利后他到了昆明宪兵十三团，还参加了军统，解放后被镇压了……唉，不说他了。
我布置好警戒哨，和廖志弘去到窝棚里，小三子帮我们把湿透了的军装拿去烤干。我把酒倒在两个瓷缸里，对廖志弘说，老同学，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曾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刚才你在作战会议上介绍说，你们部队在松山连排长伤亡率达八成以上。看来明天就该轮到我了。小连长嘛，顶枪子儿的官。廖志弘问，你害怕啦？他总是这样，喜欢在语气上压人一头。我说我只怕自己死在你的前面，先你一步见到常娟。那时你可别怪我。
我在第二战区打游击时，曾经收到他们的结婚请柬。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礼节上的告知书。身在战场的人，哪能说回来喝喜酒就能拔腿走人，况且我当时恨不得一刀捅了自己。我还没有杀够十个日本鬼子，廖志弘也没有戴上军功章，重然诺，守信义，才为真男儿也。谁会晃着一副空空的肩膀去见大家共同的女神？但诗人浪漫起来，跟有夫之妇私奔就像去郊游，他才不管有没有军功章哩。诗人的浪漫轻率足以摧毁一切信义。这是诗人的缺点，也是他们的优点，你想学也学不来。尤其是在多年以后，诗人远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重要了，你只能面对他们的诗作，充满怀想。
1942年元月，廖志弘成了国军中尉后第一时间跑到西南联大，可以想象一个诗人、远征军青年军官在校园里引起的轰动。学长穆旦那时也给我来信说，廖志弘回到校园的第二周就和常娟形影不离了。到第三周，正在上大三的常娟同学出人意料地宣布也要弃学从军，跟随廖志弘去缅甸打日本鬼子，据说她家还为此跟她断绝了关系。但这有什么，他们在缅甸密支那举行了浪漫的战地婚礼，机枪声、大炮声、战车的隆隆声，就是他们的婚礼奏鸣曲。一个诗人的婚礼，大约应该如此吧。
我刚才的话说到廖志弘的痛处了，他喝下一大口，说，兄弟，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们联大。常娟是我的妻子，但知道她更是我们联大的女神。我现在就像一个渎神者，无以面对联大的先生和师兄师弟们。
我不想听他道歉，就说，讲一讲野人山吧。
廖志弘的眼泪终于下来了，淌得凝重而悲戚，似红烛之泪，梧桐之雨。照明弹的亮光不时打在他的脸上，这个诗人胡子拉碴、面容憔悴黢黑，手臂和脚腕处也乌青发紫，那是尸水浸染的。我们上到松山战场时就被告知，扎好自己的绑腿，保护好眼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块腐肉或者一团尸水就被炮弹掀起来飞溅到你的眼睛里。但在战场上，哪里还有时间在乎那些。上午冲锋时，我的周围全是战死的弟兄们的尸体，有刚刚倒下的，也有不知死在哪一天的。鬼子的机枪盯着我这个方向打，我伏在几具尸体后面，听到子弹打在那些尸身上“噗噗”乱响。我身边的一具肿胀发泡的尸体竟然被打得炸裂开来，就像一颗手榴弹爆炸。这些狗日的小鬼子，竟敢如此蹂躏我的兄弟们高贵的身体！我身下的土地也全是红色的，抓一把都能捏出血水来。我们洒了那么多年的热血了，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好青年的命了，这小鬼子怎么还打不走呢？每每想到这些，我们虽然都满眼泪光，但眼珠子就像被仇恨包裹着的炮弹，随时都会炸裂开去。战场上的低阶位军官大都是这个样子，那是无数次冲锋陷阵，无数次和死神搏杀后才会有的蒸腾杀气。
请不要误会了我的眼泪。廖志弘说。我不是为自己哭，也不是为常娟，我是为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哭。还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我们投考军校时对我们的期望吗？他说希望我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能够改造旧军队，为中国建造一支现代的新式军队。这样的军队有责任感、荣誉感，有牺牲精神，有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因为军队是拿枪的团体，没有Humanitarianism，无异于一支土匪武装。可是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英国人、缅甸人不信任我们，把远征军当掩护他们逃跑的挡箭牌，长官部史迪威将军不听蒋委员长的，下面的军长师长又不听史迪威将军的，令出多门，将帅异心。远征军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没错；士兵们奋勇杀敌、勇于牺牲，没错。但你知道我随远征军踏出国门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护送一支为我们师长走私鸦片和玉石的骡马队伍！这样的师长怎么指望他能带兵打仗？远征军败走野人山，从我们的师长想着去缅甸经商做生意时起，就埋下伏笔了。
野人山没有野人，只有忠魂野鬼。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战场上也好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走野人山？长官部的老爷们避战，畏战，草率，贪生。日本鬼子占领了腊戍，截断了我们归国的退路，那里不过只有一个大队的日军，可我们的将领们缺乏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气概，宁愿去和大自然赌一把，也不愿和日本人战斗。我们还有成建制的师，成建制的团，大家手里拿的又不是烧火棍！我们也可以避走印度，像孙立人将军带领的新38师那样。但杜长官（杜聿明）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史迪威将军，他宁愿把我们交给饥饿和死亡。谁拥有了军权，军队就是谁的，这样一支还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队，跟以武士道精神为军魂的日本鬼子作战，怎能不败？
常娟本来在团部当少尉政工宣传员，但部队打散后，她就自愿要求去医疗队。我要她随团部一起走，存活下来的几率高一些。但她说有那样多的伤员需要照料，我们这些手脚健全的人，岂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只好离开师部，跟她一起走。大溃败的部队哪里还有什么章法规矩？我们的学长穆旦本来随第五军军部一起走的，可你看他也差点没饿死在野人山。我们随医疗队走了不到半个月后，再没有了食物，没有了药品，没有了绷带，医生护士们最后只能把伤兵们集中在一处茅屋，或者某棵大树下，让他们等待当日本人的俘虏。但那些伤兵们说，军医官，放一把火吧，我们死也不当小鬼子的俘虏……常娟被伤兵们叫作“战场之花”，放火前，她……她就把几个护士召集拢来，为伤兵们唱最后的歌谣。让他们听着她的歌声，看着她的美，走向自己的天堂。她们流着眼泪唱，伤兵们流着眼泪听。《松花江上》《马路天使》《渔光曲》……“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撒渔网，迎面吹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在这样的歌声中，我就是那个去点火的人啊……从几个十几个伤兵，到几十个上百个伤兵，一支歌，一把火，一把火，一支歌，就这么一路点下去，点下去，点下去……哼，Humanism。
我知道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早已打掉了我们身上的学生腔，但我没有想到廖志弘变化会这样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了，他是波特莱尔的“the flower of evil（恶之花）”，是兰波的“crow（乌鸦）”，是死亡的嬉戏者和不得不以毁灭生命来行善的铁血军人。而我们这些被战火锤炼、被硝烟熏染、在死人堆里打滚的青年学子，谁不是呢？
常娟的死我已经难以复述。于廖志弘，于我，不要说讲述，就是想一想，都是用一把钝刀把伤口重新挑开，让血和眼泪一起流。廖志弘说这两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给常娟写信，有时是信，有时是诗。用常娟送给他的那支派克“战壕笔”，一写就是一个晚上，一写就是洋洋几百行的悲伤、寂寞、悔痛、忧愤和绵绵思念。信和诗写好了，“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就一沓一沓地放进背囊里，白天跟随他行军打仗，晚上睡觉时枕在头下。等我们把小鬼子赶出国门，反攻进缅甸，打到野人山，我再把这些无法投递的信和诗烧在常娟的坟前罢。廖志弘伤感地说。
那个悲伤的晚上唯一让人开心的是，在我们彻夜长谈时，小鬼子送上门来了，他们一个晚上不折腾几次好像心里就不安一样。我们听到枪声和呐喊声时，小鬼子的五官在照明弹的亮光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面无表情，像僵尸一样挺直了身子冲进了我们的堑壕。我们抓起身边的“汤姆逊”冲锋枪就跳了出去。刚才的压抑、愤懑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就像手正痒得骨头“咔咔”响的人，刚好有个傻脑袋瓜伸过来了。我们疯了一般地呐喊，把枪弹扫射得像阵阵疾风骤雨。这些小鬼子根本就是从坟墓中钻出来的僵尸，你分明打倒了他，都看得见枪弹撕开他们的军服、洞穿了他们肮脏的肉体，但他们翻个滚又爬起来了，挺着一张五官错位的脸向你扑来。混战中我就被这样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扑倒了，我们在地上翻滚扭打。我的腰磕在一块岩石上，痛得我使不上劲。小鬼子占了上风，不知使个什么家伙就往我头上砸，我只有一口咬住他的肩膀，连他的肩章都咬穿了。那鬼子哇哇乱叫，越挣扎我咬得越深，就像一头疯狂的狼撕扯最后一块肉。这时又一个鬼子窜过来，想用刺刀来刺我。因为我是被压在下面的，两个人又翻来扭去，这让他一时不好下手。我看到那明晃晃的死亡刺刀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就像死神漂浮不定的白眼。忽然，刺刀飞出去了，连同一颗脑袋，一股污血泼了我一脸。然后又听得“哐当”一声脆响，僵尸般压在我身上的鬼子终于软下去了。哈，伟大的现代派桂冠诗人廖志弘同学如关公般耍起了大刀。他第一刀削掉了那个拿刺刀的鬼子的头，第二刀砍在和我搏斗的鬼子的钢盔上，愣是把那钢盔给劈裂了。
一个诗人，什么时候学会舞大刀的呢？这是我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那个家伙翻过来后，发现他刚才只是被震晕了，那顶钢盔救了他的命。这样，我和廖志弘同学就联手抓了一个俘虏，这让我们非常开心。这是松山战役打响以来，我军抓到的第一个俘虏。不过当时我差点没有杀了他。我想起他刚才像地狱里派来的小鬼一样想把我往阴曹地府里拖，都把我拖到地狱的门口了。我掏出手枪来就想再送他回地狱。但廖同学一把压下了我的枪，说humanitarianism ，留个活口。我大喊道，不，我要为常娟报仇！廖志弘愣了一下，仇恨似乎也被我点燃了，他也把腰间的手枪掏出来了。滑稽的是那个小鬼子竟然给我们跪下了，不断地磕头，还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重庆军的，俘虏的不杀。humanity ，humanity (人道、人道)。他妈的，我们漫山遍野地扔传单要他们投降，他们理都不理；我们的炮弹把松山犁了几遍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现在你看这个被打倒的小鬼子，像他妈的一个无赖！我推弹上膛，廖志弘忽然又改变主意了。他一脚踢翻了这家伙，对旁边的小三子说，给我捆起来。
廖志弘听他学说humanity ，便断定他也懂英语，因此我们用英语审他。这个鬼子叫秋吉夫三，是个见习下士官，竟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人文专业毕业的，竟然还说自己是个日本共产党员！还曾经是个社会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为这个还坐了三年监牢，1943年出狱后就被送到松山战场上来了。看来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大学生都向往社会主义啊。我们问他，你既然是反战的，为什么还来侵略我们的国家，还这么死硬顽固？他说战争是错误的继续，为了修正错误，就只有战斗下去。就像诗人去狎酒嫖妓，本来是对不住家人的，但为了写出好诗来，他还得去那些地方。他的交代让我和廖志弘面面相觑，似乎遇到了同道，但这同道又是个魔鬼。这时，廖志弘同学说了一句很长我们联大志气的话，他说，你们东京帝国大学，还不是败在我们西南联大手上了。
话虽这样说，但鬼子的这次偷袭还是让我们损失不小。我们连又死伤十几个兄弟，一个美国人詹姆斯中尉也战死了。他本来是配属给我们部队的地空联络官，掌管一部当时最先进的雷达机，指挥飞虎队的飞机来松山助战。我向上级报告詹姆斯的死讯时，我的团长暴跳如雷，说我失职了，没有保护好友军，要枪毙我。我在电话里喊，团长，等我打下松山，如果我还活着，你再枪毙我也不迟。所幸美军联络组的罗伯特中校为我说情，再加之团长又听说我们抓了个活的，他的气才消了。说先留你一条命，攻克松山后再送你上军事法庭。李老师，那些高声嚷嚷着要枪毙你的人，只不过是一些语言的屠夫。就像现在。
第二天早上，廖志弘接到命令，押送秋吉夫三去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他来我们部队是和美军顾问一起来的，手下一个兵也没有带。我怕他路上有什么闪失，就让我的勤务兵小三子随他一起去。临行前廖志弘才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非常保密又精锐的军事单位，叫“OSS?OG”，即美军战略情报局下面的作战组，这是一个中美混编的伞兵突击队，每个组都由二十到三十名美军战斗人员和几十名中国军人组成。联大懂英语的从军学生在这种部队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执行的是特种作战任务，敌后侦察、破坏、捕俘、突袭等。这次他们是配属到71军作战，为了保密，也打着71军新28师的番号。我这时才知道，廖诗人已经受过跳伞训练，诗人的翅膀现在能够诗意地翱翔在蓝天了。难怪他老跟美国军人在一起。伞兵，即便是现在，都是个多么带劲的军种！把我给羡慕的，连说这么好的差事，也不早通报一声，让兄弟也同去啊。廖志弘按着我的肩膀，说我们马上就要插到敌后去了，你以为当伞兵浪漫吗？你在天上飘的时候，就是地面上的敌人的活靶子。老同学，有个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讲。他说，去年受训之前我回了一趟家。家中父母……唉，我一进家门就拜堂……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丁，又身在战场。当爹娘的哪个不急？我大叫起来，你个骚诗人，常娟还在野人山啊！一提到常娟，两个人的泪水都在眼眶中打转。如果我有他这般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我会在常娟为国捐躯后终生不再娶吗？
我瞬间又理解他了，男儿效命沙场，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爹娘想留个种，只是我们唯一能尽到的孝道。
廖志弘说，如果我战死了，你替我回家看望爹娘，让我那妻子早日改嫁。她叫陈椒兰，还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呢。你战死了，我也去做同样的事。
他用一双你不能拒绝的眼睛看着我，黑色的眼瞳里全是炽热的光芒。我记得那时天空格外晴朗，太阳就要爬上山来了，对连续在雨中作战的攻击部队来说，这是绝好的天气，我军的预射炮击已经开始，炮弹呼啸着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到敌人阵地上，我将要带部队紧随炮弹的脚步，去把山顶上那颗好战的“太阳”打下来，让我们中国的太阳，和平地升起在东方。我们不知道这一次见面之后，谁还能幸运地活着，或者都在英烈簿上携手长眠……
分手时，廖上尉站在堑壕口，忽然向我行了个军礼，那姿势利落、潇洒、自信，带有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优雅，一个军人的强悍和刚毅，一个学长的温暖和鼓励。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漂亮的军礼！晨曦打在他的脸上，让他像一个电影明星般英武挺拔，行礼的右手掌五指并拢，仿佛足以搅动乾坤。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和常娟是真正的绝配，不是他们男才女貌，而是他们共赴国难的慷慨激昂，同心热血，让我嫉妒得眼热。
我到现在都很后悔，竟然没有还他一个军礼！所谓生死之托，就是这样的吧。当时并不觉得这份承诺有多重，只有活下来的人才知道，这份托付太沉重！
廖志弘上尉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硝烟中。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头晚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尽了。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跟他说话啊，说些当年没来得及说的话，尽管我们已经阴阳两隔，但我们的交流从未停歇；尽管我的过去让我灾祸连连，但我害怕自己忘记。杜甫在《梦李白》中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廖志弘同学那时也许预料到什么，因此他向我行军礼、作“死别”，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真是遗憾终生！当“死别”来临时，人们都会想：还会相逢的，还会一起煮酒论英雄的。人和人啊，生死契阔，不可问天。
我们有太相似的人生了，简直就像孪生兄弟。1940年军校第一年寒假，我回了一次家，那时日本鬼子还没侵占龙陵，我也是假还没有休完，就被家人拥进了洞房。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陌生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我成婚。我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free love（自由恋爱），romantic（罗曼蒂克），谁不想？更何况那时我心里还暗恋着常娟。但我出生在一个诗书传家的耕读之家。我的老父亲说，你为国家去打仗，我双手赞成；你为国捐躯了，我为你骄傲。但你要把我们赵家的家谱续下去，到你这一代不能断了香火。我父亲还亲自给我授旗一面，杏黄色绢面，黑色大字，由我母亲和我的新媳妇含泪绣成。什么旗？不是锦旗，也不是令旗，而是一面“死字旗”。上面一个斗大的“死”字，旗左下侧是家父的亲笔手书：
<i>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赵家犬子，赐旗一面。尽孝留后，尽忠上阵；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斩尽倭寇，乃告家翁；随身携带，勿忘父训。</i>
是的，家父从知道我弃学从军后，就不指望我还能活着回家了，因此我必须为赵家留下香火。死并不是很难的事，难的是活下来的亲人怎么办。我们那时早就抱定拼光我们这一代人，也要打败日本鬼子，把国家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建设。种子留下来了，山上过几道山火，不几年青山就又绿了。这话也是家父说的。我们赵家在龙陵虽然不算大户人家，但从明洪武年间起，香火绵延，子嗣兴旺，家谱都有十几卷了。
可是啊李老师，你看看我现在，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唯一活着的儿子还改姓了。唉！
不，我和第一个妻子没有孩子。1945年春天我养好了伤，获准再次回家乡探亲。松山攻克后，1944年11月光复了龙陵。故乡还到处是战争的创伤，县城断壁残垣，村庄十室九空，满目疮痍，连故乡的炊烟都还在哀伤之中。走到村庄前，我的心跳得仿佛要蹦出来了。近乡情更怯，古人早把天下游子还乡的情感写透了。村口有一个临山崖的池塘，山崖边有几块光滑的巨石，夏天里是人们洗衣服、孩子们跳水嬉戏的好地方，我们叫它“跳跳石”。那天我在山崖对面看见一个穿靛青布上衣的女子在“跳跳石”上洗衣，蓝底白花的头巾，壮实的手臂挥舞着槌衣棒，撩起的水花在阳光下像满天抛洒的珍珠，远远望去非常美。她的美或许只有乐府民歌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才能形容。我归家心切，也没有把那女子看真切，待回到家里，家人悲喜交加、涕泗横流。报纸上的阵亡官佐名录上有我的名字，所以他们都以为我战死了。而我的家里却没有抗战胜利后“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庆之情。我的老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老母亲气瞎了双眼，但我哥哥说是盼我盼的。我在簇拥着我的家人中没有看到我的媳妇，就问小梅呢？我媳妇叫卢小梅，我和她总共生活了十二天。在战场的空隙时间里我偶尔会想起她，却常常想不起她的真实面貌。她的脸团团的，皮肤黑黑的，话不多，身体壮实，臀部肥大，我母亲说这样的女子会生娃娃。我承认我不爱他，我像廖志弘一样，只是为了遵父命尽孝道。但是啊，当我问我的妻子何在时，家人都沉默了，都流眼泪了。李老师，那些狗杂种日本人侵占龙陵时，不时到乡间强拉民女去做慰安妇啊！有一天他们偷袭我的村庄，我媳妇……我媳妇就跑，两个鬼子在后面追，她跑到村口的池塘边，就从“跳跳石”那里跳下去了……跳下去……就再没有起来……
我刚才在村口看见的就是我的媳妇啊！
你不相信？那是她的阴魂。我知道你是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员，信奉唯物主义；我虽然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我是唯心主义者。我相信人是有阴魂的，我在阴间有那样多的亲人、战友、兄弟。他们还活在我的生活中，我时不时都要和他们打照面，与他们交谈，在他们那里找到宽慰。我在阳间是个猪狗不如的历史反革命，在阴间的那些生死袍泽、患难兄弟找到我时，我仿佛才能找到尊重，知道自己还活着，还是个人哪！李老师，那些屈死的、冤死的、战死的人，阴气特别重。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比寿终正寝的人更重，因为他们心中有恨啊。我第一次蹲监狱时，有个同改是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家，他说在美国曾经有些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的灵魂有多重，竟然还给他们称出了重量，说是有22克左右。但我的妻子，我的那些抗战时战死的战友，我相信他们的灵魂绝对超过22克。他们的灵魂不会随风飘去，无影无踪。他们会经常回来的，为了让活着的人记得他们。
好吧，你不相信人的灵魂是可以显现的，但我那天真的看见我媳妇了。我回家第二天就去“跳跳石”那里凭吊我的妻子，却发现“跳跳石”离水面有近两米高。那时正是旱季，池塘里的水也浑浊，没有人傻到这个时候来这里洗衣服。陪同我的哥哥告诉我，这是小梅知道你打日本人回来了，从阴间赶来显形给你看。兄弟，你还得回去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李老师，你说这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种？是爹娘生下的不知道礼义廉耻的人吗？是直立行走的禽兽吗？可是你看那个秋吉夫三，也像我们一样上过大学，也读普希金、雪莱、拜伦、艾略特，甚至还背得不少唐诗宋词。我还记得他戴着眼镜的模样，看上去又颇有书卷气。他的五官长得很开阔，不像我们漫画中那些贼眉鼠眼的日本人。有深陷的眼窝，挺直的鼻梁，唇线很柔和的嘴。我那时忽然有个很奇怪的联想：不知这家伙在东京帝国大学，是不是也会演话剧？可不管这些日本人受什么教育，会不会演话剧，可一到战场上，他们就都成了魔鬼。
战争啊……
我受伤后，心灵的伤其实更重，我毁容了，无脸见人，不但认为自己的战争结束了，更认为人生也完蛋了。李弥虽然给我加官晋爵，让我再回部队干，我其实一直在犹豫。滇西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也在裁编军队，很多军官和士兵都脱下军装回了老家。不是他们不想打内战，而是大家都厌恶了战争。滇西战场太惨了，死人堆爬出来的人，看见活人都会以为遇到了鬼。
但我兄长的那句话就让我重新走上了战场。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很快投降了，我们稀里糊涂就被送到内战前线。今生要是还赶得上和日本人开战，我一定要报名上战场。这一回，我要站在共产党这边。
好，好，李老师，我不哭，我只是在呜咽，痛到极点时就是干号。我的眼泪早就被仇恨熬干了。都说仇恨是一团火，人们以为它只在胸中燃烧，其实在战场上，你就能看到仇恨之火在人们的头上燃烧，在眼睛里迸射，从喉咙深处蹿出来，在每一个毛细血管里烧得噼里啪啦直响。我们是这样，日本鬼子也是这样。他们对我们的仇恨，一点也不亚于我们。我这张本来还算对得起观众的脸，就是被他们的仇恨烧毁的。
1944年9月6日，松山即将攻克，小鬼子只剩下最后几个据点了。唉，看我说得多么凌乱，颠三倒四的。反正在这黑暗中，我们都是没有时间感的人，想讲到哪儿讲到哪儿吧。松山战役打到尾声，双方都战得筋疲力尽。日本军人的荣辱感相当强，不投降，不当俘虏，团队协作意识强。我们攻打松山时，一个军加一个师，还有美军助战，围着松山打了三个月，几近于“围殴”了。蒋介石几次发电报来斥责前线指挥官，要我们向日本军人的顽强精神学习。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也火了，所有战场上的军官都降一级继续战斗，我那时也从连长降成了排长，而我的身边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班的人，事务长、卫生兵、炊事员、司号员、勤务兵都编进了战斗队。兵都打光了，可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之前再攻不克松山，各级军官都要上军事法庭。可见这仗打得多么窝囊艰难。
我不明白的是，小鬼子顽抗到底也就罢了，他们连慰安妇也都冥顽不化，照说她们也是受害者，可为什么会和小鬼子那么齐心？她们光着脚跳出战壕来扔手榴弹，让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有个慰安妇给鬼子送弹药啥的，在山脊上滑倒了，一直滚到坡下我方的阵地前。我们的士兵想抓活的，但这女人忽然拉开衣服，露出两个白花花的大奶子。把拿枪对着她的士兵看愣了，结果人家反倒扔出一颗手榴弹来，又炸倒了我们几个人。一个上士班长鬼火怒了，冲过去一刺刀就扎进了女人的胸膛。唉，这仗打的……我们后来总说日本人对我们的侵略战争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战争罪过。我看啊，日本那时既然是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分子。战争机器开动了，每一颗螺丝钉都在配合。这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厮杀，阶级分析用不到这个上。跟我们打仗时他们谁不疯狂啊？凭少数几个军国主义分子，就占了我们大片的国土、让我们打了十四年抗战？战争罪从他们的天皇到那个日本慰安妇，都应该承担。不要说我狭隘，要是那几个被慰安妇炸死的士兵是你的亲兄弟，你也不会把她当阶级姐妹了。我们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不是太宽厚了，就是认识不清楚。还要吃亏的。
小鬼子躲在地堡里，任凭你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就是不出来。那些地堡和七拐八弯的暗道相通，我们先是往里面扔手榴弹，一扔就是十几颗，因为你只扔一颗手榴弹的话，他在地堡里拣起就给你扔回来。后来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往地堡里喷射，把他们一个个地烧成烤鸭。一般的情况是，只要火焰喷射器一射击，一分钟内里面的小鬼子就受不了，浑身是火地往外冲，我们守在洞口的人便是一阵乱枪。我们称之为“打火鸟”。真是让人痛快的经历啊。李弥那时还是第8军的副军长，已经督战到了第一线。他说他也想来打几只“火鸟”解恨。
我记得那是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残阳在天上滴着血缓缓沉落，大半边天空血红血红的，不知是松山上的血染红了天，还是夕阳的血浸染了大地。这血色黄昏的世界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一幅永远印在脑子里的油画，凝固沉重，浓墨重彩，悲壮血腥。从山上俯瞰峡谷深处的怒江，竟然是一条血色的河流！怒江峡谷两边的大山荒蛮苍凉，地老天荒般沉默，像是为松山上漫坡遍野的战死者致哀，松山主峰山坡上已没有一棵树，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活着的人像梦游的鬼魂，在尸陀林中穿行。本来日本人的太阳就像天上的那轮残阳，已经不可逆转地沉落下去了，大家应该兴奋才是。但如此惨胜，实在令人高兴不起来。军人以追求胜利为唯一目标，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尚可接受；可我们杀敌一千，自损七千，死伤相枕。仅仅在子高地的攻击线上，不到一千米的距离，收尸队就抬下来两千多具尸体！阵地上随处可见士兵和军官蹲在尸体边发呆、哭泣，那一定是他们的老乡、部下或者亲兄弟。还有像冥纸一样的法币，花花绿绿地撒满在尸横遍野的山冈上，那是组建敢死队时发给官兵们的。可是啊，尸体身边的钱，才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有三兄弟同在一个团，老二最后只拣起了他哥哥的半截身子和他弟弟的一条腿。他哭哥喊弟的时候，周围的人无不动容。“壮志饥餐胡虏肉”，要是面前有个鬼子，我真的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会几把将他撕来吃了。更让人悲不胜悲的是，一个少校军官抱着个头被打掉半边的中尉，号啕大哭说，兄弟啊，我怎么回去跟你爹娘交代啊！全营的弟兄都死在松山了，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然后他拔出手枪，饮弹自戕。
我相信那时敌我双方都拼到极限了，神经都快崩断了。有个鬼子军官衣帽整齐忽然从地堡里钻了出来，像出操走正步一样迷迷瞪瞪地往我们的枪口上撞。士兵们全愣住了，竟然都不放枪，不是以为活见鬼了，而是没有见过这种“自杀式冲锋”。直到他走到我们的士兵面前，哇呀一声举起了战刀，劈砍了一个发愣的士兵，身边的人才反应过来，抬枪就给他一梭子。
上峰敦促结束战斗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下达，像催命符一般。李弥副军长那时双眼冒火，胡子拉碴，挥动手中的“汤姆逊”枪到处吼叫督战。日落前给我扫清山上的最后两个堡垒，结束战斗。但是出了意外情况，在我们用喷火枪攻击最后一个地堡时，忽然一个火球从李弥身边的暗堡里滚了出来，之前谁也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个出口。那个火球滚到李弥跟前，忽地站了起来，扑向他。我刚好就站在李弥身边，一个箭步冲上去就把那火球抱住了。那是一个烧得皮肤都在淌油的小鬼子，但他有僵尸一般的力气，抱住我就往山坡下滚。我们滚了约莫四五十米，这个家伙竟然还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后来，据说他们找到我时，都认为我死了。我裹在身上的“死”字旗也烧得一块布片片都不留了。手榴弹就在我的身边爆炸，我全身也被烧得看不出个人样。但我和那个鬼子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怎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于是就把我们一起往死人坑里抬。那时松山下面挖了几个大坑，是用刚从美国运来的推土机推出来的，驾驶室里都是美国人。我们的士兵从没见过这种东西，呆呆地在一边看。收尸队把一具具尸体抬到坑边，推下去，就像推下一截朽木，或者一头死猪死狗。战场上人们对死亡已经非常麻木了，就连医护队的医护兵，见到那些倒在战场上呼天抢地的伤兵，哪怕他身子被打穿了，一只手没有了，他们理也不理。因为你还叫喊得出来，说明你还有几口气，他们首先要救的是那些叫唤不出来、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人。我其实那时也只有一口气了，这口气化作了一滴泪，这滴眼泪恰好又被李弥看到了。李弥虽然在内战时是个顽固到底的反动派，但在战场上对官兵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看到士兵们要把我和那个鬼子一起推到了大坑里，就高声骂道：你们这些混账，怎么能把我们的勇士和鬼子一起埋葬，给我把他们分开！我要给这位兄弟单独立碑。一个军官回答说，副军长，两个人都烧在一起了，分不开。李弥给了那军官一马鞭，自己跳下了墓坑，其他人也只有跟着跳下来。李弥抱着我的头说，你们都给我轻一点，不要弄痛了我这兄弟。我那时大约死不瞑目。我能合眼吗李老师？松山都快要攻克了，我马上就要打回老家去了，我还要睁大眼睛看着他们滚回东洋哩。李弥蹲在我身边帮我揉眼眶，想让我合上眼。他揉啊揉，忽然站起来大喊：王副官，快给老子抬担架来，这位兄弟还在淌眼泪！
那是我最后一滴眼泪。从那以后，我再悲伤都只有干号了。没有眼泪。我的眼泪被烧干了。
我的抗战就这样结束了，想想挺窝囊的。在国家民族需要你效命的时候，你拼尽了全力，也只能做芝麻大点的事情。到今天，真是恨不抗日死，至今蒙难羞！哪像我们联大伟大的诗人廖志弘同学，死得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悲壮激昂。
对了，我后来为什么李代桃僵、顶了廖志弘的名字，跟随李弥参加内战呢？我还是把故事讲回到松山上吧。廖志弘离开那天早上，小三子把头晚帮我们烤干的衣服送来，匆忙中我们互相穿错军服了。领章上都是一杠三星的上尉，战场上军衔在，军人的荣誉和责任就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就得听你指挥。本来远征军的军装左胸前都有个胸章标识牌，上面写有部队番号、军衔、军种、姓名。但在战场上，除非你战死了，哪个还有闲心去辨认那标识牌？
我的勤务兵小三子被我派去跟随廖志弘押送那个日军俘虏到远征军长官部，后来就一直跟着他重返战场。小三子以为我战死了，就对廖志弘说，我的长官死了，你就带我一起打鬼子吧。他是羡慕廖志弘所在的那个伞兵突击队武器好、吃得也好，美国的牛肉罐头放开来吃。而在我的连队，一天也就一斤大米，美国牛肉罐头要营级以上的官佐才配发。他们后来参加了收复龙陵的战役，然后追着小鬼子的屁股打，一直打到一个叫黑山门的地方，廖志弘已经受了伤，但国境线就在前方，亲手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是一个抗日军人多大的荣耀啊。
但我们的诗人廖志弘，却战死在中缅边境的国门口，阵亡时间是1945年元月19日。两天后，我们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胜利的曙光即将带来和平，我们的诗人却倒下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廖志弘是一个完美主义的诗人，不是他的诗如何完美，而是他的人生。在他倒下的地方，一首最为完美的史诗，终于以血写成了。“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会忘记”。
1946年，我从内战前线回到昆明，小三子告诉我说，廖志弘牺牲时，他就在他身边。他已经浑身是血，都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有几处战伤。小三子听廖志弘断断续续地对他说：“贾霁……贾霁……”他以为廖连长临死前糊涂了，忙高声喊，长官，我是郑霁，郑霁，不是贾霁。小三子是贵州人，大约听不懂廖志弘的湖北官话。1961年我第一次服刑提前出狱后，曾经想回一次龙陵老家。但走到怒江河谷上的惠通桥哨卡就被挡回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时“搞政治边防”，我这样的人不能靠近边境线，哪怕我的家就在那边。我只能在松山对面的山上遥望我的家乡和松山。记得就在那天，我听到远方的云团上有个声音飘来，那是廖志弘当年在天堂里的叮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才幡然醒悟，这才是他最后的遗言！
家祭啊家祭，我们现在何以有家？
我负伤后在昆明的美军医院昏迷了二十多天，醒来后发现人们一直在叫我廖志弘。那是因为我那身烧得破破烂烂的军装，刚好还可辨识出“廖志弘”三个字。养伤期间李弥曾经到医院来看我，为我授勋，还带来了廖志弘的一大堆家信。由于我是战前刚调来第8军的部队，他怎么会认识我这个小军官呢？加之我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我的营长、团长都战死了，连里的兄弟也没几个活下来的。因此他就根据下属的报告把我当成71军的廖志弘，授勋证书上也写的是廖志弘的名字。说真话，我认为他配这个荣誉，人都战死了，没有勋章，连碑都没有一块。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以自己的名获得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我相信可以告慰他的英灵了。天堂里的常娟也会为他感到骄傲，为我感到高兴。再说，当时已经把战功表寄给廖志弘的家乡了，我实在不愿廖志弘的父母再接到一纸“荣哀状”，也就是国民政府发的阵亡通知书。
我从内战前线狼狈逃回云南的路上，曾经专程去到湖北廖志弘的家乡，想把那枚勋章交给他的亲人。廖志弘的遗腹子已经一岁多，他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和欢乐源泉。我还记得他的妻子那时的模样，朴素、沉静，温婉、贤惠，虽是乡下女子，但也不失落落大方。我在他家喝了一碗茶就仓皇逃跑了，就像一个懦弱的逃兵。因为那时我已经玷污了这枚勋章……
那些年我一直以廖志弘的名义给他家写信，告诉那远在湖北的老父老母，弘儿立战功了，弘儿又晋升了，弘儿随军开赴北方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弘儿定会带一面日军军旗回家，弃之于猪圈，任吾家猪狗践踏；弘儿戎机紧迫，实在无暇回家探望父母……到了1950年以后，我再也不敢给那边写信了，怕给人家带来麻烦……黄遵宪有诗云“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兄弟”。我顶着廖志弘的名参加内战的那些日子，多少个夜晚，哭我又哭我的好学长啊！我人生中的错事做得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错的一件事。
唉，就让他们以为廖志弘到台湾去了吧。人只要没有确切的死讯，就会给活着的亲人留点希望。

卷宗四
<h1 >1975：第四次交代——以特赦之名</h1>  <h2 >18　回家</h2>
“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国民党伪第8军103师中校团副兼营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现在予以特赦，恢复公民身份和权利。赵广陵，上台领取特赦证。”
劳改农场的特赦会场庄严隆重，四周插满了红旗，难得的喜气笼罩着会场，就像过年的气息。赵广陵眼眶湿润，嘴唇哆嗦，以为自己高坐在云端里。台上的领导在宣布本次特赦名单时，他不相信会有自己。他这样的战犯军阶太小，这是国家第七次赦免战犯，前六次几乎都是少将以上的军职。在他前面被宣布获得特赦的还是一个上校呢，那家伙当时就哭了，口里直呼：“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赵广陵此刻也想说点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松山劳改农场在押的十二名战犯全部获得特赦，让其他犯人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赵广陵那时却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松山主峰。再见了，松山，我的生死兄弟们的血衣葬地；再见了，松山！你太沉重，我背不动了。
第二天赵广陵他们被拉到保山一所废弃的学校集中学习，每人发一套簇新的蓝布中山装，两双布鞋，一百元生活费，还有医生为他们体检。政府管教干部向他们宣布相关政策：过去有单位的，回原单位安排工作，没单位的可选择留队工作，也可回家自谋职业；没有家人的政府派人送回原籍，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工作。身体有病者，可按国家公职人员报销医疗费用。从今以后，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了，无产阶级专政把你们从鬼变成了人，你们要……
特赦的战犯们心悦诚服，频频点头，百感交集，感恩戴德。“从鬼变成了人？”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我们当了那么多年的鬼。但不管怎么说，能获得自由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有再一次从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感慨。如果往身后望一望，背脊也许还会发凉。
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像个干部培训班，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应邀作一些报告，向革命群众忏悔自己的反革命历史，旧社会让他们从人变成了鬼，新社会如何改造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地从鬼变成了人。他们不是讲台上的英雄，也不是批斗对象，他们是社会的“灰色”教材，既不明，也不暗，既不再是反面，也不全然正面。他们是阶级阵线泾渭分明的社会中的“新人类”。就像赵广陵在一篇学习心得中写的那样，“我们这些上错了贼船的人，共产党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我们在年过半百后重新做人。人民政府特赦我们那一天，就是我们的新生。我们现在才刚刚满月。”
感恩是真诚的，但这个前后蹲了十几年监牢、满头秋霜般白发的“刚刚满月的新生婴儿”，眼下的难题是找不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学习班结束后，其他特赦战犯都欢天喜地地被家人接走了，赵广陵第一次被捕前的那家木器生产合作社已经解散，而他的家庭早就妻离子散。“老赵，你能去哪里？”负责分管他的管教干部洪卫民问。这个小伙子新婚燕尔，其他特赦战犯都被接走了，学习班只剩下赵广陵一个人，他不把他安顿好，也回不了家。
赵广陵把手指插在灰白的头发里，抓挠了半天才说：“小洪同志，你能给我一支烟吗？”
洪卫民说：“你不是早戒烟了吗？”还是递给了他一支。
赵广陵回答说：“我还早戒了家庭生活了哩。小洪同志，特赦后我给我的前妻写过一封信，我想去她那儿。但她……现在还没有回信。”
洪卫民叫起来：“老赵，这不可以，你前妻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还有个儿子。”赵广陵底气不足地说。照理讲他应该给大儿子豆芽写信，不管他现在姓什么了，他还是他的亲爹。但他一不知道豆芽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二不敢相信豆芽还会认他。这对父子，现在闹不清谁欠了谁的。
“这样吧，既然你愿意回昆明落籍，我们就先回昆明再说。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儿子，我呢，带着公函跟当地政府接洽一下，看怎么安置你。”
赵广陵望着洪卫民，像一个要跨出大花轿的新娘那样羞涩起来，“你认为，我……我可以回……家吗？”
“老赵，你没有家了，人民政府会负责帮你安一个家。放心吧。”洪卫民胸有成竹地说。
第二天，两人成行。长途客车在崇山峻岭中的老滇缅公路上穿行。还是这条公路，三十多年前，它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数十万远征军将士在这条公路上衔枚疾走，奔赴疆场。三十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个幸存者走在了老路上。没有荣誉，没有家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富，只有感怀。正是春天，田野碧绿，山岭苍翠。迎春花已经谢了，杜鹃花开放得正热烈。自由开放的花儿，自由觅食的牛羊，自由飞翔的鸟儿，还有车上那个终于获得自由的老流浪汉、老囚徒、老军人。他把头伸出车窗外，让清新的春风梳洗自己灰白的头发，梳洗自己满面的沧桑，梳洗自1950年以来的躲藏、掩饰、伪装、造假的破碎历史。现在他被梳洗清爽了吗？他不知道。他方发现即便是在不蹲监牢的日子里，他过的也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过是社会上的一只过街老鼠，从不敢让自己的历史见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他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一个自由的人，应该是生活得坦荡的、有尊严的、夜半敲门心不惊的。人生应该是赢利的，而不是负债的。他枉费心机，绞尽脑汁，试图躲避强大的专政机器。但该偿还的一定要偿还，该付出的人生代价，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他唯一的成功，或许就是活下来了，终于赢得了自由。
车窗上偶尔会映照出他的脸，这是一张多么苦难而自豪的脸啊！那些经年的伤疤被自由的心情舒展开来，仿佛满脸都是乐得合不拢的嘴。这曾经英俊脱俗、青春洋溢的脸，自从被疤痕侵占，就像魔鬼留下的爪印，饕餮啃吃过的残局，泥石流冲毁过的山丘。但现在在春风拂面之下，细胞复活，毛孔开放，荒原新绿初放，万物光彩重生。前妻舒淑文说过，罗丹欣赏这样线条硬朗的脸，米开朗琪罗需要这种在苦难中浸泡了几十年的表情；李白看到这在春风里飞舞的三千丈白发，不会再哀叹“缘愁似个长”，杜甫在春天里看到这越搔越短的白头，不会再叹息“浑欲不胜簪”。因为即便是一缕白发，也在风中自由地飘洒，轻盈地舞蹈。这是多年没有过的闲适、自如、自尊、安详以及面对外部世界的问心无愧。刚才在车上，一个大妈对他说：“同志，麻烦你帮我挪一下行李架上的包。”检票的人来到他面前，也说：“同志，你的票。”让他听得心尖尖都被温暖了。赵广陵，你现在跟大家一样，是革命同志了。你不再是他们的敌人，不再是他们的批斗对象，不再是革命阵营的对立面。同志啊同志，从孙中山先生的时代起，志同道合的人们就在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努力，但不是每一个爱自己国家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同志。
长途车在翻越一个大坡时抛锚了，天已向晚。司机说怕是要明天才能走了，要等单位派人来修。旅客同志们万水千山只等闲，各自去找投宿地吧。洪卫民是个不怎么出门的后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赵广陵提议说，前面十几里有个大驿站，过去曾经是美国人的一处空军基地，很热闹的。想必那里现在应该还有住宿的地方。洪卫民睁大了眼睛，老赵，你关糊涂了吧，我们云南哪来美国鬼子？他们从没有打过鸭绿江呢。赵广陵说，我说的是飞虎队的基地。洪卫民又问：飞虎队是干什么的？打老虎的？赵广陵暗自叹一口气，洪卫民这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后生，是不知道过去的一代。
1944年赵广陵的部队开赴松山前线时，曾经在这个基地补充过弹药和装备，他还记得他们借宿的一户人家的老大爹说，有个美国佬绰号“左轮手枪”，和村庄里的一个姑娘搞上了。美军宪兵把“左轮手枪”铐了要送军事法庭，但那个姑娘的父亲带着她去见基地的最高指挥官，让他们把自己女儿带走。你们铐走了男人，我家姑娘就吊脖子了。美国人还真不含糊，隔天就在基地里为两人举行了婚礼。
赵广陵津津乐道地讲这个故事时，洪卫民用怜惜的眼光看着他说：“老赵，念你是个老好人，又刚刚是特赦的战犯。要是一个月前你造这些谣，要加刑的。美帝国主义嘛，歪戴帽子斜穿衣，一定不是好东西，嘴里嚼着口香糖，欺男霸女丧天良。哪有你说得那么好？你回去还要加强学习啊。”
赵广陵吸了口凉气，真是得意忘形了。你即便走在布满回忆的老路上，还要装着遗忘得一干二净，你即便已经是特赦战犯，仍然要——“加强学习”。不然这个时代随时可以不再把你当同志。过去的人和事，还是人生中的地雷，不定哪天又触雷了。
不过，彻底粉碎了赵广陵回忆的却是无情的现实，那个当年的美军基地已经荡然无存。往昔热闹非凡的客栈、酒吧、咖啡馆、茶肆酒楼、军官宿舍、兵营都不见了踪影。飞虎队的跑道也成了麦田。只有几幢歪歪斜斜的破旧房屋，以及旷野里已变成一丛丛荒冢似的飞机窝，让赵广陵跟过去的回忆还依稀衔接得上。一座曾经繁华喧嚣的小镇，就像被美国人的飞机运走了一样。洪卫民有些得意地问：老赵，你刚才在瞎编吧？赵广陵一个劲儿地点头，是是是，是我道听途说的反动宣传。我再不敢造谣了。天已经黑尽，他们只得敲开一户人家，主人用警惕的眼光审视了他们一通，好在洪卫民有劳改农场的公函和人民警察的介绍信，主人便把他们带到生产队的队部，在火塘边对付了一夜。
那个夜晚赵广陵几乎一夜未眠。明天就到昆明了，他将如何走向舒淑文呢？这可不像一个逃学的孩子回家面对家长那样简单。八年多了，自从签下离婚协议书后，他再没有舒淑文的一点音信。尽管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但在牢房里他梦见最多的人仍然是舒淑文，在梦里看见她在厨房里操劳，看见她从院子外走进家门，看见她坐在他的对面纳鞋底，还看见自己和她做爱，在被窝里翻滚。他的春梦中性爱的对象永远只有舒淑文，这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在他精力还旺盛的年月，在下身胀痒难挡的寂寞黑暗中，他脑海里幻化出妻子的容颜、身躯，只能用自慰来抚平内心深处的思念和焦灼。那种时候，他既羞愧又幸福，既痛苦又欢悦，就像一个尚有良知的男人成功偷情。他的前半生见过的美丽女子不算少，但舒淑文在他心目中永远雄踞在喜马拉雅之巅。常娟是初恋的女神，他早就把她供在爱情的香案上了；舒菲菲是白日梦里的封面女郎，是永远从舞台上走不下来的明星；而第一个妻子卢小梅就像一出悲剧中苦命的丫鬟，还没来得及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就悲惨地香消玉殒了。唯有舒淑文是相濡以沫、耳鬓厮磨的妻子，是孩子们的母亲，是苦难中与他同舟共济过的女人。因此当他面临到哪里安家的选择时，不是他头脑发热、自作多情地想回到舒淑文身边，也不是因为还有一个易姓了的儿子或许可以依托，更不是想看一看前妻的那张脸，读一读她的眼神，看它还能否映照出他们的过去。他只是想坦坦荡荡地站在前妻的面前，自豪地告诉她：
我现在还清所有的历史欠债了，我是一个干净的人。
洪卫民虽然年轻，但还是个办事仔细的家伙。他们到昆明后，先在一家旅社住了下来，洪卫民让赵广陵在房间里等，他去找当地派出所联系。在那时严密有序的社会里，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很快找到了舒淑文的住家。他们已经搬出原来的舒家大院了，舒淑文现在住在丈夫叶世传的单位宿舍。洪卫民先单独去拜访了叶世传，人家很大度地说，明天下班后让他来，我们摆好酒菜为他接风洗尘。
洪卫民回到旅社时，发现赵广陵蜷缩在床上，身上一股浓烈的酒气，地上还有一摊呕吐的秽物。他不声不响地把房间打扫干净了，又把桌子上吃剩下的半包花生、半只鸡收拾好。赵广陵这才有些难为情地爬起来，醉意蒙眬地说：“小洪同志，我犯了个错误啊。我不晓得来昆明干啥。”
洪卫民今天出奇地殷勤。他拧了把热毛巾让赵广陵醒酒，又翻出自己刚才买来的酒菜，说：“老赵，明天你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前妻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也该回家啦。我们今晚痛快喝几杯，为你庆贺。”
赵广陵一个激灵，“小洪同志，你找到他们了？”
洪卫民用有些复杂的眼光望着赵广陵，“老赵，这个……嗯，他们都很好。是……很好很好……好人。你前妻的丈夫，明天请你去吃饭。”
赵广陵忽地站了起来，似乎要立马动身，但又颓然坐下去了。然后又慢慢站起来，像失去了头的苍蝇在屋子里乱转，嘴里呜呜咽咽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洪卫民知道，关久了的人都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他们会无缘无故地发作，会长时间地发呆，会对着一棵树、一只鸟、一只鸡或狗说话，会对社会上发生的变化手足无措。他不愿赵广陵受到太多的刺激，但他又不得不带他去承受打击。他只能尽量挑好的说。“你的前妻现在是小学教师了。他们现在有一个孩子……”
赵广陵扑过去抓住洪卫民的肩膀，“你见到她了吗？我是说我的……舒淑文？”
“见到了。”
“她……她她她，胖了还是瘦了？”
“虽然是中年女同志了，但她还很漂亮。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
“哦……”
“她也很善良。听说你出来了，就哭了。”
“哦……”
“是她主动跟叶世传同志说，我们应该帮帮赵广陵，帮他找个工作。”
赵广陵“哇”地干号一声，像哭又像是受到了惊吓，但很快又咽回去了。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抓起桌上的茶杯大喝了一口酒，盯着天花板长久不说话，在打出一个沉重的酒嗝后说：“好女人哪！”
然后他蹲在了地上，背靠着床，双手抱着花白的头，呜呜咽咽一通，这次他是真哭了，就像一头哀恸的老兽。把洪卫民搞得大动恻隐之心，他当然知道赵广陵为什么离婚。他想，要是我的妻子成了别人的老婆，我将如何去面对呢？他的眼眶也湿润了。
实际上相见远没有赵广陵想象的复杂和困难。夕阳下，工厂的大门口有一排笔直的银杏树，舒淑文就站在树下，沉静、朴素、安详，还显得有些单薄，她穿一件小翻领的灰色上衣，里面是碎花白衬衣，衣领很夺目地翻出来；陪衬下身的藏青色哔叽呢裤子，齐耳的乌黑短发，一张不施粉黛的脸，质朴得像大树下一株毫不起眼的小树，不再亭亭玉立，不再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热烈，但在金色的阳光下依然有别样的风韵。
那个满头花白，背脊依然笔挺的老男人步履沉重地走过来了。八年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劳改农场留队人员赵广陵一如既往地洗好了碗筷，收拾好厨房，然后摘下围腰，把手擦了擦，说下周带两个大南瓜回来，已经在农场的地里看好了，多养一周让它更甜。那时赵豆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的父亲，舒淑文在监督豆角写毛笔字，她抬了抬头说，走了？他回了声，走了。
此刻，他总算走回来了。女人淡淡地问：
“回来了？”
男人动情地喊了一声“文妹……”，但面对女人波澜不兴的面容，只好规规矩矩地答：“回来了。”竟然再无话。
女人说：“家去吧。饭菜已经做好等……你。”
一旁的洪卫民看得稍感失望。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滔滔不绝诉说生离死别，甚至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舒淑文说完话后扭头就走，他们两个紧巴巴地跟着，有点像闯下大祸跟在家长后面回家挨训的孩子。
叶世传系着围裙从厨房里迎出来，这是一个长得很敦实的男人，个子不高，满脸严肃、一板一眼地伸出了手，说：“欢迎，赵广陵同志。”
赵广陵接住那双冰凉的手，眼睛盯住对方那只独眼，没有看到寒意，也没有看到热情，却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气；他还感觉到对方的手在使劲，于是他也使劲。就像在战场上较劲的双方，只不过旁人看不出来罢了。这是当过兵的人才知晓的火力侦察，也是共同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们之间的交流。
“都请坐吧。”舒淑文说，“还有这位小洪同志，不要客气啊。”
酒过三巡，除了“请”“别客气”“多吃点”“尝尝这个，老叶的手艺”外，大家都没有多少话。洪卫民发现赵广陵坐得笔直，动作僵硬，好像连筷子也不会使了。舒淑文也很拘束，仿佛是这个家的客人，倒是叶世传摆足了主人的气派，甚至为此还有些夸张。洪卫民担心他的眼光太“独到”，会看出赵广陵心中的波浪。他甚至被这尴尬的气氛搞得有些害怕，两个男人会不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呢？
都喝下半斤酒后，气氛好像轻松了。酒在这种场合真是个好东西。赵广陵问舒淑文，教师的工作辛苦吗？舒淑文回答说，不累，我给孩子们上音乐课。赵广陵又问：教他们学小提琴？舒淑文说，哪里还拉得动小提琴，我弹风琴教他们唱唱歌啥的。赵广陵感叹道，你总算学有所用了。
叶世传这时先给自己斟满了酒杯，高高举起来冲赵广陵说：“兄弟，这杯酒敬你。我先喝了。”
然后他打开了话匣子，“我比你年长两岁，因此叫你一声兄弟。你参加国民党军队打日本人，也打内战，然后你坐牢改造，这是你的命。实不相瞒，我也参加过远征军，你是宋希濂的11集团军，打松山和龙陵，我的部队是霍揆章的20集团军，打腾冲。当年我们还是先后出征的生死兄弟哩。我命大，从仰攻高黎贡山一路打下腾冲，连皮都没有伤，我干的是炮兵嘛。更命大的是，我1948年在东北战场随军起义，共产党发给我五毛钱的‘缴枪费’，我就加入革命阵营了。我也参加打内战，但我打的是革命的内战，你打的是反革命的内战。你在哪里参加的内战？哦，山东战场。三大战役我参加了两个，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死人见得比你多吧？然后我还去了朝鲜战场。这回命就不那么好了。我们跟日本人打和跟美国人打，其实都一样，装备没人家好，弹药也没有人家多，只有拿命去堵。堵美国人的枪眼，填美国人的炮弹坑，用血肉之躯去抵挡美国人的坦克。朝鲜战场上的残酷一点也不亚于我们打过的腾冲战场、松山战场、龙陵战场。我们排的两个小兵，愣是在战场上被美国人的炮火吓疯了。你没有上过朝鲜战场，只在监狱里好好待着，你该感谢自己的命。我没有蹲监狱，但比你多爬几回死人堆啊！你毁了容，我丢了一只眼睛，脑袋里还有弹片，战争给我们的奖罚都差不多。我不知道你受伤毁容后怎么想的，我的眼珠子被打掉在雪地上时，我把它捡起来，血糊糊地捧在手里就像拿着一只猪的眼球。我号啕大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狗日的美国鬼子把我的眼珠子打出来了……我戴着立功勋章回国，还是找不到媳妇。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小舒同志，她是个好女人，但是你命里没有。命这个东西，你我都没有办法。我和小舒同志的结合是组织安排的，我是党的儿子，党当然要给儿子找媳妇嘛。”
“叶大哥，你不用说了，我认命。”赵广陵站了起来，仰头把自己的酒喝下。
唯有舒淑文，一直在流泪。
叶世传仍然坐着，像领导那样回敬一杯酒，“认我这个大哥就好。都是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的，还有什么看不开的。我们老家有句话说，‘上坡不得歇个脚，下坡很陡转个弯。’没有人过不了的坎，也没有活不下去的日子，对吧。今后有你大哥吃的喝的，就有你吃的喝的。我们的子女，会给你养老送终。”
赵广陵这回真感动了，眼光热热地说：“叶大哥，大恩不言谢了。我这次来，只是……只是想看看我儿子赵豆芽……嗯，对不起，是叶……”
“他现在叫叶保国。前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推荐到农大当工农兵学员。我捎信让他回来的，但这小子大概忙。不过你放心，他永远是你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儿子。”
赵广陵舒了一口气，豆芽有出息了。管他姓什么，管他是谁的儿子。当爹的不亏欠他就是了。
舒淑文终于插话说：“老叶今天忙乎了一天，给你找了处房子。简陋点，你先住着。以后再想办法吧。”
赵广陵望望泪眼婆娑的前妻，心中五味杂陈，柔情万种，肝肠寸断。叶世传当然一目了然，他嗯了一声，接过话来说：“工作的事情嘛，我跟厂里领导说了，有点难。按政策你进不来我们的工厂，你既不是从我们这里进去的，也不算我们的什么亲属。多少回城知青都没有工作呢。不过，我再三恳求，领导问你有没有什么技能？”
洪卫民连忙说：“老赵是个好木匠呢，是我们农场的四级木模工。只要是木头的东西，做哪样是哪样。”
“嗯。这个嘛，我再去问问。”叶世传说。
舒淑文说：“我们学校还缺个勤杂工，要么我去问问？”
叶世传斜了她一眼，“你不是说赵老弟是当年西南联大的高才生吗？当你们的校长都绰绰有余，怎么好让人家去干勤杂工？”
赵广陵明白这一眼的分量，便说：“不用麻烦了。我有技艺，现在还有点力气，应该饿不死的。再谢你们的收留之恩了。”他把杯中酒又干了。
晚饭后大家又闲聊了一阵，舒淑文像躲避什么似的去厨房洗碗，一洗就一个多小时。这时叶世传的女儿被她奶奶带回来了，这是一个六岁的小姑娘，皮肤黄黄的，眼睛亮亮的，很像她的妈妈。叶世传让她叫赵广陵叔叔。赵广陵脑子里过电影似的想到了自己吃错药死去的女儿豆秧，吃红烧肉胀死的豆荚，不知死于何种原因的豆角，还想到了舒淑文和他生活中最后一次怀孕被打掉的那个孩子。“我们这种反革命家庭，没有革命的温度，孵不出小鸡来，我们养的都是石头！” 现在这个小女孩多像豆秧啊。她生在一个革命的家庭里，必定会在革命的温度里健康、快乐、无忧无虑地成长。
赵广陵太喜爱这小姑娘了，他掏出五张十元的人民币，说来得匆忙，没有给孩子买什么，这点薄礼请收下吧。叶世传的眼睛亮了一下，想伸手却又在犹豫。这时在厨房里的舒淑文赶忙过来，把钱往赵广陵手里推，赵广陵又塞回去，舒淑文再推过来，两人推来塞去的，最后赵广陵一把抓住了舒淑文的手，强行把钱压在她手心里。这是他们八年之后第一次肌肤相亲，更是赵广陵八年多来第一次和异性接触。两人手上电光火石般过电，都同时哆嗦了一下，也都同时不再拉锯了。手和手仿佛黏在了一起。赵广陵觉得自己的心在融化，在崩溃，在发生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他看到了舒淑文散乱的目光，看到了一片红云飞上了她的双颊，看到了她的嘴唇在发白，还看到了舒淑文皓齿后面的舌头在说永远说不出来的话。可他唯独没有看见自己像个没有谈过恋爱的毛脚姑爷，笨拙、露骨、鲁莽，晚年春心昭然若揭。连那个只有一只眼的丈夫也一览无遗，他将手中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磕，一声炸雷落在屋子中央。
“搞什么搞？”叶世传不轻不重地喝了一声，“那是人家安家的钱，我们不能要。”
黏在一起的两只手终于分开了，两人都听见了皮肤撕裂的声音，心撕裂的声音，还有刚刚升起的春梦跌落的脆响。赵广陵讪讪地说：
“一点心意，一点心意。”
叶世传决绝地说：“心意我们领了。钱坚决不要。”
钱还在舒淑文手里，她像只徘徊的孔雀那样无枝可栖。“赵……你，你你还是把钱，拿回去吧。”她的手伸在半空中，如一座断桥。
赵广陵的倔强劲儿来了，“叶大哥，舒淑文，礼轻人意重。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就算是给我一个脸面吧。尽管我是个无脸的人。告辞了。”
他给洪卫民使了个眼色，转身便走。洪卫民左谢右谢，跟了出去。他们听见叶世传在身后说：“那就不送了。小舒，你去送送吧。”
不用看身后，赵广陵也知道舒淑文不会出来相送。月光正好，是下弦月，在高原城市的上空清澈透明。赵广陵两脚生风，好像在逃离什么。洪卫民说：“老赵，你忘记了拿房子的钥匙。”
“卧榻之侧，哼。”
“你说什么，老赵？”
赵广陵不想解释，又没头没脑地说：“刚才见面时，她第一句话就问‘回来了’，而没说‘出来了’。”
洪卫民想了想，说：“对啊，说明人家还把你当家人。”但他一回想刚才的情形，又感到害怕。可别闹出什么事儿，“真不明白你们这代人。”
赵广陵停了下来，望着前方的月亮，良久才说：“我们这代人，家国万里，命运多舛。命里就不该有家。”
“莫泄气，老赵。你人好，有本事，再安一个家还来得及。”
“我有何本事？”赵广陵气哼哼地反问道。
“你会木匠啊。谁不知道你手艺好。”
赵广陵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洪卫民，忽然对着黑暗中的空虚大喊：“天知道啊……”
两人回到旅社，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洪卫民计划再去找叶世传，帮赵广陵把那个说好的房间收拾好，让他先安顿下来，再慢慢联系工作的事，但他发现赵广陵双眼通红地从床上坐起来，一字一句地说：
“小洪同志，我随你回松山，今天就走。我申请留队工作，我的木工手艺，你们还用得着。”

19 战场实习生
20世纪80年代，国家正像大病初愈的巨人，一点一点地恢复元气。省公安厅副厅长周荣“文革”期间先是靠边站、挨批斗，然后蹲了两年监狱，还在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1980年终获平反，官复原职，还是回到他原来的办公室。一天，他整理自己办公室里的档案柜，在拉开一个抽屉时，忽然就像打开了一段被混乱的岁月尘封多年的往事。
“小段，准备一下，明天去松山劳改农场。”他对外间喊。
松山劳改农场还是从前那个模样，只不过劳改的犯人少多了，现在只关刑事犯。大批政治犯都平反释放，当然，政治犯的含义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像阚天雷这样的“文革”造反派，就从劳改干部变成干部劳改了。
公安厅副厅长到了劳改农场，当然是大事。农场的大小领导在大门口列队欢迎，寒暄之后落座吃饭。周荣坐下来就问：
“你们这里还有个叫赵广陵的人吗？”
场长忙回答道：“有。现在是我们农场劳动服务公司的副经理。”
“哦，干得不错嘛，叫他来。”周荣说。
场长犹豫了一下，说：“周副厅长，他是个留队人员。”
周荣面露愠色，“留队人员还不是国家职工？和我们大家是平等的。”
“是，是是是。周副厅长。我马上让人去叫。”
机灵的场长已经揣测出赵广陵和周荣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于是开始夸奖赵广陵，说他如何能干，“文革”结束后在农场的支持下办起了服务公司，原来我们以为他只会做木匠，没想到这个同志脑子特别好使，把农场的多种经营搞得风风火火。更没想到的是他文化水平特别高，给我们的劳改干部办文化学习班，编刊物、出报纸，样样都拿得上手。还搞了个英语补习班，好几个干部家属的孩子在他的辅导下都考上了大学，还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北大哩。连地方上的人都来请他。这几年保山地区的英语教师搞培训，年年都离不得他。地区教育局还想来调他，但我们怎么能放他走。周副厅长，他是我们松山农场改造出来的人才啊。
“那是人家的底子好。”周荣说。
说话间赵广陵进来了。他的头发更花白了，个子好像矮了一截，但脸膛红润，神色坦然，尽管还显得有些拘谨。周荣站起身，快步走过去，拉住了他的手，使劲摇晃。旁边的人都看得出来，两人眼光里的热度，赛过夏天里的怒江河谷。
晚饭后，周荣让秘书小段把想陪他喝茶打牌的农场领导挡回去，他说要跟赵广陵单独谈谈。招待所那间房间的灯光，通宵未熄。
1941年的深冬，赵岑和他的联大校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刘苍璧从成都校区被分到第九战区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直接上战场。刘苍璧是学防化防毒的，照理讲不该到第一线。那时中国第一次面对日军的毒气战和细菌战，许多士兵不得不用毛巾，甚至抓把树叶捂在鼻孔上、嚼进嘴里来抵挡日军的各种毒气，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糜烂型毒气，什么是窒息性毒气，什么是催泪型毒气。防化专业的学员下到部队顶多配属在师一级任防化参谋。但刘苍璧在军校期间组织了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聚集了一批思想左翼的同学。表面上看军校还比较开明，不妨碍学员们的各种课外活动，你在课堂上讨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没有问题，但到决定学员去向时，思想左翼的学员们就都被“高看三分”了。
赵岑是学员分队的分队长，刘苍璧虽然比他年长，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学习成绩都不比他差，但他由于被“另眼相待”，所以只是赵岑手下的队员。他们俩同时被分配到鄱阳湖边的一处基地，学习如何操控一种无人快艇。
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人给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多了。这种快艇也就比一条舢板稍大点，艇上装满烈性炸药，由无线电控制着去撞日军横行在长江上的军舰，其实就是一枚水面上的鱼雷。中国的海军已基本上打没了，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去搏击鬼子的军舰。
这种玩意儿虽说是美国货，但技术仍不过硬。无线电遥控器能控制的距离仅有两公里，距离越远操控能力越差。而日本人的舰炮火力威猛，你还没冲到他跟前，就已经把你打爆了。国军试了几次，均未成功。
只剩下两艘无人快艇了。战区长官部下了命令，组建敢死队，采用自杀式攻击，务必击沉日军战舰。两艘无人快艇被改造成有人驾驶，不外乎临时加了个方向舵，焊了两个铁座椅。
实际上这样的敢死队根本无须由军校的学员去充当，国家为培养他们花费了多少银子啊，更不用说他们还都是学有专长的人。但那天师政工部的一个上校主任来到学员分队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都是党国精英，国家需要你们杀身成仁，我党国军人岂可首鼠两端。刘苍璧，你如何看？
刘苍璧啪地一个立正，高声喊道：“为国家民族而死，正是卑职之荣耀。长官不用多说了，敢死队有我一个。”
赵岑连忙站起来，“报告长官，刘苍璧同学是学防化的，上军校前还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国家还有用得着他大才的时候。请长官再斟酌。”
“怎么，大学生就不可以为国赴死吗？”政工部主任训斥道。
“赵分队长，不用多说了。我去！”刘苍璧朗声说。
赵岑回头看了刘苍璧一眼，热血一下就冲到头顶了。他转身请缨：“报告长官，我是分队长，敢死队里应该有我一个！”
四个敢死队员挑选好，赵岑和刘苍璧一个艇，另外一个军校学员和一个中士班长一个艇。刘苍璧找到赵岑说：
“他们要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学员去送死，你这个优秀学员来凑啥子热闹？”赵岑那时在军校满脑子国家民族、三民主义、抗日杀敌，对政治派别不感兴趣，因此他的各项评分都很高。他能当学员分队的分队长，不是仅靠他身材高大，站在队列前孔武有力、仪表堂堂。
“学长，我就是不满他们公报私仇。大敌当前，还分什么左右。”
“老弟，这可是去送死。不是驾游览船。”刘苍璧虽然是实习分队的队员，但私下里学长就是学长，学弟还是学弟。
“你我从上军校那天起，生死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了。人家空军能驾机撞向鬼子军舰，我们当陆军的，有这样报国杀敌的机会，岂能错过？再说了，能和学长一起殉国，也是我们联大生的生死缘了。”赵岑悲怆地回答道。他和刘苍璧在1937年从长沙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到昆明时就认识。那时刘苍璧是大三的学生，也是他们那个学生旅行团的分队长。一路上新生赵岑没少得到他的照料。刘苍璧在三九年本来已经考上曾昭抡教授的研究生了，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投考了军校。当年和他一起考上研究生的同学，现在已经赴美国深造了。
赵岑对学理工科的同学一向是敬重有加的。中国积弱积贫、老是受列强欺负，跟我们不能靠科学兴国有很大关系。要富国强兵，建设现代化新型国家，没有理工科尖端人才绝对不行。都说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你得造出自己的来，才不会再挨打。他在联大上学时曾经去理工学院在昆明郊区的实验室找刘苍璧玩，他看见刘苍璧他们在泥地泥土墙茅屋顶的房子里自制蒸馏水搞实验，用搪瓷缸当烧杯。那一刻赵岑才明白西南联大有多刚毅坚卓，自强不息。他们文科学院的学生有老师脑子里的讲义就行了，理工科的学生没有实验室、实验器材，就有点像盲人摸象。刘苍璧说，这有什么，物理系的吴大猷教授还用木架子加一个三棱镜做成了分光仪呢。
刘苍璧是川东人，长江边长大，有巴蜀人的精明、豪爽、吃苦耐劳和坚韧。赵岑记得在联大时他为了挣生活费，跑到昆明防空司令部自行车队打工，这个部门的人在预行警报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穿梭，摇着小红旗通知人们赶快跑警报，空袭结束后他们又骑着自行车摇着绿旗子告知人们解除警报。这是个人人都往城外跑警报而他们却要顶着炸弹履行职责的活儿，许多人对此还颇有微词，一个联大学生，犯得着去冒这个险吗？赵岑曾经在一次跑警报的途中撞见过刘苍璧，他穿一双张口的布鞋，膝盖上两个大补丁特别耀眼。
那个春寒料峭的赴死之日让刘苍璧和赵岑两人永远难忘。长江上的晨雾像层薄纱般笼罩在江面上，极富诗意，又冷硬刺骨。这却是一个死亡即将降临的早晨，一个凄美得如同和死神共舞的早晨。头天情报说日军的一艘军舰，三艘炮艇将要通过第九战区的防区，长官部命令敢死队驾驶装满炸药的快艇头晚就在江心的一个沙洲边设伏，俟日军舰驶过，以飞蛾扑火之势，与敌舰同归于尽。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赵岑为了驱赶自己的紧张感，下意识地吟诵了一段诗句，他说，我们再没有春江花月夜的生活，再看不到长江上的月亮水了。坐在驾驶舱里的刘苍璧回头望了赵岑一眼，说，你们学文科的就是多愁善感。不过呢，我在大一选修了国文选读，听过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课，有段时间甚至想转到你们国文系去念。
赵岑为了挑起话头，故意说：“你是为了追我们系的女生吧？”
“你莫说我真的喜欢你们系的一个女生。”赵岑忙问追上没有。刘苍璧说，哪能呢，你们国文系的男生都是些铁公鸡。赵岑说，我们打篮球打不赢你们，女生们的眼光都在你们身上，那种时候我们羞耻啊。他想想又说：
“妈的，现在我终于可以让她们为我自豪一回了。”说得有些苍凉。
刘苍璧眼眶里瞬间浸满了泪水，他伸出一只手来，重重搭在赵岑的肩膀上，“前几天我看见报纸上说，日本人的飞机又去轰炸我们联大了。炸毁了我们的男生宿舍和图书馆。梅贻琦校长发了全国通电。此仇不报，枉为联大学子！”
“这帮禽兽，是想毁我中华文脉啊。”
“龟儿子休想。”
“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到把军舰开到东京湾，坦克开到日本的皇宫前，让他们俯首称臣啊？”
“我们有这个实力也不会去，我们中国人太善良。我们能够夺回被侵占的领土，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就像你们国文系的一个诗人写的那样：从地上来的，从地上打回去。从海上来的，从海上打回去。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那时我们的国家就足够强大了。”
“可惜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了。”
“如果我们还在念书，和平建设几十年，小日本这种鸡屎大点的国家，看都不耐烦看他龟儿子一眼。”
“就是。”赵岑附和着说，“真怀念读书的日子。挟着课本在翠湖边读书烤太阳。有点钱了，就去湖边的茶馆坐坐。沏一壶茶，听两段云南花灯，神仙啊。”
“我听不懂云南花灯，我喜欢川剧。”
忽然两人都不说话了，只有江水一浪又一浪地拍打沙岸，像婴儿在母亲怀里的吸吮，温柔而动听。联大的校舍、教室、图书馆、球场，仿佛就在那浓雾中，犹如海市蜃楼般美妙；有朗朗的读书声隐约传来，有先生们抑扬顿挫的话语在耳边回响，还有校园里的鸟鸣，女生们的莺歌燕语，阳光在树叶间跳跃的脚步声，以及图书馆的书本被沙沙翻动的宁静。这雾锁长江的早晨，江面静谧得让人听得见睡醒了的鱼儿冒出水面打出的哈欠，远处的水鸟在江边的芦苇丛中梳洗羽毛时抖落的水珠。如果没有战争，这该是一幅多么恬淡雅致的水墨画啊。但此刻，这宁静正被刀尖挑着，一丝风儿也可将它刺穿。
长时间的沉默后，赵岑说：“学长，给你看样东西。”他解开身上的棉衣，从腰上解下那面“死字旗”来。
刘苍璧把“死字旗”展开仔细念了一遍，感慨地说：“‘伤时拭血，死后裹身’，老弟，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没想到第一次出征，就用上了。”赵岑把“死字旗”重新裹在腰上，眼睛里涌动起泪水。
刘苍璧也大动感情，他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从驾驶舱里爬出来，“你来负责驾驶，我来管机枪。等会儿冲到敌舰五百米左右时，你先跳船。”
赵岑瞪大了眼睛，“老兄，怎么可以跳船？逃回去也是要枪毙的！”
刘苍璧狡黠地笑了，他从挎包里翻出一个遥控器来，晃了晃说：“我们有这个。”
“哪里来的遥控器，不是早被他们拆了吗？”
“昨天下午我已经把两艘艇改造过来了。你看这个分电开关，向左拨是有人驾驶，向右拨是无人遥控。这帮哈脑壳，就不晓得动动脑筋。我们接近敌舰时，再跳船用遥控。这时信号强，就好操控了。”
学理工出身的就是不一样。 赵岑眨了眨眼睛，“那……那我们就不用去送死了？”
刘苍璧点了下赵岑的额头，“老弟，打仗的目的是啥子？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嘛。消灭这点小鬼子，就把我们俩的命搭上，不值。”
赵岑想了想说：“我是分队长，还是你先跳吧。万一你的遥控器不灵了呢？”
刘苍璧自信地说：“这点雕虫小技，我还没把握，就白上联大了。电学上的事，你不要跟我争。我可以去听你们文科的课，你却听不懂我们理科的课吧？”
赵岑顿感自卑，便解嘲道：“主要是理科女生少。”
刘苍璧哈了一声，说你们那边的尼姑多，我们理工学院的和尚不来文法学院转转，阴阳不平衡。正说着忽然就传来一阵马达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恐怖，仿佛不是几艘军舰正开过来，而是正在开启的绞肉机。以至于开初两人都听得头皮发麻，两眼发愣，差点忘记自己的任务了。还是刘苍璧先清醒过来，大喊一声：“上啊！快吹哨子。”
赵岑脖子上挂着哨子，负责指挥两艘死亡之艇攻击。他忙把哨子塞进嘴里，吹了几下，竟然吹不响！急得他汗水都下来了。刘苍璧问，啷个啦？赵岑窘迫地说，冻住了，可能……刘苍璧又喊：“启动，启动！他们听到我们的马达声会跟上来的。”
赵岑拧开了点火开关，快艇吼叫一声射出去。他回头看时，另一艘艇也冲上来了。雾中的江面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得朝着马达声更大的方向疾驰。忽然有枪炮声传来了，一些苍白的火光在闪烁，像雾中开放的狼毒花。刘苍璧边用机枪还击边喊道，就是那边，冲！此刻快艇前方和周边不断有水柱升起来，江面就像开了锅。冲了不到一千米，身后传来一声震天巨响，他们不用回头看就知道姊妹艇被击中了。赵岑大喊一声：“狗日的日本鬼子，老子们跟你拼了！”
已经看得见敌舰的轮廓了，军舰上炮口火光闪耀，黑烟团团冒出。刘苍璧喊道：“撞那个大家伙！”
大家伙就是那艘排水量三千多吨的军舰，几艘小炮艇拱卫着它，而且它的火力更猛更肆虐。赵岑驾驶快艇绕着“S”形，那时他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死，而是害怕重蹈了姊妹艇的覆辙，出师未捷身先死。好在快艇改成有人驾驶后，航速快多了，它像穿行在弹雨中的勇敢海燕，在江面上画着优美的弧线，编制着抛向日本人的死亡绳索，越收越紧了。
“兄弟，快跳！”刘苍璧喊道。赵岑看到他已经把机枪丢在一边，手里抓起了遥控器。他翻身就跳进了江里。等他从水里冒出头来时，他还看得见快艇上那个背影岿然不动。赵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学长啊，你怎么还不跳？一个浪头打来，将赵岑埋了下去，再次浮上水面时，他听见一声翻江倒海般的炸响，鬼子的军舰被一团巨大的红光包裹。随即黑烟升起来了，烈火燃起来了，军舰上的鬼子像大火中的蚂蚱一样纷纷往江里跳。
“哈哈！狗日的日本鬼子……”赵岑兴奋得从水中一跃而起，像梁山好汉里的浪里白跳张顺，他一拳砸在江面上，把长江都砸了一个洞了。
可是我的学长呢？他对着血色江面声嘶力竭地喊：“刘苍璧——”
“刘苍璧，这个名字我在心里念叨了三十多年。”赵广陵说。
“赵岑，这个人我也寻找了三十多年啊。”周荣说。
那个夜晚两个老兵促膝长谈，把时光拉回到了烽火连天的光荣岁月。烟蒂插满了烟缸，烟雾让他们仿佛沉浸在战场上的硝烟之中。他们的头发都一样花白了，稀疏了。赵广陵虽然岁数小一点，但看上去苍老得多，更像一个大山里质朴的老农民。而周荣虽然也受了十来年磨难，但依然汉官威仪，器宇轩昂。赵广陵时而在屋子里兜圈子，时而从椅子上溜下来蹲在地上和老同学说话。以至于周荣说，别蹲着，坐下来说话嘛。他当然知道当过犯人的人，对蹲着说话有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因此周荣不能不感叹道：
“我还是喜欢那个时候的赵岑，年轻、威武、侠义肝胆。”
赵广陵回敬道：“我还喜欢那个时候的刘苍璧呢，聪明、朴素，勇于担当，像个大哥般敦厚。”
周荣再次感叹：“可惜啊，当年你要是听我的，何至于这些年……”
赵广陵抓起桌子上的一支烟又点上，狠狠地吸了几口，吸得直咳嗽。然后他说：“为打日本人，吃这些苦，我不后悔。生命中所有的付出，都是命运的安排，都有价值和意义。”
周荣想反驳，但话说出来却是：“你少抽点吧，我看你肺上有毛病了，呼噜呼噜的像个风箱。明天跟我回昆明，找人给你照个片。然后呢，再给你安排个工作。”
“不要。”赵广陵像个倔强的老小孩，“这次我还是不听你的。”
“你个龟儿子的，过去是‘小滇票’，现在成了‘老滇票’，更犟了！”

20 无为在歧路
1942年元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的学员在成都提前毕业。按抗战时规定，军校毕业学员一律开赴前线，任中尉排长。当然也有个别成绩优秀的学员，会被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些大机关或者各战区的长官司令部选用为参谋。比如像步兵科各项科目平均第一的赵岑，军政部来了一纸函，指名道姓地要他去重庆报到。
军校的学员大多是些热血青年，将能到战事最艰苦、最激烈的战区服役视为荣耀，像正打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浙赣一带的第三战区，尤其是即将开赴滇缅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更是一支让无数有志青年倾心向往的部队。学员们已经提前得到消息说，这支部队将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亲自挂帅指挥，武器装备相对先进。上了军校的学员哪个不心高气傲，踌躇满志，渴望金戈铁马、大兵团作战？钻山沟打游击只是那些土八路干的事情。如果说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是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的话，军校毕业生就是眼睛充血的好斗小公牛了。不过，他们都明白国军部队里派系山头林立，军阀主义肆虐，哪个一心想报国杀敌的青年军人愿意陷进那个大酱缸？就像任何大学毕业生都想找一个有前途的好工作一样，军校生自然想去那些能大干一场的部队。军旅诗人廖志弘就不惜写下血书，终于获得去远征军报到的光荣。
当年从西南联大来的三个同学中刘苍璧的去向最差，他奉令到第二战区阎锡山的长官司令部报到。那里虽说也是正面战场，但几乎只算是游击区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到第二战区的学员，大都是差生和不受校方待见的人。即便像刘苍璧这种在实习期间立了战功的学员，因为思想左翼，就不能到中央军的嫡系部队了。
但刘苍璧还不是最郁闷的，赵岑才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见人。他已经觉察到来自同学们嘲讽的眼光。“让那些娘娘腔去重庆陪贵妇人们跳舞吧。”有一天他在食堂里打饭时听到身后有人讥笑。他一怒之下，将手中的搪瓷缸摔了，扭身就往学校政工部跑。他找到政工部学生科科长白啸尘，说自己近来悉心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游击战法颇有心得，希望去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部效命。白啸尘惊讶得好像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了匪情，说一个笃信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怎么能去读赤匪头目的书？赵岑那天就是专门去顶撞他的，言之凿凿地说《论持久战》是经政府审查通过的书，何以不能读？教学大纲上的好多科目还是日本陆军大学的教材，我们是否更不能读？白啸尘拍起了桌子，真动气了，说他放肆，说他辜负了蒋校长，辜负了学校的栽培。赵岑也不客气地回敬道，学生只是不敢辜负国家民族。白啸尘气得无话可说，只得把手指向了大门，向右——转。滚出去！
其实赵岑早就瞄准了第二战区了。从江西实习回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倒不是思想左翼的刘苍璧对他有多大影响，也不是《论持久战》让他看到了游击战的希望，而是正面战场的现状已然让他失望。官吏腐败，军官吃空饷，军阀封建，抗战不力，这是任何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学生官难以忍受的，何况他们还有西南联大的底子。赵岑不想去做那种随波逐流的“革命军人”。
“处置”很快下来了，不服从分配的赵岑如愿以偿，到第二战区报到。人家要你向右转，你偏要向左。刘苍璧曾经打趣赵岑。赵岑的回答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左代表了进步的方向，从文学到政治。
和刘苍璧、赵岑一起分到第二战区的还有两个学员施维勤和卞新和。他们从成都出发翻越秦岭，一路上舟车劳顿，一直走到晋南大地，赵岑的目光一直在往左看，总是在一些路口问，左边去哪个县，再往左走又该到哪个地方。有一回卞新和实在不耐烦了，就回了一句，再往左就走到延安去了。
还记得是这年的正月初七，下午他们来到山西洪洞县一个叫刘村的镇子，找到一个姓刘的保长，递上军校的派遣证和政府开的公函。保长是个五十开外的中年人，精明狡猾，能说会道。他一边说，嚯，去太原府啊；一边朝身后的人比画了三个手指头。马上就有人把他们迎进一个院子里，端茶送水，很是热情。炮科毕业的施维勤还感慨道：敌后的民众，抗日热情还蛮高的嘛。
在等吃晚饭时，四个军校毕业生和刘保长聊天，刘苍璧和他认本家，还说听自己的祖父讲，当年祖先就是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四川的，说不定这里就是自己的祖坟之地，等打败了日本人，就来这里祭祖认宗。一路上心情良好的赵岑亮了一嗓子，“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君子听我言。”刘苍璧推了他一掌，爬爬爬，班门弄斧也不能在洪洞县唱《玉堂春》啊。都发配来敌后打游击了，还那么哈头哈脑的。
毕竟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官，不知道敌后战场形势的复杂。出事那个下午，吃晚饭时，刘保长叫了两个人来作陪。酒杯刚刚端起来，一个甲长慌慌忙忙跑进来，对着刘保长耳语几声。刘保长起身就往屋外走，还不断将手掌在身后握起又放开。那两个来当陪客的大惊失色，忙说糟了糟了，老总们快跑。
已经来不及了。一群穿灰色军服的人眨眼就包围了镇公所。一个排长举着盒子炮带人冲了进来，四个军校生糊里糊涂地就当了“皇协军”的俘虏。
刘保长叫那个“皇协军”军官高排长。他是个长得很敦实的北方汉子，浓眉大眼，手脚麻利，要是脱了这身灰皮，怎么看也不像个汉奸。他的手下搜出了军校的派遣证和公函，这个家伙像唱戏一样吆喝起来。“嗬嗬，还抓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老总啊！了不得的大人物哟。你们军校的教官就没有教过你们吃饭时要派个岗哨？”
刘保长点头哈腰地说：“高排长，他们是学生，不懂，不懂哦！”
“不懂？不懂跑到俺这地面上来作啥？”
刘保长又说：“路过，路过，他们要去太原府。明天就送他们走。”
“走个屁！”高排长眼睛一横，“孙班长，给俺把他们推墙边去，毙了！”
四个人被捆起来推到了墙边，一排士兵稀里哗啦地拉枪栓。四个军校生就像还在一场噩梦中没有醒过来，互相惶恐地望着，仿佛都在问：就这样被人给毙了？刘保长却急了，不断给高排长作揖，说老总开开恩吧，都是中国人，何必动刀动枪的。说不定哪天大家还低头不见抬头见哩。但高排长根本不听，他叫人搬了张凳子来，自己坐在对面，说俺倒要看看这些军校学生枪子儿打不打得倒。当年老子报考他们的学校，他们的门槛高着哩。
刘苍璧鄙夷地说：“你只配当汉奸。”施维勤和卞新和也喊“汉奸”“狗奴才”。赵岑恨恨地看着刘保长，“真他妈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他认为他们中了刘保长的奸计了。
刘保长忽然变魔术般在手里现出一块怀表来，金灿灿的表链夺人眼目，嘴里亲热地说：“兄弟，拿着。算是给兄弟拜个晚年吧。刚过了年，就开杀戒也不好。兄弟，我家里还有半扇猪，今晚就给弟兄们炖了，好好喝一盅。”
高排长斜了那怀表一眼，挥手就将它挡回去了。“你也来羞辱俺？这四条人命就只值一块表和半扇猪？要是他们抓到俺，还不是像俺对他们一样？”
“老总们不会的，不会的。都是中国人，出来混饭吃不容易。”刘保长的汗水渗出脑门了，仿佛要挨枪子的是他。
高排长悠闲地叼上一支烟，刘保长赶快给他点上。他们今天遇上一个话篓子了，“你说对啦，都是中国人，凭什么说我就是汉奸？我帮日本人做事，防俄防共，维持治安，我就是狗奴才，是汉奸。重庆的蒋委员长背后还不是站着美国佬，他是不是最大的汉奸？这几个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小汉奸？延安的共产党背后是俄国赤匪，他们是不是汉奸？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中国人公认的大汉奸，可清王朝坐江山两百多年，你我的祖上不是都当过汉奸？天道不公，官吏腐败，军阀混战，就会有你们说的汉奸。你们为了这主义那主义，把国家搞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是不是败家子卖国贼？你国家自己没治理好，军阀、共产党、国民党打来斗去，乱成一团，还怪老百姓去当人家的顺民。你有本事你打到日本去、打到美国去，他们也会出日奸、美奸。你们在救国图存，难道我们不是？人活下去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你管他帮哪个做事。”
刘苍璧鄙夷地说：“你是个良知被狗吃了的人。”
赵岑说：“人都不是。闻着骨头就认主子的狗而已。”
高排长站起来，脸色铁青，大喝一声：“举枪——”
一排伪军哗啦啦就把枪抬平了，对准四个学生官。施维勤忽然双腿一软，跪下去了。他说：“老总，饶了我们吧。求求你了。”
刘苍璧羞愤地喝了一声：“站起来，软骨头！”赵岑伸手去拉他，却怎么也拉不起来。而卞新和也在这一刻崩溃了，虽然没有跪下，但他掩面而泣，“我才二十二岁，什么都没有干，老总……”
高排长舒适地伸伸腰，把袖子捋到手肘，虎着眼攥着拳头走到他们面前。一个男人是不是条好汉，只有当他面对行刑队时才高下立判；而战争年代，死是太容易的事情了，不容易的是一个要活下去的中国人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气节。这个伪军军官太明白这一点了。因此他冷笑着说：
“好吧，俺也不杀你们了，指头都不动你们一根。明天送你们去见皇军。俺倒要看看，你们那个门槛高的军校会不会出汉奸。来呀，把他们先关起来。”
他们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外面有两个岗哨。四个学生官最感到气恼的还不是刚才受到的羞辱，而是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成了敌人的俘虏。
“唉，学得满腹经纶，练得一身武艺，没想到栽在这几个小蟊贼手里了。”赵岑蜷缩在土炕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南方人第一次在这硬邦邦的玩意儿上睡觉，就像睡在地上。没有上床的感觉，便没有睡意。
刘苍璧也气哼哼地说：“日本鬼子没见着，倒先见着汉奸了，真是滑稽。毕业第一课啊，让我们晓得抗日有多难。”
四个学生官走上前线时面临的第一个抉择竟然是要不要当汉奸？卞新和担忧地问：明天把我们送到鬼子手上，会不会拷打我们呢？施维勤说，拷打你算轻的，逼你当汉奸那才麻烦。刘苍璧说，我一定一头撞死。赵岑应和道，对，死也不当汉奸。但另外两个人沉默了，似乎在当汉奸和死之间难以选择。刘苍璧和赵岑目光对视了一下，这两个软骨头八成是要当汉奸了。刚才他们的表现，连刘苍璧和赵岑都为有这样的同伴而丢脸。看来即便在同一所军校，接受同一种主义的教育，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不当汉奸。国家混乱如斯，主义多如牛毛，连汉奸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在救国救亡。中国人哪，你的国家受人欺负，难道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过了许久卞新和才说，要是那个家伙当年考上了军校，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一劫了吧？刘苍璧回了一句，骨头软的人，必定会当汉奸。自古都是。
夜半时分，村子外忽然传来一阵枪声，然后是急促跑动的脚步声。四个人迷迷糊糊中赶紧爬起来，刘苍璧往窗外听了会儿，说，岗哨好像撤了。我们赶紧想办法跑。正说着门打开了，刘保长掌了一盏灯进来，后面跟着高排长和两个端着机枪的兵。刘苍璧他们心里一沉，这下完了，人家要“清仓”了。没想到高排长双手一抱拳：
“各位老总，今天算是见过了。以后战场上相见，别忘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说完转身就走。大家还在发愣时，刘保长右手比了个八字，说：
“这个来了，老总们有救了。”
赵岑大叫一声：“哈哈，踏破铁鞋啊。”
其他三个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卞新和说：“高兴个屁，还不是再当别人的俘虏。”
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村庄，“皇协军”胡乱放了几枪就跑了。要是他们知道这支游击队的武器装备的话，也许他们还会在自己的主子面前立上一功。天亮时四个被解救的军校毕业生才发现，这支队伍总共只有两支汉阳造步枪，几颗手榴弹，四五支火枪，其余的就是大刀和长矛了。与其说他们是一支队伍，还不如说是看家护院的乡勇，也许连乡勇手上的家伙都比他们好。
这就是八路啊？
刘保长看上去跟这些人也很熟，四处张罗着为他们做早饭。游击队梁队长是个乡村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留小分头，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他对刘苍璧他们倒是很客气，开初说可以护送他们到太原，后来又说，你们是念过军校的人才，不如先留在我们队伍里干一段时间。国民党共产党的队伍都是打日本人，哪里都一样嘛。
堂堂军校毕业生，怎么愿意跟这些土八路打游击？将来回到国军那边又该如何交代？但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又有强留的意思，想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况且赵岑对参加游击队有极大的热情，首先表态愿意加入。刘苍璧看施维勤和卞新和在犹豫，便说就当是一次实习吧。
就这样跟游击队开始了钻山沟的军旅生涯。这支游击队有一百多号人，梁队长是个典型的乡村秀才，好读《水浒》和《三国演义》，他说日本鬼子来了后他在父亲的鼓动下，卖了几十亩好地，就拉杆子上山跟日本人干了。那时也不属于任何党派，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后来共产党收编了他们，派来了一个政委，但在去年鬼子扫荡时战死了，现在新的政委还没有派到。他们属于八路军晋南军分区下面的第三支队第二大队。梁队长还说，刘保长其实也是他们的人。刘村这个地方，国、共、汪伪伪军都经常去。国军的人去了，他就往身后比画三个指头，意思是信三民主义的人来了；八路军去了，他就比画个八字；伪军来了，他就把拳头攥紧又放开。他身后的人就知道怎么应付了。这种人晋南一带多了，说他们是汉奸吧又不全是，哪路人马来了他都要应付。毕竟是老百姓嘛，难。你们就是他派人叫我来救的，你们要是真被抓走了，他在政府那边也不好交代。
赵岑好奇地问：“那个共产党的政委，人怎么样？”
梁队长说：“是条好汉。上次扫荡，我们被鬼子追了三天三夜，曹政委后来带几个人引开了敌人，就再没有回来了。”
施维勤问：“共产党政委是不是经常给你们洗脑？”
“嗯，开会学习的时候多，军事训练少。我留你们，就想借用一下各位的高才，训练一下我的队伍。”
卞新和嘀咕了一句：“可是你连枪都不给我们一支。”
梁队长笑了，“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我们曹政委教大家唱的。这样吧，给你们一人一颗手榴弹。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扔出去。”
跟着这支寒碜到家的游击队在大山沟里转了半个多月，没有打过一次仗。唯一有点刺激的是有个夜晚游击队奉命去骚扰敌人。游击队员们摸到离鬼子炮楼约三百米的地沟里，往炮楼方向放了几枪，然后敲锣打鼓地呐喊起来。炮楼上鬼子的机枪马上就打过来了，探照灯也射过来了。鬼子不出来，游击队也不进攻，就像在逗猴子玩，闹得炮楼里的鬼子一宿未睡，天快亮时游击队就撤了。梁队长解释说，这就是毛主席的“敌驻我扰”。
如果说“敌驻我扰”尚可接受的话，有一次未遂的伏击战就让四个军校学员彻底对这支队伍失望了。那是一次巧遇。游击队在转移中忽然与一支鬼子的车队撞上了。当时游击队在山上，利用灌木岩石掩护没让坡下公路上的鬼子发现。赵岑看到一辆敞篷吉普，后排坐了个满脸大胡子的老鬼子，正抽着烟和车上的鬼子谈笑风生。公路坑坑洼洼的，车速很慢，鬼子烟头上的红光都看得清清楚楚。赵岑估计这老鬼子至少是个大佐一级的军官。他悄声对梁队长说，把你的枪给我，我一枪可干掉那个老鬼子。但梁队长说，不能打。没见后面卡车上那一车鬼子，还有机枪哩。赵岑急了，掏出自己的手榴弹就想扔出去。梁队长死死压下他的手，厉声说，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们过后我们撤。
第二天四个军校学员自动脱离了这支游击队。梁队长也没有派人追，道不同不相与谋。一路上赵岑还气咻咻地说，这种打法，游而不击，日本鬼子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中国。施维勤笑着说，政府的报纸讲土八路“游无敌之击，击无辜之民”，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刘苍璧马上反驳道，你们难道就没有看到游击区那些被发动起来的抗日民众？没看到游击队讲给他们抗日的道理、动员他们组织了那么多抗日武装？这倒是事实，共产党的游击区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识字班，读书会，武装群众，坚壁清野，连儿童都有一支长矛。这些生气勃勃的面貌是在国统区里看不到的。
卞新和站在施维勤一边，他也在抱怨赵岑，说当初还不是你急慌慌地要加入游击队，以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可以打游击战了。我们简直跟落草为寇差不多。刘苍璧的态度那时比较孤单，尽管他看问题要客观一些。他说，游击队那几杆破枪，要是袭击了鬼子的车队，我们八成是脱不了身了。人家梁队长要保存实力。赵岑呛了他一句，说都想着保存实力，这日本人谁来打？小鬼子这么猖狂，就是料定我们不敢跟他们干。
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跟战场上的差距就这么大。四个学生官对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施维勤是炮科毕业的，卞新和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他们的专长在游击队里显然毫无用武之地，他们认为还是应该去找阎长官报到。学防化的刘苍璧却出人意料地说，我在晋城那边还有个亲戚，我想先过去看看。他给赵岑使了个眼色，赵岑犹豫了一下，我跟你去吧，反正离报到的最后期限还有一周。
在游击队时，刘苍璧和赵岑就打听出晋城有个八路军办事处，梁队长说办事处是专门为延安招贤纳士的，好多有志青年都通过那里去了延安。有军人，有青年学生，还有作家诗人和演员。赵岑当时就听得眼睛发亮，刘苍璧当然对这位老弟的心思明察秋毫了。他是不受国民党待见的人，他只是不明白赵岑为什么也对延安那么心神向往。在军校时，他们虽然都思想左翼，还有生死之交，但还是不好询问对方是不是倾向共产党的人。
晋城八路军办事处是个不起眼的小院落，门口也没有岗哨，两个军校毕业生到了晋城后，雇了辆驴车径直来到办事处门口，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留齐耳短发、穿着臃肿棉军服中学生模样的女兵出来问他们要找谁。两人都拘谨了一下，赵岑才说，找你们长官。女兵说我们领导在开会学习。你们先到会客厅坐坐吧。
会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面对正门的墙上悬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这是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刘苍璧将四幅画像一一仔细观赏过，感叹地说：
“原来他们长这个样子啊！”
赵岑却说：“既然都在国民政府统领之下，怎么没有国父的画像呢？”他在任何军政机关，看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太多了。共产党的会议室，第一次让他不适应。
那个女兵提来了水壶，热情地招呼他们喝水，问：“你们是从国民党部队那边来的？”
赵岑这才发现这个女兵算得上漂亮，要是穿身学生装或者旗袍的话，绝对是个美人。都说八路土，把漂亮女生打扮成村姑，那才叫浪费美。他心里有怜香惜玉般的惋惜，便想逗一逗人家：“你怎么认定我们是国民党呢？”
女兵认真地说：“你们国民党，和我们八路军，看一看就知道。”
“哈哈，我们哪点跟你们不一样呢？是我们脑门上刻有国民党三个字，还是你们流的血是红色的，而我们的是白色的？”
女兵愣了一下，脸红了，说：“就是不一样。”
赵岑乐了，忘乎所以地问：“小姐，我想知道为什么？”
女兵正色道：“我不是你们的资产阶级小姐，叫我同志。”女兵转身走了，鼻孔里还哼了一声。赵岑冲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刘苍璧埋怨道：“你搞啥子嘛，来人家的地盘上，要谦逊点。”
来晋城的路上两人曾经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刘苍璧说他在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了。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场上丧师失地，民众没有彻底发动起来，上层官僚腐败，尸位素餐，前线指挥官要么只想保存实力，要么互相猜忌，窝里斗。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眼下这个制度有问题，跟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有关。而共产党倡导的革命是先进的、可行的。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土地革命纲领，让刘苍璧这种来自农家的弟子更为倾慕。土地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赵岑那时对共产党的认识没有刘苍璧深刻，他是抱定主意不在国民党部队干了。你思想活跃一点，多看几本党国不喜欢的书，说了一些与领袖相左的话，就被视为异己。一个政党的领袖心胸狭隘到这种地步，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让人民有自由的选择，民主的权利，这样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战胜了日本又如何？还不是一个封建专制独裁的国家。而共产党那边就像重庆雾气沉沉的天空之外出现了一片晴朗的天。那里有民主选举的政府，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抗日的部队。共产党讲联合，搞民族统一战线，倡导组建联合政府，多党派和平共存，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赵岑还有一个观点与刘苍璧不谋而合。他们都向往去一支崭新的抗日部队，一支有文化的部队。哪怕它土一点，穷一点，但人家有鲁艺呢。一个以大师之名专门建一所艺术院校的政党，再穷再弱小，也是有品位的。而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弱势的那一边，选择有品位的人生。
赵岑那时还有个梦想，他热爱舞台艺术，热爱进步文艺。如果他能在延安的鲁艺深造，能够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唤醒更多的民众走上抗日前线，或许比他拿枪上阵作用更大。就像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救一个人是小事，救大众，才是有志男儿该做的大事业。这样也不枉费西南联大人文精神的培养。
两人在八路军的会议室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共产党的学习真是认真。天快黑时一个中年人才快步走进来，不失热情地说欢迎二位来我们办事处做客。两位从哪里来啊？
刘苍璧怕赵岑再像刚才那样冒失，便“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到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报到。但我们想去延安投八路，请长官多多关照。”说完递上两人的派遣证和公函。
“不要叫长官，叫同志。我姓杨，叫我杨同志好了。”
杨同志很快看完了他们的材料，很高兴地说：“你们两位，都是我党需要的人才啊。欢迎欢迎。”又再次过来跟他们握手。然后又问：“是谁介绍你们来的呢？”
刘苍璧说：“没有哪个介绍。我们是自愿来的。”
杨同志愣了一下，但很快用笑脸掩饰了心中的疑惑，“好啊，革命是要靠自觉的。你们向往革命的精神，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敏感的赵岑察觉出了杨同志热情温度的下降，忙说：“我们在八路的一支游击队里待过一段时间，但我们都是有大志向的青年，认为去延安更能为国家民族做更多的贡献。杨……同志，我们可以去延安了吗？”
“这个嘛，你们还得等一些日子。杨同志斟词酌句地说，“你们知道，国民党方面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设了些障碍，阻止进步青年的追求。尤其是你们现在的身份，困难很大。不过，我们有办法将所有向往延安的革命青年都安全地送达。你们先住下来，休息休息，革命不是一两天就成功的嘛。走，我们先去吃饭。”
他们和办事处的人一起吃晚饭，一人一碗小米粥，两个窝窝头。大家端着碗蹲在一起，其乐融融。刘苍璧和赵岑才知道，杨同志是这里最大的长官，办事处主任，而且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杨主任还是他们的学长，人家是北大30届的，老“民先”队员。刘苍璧用筷子指着赵岑说，他也是北大的，我是南开的，不过我们都是联大生了。杨主任笑呵呵地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真该跟你们干一杯。不过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没有酒。
他们没想到在八路军办事处一等就是一个多月。天天小米粥窝窝头，难得有一顿好伙食。八路真是艰苦。赵岑说。不过都是吃过苦的人，也不在乎这些。两人焦急的是为什么迟迟不能启程。杨主任一会儿说要找车，一会儿说要等人齐，一会儿又说延安那边在搞整风运动，工作实在太忙，还没有派出来接他们的人。两人除了被分别谈了几次话，填了几张表外，就没有什么事了。这期间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有青年学生，中学老师，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政府职员，甚至还有一对逃婚的情侣。他们全都带着对现实的憎恶而向往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总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会在书面上，在传说中，在梦想里。人一旦有了自由的精神，闯荡天下的勇气，叛逆社会的决心，延安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实现梦想的圣地。一个坏的世界如果有了对立面，哪怕它再偏远，再艰苦，再不可捉摸，有勇气的人都会不管不顾地向它奔去。那对逃婚的情人，男的看上去是个大户人家子弟，女的大约是个舞女。他们从上海一路风雨兼程地奔赴延安，一到办事处就脱下礼帽、呢大衣、西装、皮鞋和旗袍，换上八路军的棉军服，端起小米粥就喝。新鲜有趣的生活啊，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日子啊。聚集了十来个人后，办事处就组织他们学习，读文件，听报告，介绍边区生活，还唱歌、郊游。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让人觉得乌托邦并不只是一种幻想。
有一天赵岑无聊时问刘苍璧，你不是说在晋城有亲戚吗？我们去你亲戚家打个牙祭吧。刘苍璧笑笑说，我的亲戚就是共产党啊。赵岑说，学长，这共产党跟我们想象的还是不一样。刘苍璧问，比你想象的好还是坏呢？赵岑欲言又止，然后说，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刘苍璧说，哪一种现实和理想没有差距？你是不是看到那个兰小丹对你态度不好，就认为共产党都不好？瞎扯。赵岑说。我是有媳妇的人，难道还能打她的主意？兰小丹就是那个女兵，第一天和赵岑说了几句话后，就不怎么理他们了，永远是一张严肃认真的脸。赵岑曾有些懊悔地对刘苍璧说，看来我们真被当成国民党了。赵岑还在和新来的人交流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们都是有介绍函的，连那对逃婚的情人都有，有的人甚至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们一到办事处就是同志，是战友，有回家的感觉。唯有赵岑他们两个来路不明，身份可疑。尽管他们的去向明确，但还是感觉和那些人有隔阂。
每当赵岑和刘苍璧说起自己心中的疑惑时，刘苍璧就说，任何政党，只要它有个远大的目标，正确的方向，民主的政治环境，我们就跟随它。就像物质是由细胞组成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有用的一样。你要看全局。
赵岑是学文的人，他看细节。见微知著，是智者的洞察力，也是文人的敏感和想象力，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局限，他们很可能犯一叶障目的错误，也可能从一个眼神，就能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世界的复杂乾坤。他们对人生走向的判断，如果不是理性的，便把它交付于激情了。而激情，是渗透在一个文人血脉里的因子，它会在血管里海潮般涨起，又潮水般退去。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停在了晋城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急迫地要去延安的人们欢天喜地地往车上搬行李，背包、大皮箱、麻袋、木箱，甚至连羊都推上去了两只。这是那对逃婚的情人专门从集市上买来的，人们已经得知延安生活很艰苦，那个富家子弟曾对他的恋人说，我们自己养羊，我去参加革命，你在家当我的牧羊姑娘。那对羊死也不肯上车，乱蹶蹄子，好不容易抱上车，它一纵身又越过车挡板逃了。人们又乱哄哄地满地抓羊。在一通手忙脚乱后，领队清点人数，点来点去，发现少了一个人。
赵岑不见了。
刘苍璧急得一头汗，院里院外到处乱窜，扯开嗓子大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在帮忙寻找。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见人。最后杨主任失望地说：“算了，不找了。这种人去了延安也会当逃兵。”
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晋城，刘苍璧还在四处张望，车已经开出几十里地了，他还认为赵岑会忽然出现在某个路口、某棵树下，向他们挥手。连绵的山梁到处灰扑扑的，一个人影也不见。赵岑看来是赶不上这趟通往革命圣地的汽车，存心与革命的道路背道而驰了。难道他不想去上鲁艺了吗？难道他被延安的艰苦吓倒了吗？显然这都不是理由。刘苍璧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敢参加敢死队的人，一个从江西战场实习回来后就一心向“左”的人，一个奉鲁迅为祖师爷的人，在再迈一步就可到延安的关键时刻，会怕吃苦，会放弃对进步的追求，放弃上鲁艺的机会。
一路上，车上的年轻人慷慨激昂地唱着革命的歌儿。“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刘苍璧想起赵岑曾经给他吟诵过的这句古诗，想起他们“联大三剑客”离开军校时，在成都的一家小酒馆喝的道别酒，想起他们对未来人生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行的争论，他和赵岑一方，廖志弘一方，军旅诗人说我对你们这些左啊右的不感兴趣，我只想杀日本鬼子。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我回去念书，写诗，同样不管左右，我本一书生。刘苍璧坚持说，无论打日本人还是建设国家，都是要讲主义的。赵岑那时就像刘苍璧的应声筒，说主义是要分左右的，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作出选择。刘苍璧还想起他们在联大念书时，有一天赵岑塞给他二十元钱，说学长，这一阵日本飞机炸得凶，不要去挣那份玩命钱了。
陕北高原的天空越来越晴朗了，黄色的大地波浪起伏，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像黄色的人群前赴后继。刘苍璧悄悄抹了把眼泪，为赵岑。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赵岑这个龟儿子临阵脱逃，比人家逃婚跑得还快。为啥子？你今晚就看在老同学、老战友的分上，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吧。这不是审讯。你放心，‘文革’都结束了，不会再搞运动整人。你想到啥就说啥吧。”
天都快亮了，两个老兵都还没有睡意，周荣嘴里虽说不是审讯，但他就像个一心要从对方口里挖出一切秘密的审讯者。其实很多时候赵广陵不用周荣问就自己竹筒里倒豆子般稀里哗啦地倾诉出来了。在过往历史的许多细节上，两人还互相更正。不，不是76师304团，是67师304团。对对，这话我说过，但不是在你说的那个场合说的。你记错了，这个事不是我干的，是廖志弘干的。哎呀，这事我想不起来了，当初是咋个回事？有历史沧桑的人，逆流而上时，也会发现两岸风光无限，激流险滩已如脚下泥丸，狂风骤雨已成谈笑资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么一把岁数的人了，共产党国民党的监牢都坐过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就当这是一次历尽劫波兄弟在的忆旧吧。而回忆，不过是为了战胜时间，拒绝遗忘。他们已经被迫遗忘得太多太多。
“你还记得李旷田李老师吧？”赵广陵忽然插开话题问。
“记得。‘文革’前省文联的主席，大作家嘛。”
“他还是我们联大文法学院的老师呢。只是他来的那一年，我们刚好去上军校了。”
“哦，在联大时，我对他没有印象。”
“他就是从延安回联大教书的。”
“噢，老延安了嘛。”
“‘文革’闹得最凶那阵，也关在这里。可惜啊，那么好一个作家，没有熬过那个坎。自杀了。”
“这事我知道，前不久去省里开会还说要给他平反昭雪。可惜了一个好同志啊。”
“我们是狱友，一起蹲黑牢。为了帮他出来晒晒太阳，我教会了他一些木匠手艺。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们去山下买木工的材料，钉子啊松香啊土漆什么的，他忽然跑到江边，站在一块岩石上，回头望了我一眼，好像说了句什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跳下去了。”
两人都沉默良久。周荣问：“那一阵，他们批斗他很凶吗？”
“岂止是批斗，隔三差五地拉我们去陪法场。你的神经就是钢筋做的，也会崩断的。”
“这帮混账法西斯！”
赵广陵忽然呜咽起来，又蹲在了地上。“如果不是和李老师做狱友，我可能也扛不过去啊。是他一直在鼓励我，教化我。一个人在没有未来的时候，只有靠过去活着。而我们的过去又是反动的，有罪的。这就像你肚子饿了要吃饭，但是米是发霉的、腐坏了的。你的未来是一片荒原，什么都不会长，你只有靠霉烂的过去苟活。”
“唉！”周荣重重叹了口气，上前去搀扶赵广陵，“起来吧。记住了，以后跟我说话不准蹲着。”
赵广陵站起来，没有坐下，走到窗子前推开了窗户，窗外星空灿烂，凉风山泉水一般流淌进来。“延安的种子就是李老师最先在我心里种下的。那时他在联大给我们上大二国文，讲秦汉古文。一节课里有一多半的时间在讲他当年如何蹲北洋政府的监狱，如何去了延安那片空气纯净、阳光明媚的地方。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本都丢在一边去了。可到考试时，同学们哪里还默写得出贾谊的《过秦论》，班固的《苏武传》。李老师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拿着一堆批改后的试卷，让人在五米处画了一根线，跳到一张凳子上，口里念念叨叨，‘天皇皇地皇皇，本班有个补考郎，过往君子念三遍，诸君及格要过线。’然后挥手将试卷向前一抛。”
“哈哈，你们文科老师太好耍了嘛。我们理科考试，有位先生也站在凳子上，不过不是抛试卷，而是瞪圆了眼睛抓作弊啊。”
“他是反对我们死读书读死书。他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学全新的东西。他说过，延安是另一间大课堂。”
“既然种子那么早就播下了，那你为什么不去？”
“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的争论吗？”赵广陵回到座位上，拍拍自己皱纹初现的脑门，仿佛要把经年往事一巴掌拍出来。
“什么争论？我倒是记得我们那时经常辩论，从对战场局势的看法，到对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
“我是被那时这主义那主义搅糊涂了，可却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最正确的。”赵广陵说，“你知道的，我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虽然也欣赏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可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我的世界观忽然有被颠覆的感觉。”
周荣想起来了，他们在那段时间，也被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讨论时，赵广陵认为三民主义里既有政治革命，也有社会革命，如果不同的政党都尊崇它、服从它，人们的思想不是更统一？面对强敌，社会不是更团结？目前中国社会四分五裂，难道不是主义太多所致？日本只有一个皇权，只服从军国主义，因此它的军队与国民之思想是高度统一的，齐心合力的。谁都知道，战争时期，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地抗击侵略者。如果在战场上，该冲锋的时候各打各的，该防守时各怀其志，这战还怎么打？
赵广陵的观点在学习班上当然受到猛烈的抨击。杨主任指出他没有领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要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另一个革命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革命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对赵广陵这样的西南联大生来说，好辩论、思想自由、独立判断是他多年来浸淫在骨子里的东西。如果说他在国民党阵营那边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他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与人讨论自己的观点和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了。他投奔这边，就是想自由表达的。他反问杨主任，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那么等打败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抛弃三民主义而奉行社会主义革命呢？有没有失去基础了的社会革命？杨主任回答道：不是不要这个基础了，而是我们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的高级阶段了。你总得承认，任何革命都是要向前发展的，就像我们还要从社会主义革命进步到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赵广陵也不示弱，问，你们坚持你们的革命主张，国民党当然也会这样。等打败了日本人，国共两党是不是又该因所持主义不同而打内战了？杨主任严肃地说，我们不愿打内战，也不怕打内战。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如果内战真打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只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赵广陵成了重点帮扶对象。杨主任找他彻夜谈心，其他投奔延安的革命者现身说法，与他讨论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黑暗，如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宗旨，但他就像一个“我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好辩者，在辩论中为自己拥有的理论沾沾自喜，在辩论中找到自己探寻的方向，在辩论中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他认为，不是他非要与众不同，而是他是受过民主自由熏陶教育的西南联大生；不是他不向往革命，而是他在献身一个事业之前，需要辨清这个事业的伟大所在。可他不知道，他越与人不同，就越像一个爱钻牛角尖的思想落后者，甚至连食堂里的大师傅都不待见他了，有一天他去晚了，大师傅用勺子敲敲空空的大锅说，小米粥没有了，窝窝头也没有了。你的肠子不是很硬吗？
刘苍璧恍惚记得他和赵广陵确实大吵过一架。吵起来的原因已经忘记了，刘苍璧大约说过赵广陵，你就是还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你们家有良田万顷，佃户雇农，你不愿失去自己的乐园，因此你反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赵广陵当时跳起来想揍他，说几块田地算什么，日本人不赶走，国土都是别人的了。我们投笔从戎，难道只是为了自家那点财产？刘苍璧骂赵广陵是“顽固分子”，赵广陵骂刘苍璧“狭隘短视”。两人那天差点没有伤了生死战友的情谊。
“那时年轻啊，受不得半点委屈，容不得一丝不公。只看见对方眼中的木屑，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赵广陵感叹道。人只有在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会这样认清自己，才会看出当初迈出的那一步，于自己的人生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
“追求某种主义，是不是像追求某个女人呢？”赵广陵又自顾自地说，“谁也不是先知先觉。你热恋她的时候，脑袋晕乎乎的，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但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断。那时你听不进身边人的一句劝告，甚至你的父母反对，都无济于事。你把宝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你可能幸福终生，也可能七年之痒后，才发现找错了人。”
“我从不这样类比。”周荣递给赵广陵一支烟，“我追求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因为我那时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证明，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能轻率地非此即彼。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社会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我那时看不出这个高级阶段是什么样子。谁能知道一个花季少女结了婚后会怎么样？我只是预感到两党的主义之争，在打走日本人后还要打内战。这就让我很矛盾了。一方面我赞成毛主席说的，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主义，一方面我又担心主义多了，‘刀头仁义腥’我想我也许该学廖志弘，不管主义之争，先打走日本人再说。我不懂政治，也不喜欢政治，大不了自己去读书做学问，远离政治。我那期间真的很厌烦了，延安老不能去，成天价组织我们开会学习，难道这就能打跑日本人？”
“全民抗战，是长久的事业，总得先提高认识嘛。”周荣说。
“如果是那些刚刚放下锄头扁担的壮丁兵，你提高他们的认识没错。我们是读过书的人啊，谁不知道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去延安是要投奔一支能够痛痛快快打日本鬼子的部队的，是想去鲁艺深造的。可你如果天天让我开会学习，让我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由思想，我不干；你让我把洋人当祖宗，背离三民主义，我更不干！”
“学习认识提高了，就送你上战场了。你着什么急？”
“你呢，又如何？”赵广陵此刻像个审讯者，语气里有股愤懑、霸道。
刚才周荣回忆说，他到了延安后，正赶上整风运动的高潮，不容分说就被打成国民党“特嫌”，在窑洞里审查了三年多。其中还有一条最说不清楚的罪状跟赵岑有关，既然是两个人一起来投延安的，那个人去哪里了？直到1945年春天的“抢救运动”，周荣才被释放出来。周荣说，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就是混进中共队伍里的贝利亚，多少好人都被他这个延安时期的“四人帮”陷害了。周荣讲这段个人史本是想开导赵广陵，干革命嘛，哪个不受点委屈、经受些考验。赵广陵的反问是：我是去打日本人的，干吗让我受委屈？
周荣后来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再没有上过前线。现在被赵广陵反将一军，他的心里便有些五味杂陈了。他想赵广陵从晋城跑了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这种性格，到了延安要么在整风运动中过不了关，要么当逃兵，就像八路军办事处杨主任说的那样。革命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斗争，不是那些深受小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熏染的人可以接受得了的。赵广陵这些年受到的审查、怀疑、“洗澡”、监禁、劳动改造，他周荣从延安时期到“文革”，也不比赵广陵少多少。不同的是周荣并不觉得委屈，好钢需要锻造。革命的队伍向太阳，阳光下也会有阴影。有的人即便在监狱里头发都蹲白了，还是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而有的人稍微受点委屈，就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周荣现在人前人后被尊称为老革命，但须知只有那些经受得住历次政治运动洗涤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当老革命。战场上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和政治运动的风险比起来，都不过是小菜一碟。赵广陵永远不会明白，干革命，不仅仅是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当年的刘苍璧是在延安听过毛主席作报告的，在“抢救运动”中，毛主席谦逊地代表党中央给大家道歉，说“这次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高锰酸钾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还说这是“黑夜里的白刃战，难免误伤同志”。伟大领袖讲话多风趣幽默啊，周荣当时和很多被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流泪了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他虽然没有再上前线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但整风运动让他锤炼到火候了，脱胎换骨了，连名字也改了，夺取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就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了。打仗还有误伤，干革命当然也会有“黑夜里的白刃战”。赵广陵怎么能理解这些？他不但皮肤“娇嫩”，心都是玻璃做的。他永远成不了一个革命者，他太单纯了，太自我主义了，太自由散漫了。

21 儿女共沾巾
当年赵岑躲在晋城外的一个山坡上，默默地注视着开往延安的卡车驶出自己泪水模糊的眼。灰色的云层铺展在遥远的天空，一如他自此以后灰色的未来。在那个年代，颜色象征着一个人所在的阵营，左右代表了一个人所秉持的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种东西能超越，让那些一心想把侵略者赶出家园的人们，有所倚恃。
一个月后，赵岑穿上了阎锡山部队的灰色军装，在一个师部任中尉作战参谋。赵岑发现自己加入的虽说是一支正规军，但所在的师仍然担负敌后游击战的任务。上层军官们从不制订主动攻击的作战计划，他们成天考虑的仅是如何守住既有的地盘，既要防日本人打过来，也要防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蚕食。他们或和日本人隔河相望，或一边守住公路的一头。如果你有兴致，也可以换上便衣到日占区去逛逛，赵岑就和搞侦察的情报员去过几次敌占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防范并不是很严，各据点驻扎的日军多的一个中队，少的仅一个班。汉奸队伍“皇协军”成了维持当地治安的主要力量，但连小孩都知道，这种队伍根本不禁打。赵岑曾经向自己的长官提出了攻击一座县城的计划，如何进攻，兵力如何配置、如何阻止敌人的增援，攻占后又如何防守。按他的规划，一个师六七千人，调一个团上去，攻打一百来号鬼子和五六百伪军，半天工夫就可结束战斗。他真把自己当作战参谋了。可他的师长面对厚厚的一摞作战计划，却不肯翻阅一下，就扔在一边去了。还说，鬼子都不来进攻，我凭啥要去打他。
空有那么多机枪大炮，连八路军的游击队都不如。这哪里是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抗战？简直是把侵略者当友军了！赵岑在私下里和同僚发牢骚。一个上尉参谋大言不惭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官都是些纸上谈兵的家伙。那日本人是你想打就打的啊，把他们惹毛了，一个联队开过来，我们的地盘都会不保。捣鼓啥进攻计划，待一边晒太阳去吧。美国人已经和日本人开战了，不几年等俄国人收拾了德国人，也会跟日本人打。天不灭中国，八路那边和我们都在熬。持久战嘛，谁占有地盘，谁保留下来了部队，谁就能持久。
这他妈的还是中国人的抗战吗？都这样想，日本鬼子何年何月才能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避战、畏战、恐日情绪，赵岑在上军校时就听教官多次申斥过。后方的民众毁家纾难，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热血子弟送到前线，从白发老翁到垂髫学童，都在期待前方胜利的捷报。可前方将士却成天抱着怀里的长枪晒太阳观望。那份气定神闲，仿佛不是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而是我们的军队驻扎在日本列岛。
但日本人可不会闲着。1942年初夏，日军又一次的“扫荡”作战死神一般降临。这次“扫荡”主要是冲八路军根据地去的，赵岑刚好作为友军被派到八路军129师下属的一个独立团当联络官。说是一个团，其实只有一个营的规模。他一报到就逢人便问，知道一个叫刘苍璧的人吗？他也是个八路。好像刘苍璧是八路军里的名人，人人都该知道。独立团的团长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兵，开初对赵岑不是那么友好，时不时会说，当年在江西，介个鬼佬国民党如何如何。那时赵岑对国共两党的恩怨不是很了解，他就像听别人的故事，面对穆团长的控诉不置可否，说到他自己身上来了，他才不卑不亢地回一句：长官，我只是一个抗日军人。我们都是。
赵岑是押送一批军火来到八路军部队的，同时还带来了两个电台兵和一部电台。国军方面希望和八路的独立团在反击鬼子的大“扫荡”中相互配合。其实八路这边早被日军铁壁合围了，连129师的师部和中共的北方局机关都被包围在里面。赵岑观察到，日军在根据地作战如入无人之境，机动、快速，火力强大，擅长用炮，战略目标明确，战术意图贯彻彻底。八路的战法不外乎一个“走”字，不与日军正面交锋，总是能找到日军合围的缝隙跳出包围圈。当然，这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一些留下断后的部队。独立团在一个鸟儿都飞得干干净净的晚上接到的命令是：掩护师部机关突围。
穆团长找到赵岑说，你是友军，先随机关一起撤吧。赵岑回答说，友军八路军，都是抗日军人。没有接到我的上峰命令之前，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穆团长眼里有了钦佩，说你这个友军不一样啊。好吧，跟我们走，我还用得着你们的电台。我全团打光了，也会保护好你。赵岑正色道，报告长官，军人以战死沙场为荣耀。赵岑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第二天便是一场恶战。日军摸清了八路主力转移动向，很快就向突围的豁口蜂拥而来，独立团占据着几个山头苦苦支撑，命令是一定要守到天黑。但赵岑估计，以独立团的战力，能坚持半天就不错了。追击而来的鬼子少说有一个联队的兵力。还有两辆装甲车。为了对付这两个铁家伙，独立团的八路军士兵抱着炸药包和成捆的手榴弹，飞蛾赴火般扑上去，至少付出一个半连的代价，才把它们炸趴下了。
独立团愣是坚守到了黄昏，尽管阵地已经被分割成几小块了，全团拼光是迟早的事情。赵岑命令两个电台兵砸毁了电台，两个小兵边砸边哭，赵岑喝了一句：哭什么？别给我们国军丢脸。
这是让赵岑到敌后以来感到兴奋异常的一仗。他下午时用机枪点杀了两个冲过来的鬼子，鬼子中弹后“哇哇”叫喊的声音都听得见。那一刻他有憋了一泡老尿瞬间被释放出去了的快感。老子战死也值了。
到了该考虑如何去死的时候，赵岑并没有感到有多害怕。他身边已没有人，鬼子的叫喊声从几十米处传来。赵岑还有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手枪。他想还是吞枪自尽吧，杀身成仁，死个全尸。在他已经把枪塞进口里时，忽然侧面枪声大作，一标人马从鬼子的后边杀了过来，在鬼子进攻锋芒稍稍被压下去之际，两个八路军士兵滚进了赵岑的战壕。他们说，赵参谋，快跟我们走。
是穆团长派了一支敢死队把赵岑从火线上救了出来，为此还牺牲了七个士兵。赵岑一辈子都在找这个有些木讷、不苟言笑、打仗鬼精鬼精的江西老表。在他后来参加的内战中，他总觉得对面阵地上一定是穆团长的部队。那个江西老表正眯着眼，把皱巴巴的布军帽一把从头上抓下来，赵参谋，介个鬼佬，搞犀利（什么）东西啊，来来来，坐到吃茶，掐（吃）饭。
“你看你，都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了，怎么又跑了？”周荣不无遗憾地说。从50年代第一次和赵迅见面后，他无数次调阅过自己老同学的档案，但都没有看到他交代过和周荣的生死之交、在晋察冀打游击、投奔延安未果的经历和在八路军里参加反“扫荡”的这些历史。是为了保护他吗？这个狡猾狡猾的老龟儿子，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天亮了，睡意却趁着晨光掩杀而来。周荣发现赵广陵竟然靠在椅子上，低垂着花白的头，左摇右晃地睡过去了。周荣想起他们在那艘死亡快艇上的那个夜晚，两人说着说着话，上下眼皮也打起架来。那时的赵岑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都快要死了，还要打瞌睡。把刘苍璧也逗乐了。在那个年月，死已经对人产生不了什么刺激，许多人生是麻木的，死也是麻木的。现在要是组建个敢死队啥的，是天大个事情，而在当年却太稀松平常。你不敢死，就被别人赶着去死。
周荣参加革命大半辈子，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唯有在赵广陵的问题上，他时常深陷在革命性和人性的矛盾中，并同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他一个干公安工作的老革命，50年代就知道有一个漏网的国民党军官就在自己身边，而且他身份之复杂可疑，历史之扑朔迷离，早就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意。周荣就像一棵无形的大树，把扑向赵广陵的风雨化解到最小，至少不至于淹没了他。但凡老同学相见，少不了一杯浊酒，一场叙旧。但那些年他们就像刚认识的普通人一样，公事公办，仿佛已“相忘于江湖”。有一种大恩是苍天厚土，日月之光，从不用言说。五七年反右开始，周荣神不知鬼不觉地阻挡了赵迅的鸣放文章，让他逃过当右派的劫难；“文革”初期赵广陵再次以战犯之罪名入狱，所幸周荣那时在公安系统说话还一言九鼎。赵广陵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将他从黑牢里“捞”出来的军代表，曾经是周荣的老下属；他也不会知道松山劳改农场几次报上来的镇压名单，周荣都以各种革命的理由将赵广陵的名字“钩”了出去。干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党制定的，策略是执行政策的人具体掌握的。可让你一步登天，也可让你人头落地。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么干是违反革命原则的，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冒险。但他只凭良知和一个人的历史赌一把：赵广陵在旧社会是个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新社会也不会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害处。在他遇见他时，至少他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木匠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甚至在那个木器社安插了一个“眼线”，暗中监视了赵迅两年多，直到1957年赵迅被人揭发出来之前，那个卧底也没有发现赵迅有任何违法之举。
从土改、清匪反霸、肃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时期，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有历史前科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都杀了。但有一条漏网之鱼就像在一潭浑水里闪现了一下，就再也找不到了。根据缴获的敌伪档案上记载，有个籍贯为云南、名叫龙忠义的军统特务，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受训，在抗战时被派回了滇缅战场，但却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战死者的名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里也不见这个人的相关档案。当时肃反机构推测此人即便不死，也可能逃到缅甸去了。此案本来可以存档了结，但1964年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交代说，他50年代在昆明的街头偶然碰见过龙忠义，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同期受训。那天龙忠义一看见他转身就跑，国民党方面那时还想招他重新归队哩。
这条线索让省公安厅的政治保卫部门大费周章，一次又一次审查、甄别、侦查、外调，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堆在周荣的办公桌上。他左看右看，归纳来分析去，这个人的相貌在他的脑海里大体形成了。只差最后一点证据，他就可以下令捕人。但“文革”爆发了，公检法机关被夺权砸烂。周荣在被打倒的前一周，把这包档案材料装进了自己办公室档案柜的暗屉里。这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它们是最为机密的材料。不无讽刺的是，这个暗屉正是当年的木匠赵迅做的。它在抽屉的里面挡板上还安有一个树叶状的木梭，不知道的人只会当它是个装饰。把这个木梭往右一拨，便可拉开里面的小抽屉。赵迅曾经称之为“活棺材”。
这口“活棺材”埋葬了一个人的某段历史，也救了他的命。周荣靠边站、被打倒批斗、关进监狱、再到农场劳动，前后也折腾了十来年。这期间竟然没有人发现过这个暗屉，也没有人去翻一翻档案记录——也许在砸烂公检法的混乱中被烧掉了？在形形色色的批斗会上和审查中，周荣可以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交代自己的路线错误，交代自己的官僚作风。但他绝不会告诉那些造反派们那个暗屉里的惊天大秘密。
这是因为周荣被打倒前已经初步判断：在中美合作所受训过的军统特务龙忠义，就是赵广陵、赵岑（还一度冒名廖志弘）、赵迅。他不愿别人来接手这个案子，他需要亲自证实。
十年多的磨难，周荣情愿自己忘记这份档案。但他那天无意中拨开了那个木梭，就像拨云见日，记忆之门轰然洞开。他必须去会会自己的老同学、生死战友和证实那个疑似的漏网“老特务”了。
周荣没有睡意，去盥洗间洗了把冷水脸，回来时赵广陵醒了，像说梦话一样冲周荣说：
“你认识129师的穆团长吗？他可以帮我证明，我在八路军里干过。”
周荣一语双关地说：“老伙计，现在你在哪里干过都不重要了。”他还蛮有优越感地幽了自己的老同学一默，“难道你这个‘老滇票’还想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嗦？”
“我的政策人民政府给我落实得比你还早，我是特赦人员。”赵广陵一本正经地说，好像还很光荣。“我只是想让你相信，我在国共两边的阵营里都打过日本鬼子。我从前认为自己该追随某种主义，吃了那么多苦头后，我才发现哪一种主义都不喜欢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也会长大，也是人，也可以尽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你这个人哪……”周荣挠着自己的头，在屋子兜圈子。他在想，要不要直截了当地向赵广陵点出自己的怀疑呢？即便你获得了口供证据，又能怎么样？再把他抓起来吗？与其这样，还不如继续装糊涂。有些人的个人秘密，能带进坟墓，未尝就不是一件好事。人生谁没有错？即便是他这样的老革命，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工作，自己羞于面对的错误可以用大卡车装。这些错误是对得起党的，但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他同样不会轻易告诉任何人，准备把它们带进棺材的。同理，一个本质善良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隐瞒自己不见容于现在这个社会的某段历史呢？这就像一个男人年轻时轻佻浪漫，钻了某个女人的被窝，但他断乎是不会告诉自己的老伴和子孙的。
“你还是不信任我。”赵广陵有些气哼哼地说。
“你信任我吗，老伙计？”
“说实话，三分相信，七分不信。”
“我和你相反，七分相信你，三分怀疑你。”
赵广陵说：“我就是百分之百地不相信你，也对你无碍；你有百分之一怀疑我，我就可能重新进去。”
周荣沉默了，许久才叹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这两个老龟儿子，能像打鬼子时当敢死队那样，同袍同泽，以心印心？”
“不可能了，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
“难道我们不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要讲阶级成分的，要讲矛盾斗争的。夫妻、父子，都要讲阵线、论左右，这是我在监狱里学到的。夫妻互相背叛，父子互相出卖，信义、道德、良知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分了阶级，就像水有了落差，人就有了斗争的动力。人和人斗来斗去，其实没有输赢，只剩下伪装。无论胜者还是败者，每个人都戴上了面具，伪装自己的谎言和套话，伪装自己的爱或者恨，伪装自己的左或者右，伪装自己的强大或弱小，伪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甚至伪装自己对一朵花儿的真诚赞美，对一个漂亮女人的真实想法。人要是都脱去了伪装，就跟我这个老丑八怪一样不堪入目了。”
“别瞎扯啦，赵广陵同学。”周荣忽然目光炯炯地逼视着自己的老战友，“实话告诉我，龙忠义是哪个？”
“你……”赵广陵仿佛眼睁睁看着一个信任的人一刀扎在自己肚子上，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颓然瘫倒在椅子上，“你这个老龟儿子。”

22 最后一次交代
你一定看过小说《红岩》吧？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这些人们一提到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名字，反动派的集中营，国民党特务的老巢，屠杀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好像谁要是和这些地方沾上点边，不死也要脱一层皮。过去是共产党人害怕，现在是我这样的人害怕。
当年我怎么能料到历史会如此阴差阳错呢？我在第二战区打游击干得好好的，已经升上尉了。但1943年的夏天，上峰忽然来了指令，是军令部的函，要我和卞新和一起去重庆报到。没有说到什么单位报到，也没说干什么，只给出了地点，重庆缫丝厂。当时我们两个还嘀咕，让我们去缫丝厂干吗，搞工业？卞新和那时已是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少校副台长，能回重庆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回大后方跳舞了，这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山西老醋，老子连下舞场的兴致都没有。在成都上军校时他的探戈舞跳得好，你还记得吧？我们去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学生搞新年联欢，他还跟人家打架哩。
半个月后我们赶到了重庆，报到时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美合作所”。缫丝厂是个大地名，在歌乐山下，军统的很多单位都在那一带。我们被告知，“中美合作所”主要担负对日情报、破坏、侦察、破译、气象、心理等方面的特种作战培训工作，由美国军事教官和特工专家亲自培训。我们都是从军中和各大学还有地方上挑选出来的优异青年，那时我们真的感到很自豪，很荣幸，觉得自己在为国家民族干大事，至少比打游击钻山沟强多了吧。国民党时期的口号标语也多，大都空洞，但在那里一幅高挂在墙上的大标语让我热血沸腾——“武力！劳动！创造！”这正是我们那个时代需要对抗日本人的东西啊。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人家把你送到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大平台，哪个热血青年会拒绝？谁又能料到“中美合作所”后来会被搞得臭名昭著？我先被分到秘密行动组，卞新和分到破译组。在登记造册时，因为我所在的培训班性质特殊，我们可以用一个化名，于是我就填上了龙忠义的名字。这也不是随便编的，我是龙陵人，就让我的家乡做我的姓吧。而忠义，是我小时候的名字。我是我们赵家“忠”字辈的。
我接受了两个月培训后就对学到的东西心怀憎恶了。潜伏、伪装、暗杀、破坏、爆破、侦讯、跟踪与反跟踪。有一次教官在用军统特务干的一桩暗杀事件来作为课堂教学案例。被暗杀者是一个同情汪伪政权的知识分子，大约是个还有点名气的记者吧。军统的人在他去上班时便将他枪杀在家门口。重庆是个山城，人家的老婆刚好在窗户里居高临下地看见了这一幕，于是一家人呼天抢地地追出来，还抓住了一个没来得及逃跑的小特务。这事儿就闹得满城风雨了。美国教官嘲讽军统说，他们有一万种方式去杀一个人，但他们却选择了最愚蠢的一种，在人家的家门口杀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当时我就想，杀人还有人道可讲吗？后来想明白了，吃上特务这碗饭，人生里就没有“人道”一词了。他们后来暗杀闻一多先生，不也是在闻先生的家门口行的凶吗？
我想我是一个抗日军人，从事的是堂堂正正的男儿之事，让我去搞暗杀我可不干。我们是受过联大人文思想教育的人，对“特务”这种职业多么憎恨，只有傻瓜才会去从事自己讨厌的职业。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学弟，联大1942级外文系的，也是被抽到我们这个单位受训。但他学了一个月就跑了，军统还到处通缉他。过了几个月不知他通过哪条途径向军委会外事局递了份报告，说自己当初从昆明离开联大时得到的通知是来做盟军的译员，他不想做跟特务有关的工作。军统后来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中美合作所”还补发了他外逃期间的工资，然后送他去了滇缅战场。这也说明“中美合作所”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恐怖血腥吧？
虽然我也讨厌特务受训，但我那期间学到的本事也没浪费。四六年我从内战前线跑回昆明，曾经跟在闻一多先生身边一段时间，自愿当他不喜欢的保镖，只是在他遇害时，我先被军统的人抓走了，关进了监狱。这段经历我交代过，你可以查查。再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年你们一直查不到我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呢？嘿嘿，有名师指点过的。
我庆幸那时血气方刚，只认准一个人生目标：杀日本鬼子。为了这个目的，你给我多少高官厚禄我都不干。有段时间军统的大特务戴笠要来“中美合作所”选几个人去蒋介石的侍从室，他们竟然选中了我，也许因为我个子高，体格健壮，还人模狗样吧。但我不去。而且我还告诉他们，不想在行动组受训了，我请求去军事组，并列举了一大堆理由，但未获批准。我就去找军事组的美国教官科尔少校。这个家伙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标准的职业军人。美军教官那时都住在白公馆，还不是《红岩》小说中写的那种阴森恐怖的监狱，白公馆本来是幢洋房别墅的，我们叫它第三招待所。美国人喜欢打篮球，我在联大时就是我们国文系篮球队的，因此在球场上跟科尔少校混熟了。而且他喜欢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歌，这个我可不含糊，一段一段地用英文背给他听，把他震得一愣一愣的。说中国军人怎么还认识艾略特？我说艾略特算什么，我还能背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下我去军事组就易如反掌了。我去那里是有野心的。那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即将从印度反攻，打通中印公路，这支部队是中美联军，完全由史迪威将军统帅，不会再重蹈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指挥不灵的覆辙了。我想通过在军事组的受训，去那支部队效力。你我都知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国军部队的败仗大多是这种原因。
可后来为什么我没有去成驻印军而到了滇西的远征军呢？这真是命里有安排。不知是哪个家伙告的密，我们在山西参加八路军游击队那一段被军统掌握了，我和卞新和都被抓进了渣滓洞受审。虽说那时国共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毕竟是军统的单位，审查严格。你以为渣滓洞监狱只关共产党人吗？也关我们这些人啊。渣滓洞的脚镣手铐我还是戴过的。卞新和很快就被放出去了，敌后情况复杂嘛，我们又不是变节投敌分子。但我和你去晋城八路军办事处那一段却交代不清楚啰。嘿嘿，我们两个各为其主，那时都不受主人待见啊。可能同一时间里，你在延安蹲窑洞受审查，我关在渣滓洞。我们都在一个黑暗的“洞”里憋屈着哩。你说说，这历史可笑不可笑？审讯者一再追问我：为什么进了八路的门，还要跑回来？我只咬定一个理由，说在八路那里看到他们墙上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没有挂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信奉三民主义，不愿意认洋人当祖宗。我当时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三个月后我才放出来，那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这还要感谢那个美国佬科尔少校，他亲自向戴笠担保我是个好军人。美国人不讲那么多政治啊、主义啊啥的，他们做事非常职业化、专业化。人家毕竟是国家的军队嘛，不是哪个党派的。和我同组受训的人已各奔东西，还有人飞印度雷多加入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而我成了落单的孤雁，一个有污点的人。军统已经不信任我了。但科尔少校很欣赏我的为人，他去戴笠面前说情，让我留在中美合作所，当他的助手。他还说等打败了日本人，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帮我去美国深造，随我学什么。那时军统和美国人还有个协议，优秀学员可送到美国深造一年。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培训，回来后可充任高级警官。我说我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不愿待在大后方。科尔少校有些失望，但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老子要想留重庆的话，军校毕业时就进军政部了。
也是天遂人愿。有一天，我在“中美合作所”的一个同僚说，有个上校军官走私了一车“云土”（云南鸦片）到重庆，被稽查处的人查到了。这家伙想要通关，就包了一个溜冰场，广请陪都的各路神仙，当然军统的人是必请的。那时的溜冰其实是溜旱冰，但在陪都也是个时髦的玩意儿，大约是那些逃难的下江人从上海一带传过来的吧。能去溜冰场的男士都是哔叽呢西裤，西装扔一边，白衬衣系领带，袖子还挽得高高的，一手扶女士小姐们的腰，一手拉住她们的手。留声机放着华尔兹，真的是“歌尽桃花扇底风”啊。那天在溜冰场上，我看到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穿上溜冰鞋就倒，爬起来又倒，四周全是哄笑。我为他汗颜，我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为今晚掏腰包的土鳖，还是我的云南老乡。于是我去扶起他，教给他溜旱冰的要领，半个小时后，他就可以带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士满场飞了。休息时我们就攀了老乡，他来重庆倒卖“云土”，是因为前线的部队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肉——多说一句，我在劳改时还一周吃一次肉呢。一个军人，如果左手做生意，右手打仗，你说这仗怎能不打得艰难？可是那些营养不良的兄弟们是要上战场拼命的人啊。这个上校团长说。于是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第8军作为远征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已经开到滇西大理去了。我连忙请求他带我去他的部队。老乡嘛，他们就是那种在异乡愿意伸出一只手来的人。再多说一句，这位团长姓刘，后来战死在松山了。
命中注定我要参加远征军打回我的家乡。从重庆回云南的路上，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几年前我被特赦回昆明时那种还乡的感觉。这真是世界上无法言说的情感。一个浪子要回家了，不是背着行囊走进家门，而是带着部队赶走霸占我家乡的侵略者。还有比这更荣耀的事情吗？
我赶到第8军报到时，部队已经在保山集结。我被分到103师，熊师长看我是“中美合作所”出来的，又是军统的人，当时就不是很高兴。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对特务系统的人还是又恨又怕的。我马上表明态度，说愿意到第一线部队，我要跟随师长打回我的老家。也许人家熊师长也不愿意身边有个军统特务随时打小报告，就直接把我派到连队当上尉连长。
谁喜欢特务那身皮啊。回到前线我就把名字又改回来，仍然叫赵岑。尽管我知道“龙忠义”的名字还挂在军统的档案里，但我想“龙忠义”已经“死”在了渣滓洞，现在赵岑又是光明正大的抗日军人了。而我们的同学廖志弘又在滇缅战役中顶着赵岑的名战死了，我想，这是苍天给我的最好“伪装”。
老学长，我比你运气好多了吧？总算回到战场跟日本鬼子大干了一场。此生足矣。是“中美合作所”成就了我这个愿望，但又是它让我在这个染缸里走了一遭，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个污点。可是我怎么知道它后来会被作家的小说写成那个样子呢？60年代时全国人民都在读《红岩》，这部书我读了不下五遍，第一次在昆明坐牢时，监狱里组织我们搞演出，我还把其中一段改成快板书哩。不过，我觉得这本书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杀地下党的事跟“中美合作所”这个单位没有关系，因为它在抗战胜利后就撤销了，美国人走了后白公馆才成为关犯人的地方。科尔少校四六年回国时给我写过一封信，还问我要不要去美国。而《红岩》书里写到的那些逮捕、审讯、关押、大屠杀，都是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对吧？
但那时我不敢站出来说话啊。这个不敢说，好多真实的历史也不敢说了。我没有资格说，有资格说的人也不说。我们的历史，就没有常识可讲了。人都说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要我说啊，历史是个旧情人，有反目成怨，情断义绝；有美好如初，相思绵绵，也有藕断丝连，情债难偿。你要不想惹麻烦，你就忘掉你的“旧情人”。可我们这些过来人，哪个和她撇得清干系？过去和她山盟海誓，现在与她锦书难托。古人讲以史为鉴，我们报纸上却常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一直没有读懂这句话。其实你背叛不了历史，历史也不会背叛你。它在时间里是最公正的。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哪个是明主，哪个是暴君，哪个是民族英雄，哪个是奸佞小人、汉奸卖国贼，历史都给你记载着的。发生过的事情，都在你的生命里有烙印。我们不过是把这些烙印伪装掩饰起来罢了。我在伪装，很多人也在伪装。伪装的人多了，我们就弄出一部伪史。
现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实事求是，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历史，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吧？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歪曲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它真的是个抗日的单位。我们受训的所有科目，都是针对日本人的。据我所知，“中美合作所”训练出了很多“别动军”，派到敌后去打游击；卞新和他们的破译组，侦破了不少日军的密码，卞新和还为此立功受奖。他得到一大笔奖金，还请我吃过饭哩。当然，“中美合作所”培训出来的那些军统特务，后来也干了不少反革命的坏事，但这不能算在“中美合作所”头上。这就像枪在好人手里，是杀敌人的，在坏人手里，是杀好人的一样。你能判枪有罪吗？
我在这里说“中美合作所”的好话，并不是想洗清我在那里受训过的经历。是历史的欠债，迟早都要还。这是我的最后一笔债了，还清了它， 我干干净净地走进坟墓。
现在，你可以逮捕我了。

卷宗五
<h1 >1985：自赎——以老兵之名</h1><h2>23　忠孝师表</h2>
赵广陵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松山农场退休，那一年他六十七岁，但工龄只能从他大赦后留在农场当木匠时算起，也不过十来年。之前经历过的那些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改造岁月，谁给你算工龄？因此他只拿到不到两千元的安家费和每月三十来块的退休金。他显然不可能再回昆明了，尽管退休前一年，他接到前妻的来信，说叶世传同志因病逝世了，她现在跟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在省城上师范学校，周末才回来。她也提前病退了，这些年身体不大好，主要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毛病，血压还高。好在他们的儿子叶保国现在已经工作了，在郊县当农业局局长呢。经常开小车送她去医院。儿子还说，等有机会到滇西出差，会抽时间去看他的。如果你身体还好的话，我们欢迎你回昆明。昆明是你求学的地方，也曾经有你的家，也算是第二个故乡吧。国家现在已经太平，多少恩怨都化解了，大家都要向前看，要好好地活下去。你也该来看看你的儿子。舒淑文还在信里说，终于和泰国的家人联系上了，父亲已经去世，姐姐舒菲菲前年回来过一次，她还说现在国内安定了，打算回来养老呢。舒淑文特别说明，舒菲菲在国外一直没有结婚，不知道她的心里究竟有哪个。她很关心你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下次回来，希望大家能见上一面。
读前妻的信，赵广陵心里一直都很平和，但舒菲菲一直单身，倒是让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仿佛被一只指甲尖尖的纤细手指抓挠了一把，还久久地反复摩挲。难道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吗？难道她这几十年一直在期待着什么吗？照理讲当年昆明社交场上的交际花，到哪里都不乏追求者的。现在两个曾经爱过的女人，都虚位以待，老来无伴，你还敢冲上前去吗？要么破镜重圆，要么再续旧情。舒淑文的信里好像有点那个意思。难道这是命中的安排，爱的补偿，抑或上天的恩赐？
但两手空空的赵广陵已经没有当年大赦时、不管不顾地奔向舒淑文的勇气。他回了前妻一封信，说自己花甲之年，该落叶归根了。春城虽美好，重阳也落花。他的人生该谢幕了。人老了，当年的雄心也老了，在桑梓之地孤老终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纵然大家没有一生一世相伴到老，但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还是让他在垂暮之年，向永远美丽善良的妻子深深地鞠躬，再鞠躬。
就这样孤身回到家乡。多年来家乡其实和他仅隔着一座松山，也就五十来公里，但那就像地球和月亮的距离。四十多年前他豪气干云，骄傲地认为攻克松山就可以回家了；但他绝没有想到人生多歧路，还乡路漫漫。松山再不是障碍以后，他会在地球一隅隐姓埋名，故乡就是那阴晴圆缺的月亮，故乡也是一只令人怜惜的猫，你想把它日夜抱在怀里，但它却一纵身跑了，只是在远处用美丽而忧伤的眼睛望着你。故乡归不去，正如月宫不可攀一样。曾经胸怀大志负笈求学的少年，曾经一身戎装驰骋疆场的军人，现在只是一个近乎两手空空的回乡浪子，只赚得人生丰沛的阅历和苦难。
老家只有赵广陵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两家人，兄长赵忠仁50年代已被镇压，他的子女都是盘田种地的农民，在老实巴交、谨小慎微中过了大半生，人生唯一的满足也许就是为赵家生下一窝后人，但都一无本事二没文化。侄孙们长大了，要娶媳妇成家了，却连建房子的钱都不够。赵广陵让一个侄孙赵厚明去农场“顶替”了一份工作，算是将来养老有了依靠，然后用所有的积蓄在老家建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这是他祖上的宅基地，离县城约三四华里。说是建，其实不过是将从前荒废的祖屋作了适度的翻修。干了大半辈子木工，在年近古稀之时终于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盖一处房子了。几个侄孙给他当帮手，赵广陵买来木料砖瓦，自己拉大锯、拌沙灰、舂土墙、上房梁、雕花窗、铺黑瓦。没有请一个工，累不动了就歇上几天，钱不够了又出去帮人打一阵临工。他有技术，身体尚硬朗，帮那些新出道的小木匠们“掌墨”，做些指点，还是人家求之不得的。刚回来那两年他还可以去补习班帮人上英语和语文课，后来嗓子不行了，喉咙里总有一团火在燃烧，当年在松山吸进的烟火仿佛死灰复燃，话一说多了就灼伤得痛。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高考补习已不像当年了，无论是英文还是语文，都让他这个老西南联大生无所适从。面对纷繁变迁的社会，赵广陵在清贫中唯有苦涩地笑笑：我误了自己一生，就别去误人子弟了吧。
还记得他的老人牵着孙子来看热闹，说，喔唷，原来是赵家老二忠义回来了，真是稀罕啊。上一次回来还是扛着亮闪闪金星的军官哩。还以为你去台湾那边当大官发大财去了。赵广陵对这些势利眼的乡党冷硬地笑笑，不与作答。“赵忠义”是这个身世沧桑、经历复杂的老人最为单纯的名字。它和下河摸鱼捉虾、上山打鸟下扣子、田野里疯跑撒野以及课堂里被先生呵斥打手心有关。儿时的伙伴们都认得赵忠义而不知道他后来那些让人头脑发晕、皂白莫辨的“大名”。甚至当乡党们叫他赵忠义时，他也要愣一下才会反应过来。一个天涯浪子离自己童年的名字有多远，他和故乡就有多远。
此番再建家园差不多晚了四十年。如果在日本人投降那年就英雄还乡，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番景观。尽管被战火蹂躏过的故乡已然破碎，但那时门前还桃红柳绿，老母尚在，哥嫂同院，侄甥绕膝；屋外的田畴新苗拔节，麦穗安详；故园被鲜血浇灌后正在复苏，赵家老屋就像当时的国家那样，在巨大的伤痛中舔血抚痕，拭干眼泪，再度屹立。那一年几乎家家都在重建战火中毁坏的房子，赵广陵作为抗日军人回到家乡，受到家乡父老的盛情厚待。县府专门拨出一小笔钱款，资助赵家恢复家园。新房落成时，一个乡绅还特意送来一副“忠孝师表”，其书云：
<i>龙陵赵君忠义，乃我抗日军人壮士营长也。白塔赵氏，渊源深厚，先祖南京应天府籍，乃明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沐英之副将。奉旨西征南疆，荡平叛逆，开疆拓土。功在大明，利在汉家。虽屯垦边陲，忠孝之节，仁义之礼，香火传焉。数百年庭趋千孙，庙食百世，名登通志，位列乡贤。忠义营长之高堂稷源公，仁德并齐，不慕轩冕，躬耕陇亩，行仿武侯；养亲训子，耕读传家；南山隐豹，边地真君子也。时倭寇窜境，躏我国土，稷源公芝兰生于深林，大义彰于天下，慨然送子“死”旗一面，倭寇闻之胆怯，四邻唏嘘服膺，诚可为千古楷模矣！壮士去兮，视死如归；从军杀敌，歼敌无算，踏破敌阵，屡建奇功。忠义营长舍身报国、救民族存亡如斯，何也？我边地龙陵钟灵毓秀之养，赵氏家族诗书传家之训，忠义营长忠孝仁义之守。斯称不朽，诚哉信然欤。河山光复，家国再兴，忠义营长忠孝两全，车师凯旋。佩勋章光祖先耀门庭，裹“死”旗灭倭寇夺降旗。赵氏一门有幸，山川备沐荣光。忠义营长精忠报国之丰功伟业，可传百世而昭后人矣。</i>
这份几十年前的“忠孝师表”赵广陵早就忘记了，赵家的后辈也无一人知道。只是在翻修房屋时，赵广陵在屋顶的横梁上才无意中发现。它被卷起来仔细地装在一个木匣里，镶嵌在横梁上方专门掏出来的木槽中。木匣上的烟垢、灰尘足有一寸多厚，把一个人曾经的荣耀，密密实实地尘封了。
当时，帮他取出这个木匣的几个侄孙很失望，他们都是初中都没有读完就混迹在社会上的年轻人，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做点小生意啥的。家里忽然冒出来的这个二爷一度让他们认为是个有钱的阔佬。赵家这几十年一直是凋败的、破落的，儿孙们在背着反革命亲属的黑锅中长大。到这口“黑锅”终于被扔掉时，他们也成年了，回头一望，耕读传家几百年的家族后裔，竟然没有一个读书人了。赵广陵展开“忠孝师表”时，先是自己默念了一遍，看得眼热心跳，旧日时光风起云涌、滚滚而来。他颇感自豪地对身边的一个侄孙说：念一念。那小子吭哧半天，念了五句就念不下去了。还嘀咕了一句，说些什么吗？又不是说老祖先留给我们的金银财宝，还藏得那么高。
一个诗书世家断了文脉，几近于断了香火。赵广陵心中的荣誉顿时裹满了尘埃。历史的悲怆正在于它被后人误读、漠视，乃至遗忘。这遗忘来得如此之快，仿佛花开一季。
对一个浪迹天涯的浪子来说，故乡不过是一部老电影，即便再看，也续不上当年的情节，走不进旧日的场景，更找不回往昔的情感了。回到龙陵落籍的前几年，赵广陵虽然接上了家乡的地气，却过得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孤独。早几年他和几个都蹲过监牢的国民党老兵还有个麻将局。赵广陵就此学会了打麻将。老家伙们也放点“彩头”，不多，一毛钱的输赢，为的是惩罚乱“点炮”的冒失鬼。这几个麻友除了赵广陵和一个叫莫大爹的是本地人外，其余几个都是自愿落籍在龙陵的外省人。滇缅战役结束后，许多内地籍的士兵，甚至中下层军官利用国军裁编部队的机会，都落籍当地了。当年国民政府发给他们的遣散费少得可怜，一个士兵仅有两块法币，尉官三块，校官也才五块。士兵们拿到的遣散费只能买到五双草鞋。战争过后本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那些半年前还在跟日本人浴血奋战的远征军军人，现在成了流浪汉、叫花子。当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百姓，现在不得不联合起来，防备那些散兵游勇的侵袭。当然也有不少老实本分的士兵，认为这样的地方，无论务农还是经商，都堪称风水宝地。他们四处为人打零工，做点小本生意，运气好的便上门入赘，也不论人家姑娘的好丑了，有家有媳妇，铸剑为犁，在没有战火的和平岁月，就是天堂里的日子。
但谁能想到即便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该承受的磨砺，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政治环境愈加严厉，“文革”前搞的“政治边防”足以让这些旧军人吃够苦头。一生风风雨雨过来，老兵们永远只能苟活在社会的边缘，连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命足够硬。现在好了，他们可以大胆谈论属于自己的话题，远征军里哪个师长既能打仗又能作诗，哪个长官写得一手好字，某某军长有两个姨太太，某某团长一次就吃六百多号人的空饷，部队站队时连一个营的人数都凑不齐，结果被当场枪决了。这是这些远征军老兵的共同记忆，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闲适安详的时光，他们的话题属于另一个阵营，因此只有他们才凑得到一起。他们也自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这个“中心”有组织无领导，有场所无经费，有老兵无干部，大家凑份子自得其乐。只是随着岁月老去，白发飘零，来“活动中心”的老兵日渐稀少了，终于有一天，还活着的人送走昔日的战友、如今的麻友后，才发现连一桌麻将都三缺一了。赵广陵那天看着麻将桌对面空出来的位置，不无凄凉地说：
“我们这种孤老倌，在阳世的朋友越来越少，阴间的熟人越来越多啰。我们就他妈的等死吧。小狗日的，我们这一生啊……”
莫大爹抱着烟筒呼噜了一口，打趣道：“那你去打冲锋啊，赵老倌。”
赵广陵愣了一下，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糟老头子们聚在一起时，有惺惺相惜，也有不服气的埋汰挖苦。都是阅尽人生、从苦海里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的人，谁还不晓得谁苦水有多深？赵广陵当时无话可说，就像被一个辣椒呛到嗓子眼。
直到有一天，赵广陵忽然接到保山地区文史办请他去地区开会的通知，他的生活开始发生了转变。文史办的馆员华子君也是个老西南联大生，历史系1944级的，对赵广陵很尊重，执学长礼。他说保山行署的孙专员是个本地成长起来的景颇族干部，他希望我们这些搞文史的能够出一本文史资料集，专门整理本地区抗战时期的历史，以向民众宣传滇西地区为抗战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赵广陵当时还心有余悸地问：本地的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共产党也认吗？华子君说，共产党国民党那时结成了统一战线，都在为国家民族而战。那时都不分彼此，现在面对历史，何以再分？况且都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孙专员很支持这项工作，还说远征军在这里打败了日本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本地的光荣。让我们不要有顾忌。
顾虑当然是有的。赵广陵被华子君领着在孙专员的办公室见到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时，手脚一时不知道往哪里放好。尽管他和周荣这样的高官还是同学，但人家孙专员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感觉上自然要敬畏三分。其实孙专员朴素得就像刚从田间地头挑粪回来的庄稼汉。他拉着赵广陵的手问：
“你是远征军啊？怎么……怎么跟我当年见到的那些远征军不一样？”
赵广陵误解孙专员的意思了，连声说：“我改造好了，改造好了。”
孙专员愣了一下，拍拍赵广陵的肩膀：“赵大爹，我请你来不是谈改造的事，我们现在要收集整理当年你们打日本鬼子的史料。我听说你参加过松山战役，还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你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啊。你们放手去做，我全力支持。”
在行署招待所吃晚饭时，赵广陵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华子君问：“赵学长是否担心资费、人手不够？孙专员说我们可以随意调遣的。”
赵广陵沉吟半晌，才忽然问：“你当过右派吗？”
华子君笑笑：“我是我们这儿的第二号右派，那时我是地区中学的老师。”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说：“学长，现在不会再搞反右那种事情了吧。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我们只需尊重史实，秉笔直书，不逾规矩，虽再次反右，又奈何我哉？学长，你是学文的，我是学史的，书还是读过几本的，岂能不遵循圣贤之道？太史公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学长，我们还没有那么惨吧？”
那天晚上十点多了，赵广陵的房门被敲开，孙专员带着华子君和秘书站在门口说：“赵老师，走，我带你们吃烧烤喝啤酒去。”
孙专员以老师相称，让赵广陵顿时感动莫名。在烟熏火燎的烧烤摊，赵广陵才知道原来孙专员小时候就见识过远征军。日本鬼子打来那年，他才十岁，跟随母亲上山躲避战祸，四处逃难，对战乱之苦自是感受深刻。远征军反攻时，他的景颇山寨就驻扎过一个连的士兵，还有一个参谋住在他们家。孙专员说他还记得那个参谋是个外省人，长得英武极了，好像也是军校毕业生，他还骑过他的肩头，摆弄过他的手枪、皮带、牛皮挎包。这个参谋很喜欢他十六岁的姐姐，有一回还帮她去打猪草。他姐姐帮这个参谋洗衣服，还和参谋一起去村边遛马。村里人都说，孙家怕是要招个远征军的女婿了。但一场战斗下来，参谋战死了，当初住他们村寨的远征军，只有俩兵是活着的，还是担架上抬回来的。孙专员最后叹息道：
“我那个痴情的姐姐啊，一直不相信那个参谋战死了，见到穿军装的国民党兵就打听。唉，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来我家提亲，我姐姐就是不答应。一直到都解放了，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回到家里做她的工作，说你还等一个国民党军官干哪样？想让我们一家都当反革命家属吗？那时年轻，不懂历史啊。当然了，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我有今天的认识嘛。”
赵广陵问：“那你姐姐一直终身未嫁？”
孙专员说：“到我姐姐都四十多岁了，她好像才死了那份心，随便嫁了一个鳏夫。赵老师，你知道的，在我们景颇山寨，三十来岁的女人都可能当奶奶了。我只好把我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让她好歹也有个后。”孙专员喝下一大口啤酒又说：“我现在才明白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心上的烙印是抹杀不掉的，更何况一段纯真的感情。我那命苦的姐姐，哪里晓得战争有那样残酷？那个远征军参谋也可怜，他和我姐姐可能连手都没有牵过。”
赵广陵也喝下一大杯啤酒，动情地说：“孙专员，我现在才相信，面对外辱，同样的苦难，不分党派主义，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担当，共同的记忆。当年我也有一个手下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他是我的副连长，陕西人。但他担心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一直不敢向那姑娘表白。他让我帮他拿主意，我就说等打完仗吧，戴着军功章去提亲，岂不更好。我那时也愚蠢，不太懂一个男儿再有功名心，也有儿女柔情。”
孙专员问：“他活下来了吗？”
赵广陵悲戚地说：“打松山时，替我死了。”
大家长久无言，各自端起酒杯喝酒。烧烤的烟雾拌着肉香四处弥漫，像一个浓缩的战场。只不过没有硝烟的狰狞，没有生死搏杀的呐喊。隔壁一桌十来个青年男女闹闹嚷嚷，划拳行令。小伙子们豪气冲天，以拼刺刀的干劲拼酒，女孩子们撒娇作态，莺声燕语；对面还有一对安静的情侣，头挨头，男的拿起一串烧豆腐，喂到女的口里，女孩子微张樱桃小口，衔了一半，将铁签上剩下那一半又推到男孩子的嘴里。孙专员听到赵广陵莫名其妙地嘀咕一句：
“我们那时有烧烤摊就好了，我一定请全连的弟兄吃一顿烧烤再上战场。”
孙专员叹一口气，说：“赵老师，和平多好啊。要是还在打仗，他们都要上战场。我上小学时，就在松山脚下，还常听大人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们景颇村寨那时没有纪年的，说起往事时会说‘日本人来的那年’，‘烧大山火那年’，‘远征军反攻那年’。后来不能说远征军了，就说‘打跑日本人那年’。但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打走了日本人，我的家乡才安宁了。我也是那个时候上的国民小学，那所学校就是远征军帮助地方办的，教我识字的还是一个远征军军官，不然我要当一辈子的放牛娃哩。赵老师，你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怎么能忘记你们当年的功绩呢？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情。过去极左那一套我相信在中国再不会有了。远征军对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们还要给远征军立碑。赵老师，你就放手干吧，我拜托你了。”
历史如此纠缠不清，割舍不掉。赵广陵不能不暗自钦佩，这位共产党的孙专员是个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于是便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在保山他们主要跑档案馆，但打开那些储存档案的库房才发现关于抗战时期的档案已经乏善可陈了。管库房的老保管员说，这里面的档案从清朝时期的诗书文集到民国时代的文牍公函，在1958年就送去造纸厂化纸浆了，“文革”时又烧了一些。以至于赵广陵他们要找到一份抗战时期保山地区支援前线的公粮、民夫的具体数额等公函都难，更不用说能搜集到当年攻打松山、腾冲、龙陵时敌我双方的攻防态势、战争经过、参与将领、阵亡人数等方面的史料了。国家的一段珍贵历史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被粗暴地销毁了。在地区公安处倒是查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敌伪档案”，但多是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尤其是后者，分门别类地做得很细，连一个民国时期的保长的档案都很齐全。赵广陵不能不想起当年为省公安厅打造档案柜的岁月，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原来人家是这样装在某个袋子里（赵广陵曾称之为“裹尸布”）的。只是因为他不断改变名字，变换身份，才在风雨飘摇中躲躲闪闪地苟活下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后一定有一张管理严密的网。
正是在查阅“敌伪档案”时，赵广陵看到了自己父亲赵稷源和兄长赵忠仁三十多年前的档案。
龙陵赵氏在本地枝叶繁茂，赵广陵这一脉世居城边白塔山下。他的父亲赵稷源曾有诗云：“白塔方丈起茅屋，青山排闼入吾庐。柴扉紧闭无车马，翁本素业一老儒。”赵稷源在清末考取过举人，但却弃官不做，自号百谷散人，回乡学陶潜诗书自娱，耕读传家。或许他已看出大清的江山即将寿终正寝，身逢乱世，圣贤之书方是宁静之本，独善其身乃为做人之道。赵氏家族的家训早被他们的先祖高悬在赵家祠堂正门的两侧，“祖宗一脉真传惟忠惟孝，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
中国的士大夫，当他们生不逢时、受时代所扼时，他们回归田园，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百谷老人壮年时受变法维新思想熏陶，在两个儿子身上下足了教育功夫。他们都在北洋政府时代出生，国民教育也已普及到龙陵这样偏远县城。老大赵忠仁弱冠之年，赵稷源就将其送到日本求学，他在一篇《示儿书》中写道：
<i>日人之技，无外师从欧美；欧美之技，无外善于变通。内变机理，外合潮流。吾国人民，积弱积贫，吾国机理，落后潮流，如牛车之于蒸汽机车耳。然牛车之道，机车难行，机车之道，牛车不适。弃牛车而换机车，大要有三：一曰天时地利人和，二曰更新观念理顺国体，三曰发愤图强振兴民族。待国运轮回，机理调顺，五族共和，民主宪政，政通人和；国家强健，人民富庶，外御列强，内修仁德。彼时欧美敬重，日人仰视。天下承平，春和景明，撒种栽插；桃花夭夭，鹭落牛背，燕筑屋檐，妇孺嬉戏，牧歌悠扬。诗书盈室，男耕女织，温良恭俭，童叟无欺，大同世界，斯为乐土矣！</i>
这是一个乡野老叟的家国强盛梦，美妙得如同飘进柴门的一缕晨雾。赵忠仁在东京的一所法科学校学成归来时，中日战争已爆发，他本来可以在省府做事，但弟弟赵忠义投考军校去了，父亲以“死”旗相赠，家里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了，他只得回乡侍奉父母。可没想到1942年，日本人眨眼就侵占了龙陵，当亡国奴原来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其实，赵稷源老人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兵败时，就感觉到战火烧到自己的家乡是迟早的事情。他几乎以半价卖掉了大部分田产和两家商号，换得三十万法币，在龙陵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日军进占龙陵县城时，赵稷源带着游击队和儿子退到了一个叫皮嗄的傈僳族山寨，同时也为怒江东岸的国军做些传递情报、惩治汉奸、收留远征军伤病员的工作。这支游击队由汉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等多个民族的抗日志士组成，武器却相当简陋，火铳、弓弩、毒箭、大刀是他们的主要装备，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汉阳造，连机枪都没有一挺。就这样与日军周旋了半年多。
日军侵占龙陵后，专门成立了一个行政班，着手扶持汉奸政权。行政班班长吉村大尉是个略通中国文化的人，还会说点中国话。他得知在偏远的龙陵竟然还有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大学生，出身本地望族，其父还是有名的乡绅，赵氏家族的族长，如果能制服这一家子，不仅可解游击队骚扰心腹之患，还可降服当地人之民心。于是在一个夏夜，日军用重兵包围了皮嗄山寨，架好机枪大炮，却并不急于进攻，先把抓来的八个山民架在火堆上活活烧死，然后派人给赵稷源送来一纸战书，说皇军虽为虎狼之师，但并非杀人如麻。皇军只是久慕赵老先生的大名，专程前来邀请赵老先生及公子一同下山，与行政班一道为龙陵百姓效力。龙陵本民风纯良之地，赵老先生深孚众望，在战乱之际护民保乡，应是职责所在。轿子和马已为赵氏父子备好，倘若不从，皇军踏平皮嗄山寨，犹如大象踩踏老鼠耳，届时皇军将不会留下一个活口。且龙陵百姓苟活于刀兵之下，皇军如无赵老先生辅佐，共同建立大东亚秩序，将不能保证士兵滥杀无辜。云云。
游击队那些血性汉子，本来抱定了要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但面对赵稷源的老泪，他们沉默了。那个夜晚是赵稷源老人一生中最难的一夜，眼泪几乎要浇灭了傈僳人的火塘。老年人淌眼泪几近于佛菩萨在痛哭、在悲悯、在默默担当人世间最大的苦难。到天亮时，赵稷源拭干眼泪，对赵忠仁说：
“从今天以后，你没有我这个父亲，我没有你这个儿子，赵氏家族也不再有我这个族长。我们都是进不了赵家祠堂的人。”
然后他打着白旗，带着儿子走出了山寨。多年以后人们还在传说，那个穿阴丹蓝长衫打白旗的老人，颔下的胡须迎风飘拂，挺直的脊梁如一棵刚硬的老松。他张开双臂，站在鬼子的机枪大炮前，将一个村庄的妇孺老幼挡在了身后。
龙陵县的伪政权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赵稷源出任县长，赵忠仁任文教科长。赵稷源回到县城后才知道日本鬼子刚来时，到处抓慰安妇，造成二儿媳卢小梅的惨死。他找到吉村，声色俱厉地说：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永远征服不了一个国家的人民。你们要是再在本地抓一个妇女充当慰安妇，我将发动起全县民众与尔等禽兽再死战一场。吉村大尉拍着胸脯保证，类似不幸事件再不会发生，行政班的宪兵队将会竭力维持本地治安。
日军的行政班是个在占领地区实施奴化统治的机构，它主要负责为占领军在本地筹集粮草、维持治安、奴化教育等方面的事务。那时日本人是自信的，以为龙陵前面有松山作为天然屏障，中国军队永远打不过来。如果他们能越过怒江天堑的话，直捣昆明、重庆，对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来说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们甚至还在龙陵建立了一个农科研究所，从日本找来几个农业方面的专家。在日本人看来，占领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园了。
没有人知道赵稷源老人出任伪县长后内心真实的痛苦。从前在族人面前威风凛凛、阐释族规、训导族人、率众祭祖的族长，现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敢面对列祖列宗的罪人，连在大街上都只能贴着墙根走。在龙陵县城里，赵家祠堂是一座位于城边白塔山头上庄严气派的建筑，建于清朝乾隆十二年，由一正两厢及面楼构成一个封闭式的四合院，有大小房舍二十多间。正堂上供奉了赵氏家族祖先的牌位，一块楠木牌坊高居神龛之上，上书“南京应天府赵氏门中历代宗祖之魂位”。正堂四周还悬挂了赵氏家族的族规、赵氏后人的字派诗，刻在一块大理石碑上的龙陵赵氏族源碑文，以及历辈祖先的诗文字画。这里是龙陵赵氏人家的香火之地，血脉之源，凝聚之所，皈依所恃，根系所在。往常每当赵稷源走进赵家祠堂时，他浑身仿佛披上了一道神奇的光芒，既儒雅又凛然，既恭谦又威武。那是祖先的恩赐和庇佑，是赵氏这个伟大姓氏数千年来的滋养。
日本人太知道占领一个地方易，征服这个地方的文化难，他们一侵占龙陵，就把前线司令部和行政班本部设在了赵家祠堂。赵稷源回到龙陵后，发现他们推倒了赵家祖先的魂位，砸烂了刻在香樟木板上的族规和字派诗，仅保留了几幅祖先的字画。跟在他身边的吉村大尉阴笑着说：
“赵老先生，我们是信奉神道的国家，比你们的儒教优越。大东亚圣战的目的，就是要教化你们落后于时代的信仰。不是吗？”
赵稷源岿然不动，眼泪含在眼眶里。
吉村又说：“我们的前线司令官板田少将说，这正堂的墙上该有一幅字。久闻赵老先生工诗书、善笔墨。是否肯赏光为我们尊敬的板田少将写一幅字呢？”
赵稷源沉默良久，又巡视了一遍这充满膻腥味的祠堂，才缓缓说：“备笔墨。”
吉村忙叫人准备，还殷勤地问：“就写幅‘武运长久’吧，拜托了。”
赵稷源挥毫写下“魑魅魍魉”四个字，大篆体，遒劲凝重，笔力苍健，四个“鬼”字旁写法各异，如四个张牙舞爪之地狱小鬼。
吉村哪里认得这幅字，更不解其意，忙拉住赵稷源，“赵老先生，这字……什么意思？”
赵稷源将笔一掷，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地说：“尔等文明岂敢曰高乎？”
吉村最后还是把这幅字装裱了，悬挂在祠堂正厅过去供奉赵氏祖先魂位的墙上，因为日军在本地的最高指挥官板田少将说这字写得鬼斧神工，是绝妙的中国书法。吉村在日军中以中国通自居，他成天缠着赵稷源习书法，下围棋，品茶茗，把自己装扮成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但背地里，他却命令宪兵队逐户收缴龙陵县城赵、李、王几大家族的族谱，以及民国教育读本，悉数丢进火堆里。同时还威逼赵忠仁兼任新办的日文学校校长，用日本国小学教材和汪伪政权的亲日教材教学。县城里家有十二岁以下的学童，均必须来日文小学上学。
赵稷源有天对赵忠仁说：“这帮禽兽，想斩断我们的文脉啊！”
赵忠仁抹一把眼泪，说：“爹，当年为什么要送我去日本留学？”
赵稷源只能深叹一口气，“当亡国奴可以一时，但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血脉。先祖自明以降至清，也当了亡国奴。但我泱泱中华、堂堂赵姓，从来未曾改名换姓，诗书传家，耕读世代。山还是我赵家的山，地还是我赵家的地，血脉，还是我赵家的血脉。往昔为父送你远赴东瀛留学，是为了更好地以夷制夷。国父孙中山、委员长蒋介石都留学日本，肇建同盟，推翻满清，开创民国大业。现在看来，以夷制夷，谬也！”
风云变幻来得如此之快，连赵稷源也没有想到中国远征军两年之后就掩杀而来，龙陵眨眼又成了战场。远征军在攻打松山和腾冲时，迅速包围了龙陵的日军。但就像攻打松山一样，这里也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围攻拉锯战。县城及周边各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对龙陵之战关注有加，搞得蒋介石不断发电报催促前线指挥官尽快拿下龙陵。到战斗后期，远征军终于冲进了城内，将日军在赵家祠堂的指挥部团团围住，坐镇指挥的板田少将绝望地开枪自杀了，接任的一个中佐旋即也剖腹，吉村大尉成了最高指挥官。赵家祠堂本来依山势而建，远远望去犹如一个城堡。两年前日军选这里作为指挥部，不是没有战术上的考虑。远征军攻打了三天三夜，竟然没有将其拿下。
战斗进行到第四天上午，赵稷源老人忽然出现在祠堂里，他在忙于应战的日军中直奔中堂，打开神龛柜下的一个暗屉，取出赵氏家族的最后一本家谱。但在他转身想离开时，一身是伤的吉村举枪对准了他。
“开枪吧，尔曹即下地狱矣。”赵稷源慨然道，把家谱塞进怀里。
吉村抢上一步，从赵稷源怀中夺走了《赵氏家谱》，“支那人，你们也别想……”别想什么，他没有说出来，面部已经因疯狂而狰狞了。
“虾夷之种，海盗之后，毕竟粗鄙狭隘。” 赵稷源轻蔑地说，“汝等可占我家园，毁我宗祠，焚我族谱，焉能断我赵氏家族数千年来源远流长之人脉？耕读传家之文脉？中日此番交手，数十年血战，尔等方知我泱泱中华抵御外敌之坚韧顽强了罢。老夫奉劝你一句，即下命令，向我中国军队缴枪投降，方可饶汝等一命。”
“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一词。”吉村也不无傲慢地说，“别忘记了，你是你们中国人的汉奸，我们战败了，你也要下地狱。”
“哼。地狱有十八层，我即便在地狱里，也要把你打到最底的一层。”
外面的枪炮声、呐喊声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近了。吉村愣了片刻，收起了手枪，说：“赵老先生，我们早该杀了你的。但从见到你那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你；你当我们的县长，私放游击队俘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但我跟上峰力陈不能杀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停顿了片刻，脸上的表情平静下来，目光也柔和了，“你和我的父亲多么相像啊，赵老先生。有一天我梦见了我的父亲，但却发现他穿着你的长衫……”
“那你还不赶快放下武器回家？”
吉村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身为帝国军人，我有责任。”随后他又说，“赵老先生，随我们一起走吧。我派几个士兵保护你，我们退到缅甸再战。”
“愚蠢！你的帝国都快完蛋了，覆巢之下，你往哪里逃？”赵稷源的语气也缓和下来了，“要是你听我这个老人的话，放下武器吧，孩子。你父亲等你回家。”
“决不。”吉村说，“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儿子向敌人投降吗？”
赵稷源冷硬地说：“我有两个儿子，为了报效国家，我送一个儿子上前线；为了延续香火，我让一个儿子屈辱地活着。”
祠堂里忽然乱起来，一股浓烟蹿进了中堂。一个日军士兵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说，后院的柴棚失火了。
柴棚旁边就是日军的军火存放地，军火一旦引爆，祠堂都会被炸平。日军对此早有防范，专门在柴棚上加盖了钢板和土，以防被远征军的迫击炮弹击中。
“哈哈哈哈……”赵稷源朗声大笑起来。
吉村反应过来了，刚才赵稷源就是从柴棚方向来到祠堂里的。由于赵稷源是县长，驻守赵家祠堂的日本兵都认识他，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在战火纷纷中，一个不屈的老人出现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
“是你放的火？”吉村又拔出了手枪。
赵稷源继续大笑，像一个老小孩那样开心。
后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像眼前这个老人的笑，由弱小到强劲，由欢笑到愤怒。原来一个人的笑声中也可充满仇恨。
吉村射出了一枪，颓然坐在地上，背靠中堂的门框，这时他抬头看见了墙上的那幅字，只来得及认出一个“鬼”字旁，大地便山崩地裂般震动起来，各路小鬼纷纷攘攘、支离破碎了。
1945年春天，赵广陵养好伤、回乡省亲时，才知道家中这些年的变故。让他感到晴天霹雳的还不是老父亲的死，妻子的死，而是父亲和兄长的变节投敌！龙陵沦陷后，他就和家乡音讯断绝，龙陵光复时，他又一直在美军医院里养伤，跟死神搏斗。那次回家时，国民政府正在追捕沦陷区的汉奸，赵忠仁当然是本地的大汉奸了。让赵广陵惊讶的是，兄长却安然在家种桑养蚕、喂鸽子斗蛐蛐。赵忠仁说，日本人虽然也读《三国演义》，但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为日本人做的事，远没有我为国家民族做得多。我明里教日文，暗中还是用叶圣陶先生主编、丰子恺先生绘画的国民小学课本。我给学生们讲的第一课就是“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耶”。日本人，谁不恨？家仇国恨一大堆，总有找他们清算的时候。国军收复龙陵时，第一份日军城防司令部布防的情报，就是我画好找人送出去的。父亲在远征军攻打赵家祠堂时，也算是以身殉国吧。老弟，我们可不是汉奸。因此，光复后他们没有立即杀我。你作为抗日军人回来，还是立过战功的军官，他们就更不敢杀我了。昨天县长还来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出任法院院长哩。
多年以后赵广陵每当想起在日本人面前屈服了的父亲和兄长，便会自我拷问一番：如果换了我，又将会如何？匹夫之勇是个男儿大丈夫都不会缺，战场上两军对垒，操戈搏杀，酷刑前威武不屈，死不失节，都不是很难的事。难的是当身前高堂，身后妇孺，凌辱加身，引颈就屠之时，你如何选择？玉石俱焚，毁家纾难，赢得满门忠烈的美誉，诚可敬佩。但那是后人的追封。这后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让他来经受一次这样的考验，他又会怎样？赵广陵在第二战区打游击时，见识过那些沦陷区的顺民，也和汉奸打过交道。那时他对这些人一概鄙视、仇恨。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顺民、汉奸，也会出现在自己家里，连送过“死”字旗给儿子的父亲，也会屈从于当顺民。一个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残酷的战争机器绞杀下，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气节？在家那段时间，他怎么也难以把兄长的身影与山西洪洞县那个高排长的伪军形象剥离开来，他们为日本人做事，但还是没有彻底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他们不一定都是软骨头，从皮到里都数典忘祖，与日人狼狈为奸。他们的命里或许有些东西是见不得战争的：贪生、顾家、温良、顺从、软弱，当国家无力庇护他们时，很可能就屈服了。这样的人即便在和平时期也会有很多，只不过没有在战火的考验中彰显出来罢了。身逢乱世，人一生要保持清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倒不是因为面对家人，赵广陵才会这样反思。日本人太会拿捏中国人的软肋了，你们不是讲忠孝吗，我就让你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他们师从中国文化，学到了很多优秀的东西，也吸纳了不少糟粕。而在战争中，这些糟粕被他们放大到了极致。他们就像想扳倒一头大牯牛的野豺狗，它一口咬不断牛的脖子，牙齿也难以啃进厚实的牛背，但它会卑鄙地向大牯牛的肛门发起攻击，把肠子拉出来，让牛拉血，力竭而死。
那一次回家，是赵广陵和自己的兄长最后一次见面。兄弟俩既有舔痕抚翅的相互宽慰，也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后在对方身上看出的陌生。赵忠仁说，当远征军攻打龙陵时，父亲曾告诉我，大潮流之下，我们唯有以死谢罪。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呢？都是中国人，都在从不同的方面为国家做事嘛。赵广陵那时便感到，一向敦厚温良的兄长现在成了左右逢源的人，成为赵氏家族羞于进祠堂的人，成为赵广陵心里永远感到痛的人。如果说在抗战胜利后赵广陵有什么悔恨的，就是兄长当年为什么要去日本留学？这个蕞尔岛国和他赵氏家族如此不共戴天，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毁兄之罪，锥心刺骨，罄竹难书。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他们那样将世上所有的坏事都干绝？又还有哪个民族，能忍心把一个恪守传统、耕读世家的普通中国家庭，毁灭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赵广陵在“敌伪档案”中看到父亲和兄长的档案是如下记载的：
<i>赵稷源，龙陵白塔人，地主。育有二子，赵忠仁、赵忠义，赵忠仁留日生，后为汉奸（见档案号××××××号）。赵忠义为国民党军队伪营长，抗战胜利后参加内战，后去向不明，相关档案缺。1942年日军攻占龙陵后，赵稷源曾暂短组建过抗日武装，后变节投敌，出任日伪政权县长。1944年国民党军队攻打龙陵赵家祠堂时，纵火焚烧祠堂，与日军同归于尽。</i>
<i>赵忠仁，龙陵白塔人，留日学生。1942年变节投敌，出任日伪政权文教科伪科长，兼任日文汉奸学校伪校长。1946年出任龙陵县国民党反动政权法院伪院长，1952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人民政府公审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i>

24 前世仇人
现在，中日两国的士兵相向而坐。
是的，他们是五十多年前在阵中舍命搏杀的老兵，是从对方的仁慈或战场上的阴差阳错中捡回一条性命的幸存者。枪口曾经无数次瞄准过对方，射出去的子弹带着仇恨编织着一张张死亡之网，拼死也想把对手送到另一个世界。他们都是命很硬的人，都是连阎王也敬而远之的人。他们一方为自己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冲锋陷阵，一方为狂妄的“大东亚圣战”而战。他们今天能够在这样一家四星级的宾馆相聚，只是因为历史犹存，时间销蚀了人间部分的误解、隔阂、征杀乃至仇恨——这些造成人类相互仇杀的东西只要能化解一点点，不同国别和民族的人就有可能走到一起，坐在一张桌子前喝茶聊天。更何况一个老兵，即便不是放下屠刀的佛，也如同被岁月消弭了杀气的邻家老叟般心平气和了。但当他们时隔近半个世纪皓首相向时，心中的恨，依然是意难平。
阳光从日方四个老兵的背面照射进来，将他们的面庞衬在阴影中。他们个个西装革履，腰板尽量挺直，头上的白发逆着光线散发着灰白色的光芒。有一抹阳光刚好映射在一个叫秋吉夫三的日本老兵的镀金眼镜腿上，碰撞出珍珠般闪耀的光芒，让坐在他们对面的老对手们深感不自在。
而那场战争的胜利者们看上去却有一些拘谨、土气，甚至惊慌。他们第一次走进这富丽堂皇的大酒店，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实际上他们都是刚刚从自己简陋的院舍、从田间地头，放下手中干的活计，放下装猪草的背箩，放下肩头上的担子，放下背上的孙子，放下多年来如影随形的歧视、改造、贫困，还有国民党“侉侉兵”“草鞋兵”“烂屎兵”、历史反革命的沉重负担，穿着下地劳动的胶鞋、皱巴巴的土布衣裳，衣扣不齐地被政府有关部门紧急招来了。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如此高档的地方，从来没有被作为主宾，登堂入室地坐在象征着地位、权势、富贵的座位上，和一群“日本友人”面对面。他们本来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战胜过对方的赢家，但他们就像来到富贵人家的穷亲戚。
只有一个中方老兵例外。他的背脊挺得比日本人还更直，他的一身洗得灰白的蓝布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每一个口袋盖都平整威严，轮廓分明，仿佛一件穿了十几年的旧衣裳，也要送到最正规的浆洗店认真仔细地清洗熨烫。他的头发也比日本老兵更白、更整齐、更沧桑，透着一种高贵的、骄傲的、凛然的银色。尽管他的脸上，还布满战争肆虐的创伤。
座谈会由省里的中日友好协会和当地政府共同举办，一个副县长作了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代表地方政府欢迎来自远方的日本客人。他说现在中日友好了，当年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向来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普通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对待，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欢迎那些反战的、积极推动中日睦邻友好的日本朋友。我们更希望日本友人前来投资、办厂、搞商贸、办学校。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日本老兵回到这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谢罪，并以实际行动资助我们的地方建设。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秋吉夫三先生，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远万里，已经四次来到我们龙陵。特别要感谢的是，他在日本组织的“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为本地捐助的一所小学，已顺利竣工，明天将举行落成典礼，秋季时学生们便可在新校舍入学。这是中日友好的新篇章，是日本老兵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具体体现。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秋吉夫三先生及“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的其他日本老兵再次表示感谢，云云。
中方老兵赵广陵听得如坐针毡，什么叫“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当年人家可是全民投入的战争，是一个嗜血的民族和一个救亡的民族的战争，你搞阶级分析搞到人家的国家去了，人家正巴不得用你的话推卸责任哩。什么叫“在这里作过战”？哪里又来那么多的“感谢”？什么“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不就是一些松山龙陵战役的俘虏、逃兵、残兵败将吗？你还真把他们当白求恩了？你翻开了“新篇章”，人家作的文章却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副县长难道没有学过历史吗？如果他们是来谢罪的，你就让他们先跪下。
参与编辑整理那本《保山地区文史资料?抗战专辑》后，赵广陵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得到有关部门的赞赏，地区领导孙专员在大会上都亲口表扬了他。说他一个老人家，用手就抄写了一百二十万字的资料，还说他对史料的态度就像找回自己丢失多年的孩子。当然了，孙专员还赞扬赵广陵的文笔饱蘸了感情色彩，连枯燥的数据也能写得有生命力。名誉纷至沓来，县政协委员，地区文史委员，黄埔同学会保山分会副会长，滇西抗战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等。他倒不是很在乎这些迟来的头衔，而是为政府终于开始逐渐正视那场战争、正视那段历史而感到高兴。毕竟都是中国人，毕竟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其实，赵广陵和当年的那个俘虏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每一次，都让这个既谦卑又骨子里顽固的老鬼子铩羽而归。他才不管你是不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呢，前年他还在县政协会上提案反对日本人来这里捐建学校。这显然是与当下中日友好大局不相符合的言行，为建这所学校，省上都作了批示，报纸、电视也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你一个老人家多嘴多舌个什么？搞得县上的领导都对他有些不高兴了。私下里说，这个老国民党，越活越像头老犟驴了。
日本人的那一套礼仪，让对面的中国人很受用。日本老兵在倾听翻译过来的副县长讲话时，不断地“哈伊，哈伊”，谦逊的表情有力而夸张。心诚悦服地点头哈腰，彬彬有礼地适度回应，就像一群认真听讲的老学生。在接下来的交流发言时，秋吉夫三首先站起来，向副县长鞠躬，向在座的中方老兵们鞠躬，最后还特别向赵广陵再鞠躬。然后叽里哇啦说了一通。翻译过来大体是很荣幸再次回到龙陵和松山、回到当年的战场，很感激中国的宽宏大量，很感谢中国人的温和善良。当年他们在松山作战，孤单势弱，弹尽粮绝，除了占据地形上的优势和坚固的工事，以及士兵们的勇敢顽强，一千多日军士兵被几万中国军队围攻了三个多月，失败在所难免。但在中国的经历让他们终生难忘。在滇西有不少中国人对日本军人是善良的，友好的。中国人都有一颗温软的心，让他们常常感动，感慨，温暖，快乐，充满美好的回忆。随同他们一起来的森本先生，当年在逃亡的路上就曾受到过一个中国老百姓的救助，给了他两个玉米棒子，不然森本先生可能早就饿死了。秋吉还特别强调，很高兴又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赵先生，很高兴看到大家的身体都很健康，很长寿。五十多年前在松山战场上，天天都以为自己活不过明天，现在大家成了白发老翁，真应该感谢生命的坚强，感谢上苍的恩惠，感谢和平及时降临在我们大家的头上。让我们为日中和平友好祈愿，为日中不再战祈愿。感谢感谢再感谢，鞠躬鞠躬再鞠躬。
中方这边噼里啪啦一阵掌声表示赞同，赵广陵是唯一没有拍巴掌的人。他只是目光如炬地盯着秋吉夫三，脑海里却在放电影，他和秋吉夫三在战壕里翻滚，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他们本来素不相识，无冤无仇，都是上过大学读过书的人，但他们那时却都是野兽。野兽和野兽之间，多年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多客套。
随同日本老兵来的还有一个共同社的记者，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皮肤白皙，仪态优雅，鲜艳的口红勾勒出一张薄薄的嘴唇，在苍白的脸上像两片尖锐的红色刀片。她抒发了一通到滇西的感受，说滇西的山水和日本北九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难怪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日军老兵会对这片土地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她相信参加过战争的人，生命里一定有许多跟常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回忆，对警示后人珍惜和平，热爱生命，将会大有帮助。她最后说，希望能够听到中国的老兵谈一谈当年和日军作战时的感受。
中方这边一阵沉默。这次来了十个本地老兵，多是本地的农民，虽然人数上超过日本老兵，再加上政府官员、翻译和陪同人员，黑压压地占了大半个会场。但气势上却似乎不占上风。老兵们要么东张西望，要么不敢正视对方的眼睛，他们被审查惯了，夹着尾巴做人惯了，哪里习惯审视别人，更不要说在这样庄重严肃的场合作为主宾发言。过去谁多看他们一眼心里都发慌，现在和曾经的敌人面对面，他们竟然忘记了应该有的勇气、骄傲和尊严。
赵广陵刚才被副县长用目光挖了一眼，大约是责备他为什么不鼓掌，不懂礼貌。他对政府官员向来是很敬重的，回到故乡这些年，政府待他不薄，帮助落籍，让他当政协委员，他能不听政府的话吗？但此刻他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欠身准备发言，但副县长点将了。“张大爹，你说说吧。”
叫张大爹的老兵，曾经是本地国军的游击队，后来又参加了土改时期的剿匪工作队，一直在乡镇上工作，算是个退休干部。他踌躇半晌才说：
“打日本人，打日本人嘛，我那会儿跟鬼子打游击，在山里转，转来转去的，一天要跑几十里地，没有饭吃，饿肚子哦，还淋雨哟……”
翻译在那里急得抓耳挠腮了，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就说说你们游击队跟日军打仗的故事吧。”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要让他们话说到点子上，真不容易。
“中日友好，我没跟鬼子打过仗。”张大爹令人大跌眼镜地冒出一句，“只是有一回，我们碰见鬼子来清乡扫荡。我们排长看见路上有块手表，就上去捡，还没走到表跟前，就被一枪打倒了；班长又上去捡，又被放倒了。这下子，我们才认得鬼子躲在后面，就都跑了。喔哟哟，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才把鬼子甩掉。”
翻译正要开口，赵广陵说话了。“这个就不要翻了吧。我来补充两句。”
没想到对面的日军老兵森本龙一忽然插进来用中国话说：“翻译的，有。我们，听得明白。你的，”他用手点着赵广陵，“不好。大大的不好。诚实的，没有。”
“啪！”赵广陵一拍桌子，满堂皆惊。他站了起来，指着对方，就像掏枪对准了他，“森本龙一，你的中国话是在松山当侵略者时学的吗？别以为我不认识你！你有什么资格来我的家乡谈诚实？那两个玉米棒子是老百姓给你的？你敢说出真相来吗？不敢吧？那就让我来审判你。1944年9月7日，松山终于被我远征军攻占，你和二十多个鬼子从松山背后逃脱，渡过了勐梅河，一路向龙陵县城方向逃窜。你们日本军人不是没有逃兵吗？不当逃兵你怎么能人模人样地坐在这里？为什么不为你们的天皇剖腹自杀？你们一路夺关而逃，逢人必杀。尤为残忍的是，9月10日，你们在山道上袭击了我方的一支马帮民工运输队。杀死了押运的一个军官和六个士兵。让你们失望的是运输队驮的只是弹药和纸币，没有你们想要的吃的和穿的。为了抢夺赶马的老百姓的衣服，以便于你们化装潜逃。你们命令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把衣服都脱下来。结果才发现原来她们全是女人，从十几岁的大姑娘到二三十来岁的母亲，有的女人还背着小孩。但你们仍然强行脱光了她们的衣服。在战败逃命的路上，你们这帮禽兽不如的东西都干了些什么？还要我一一说出来吗？这些可怜的农家妇女全部赤身裸体地被你们用刀刺死、砍死，推到山涧里。总共三十二名妇女，还有三个背在母亲背上的孩子。你还记得这个数字吗？我们的县志上永远给你们记载着，我们的心里也永远记着。今天在座的中国人，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你现在诚实地告诉我，那两个玉米棒子是从哪位妇女手上抢来的？”
森本龙一镜片后的目光恨恨地盯住赵广陵，似乎想把对方的话语压回去，但那目光逐渐黯淡了，散乱了。他看到了满屋子的仇恨，看到了那些刚才还畏畏缩缩的中国老兵现在都挺直了脊梁，连那个一向对他们友好的副县长，也恨得一把捏断了手上的铅笔。而他的同胞、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则羞愧地把头扭向了一边。他甚至看到了她脸上的厌恶。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略微一欠身，用中文准确地说：
“哈伊！赵先生，这是一起不幸事件。”
“不幸事件？你们就这么轻描淡写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战争？”
“赵先生，战争就是这样。不死人，还叫什么战争？”森本龙一回应说。
“强奸妇女，杀戮儿童，把你们的兽行施加于无辜的老百姓身上，就是你们的战争？”赵广陵讥讽道。
森本嘴唇哆嗦，脸色苍白，身子摇晃了几下，忽然奇怪地淌起鼻血来，就像脸上挨了一拳。乌黑的血滴滴答答地顺着他肥厚的下巴流到西装和衬衣上。会场一下乱了，他身边的秋吉夫三忙去搀扶他，中方的接待人员也赶忙跑过来帮忙，副县长大喊，快叫救护车来，送医院，送医院。
接下来座谈会变成了声讨会。那些刚才还谨小慎微的农夫老兵像在当年的战场上听到了长官喊冲锋的命令，全都上阵了。有的说日本军队当年如何烧村庄，抓女人；有的说日本军人抓到一个景颇族的抗日土司头人，不用枪杀，也不用刀砍，而是吊在树上，下面烧一堆火，也不烧到人，慢慢地像烤一只羊那样把人烤死。更不是人干的事情是你们抓来土司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去挖自己父亲的心肝，在一边倒好了酒的鬼子队长命令说，快去挖，我们要吃炒肝了。这两个儿子哪里做得出来这连畜生都不会干的事情？结果他们也被杀了。鬼子那天就吃了三副人肝。
剩下的三个日本老兵就像被对方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或许他们现在才会明白，战争中犯下的罪恶，就是自己把自己钉上耻辱柱，终其一生也不能偿还。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唯有狡辩，仿佛是在躲避扑面而来的复仇弹雨。秋吉夫三诺诺地说，我当年驻守在松山上，很少下山见到老百姓。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是我们换防前的部队干的。另外两个日军老兵长谷川和川岛义雄是战后第一次来中国，他们也是日军56师团113联队的幸存士兵。长谷川说我是个运输兵，我没有杀过中国人。但一个中国老兵像法庭上的审判长一样喝道，你的车拉的炮弹、子弹，运送的鬼子，又杀了多少中国人？川岛义雄是卫生兵，他不敢再说话了。他想你就是说自己是天使，也会被他们说成是邪恶的天使。
座谈会在双方都不愉快的紧张氛围中收场。任何伤疤都是不能轻易去揭的，何况是一个民族的伤疤？晚上由县旅游局做东，搞了个晚宴，也请了参加座谈会的中方抗战老兵。秋吉夫三没有看到赵广陵，翻译说他回松山去了，他经常住在那边。秋吉夫三心里一阵莫名感动：要什么样的力量，才会让一个老兵一生守护在自己打过仗的战场？同时，他心里也泛上几丝担忧，仿佛看见一个人横刀立马站立在他试图要通过的关卡前。
参加晚宴的中国老兵都是农民，连餐巾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但他们不愿跟日本老兵坐在一桌，把精巧的酒杯撤到一边，兀自用碗喝。旅游局的领导为了缓和气氛，带着日本老兵过来给他们敬酒。日本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老兵又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了。几个日军老兵总算从下午的挫折与丧气中找回了点自信，因为这让老鬼子们不能不想起过去和他们合作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岛国之民，“孤军深入”到这么广袤庞大的国家，面对如此众多不忘旧恨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帮手”怎么行？他们甚至暗自庆幸赵广陵不在场。秋吉夫三曾告诉过其余三个人，赵是个军官，曾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是一个有西方思想的支那人，不同于中国普通的抗日军人。战争时期这样的人如果在重庆军里有十分之一，我们早就战败了。森本龙一从医院出来后，不敢再和大家见面，借口要休息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了，连晚宴也不敢来参加。他本来有高血压，鼻子淌血也是战争的后遗症，一块弹片曾经打坏了他某根鼻血管，稍一激动血管就会破裂。除秋吉夫三是上过大学的外，其余三人当兵前都是日本北九州的矿工和农民。二战时期，日本人曾经吹嘘过，天下兵，日本兵第一；日本兵，九州兵第一。日军56师团也有个很唬人的代称——龙兵团。这支主要由九州的矿工编成的师团，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当年无论是在松山还是龙陵的日军士兵，向来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但龙陵人说，龙陵这个地方，就是要埋葬“龙兵团”的，龙陵龙陵，龙的陵寝嘛。
共同社记者芳子小姐也是个二战遗族，她是个遗腹子，父亲当年战死在硫磺岛，因此她对二战中幸存下来的日军老兵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她父亲参加的硫磺岛战役和秋吉夫三他们113联队打的松山战役，都被日本方面认为是值得崇敬的“玉碎”战，即全军覆灭的战斗。这样悲壮又令日本人骄傲的“玉碎”战在二战时期也没有几个。而在中国战场，唯有云南的腾冲和松山两场“玉碎”战，这不能不引起芳子的关注。其实更让这个资深记者惊讶的是，当年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老兵在沉默了二三十年后，才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纷纷著书，叙说他们三十多年前的战斗经历。芳子小姐就不能不质疑日本军部：不是说他们都“玉碎”了吗？怎么还有幸存者？也许，从这些参加过“玉碎”战的幸存者讲述的战争经历中，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身影？
但她没想到被一个中国老兵坏了她追寻父辈光荣的好兴致。座谈会结束后她私下里问中方翻译，刚才在会上大声斥责的那个中国老兵，是中共的干部吗？是不是专门派来做宣传的？翻译又问了身边的本地人，回答她说，不，他是个老国民党。当地人都这样说他。芳子小姐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目光里有了很复杂的内容。她对中国的近代史还是有所了解的。
晚上，芳子小姐敲开了秋吉夫三的房门，问他愿不愿意陪她出去走走。秋吉晚宴时也多喝了两杯，有点微醉，但还很清醒。他说，芳子小姐，你应该知道，在这个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地方，日本人如果没有中方陪同人员，是不会轻易上街的。虽然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们就像前世仇人哪。进来吧，我给你煮茶。龙陵的茶，刚才那个副县长送我的。他不知道，这种茶叶五十多年前我们就喝过了。在松山的地堡里，防疫给水部那帮勤奋的家伙，有本事把浑浊的水过滤干净，也能煮出味道上佳的茶来。
芳子小姐其实是想找秋吉前辈聊天。一杯有历史苦味的茶，也许正适合这样的一个夜晚。

25 一千三百分之一
啊，松山！我又回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老了，老得只有碎片一样的回忆，成天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的冤魂吵吵嚷嚷。他们总在我的耳边说，嗨，秋吉君，你这个在联队里专事记录战绩的家伙，难道把我们的联队忘记了吗？
我怎么能忘记？战时我就是我们联队的乙秘书，甲秘书是龟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前两天战死的。当年在松山担负守备任务的不仅有我们113联队的部分单位，还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卫生防疫给水等兄弟单位。唉，“玉碎”听上去像樱花飘落那般凄美，壮丽，可对当事者来说，那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啊。有人蹲在堑壕里嘤嘤哭泣，有人上吊自杀，有人给重伤员和“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发升汞片，让他们拌在饭团里，溶化在水里服毒自杀。还有的人在把战死的战友手指切下来，在专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成遗骨，期图带回日本，军官的则是从手肘处砍下来。那些烧成白骨的手指遗骨，一堆堆地装在白布口袋里，哗啦哗啦作响，就像车站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回家的人。挺身队的姑娘们，和我们守备队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化解我们思乡的忧愁，打仗时为我们送饭、送弹药，甚至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却不得不杀死她们。她们死前怀里还抱着一包一包的“军票”，但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个叫江代的，是个朝鲜姑娘，她和一个伍长真心相爱了，肚子里那个孩子据说就是这个伍长的。伍长一个月前就战死了，她说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长的孩子生下来。但在最后关头，她哀求说升汞水会让肚子里的孩子中毒，你们也给我颗手榴弹吧。可我们那时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捡手榴弹，哪舍得给她自杀呢？这个可怜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从喉咙里捅了进去。但她怎么捅得死自己啊，一个士兵实在忍受不了她的惨叫，就上前去帮她……她捧着肚子在地堡里打滚的样子，真是惨啊！
堑壕里战友们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浸泡在泥浆里，都腐烂了，到处是蛆，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胶泥上。花花绿绿的肠子、心肺沾得脚上到处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经麻痹了人们的鼻子，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恶心、呕吐。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时练刺杀，经常真刀真枪地用支那俘虏来当靶子，那时他们该吐的都吐干净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是世界上神经最粗壮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恶劣的环境，战胜任何人间的苦难。一点尸臭算什么，肚子饿疯了时，日军士兵还敢吃自己死去的战友身上的肉，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守备队就这样干过……啊，实在抱歉，这样龌龊的事情现在说来真是不敢相信，但这就是那时的实情。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牟田中将就说过：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尽快成为精神病人。
他们真是做到了，在松山和龙陵，日军干了很多疯子才会干的事情。军医官不打麻药活活解剖战俘，期图看到一个人能够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如果生生切掉胃会流多少血，切掉几节肠子又会怎样。俘虏在手术台上惨叫，他们却专注地用计量杯接伤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绑在手术台上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头猪。给抓来的老百姓输马血，观察人的反应。人会不会像马那样跳跃着跑呢？不会。人只会眼球突出，面赤耳红，七窍流血。这不是实验，纯粹是恶作剧。有个军官命令把战俘推到一个坑里用乱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细菌实验也做过，但那是军队里的最高机密，我们普通士兵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做过梅毒实验，慰安所的一个从缅甸热带地区交换来的慰安妇患了一种奇怪的梅毒，他们就抓来一个中国男人和她发生关系，观察他的感染情况，然后又抓来他的妻子，又观察他妻子的感染情况。这对夫妻全身溃烂后来才知道自己成了试验品，他们双双上吊自杀了。
实在抱歉，芳子小姐，一再让你感到恶心了。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如此没有人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兽性似乎就不可逆转了。人内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是战争释放了这个魔鬼。它来到了一群柔弱、落后、麻木、愚钝的中国人中间，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无论哪一种中国人，都挑起这个魔鬼更大的恶。况且这种恶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解放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看看中国那时的贫穷混乱，看看那些没有受到过丝毫教育的战俘，我们那时真有当解放者、拯救者的自豪。尤其是，我们抓了那么多的战俘。在我们看来，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武器，抓个支那兵俘虏比儿时玩游戏还容易。
我们怎么处置俘虏？正常情况下送战俘营嘛，非正常情况，就不好说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我们新到一个地区，十天之内，士兵们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军官也不会管。因为这是战时状态嘛，这就是非正常情况。十天以后，我们开始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军队就有纪律了，就进入正常情况了。所以那时很多士兵都愿意出去扫荡，虽说是打仗，但总是像春游一样充满快乐啊！
是的，我们在松山上也杀了不少重庆军的俘虏。非正常情况嘛，自己都没有饭团了，哪还有俘虏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大约不会超过十五岁的小兵，就像我现在的孙子一般大小。这两个小孩子是在我们夜袭重庆军的阵地时被俘获的。有个叫大泽的曹长逗他们，你们想家了吗？他们吓得直哭，说想。大泽曹长就说，那我送你们回家吧。当时还有人为这两个娃娃兵说情，大泽曹长，算了吧，放他们走。但大泽曹长是个行事果断的家伙，他说，放了他们的话，明天就要挨他们扔过来的手榴弹了。就用刺刀把他们捅穿了，然后扔出堑壕。他们的哭声都还带着儿童的嗓音，瘦得腿还没有我们的胳膊粗。
不，在松山被俘的日本军人没有一个是被杀掉的。重庆军比我们更讲人道主义，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战争的天平，是不是终会倾向于更人道的那一方呢？可战争本身又是残酷的。这真是一个悖论。但日本无论如何，再不能要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了。这不能让我们大和民族的子孙骄傲。
现在回忆起那场战争，我常常分不清自己当年是否也患有精神病？战争对每个老兵来说，不仅是一场噩梦，也不仅是烙在心上的一道伤痕，即便结了疤痕，创伤之血还没有淌尽，它还是癌细胞，任何药物都难以抑止。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正视这个噩梦吧。人活着的勇气，并非是头上有了白发，额头布满皱纹时就逐渐弱小，相反地会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有责任感。我们日本国战后重生，再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也才明白，我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写下联队的战史，既写下当年日本军队的恶，也写下我们联队的光荣。我还要找回我的战友们的骨骸。让我的战友们的灵魂，重新得到祭奠；让我们被焚毁的联队旗，再次飘扬在每一个死去的联队战友的灵魂里，飘扬在还活着的联队老兵心里，飘扬在日本国民的精神里。我的肩膀上背负着战死在这里的一千三百多个战友的灵魂，我是那一千三百分之一啊！
但这谈何容易。80年代以前，中国不开放，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回访，更不用说来慰灵祭奠了。直到1976年，我们日本国驻缅甸的大使第一次从仰光飞昆明，才在飞机上首次于战后看到了松山。真是不容易的“遥祭”啊。我们在缅甸战场，连每一匹战死的驮马都立了碑纪念，马的名字，来自何处，服役的部队，随军征战的地方，如何战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在中国，在滇西战场，我们战友的遗骸到今天都还胡乱葬在这怒江峡谷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上。我们能不惭愧吗？能不焦虑吗？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封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这些在这里作过战的老兵都想回来看看。但也不容易，1979年只让我们到昆明，昆明以西的地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那时的中国真是落后啊，似乎和我们当年离开时没有多大改变。公路、汽车、房屋、街道、桥梁，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可以看出他们那时既闭塞又骄傲，既虚弱又自尊，仿佛大梦初醒的一个虚胖巨人，身带各种顽疾，但极其好面子。这种弱者的自尊就像一个肥皂泡，一碰就炸裂。到80年代以后，我们被允许到大理了，却不准再往西，理由是那边条件艰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说了无数的好话，道歉、鞠躬、反思战争，批判军国主义等。中国人就是喜欢听一些他们报纸上需要的话，但我们绝不轻易谢罪。他们总是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们当作反战的宣传工具。战争的罪责算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是军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是军人的职责所在，是一个人一生的荣誉。我们何罪可谢？我们确实不希望中日再有战争，我们对反战的理解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反思那场战争，只会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取胜，怎么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反思呢？战胜我们的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搭上了美国人那两颗原子弹的顺风车。这段历史真是荒谬啊。日本政府都没有向中国政府谢罪，更没有向当年和日本交战的其他国家谢罪。我们这些老兵何罪之有？一个武士即便被打败了，也是受人尊敬的。日本跟中国打了那么多次仗，中国人还是不懂什么叫战争。大约是因为他们过去只出优秀的儒士诗人，不出勇敢的武士吧。
但我们还得跟这样一个大国交往。跟中国人打交道要有耐心和技巧。我第一次来时，很不受欢迎，但有一次我无意中道出自己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嘿嘿，他们就对我另眼相待了。喝酒时还叫我同志，好像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其实我们日本共产党早就放弃了暴力斗争，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和他们根本不一样。不过我还是借此跟他们拉近了关系，共产党的官员开始私下里接收我送的礼物。电子表、东芝盒式收录机、原子笔、巧克力等；而对那些普通老百姓，一个电子打火机就让他们稀罕得不行了，那时我们回访团的成员每个人身上都装有几十个电子打火机，见到对我们友善的人就送一个。当那些得到好处的中国人脸上现出谦卑感激的笑脸时，我们仿佛找到了当年在这里当主人的感觉了。
哟西，有谁能想得到啊，中国开放仅仅几年之后，东芝公司、索尼公司、丰田公司、三菱公司，轻易就征服了中国，他们的产品比当年天皇陛下的士兵走得更远更广大。那时不要说中国人对我们日本电器如何崇拜，你在上海机场一出海关，围着你要兑换日元或美元的人就像狗一样，轰都轰不走。哪怕只是给他们兑换十日元，他就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要知道当年能从我们手上兑换到外汇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人。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大陆重新赢回了尊重，你只要说是来经商投资的，他们对我们甚至比那些从台湾回来的国民党老兵还更好一些。简单说，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跟中国人打交道，搞商贸是不是比战争更好呢？
不过，我们施舍这些小恩小惠，主要还是想化解敌意、隔阂，甚至仇恨。但他们还是不允许我们去松山战场，只是专程派人从松山上取来泥土，让我们带回去。我们把来自松山的“灵沙”带回了日本，分给松山守备队的遗族。多少遗族手捧“灵沙”泪流满面啊，这样的情感中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们不重视战死者的灵魂，敌方的不重视，自己的好像也不管。可中国人明明是个奉行“慎终追远”的民族，看看他们对自己亲人的葬礼就知道了。
一直到1984年，中日关系逐年升温，中国也更开放了，我们终于被允许以旅行者的名义来到龙陵和松山。但我们受到严密的监控，每一个旅行团成员身边至少有三到五个中方人员。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在松山战场还是龙陵战场，都不准做任何祭祀活动，包括不准带水酒、饭团、菜肴等祭奠用品上山。我们只有在房间里面对松山跪拜祭奠。有一个团员动静搞大了，在祭祀时失声痛哭，还高唱当年的征伐歌谣，结果被随团的中国翻译告发了，他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差一点被提前遣送回国。
1987年，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龙陵见到了赵先生。我怎么能忘记他呢？我们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对手。我的肩膀上还留有我们在松山搏斗时他撕咬后留下的肉坑。每当抚摸这个肉坑，我就会想起他。先是恨，慢慢就变成思念了。天皇陛下的“终战诏书”下达之时，我还被关在昆明的战俘所。有一天看守我们的美国宪兵忽然带来一个重庆军的少校军官，竟然是老冤家赵先生。他也在昆明养伤，脸被烧坏了。那天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开初我以为他是来羞辱一个战败者的，但后来我发现赵先生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他跟我谈未来，说和平后你回到日本，要好好干。我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各自国家的栋梁，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建设啊。再不要战争了。我当时真的很感激他。他还在第二天专程前来送给我一副眼镜。因为我的眼镜腿早就断了，一直用胶皮膏药粘着。他还送我一枚扣针纪念章，上面有一句箴言，我至今还记得——“人道高于一切”。中国人啊，当他们是胜利者时，他们有一颗温软的心；当他们是失败者时，他们又有一个弱者极强的自尊。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尊严很脆弱，就像今天森本冒犯了他们最敏感的东西。他们的反弹常常是不讲道理的，非常极端的。他们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哪怕他们的观念明显地落后于时代。
人们说赵先生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牢，但他面对我的追问从不多说任何原因。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了。他下午像山洪暴发般说了那么多，真是让我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他年轻时似乎不是这个样子。我曾经问过赵先生，你们松山战役阵亡者的碑在哪里，陵园在哪里。他竟然不肯回答，仿佛有什么隐情。只说在大地上，有他们阵亡将士的血骨，就有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骄傲。还有比松山更大的丰碑吗？这是诗意的反诘，你却可以看出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赵先生是个对中国文化很有造诣的人，但我看他战后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老了，老得两手空空。这个国家在战后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赵先生的命运，或许有值得思索的地方。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对手了。我和他讨论李白和杜甫，受益匪浅啊。但这个人很傲慢，尽管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我认他做朋友，他却始终有所保留。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快，中国人的变化更快。赵先生却像一个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我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总是在我面前顽固地保持着骄傲的人？因为我预感到他将是我晚年未竟之事的一个障碍。我必须要先征服他。
是的，这些和我要写的联队战史有什么关联呢？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嘛。我们松山守备队“玉碎”在赵先生这样的中国军人手里，不算耻辱；我们现在为他们捐建学校，就是换了一种身份回到松山。这是一次胜利的大反攻啊！
明天，给学校剪彩以后，我要去松山找他。我第一次去看望他时，给他带去一台彩电、三千元外汇券作为见面礼，但赵先生拒绝了我送的礼物。这个人心中怎么还有那么深的恨？我一直为他感到遗憾。

26 刺激与救赎
1987年的秋天，赵广陵和当年的手下败将秋吉夫三第一次见面。这个日军老兵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找到他的寒舍。秋吉夫三向他鞠躬、握手，还想张开手臂来拥抱，但赵广陵像山一样僵硬着身子，让秋吉夫三靠不上前。他只好当着一些随行记者的面发表热情洋溢的感言，秀够了一个当年的失败者又居高临下地回来了的骄傲。照相机的闪光灯晃得赵广陵眼睛直发花。一个后生把话筒伸到赵广陵面前，说赵大爹，见到秋吉夫三先生，心情很激动吧？赵广陵挥手挡开了话筒，颔下的胡须都飞扬起来了，一反常态地喝道：小杂种，激动你个鸡巴毛！什么叫先生，你知道吗？我只知道他是我亲手俘虏的鬼子。过去是小鬼子，现在是老鬼子。在场的中日友好协会的领导很不高兴，示意翻译不要翻了，说这个老倌，真没有素质。
但秋吉夫三却不这样认为。在场面上的文章做完以后，他一再向有关官员请求，他要和赵先生单独相处一晚上，要么住在赵先生的家里，要么请赵先生去宾馆。请你们尊重两个老兵为时不多的美好时光吧。
就像当年日军用武力侵占了龙陵一样，秋吉夫三以“日本贵宾”的优越感，不请自来地住进了赵广陵的老宅院。虽然不算老朋友，但毕竟是老对手，赵广陵不能在日本人面前跌份。他切了一盘老火腿，又到后院的菜地里拔了些青菜，回到厨房点燃柴灶做饭。秋吉夫三有些手足无措地跟在后面，试图想帮点什么忙，但他要么头撞到了低矮的门框，要么被柴灶里的烟熏得睁不开眼。他就像一个碍手碍脚的客人，主人却没有更多的宽容。赵广陵说，就吃点家常便饭吧。不是没有酒，但我今天不会和你喝。秋吉夫三忙说，农家的清淡饭菜，难得啊！
两个老对手四十多年没见，其实都在试探对方。都是打过仗的人，知道火力侦察的重要。秋吉夫三在这几乎算是寒碜的院子里东看看西瞅瞅，没有发现一件能称得上时尚的东西，这样的生活水准，跟日本在战后最困难时相比都赶不上。他只是在堂屋的一张自制的书桌上，看到一个精致的大相框，里面镶放了大小十来张照片，其中一个穿旗袍的女子最为引人夺目。鹅蛋形的脸，温婉的眼神，小巧的鼻子和嘴，典型的东方女人的风韵。这张照片是黑色的，但被主人精心描了彩，可以想象出那工笔画般的精细和面对画中人的一往情深。还有几张照片是全家福，赵广陵和那个女子衣冠朴素而整洁，神情严肃地站在后排，四个小孩子也表情呆滞，没有笑容，没有稚气，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前排。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照相机的镜头，而是枪口。中国人照家庭照都这么严肃拘谨，这个民族的活力又在哪里？秋吉夫三想。赵广陵的亲人又在哪里呢？——难道他孤身一人生活吗？秋吉夫三又不免为赵广陵感到伤心。
饭菜摆上后，秋吉夫三问：“赵先生的家人呢？”
赵广陵愣了一下，淡淡地说：“他们在昆明。”他看到秋吉狐疑的目光，便又补充道，“人老了，不喜欢热闹的地方。你也是住在乡村吧？”
秋吉一哈腰，说：“是。我住在离福冈县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很美丽安宁的地方。我在那里有个小小的农场，我养牛。是电气化的养牛场。”
赵广陵挺直了腰，并不在意什么“电气化养牛场”，他一指桌上的菜肴，“吃。”
“谢谢！”秋吉也腰板笔挺，两个老兵不像在吃饭，仿佛在博弈。
吃下一碗饭后，秋吉夫三感叹道：“真香啊。这让我想起松山的饭团龙陵的米。”
赵广陵把碗一顿，目光直逼秋吉夫三，“不要来我这里怀旧！吃饭就吃饭。”
秋吉夫三有些难堪，他摘下眼镜擦拭了一下，缓缓地说：“赵先生，我们都是年近七十的人了。战后这些年，我想大家都不容易啊。请问，赵先生在战后从事过什么工作呢？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抱歉。只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当年的教诲。要用学到的才华，建设自己的国家。”
现在轮到赵广陵尴尬了，他沉吟片刻才说：“我做过很多工作……现在退休了。”
秋吉夫三就是一个专捅伤口的老手，“我听说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败后，你们这些当年的远征军，在新政权里过得也不怎么好。”
“我很幸运，国民党把我从人变成了鬼，共产党把我从鬼变成了人。”赵广陵不知怎么就顺口说了出来。然后他后悔了。
“人怎么成了鬼？鬼又如何变成人？对不起，我不明白，赵先生曾经当过什么‘鬼？’是你们称呼我们为‘日本鬼子’的那个‘鬼’吗？”
“不，那时你们是真鬼，坏鬼，恶鬼。而我是……”
“你是什么鬼？”秋吉夫三就像抓住了人的辫子，穷追不舍。
“鬼雄之鬼。”赵广陵冷冷地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句诗你没有读过吧。”
秋吉夫三不再争辩了，他知道自己辩不过。他从怀中掏出厚厚一个信封来，双手捧到赵广陵的面前，“赵先生，这里面是三千元兑换券和一张可在昆明的外汇商店提出一台大彩电的发票。秋吉永远不会忘记赵先生在昆明战俘所对我的教诲和帮助。这是秋吉的一点感激之情，不成敬意，请赵先生收下。”
“收回去。”赵广陵毫不领情，身板依然笔挺。
“赵先生……”
“再不收回去你要挨揍了。”赵广陵真的攥紧了拳头。
“赵先生多虑了。”秋吉夫三讪讪地笑笑，收回了双手。赵广陵起身站起来，说不吃我就收碗筷了，然后他兀自端起自己的碗进厨房了。
这次和赵广陵见面，秋吉夫三错判了赵广陵的贫困，认为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都会把日本人当富裕的贵宾，日本的各式大小家用电器都是中国人趋之若鹜的东西，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仿佛就是这些日本电器的化身。那时的秋吉夫三是自信的、骄傲的，像一个重返旧日战场的将军，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年下士官加战俘的身份。在赵广陵家的那个晚上，他露骨地提出要赵广陵帮忙寻找当年战死的日军骨骸。他说，你是战斗到松山战役结束前一天的人，你一定知道我的战友们的骨骸都埋在什么地方。你又是本地人，还在那里待了七八年——我已经知道，你在那里蹲过监牢。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熟悉松山的人了。我们“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根据回忆绘制了一幅“松山阵亡战友骨骸埋葬图”，请赵先生帮我仔细核对一下，哪些地方是正确的，哪些地方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查实清楚，我们希望把战友们的骨骸奉请回我们的神社。我们已经等了几十年了。这是我们老兵最后的心愿。拜托了，拜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而赵先生你是幸存者中的幸存者。请你一定要多多关照，请你一定看在我们都是战争幸存者的份上，理解一个老兵对旧日战场的眷念，对战死战友的感情，对战死者灵魂的尊重。他们的灵魂还在松山像孤魂野鬼般飘荡，得不到亲人战友的祭奠安慰，该有多么不安啊！请多多关照吧。我们不会忘记赵先生的恩情，就像我不会忘记你当年在战场上的不杀之恩。赵先生刚才拒绝了我的馈赠，我想这是中国人有无功不受禄之美德。这样说吧，找到一副完整的骨骸，一台东芝大彩电；找到一根骨头，一台洗衣机，一截手指骨，一台尼康自动相机。你需要现金也可以。我们“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将会支付你寻找工作中的所有报酬。赵先生，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经济社会了，我们知道你们做一切事情都是有价格的。我也看得出来赵先生现在养老都是个问题。我们这些老兵，战场上没有被打死，岂能穷死、饿死？我们会高出你们想象地支付你的报酬。赵先生，请帮忙，请关照。
秋吉夫三那晚滔滔不绝恳求了一个多小时，甚至泪湿衣襟。但他得到的答复是：
“滚出去！”
尽管秋吉夫三在赵广陵面前痛哭流涕，出尽洋相。但对赵广陵来说，这是一次刺刀戳到胸膛口的刺激，也是一次救赎的开始。如果那些日军老兵不回到当年的滇缅战场来，赵广陵的晚年或许就只有一件事情——等死。但重归旧日战场的对手衣着光鲜，心事重重，口称反战，蟹匡蝉，还用过去的老眼光来看现在的中国人。赵广陵不管别人如何看如何想，他就是不服那口气。他只是没想到自己活到胡子头发都白尽了，还要被自己的老对手来教化，怜悯他的贫穷，质疑他的落魄，警醒他的救赎。真是让他老脸难搁。
其实，一个善良的人常常是被他的敌人点醒的。

27 松山之逢
松山下面有一座小镇，叫大垭口。老滇缅公路穿镇而过，路两旁便有了些店铺。日本人占据松山时，大垭口街上住过一个大队的鬼子，还有一处慰安所。远征军攻克松山后，当地老百姓嫌那处房子脏，便一把火将其烧了。战后几十年，都没有人再在那个地方起房子，一些断壁残垣上仿佛还依附着日本人的孤魂野鬼和泛滥淫欲。当地人说阴雨绵绵的晚上还能听到狼一样的欢叫和女人的呻吟。赵广陵在松山农场当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时，经上级同意，在这处荒地上盖起了一座小商店，利用地利之便，卖些农场生产的土特产品，粮食、菜油、水果、蔬菜啥的，一度生意还相当不错。后来滇缅公路改道，来往的汽车不从这里经过了，商店就冷清了下来。到了90年代后，商店关门，房子空闲下来。
见到秋吉夫三后，赵广陵就跟农场商量，请求租下这房子。当年那个带他去昆明找家的后生洪卫民现在是场长了，没多说什么就把房子批给了他，一年象征性地收五百元钱的房租。洪卫民还说，赵师傅，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盖的，你租理所当然。不过呢，都说那地方闹鬼，生意也做不起来。你住那里就不害怕？赵广陵说，鬼早被我打跑了，我还怕他们？
其实赵广陵就是来“饲养”鬼的，他不怕撞见鬼。在松山农场劳改时，无论是在蹲禁闭室还是在山林里劳动，赵广陵都会和一些当年战场上的阴魂迎面相撞。松山战场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孤魂野鬼，可能只有赵广陵这样的老兵才能听到他们的哭诉。战争结束几十年了，山上下来泥石流、野狗拖拽、人们春天翻地、上山采药，随便挖几锄头，都还可能翻出一根根白骨或一颗颗头颅，也不知是哪方的战死者。农民们先是把这些骨骸归到一堆再度深埋，人民公社后不知是哪个发现将尸骨烧成灰后，特别能肥地。于是烧尸骨的篝火年年都在松山燃起。这片土地热血浇灌过一次，骨灰再来作底肥。庄稼长势喜人啊长势动人。当年被炮弹炸光了的山坡上，飞落的松子破壳而出，一年出苗，三年成树，十多年后就队列整齐、阵容威武，站成一个个英俊挺拔的士兵模样，让人看得忍不住掩面哭泣。英魂在松林间穿梭跳跃，呐喊化作松涛夜夜怒吼。他们飘荡在山间，徘徊在树林，跌倒在岩坎上，翻滚在堑壕中。有时赵广陵看见中日双方的士兵还在互相搏杀，杀喊震天；有时他们又一同挤在某棵大树或岩洞里，避风、躲雨，冻得瑟瑟发抖，争吃同一个烤洋芋。赵广陵那时会悄悄在一些路口放一点吃的，第二天他再去看时，碗里的东西被吃得干干净净，就像狗舔净的碗。他揉揉自己的眼睛，既像自言自语又似跟什么人说话：吃吧，吃吧，饱饱地吃。你们不是饿死鬼哦。
在这个鬼雄纠缠不清的地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山打柴、放羊、挖草药的人们还能随处捡到战争时期的遗物。锈迹斑斑被洞穿或打裂了的钢盔，折断的刺刀，榴弹炮弹壳，军用水壶、饭锅，铝制饭盒，美制铁锹，未爆炸的手榴弹，打着“U.S”英文字母的弹药箱，汽油桶，以及各种子弹壳、子弹头等。松山的孩子们打鸟的弹弓，都是用捡来的子弹头。大炼钢铁时代，当地政府曾经动员老百姓上山找这些东西，然后投进火炉炼成铁水，还曾经两次触发了不知何种型号的炸弹，炸死炸伤了几个人。
其实，赵广陵在获得大赦成为松山农场的职工后，就开始收集残留在老百姓手中的战争遗物，常常把大半个月的工资都花在这上面了。好在那时本地人也对这些玩意儿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死人用过的东西，上面都附有死者的阴魂，谁沾上了谁晦气。他们最多用日军的钢盔来做粪瓢，或者当狗碗、鸡食碗，那时赵广陵花个三五块钱就买下来了。到他退休时，这些东西堆了差不多一间屋子。那是赵广陵当木工时的工具房，他退休后，就少有人去了，于是就跟农场借来暂时摆放。农场的人们轻易不敢去那里。他们说晚上会听到工具房里传来的哭声，还有鬼打架的声音。一个农场工友甚至半开玩笑地对赵广陵说，赵老倌，难怪你一辈子不走运，谁叫你成天收集这么些死人用过的东西，大鬼小鬼都缠着你的命哩。
但有的人，如果没有鬼魂的相伴，人生就不会踏实。赵广陵就是这样的人。他回到故乡生活了十多年，认识他的人他无颜相见，他不认识的人又无言以对。你少小离家，孤老终返；你乡音犹在，白发苍苍；陌生的故乡冷漠的乡邻，你是故乡的过客，还是故乡的归人？像这个国家那样，故乡在这些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稀释了记忆，变化也挤压了老年人怀旧的空间，让他们在故乡迷路；变化还改变了故乡的温度，让它和曾经生活过的他乡一样，不亲不热，不远不近，你就成了故乡的陌生人和过客，故乡也成为在哪里都是一样吃饭睡觉过日子的地方。因此，赵广陵决定重新搬回松山去住时，对侄儿侄孙们说，那里我还有好多在阴间的伴儿，这儿连鬼影子都不见一个。
实际上只有那个老鬼子秋吉夫三明白赵广陵住在松山的真正目的。这是被他点醒的使命感，也是针对他来的。日本老兵旅行团1995年这一趟再回松山和龙陵时，中国政府已经彻底开放了这一片地区，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在滇西自由旅行。那些互相竞争的旅行社，以招揽日本游客为最大营业目的，用大轿子车将他们一车一车地拉到滇西各地，有次竟然来了一个六百多人的大团，老老少少，红男绿女，在松山上翻上爬下，如同攀越自家后面的山林。在本地人看来就是一次日本人在时隔五十年后的大反攻，恨得他们牙齿痒痒的。白发苍苍的日本老者手拿过去的军用地图，向自己的后辈们逐一讲述各个阵地的名字，这些阵地都由守卫在那里的军官的名字命名；哪个军官战死在哪条堑壕，是怎么死的，死前他又说了些什么；哪里是伙房，哪里是医院，哪里是炮阵地、机枪阵地，哪里是洗澡的地方，放马的地方，甚至一个喜爱收集蝴蝶标本的中尉军官喜欢在哪条山涧捕捉蝴蝶，是什么品种的蝴蝶，还有一个喜欢写诗的大尉在哪一天望见怒江大峡谷里升起的云雾，作了一首什么样的诗歌，他们都讲得清清楚楚，生动有趣。他们还在那些残缺的堑壕、陷塌的散兵坑、茂密的灌木丛中翻找旧日战场的遗迹，找到一块弹片、一颗弹壳都会兴奋得大呼小叫，就像发现了黄金。仿佛这里不是让他们曾经全军覆没的战场，而是引以为傲的大和民族教育基地。
秋吉夫三不会跟随这种庞大的旅行团，他有自己的使命。他这次只带了芳子小姐一同上松山，还是在她的一再要求之下。在他和赵广陵的斗智斗勇中，他不愿芳子小姐看到自己的再次失败。
这一次来到中国，秋吉夫三聪明多了，他再不会去触碰中国人“弱者的自尊”，况且现在中国看上去正在强大起来了，不再是那种不知山外有山的国度。他认为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足够多，就像他带着芳子小姐来到松山，在大垭口没有见到赵广陵，他便自信地对芳子小姐说：
“让我们去关山阵地吧，重庆军当时叫子高地。那是松山的主峰，赵先生是个知道占据主动的人。”
松山其实是由大小数十个山头组成的巍峨山系，当年远征军为了给各部队明确攻击任务，将其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及若干用阿拉伯数字编号的小高地，而自负的日军守备队则按阵地上坚守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他们倒是真正做到了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亡。松山最高峰子高地的工事最为坚固，远征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从半山坡挖坑道下去，用专程从加拿大空运来的三千公斤TNT炸药一举炸毁。子高地一破，松山日军守备队的气数便将近了，但残存日军还是在其他高地上负隅顽抗了十八天才被彻底肃清。秋吉夫三是在“辰”高地上被赵广陵和廖志弘联手俘获的，自他被俘后，松山战役还打了一个多月。因此他对后面的战况也不甚了解，他需要赵广陵的帮助。
直到今天，子高地上还有两个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漏斗状大坑。坑内长满了荒草和飘落的松毛。“当时被重庆军炸死在里面的日军士兵有四十二名，那个擅长写诗的辻义夫大尉就战死在这里。”秋吉夫三对芳子小姐说，“真是可惜啊，要是辻义夫大尉能活到战后，日本会多一个诗人呢。”
“那可不一定。把烟灭掉！”
两个正想为阵亡的日军点烟做祭奠的日本人，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断喝，他们先是看到一只硕大的黑色老山羊，扛着两只刚硬的角向他们顶来，然后才看见赵广陵从松树林中钻了出来，他颔下的白色胡须和老山羊黑色的胡须让芳子小姐印象深刻。
山羊逼迫他们不得不掐灭了烟头，退到大坑边。赵广陵“喏、喏”两声，老山羊才停止了攻击。这让两个日本人很稀奇，中国的山羊难道也知道两个民族过往的仇恨吗？
“赵先生，你好。”秋吉用英语问候道。
“风干物燥天，你们还想在松山放一把火吗？”赵广陵并不客气。
“对不起，实在抱歉。我们忘记了你们中国的规矩。”芳子小姐双手合十真诚地说。
“你们什么时候在中国遵守过规矩？”
“赵先生，请不要生气了，我们是来专程拜访你的。”秋吉夫三谦卑地笑着说。
“拜访我跑到这山上来？来拜鬼的吧？跟我走。”
赵广陵说完兀自转身下山，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但那只老山羊用凶狠的眼光盯着他们，如果再不走，它笃定是要冲上来的。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赵广陵的家里看到了一个堪称世界唯一的私人博物馆。这是主人的卧室旁边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屋子，而且还可以看出馆主的匠心独运。在屋子的东面，十二顶远征军钢盔、军帽成三角战斗队形，面对西面排成两排的七顶日军钢盔，它们都用高一米七左右的木棒支撑着，仿佛是两军对垒。有的钢盔上还有弹洞弹痕，还有硝烟的痕迹，更有不屈的灵魂在萦绕。在钢盔阵的后面，陈列的是两军在战场上用过的遗物，从残破的炮架，到一颗三八枪的弹头，秋吉甚至还看到一个慰安妇用过的化妆盒，还有两块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名牌，木片做的名牌虽然已经散发出陈年的腐味，但上面的名字还清晰可辨，一个叫“花子”，一个叫“美枝子”。当年他或许用日军军票买到过这两块牌子所代表的女人，买到过忘却恐惧的片刻欢乐，可他已经想不起这两个慰安妇了。
战争在这个中国老兵家里，永远没有结束。而心里的仇恨呢？秋吉夫三不知道。
但他看得热泪盈眶，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秋吉很聪明地选择了面对两军阵前的中央下跪，这就让赵广陵一时辨不清他给哪方下跪。赵广陵这些年不是缺乏怜悯和宽容，而是他不能容忍昔日的手下败将趾高气扬。他们来到这片土地上，如果跪下了，才是应有的态度。
秋吉夫三感叹道：“赵先生，真是让人惊讶啊，你竟然收藏有这么多战争遗物！”
“这还只是一部分，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些宝贝即便在我们‘滇西战役战友联谊会’里，也见不到的。”
“你们怎么会陈列自己的罪证？”赵广陵反问道。
秋吉夫三尴尬地笑笑，说：“赵先生，我们都老了，都不是一杯烈酒了，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平和地喝一杯茶呢？”
“我这里只有酒。”赵广陵抱出一个土陶罐来，放到桌子上，摆出两个杯子，挑衅地问，“这次你表现好，可以请你喝酒了。你敢喝吗？”
“啊，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们是自古老兵都寂寞，只有浊酒诉衷肠了。”秋吉双手合十，向赵广陵深深鞠一躬，“非常荣幸，赵先生，我今晚要和你痛快地喝一杯！”
“我也想喝。”芳子小姐也鞠一躬，“请关照，赵先生。”
赵广陵准备酒菜时，他的在农场工作的侄孙赵厚明赶过来了。对赵厚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家里来了“日本贵宾”，自然是倍感荣耀的事，可以在农场和他的那帮小青工们吹上三天三夜。这小子快三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急得常怪他二爷只能帮他找个农场工的工作。当初二爷你要是去了台湾，我不是可以到台湾为你养老了？你在外面这一辈子都混些什么嘛。还责怪我不多读书。这是他经常在他二爷面前的抱怨。赵广陵对这个不成器的侄孙常常是说也不是，打也不能。谁叫你自己没有后呢。
酒喝上后，赵厚明插不上长辈们的话，因为他们在用他听不懂的语言交谈，叙说他们的共同经历，他只有一杯又一杯地敬酒。秋吉夫三送给他一台索尼傻瓜相机，让他激动得恨不得下跪，赵广陵用刀子一样的眼光也阻止不了他殷勤伸出的手。但秋吉马上又翻出一包药来，对赵广陵说，听说你胃不好，这是日本最好的胃药，请收下吧。如果有效，我会经常给赵先生寄来。谁能拒绝别人对一个病人的关心呢？
也亏得赵厚明能喝，几下就把秋吉夫三喝高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酒就是一条逆水之舟，载着他们驶向历史的纵深处。秋吉夫三双手按在膝盖上，不断地鞠躬，不断地摘下眼镜拭眼泪。他说：
“赵先生，当年我被你们俘虏时，我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芳子小姐惊讶地问：“你是在战场被俘的？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在日本人看来，在战场上被俘和日本投降后集体进战俘营，性质是不一样的。
“哈依。就是被他俘获的。”秋吉夫三指着赵广陵说，“这是他的光荣，我的耻辱。芳子小姐，看到我们现在坐在一起喝酒，是否感到世事多么无常啊！当官的总是告诉我们，重庆军如何杀死所有日军俘虏。因此日本军人的词典里是没有俘虏一词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报道从不说俘虏的事，都以‘玉碎’来激励士兵。战败后面对一船又一船、人山人海地从中国回国的俘虏，上层再无法掩饰了，民众才慢慢知道真相，原来帝国的士兵也会当俘虏。话又说回来，中国人真是仁慈啊，战后不久马上就遣返了我们。不像那些在俄国当战俘的关东军，他们的命运可就比我们中国派遣军惨多了。战时军部的那些混蛋，愚蠢又专制，不但瞎指挥战争，还愚弄国民，从不顾惜士兵的生命，似乎每‘玉碎’一场战斗，他们吹嘘的神话就更真实一点。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颁发的‘战阵训’是这样说的：生不能忍受当囚犯的耻辱，死不能留下玷污名声的罪过。这贻害了日本多少无辜士兵的生命啊。”
芳子小姐对战后日本的社会现状大体还有些了解，因此她说：“秋吉前辈，那段时间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作为老兵，战后我们其实都一样。”秋吉夫三指指赵广陵，“他是政治的原因，而我们日本国是不宽容战俘。我们这些战俘回到国内，至少五六年时间里都抬不起头来做人。更荒唐的是，我回国后，两年时间里都上不了户籍，因为家里在昭和十九年（1944）就接到了我的阵亡通知书。昭和二十一年我回到家，我们的里长向我吐口水，骂我像猪一样地活着回来干什么。还说我不配做一个日本人。这些待在国内的蠢货怎么知道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战后的内阁不是还要日本国民‘一亿人总忏悔’吗？仿佛军部就没有战争错误一样，上层制定的战略有了根本性的失误，下层的日本国民就会疯狂地好战。狂人指挥的战争必定造就一群愚蠢的人们，好像日本打输了战争，都是我们这些前线军人不努力，连‘玉碎’都不敢，甚至我们师团的参谋长板田少将，在龙陵战败时用手枪自杀，都还被人指责为什么不切腹，没有帝国军人的勇气。
“战败已经够让人羞愧了，我还当过俘虏，生存就更难了，像个活在阳间的鬼一样地苟活在乡邻们鄙视的眼光里。他们说，嗨，看看秋吉家那小子，当年出征时，我们给他缝‘千人针’(侵华日军的一种迷信品，在一块布上由一千个女人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保平安。这种迷信品的底子是几块漂白过的木棉布，宽二三十厘米，长度则视个人腰围而定，做法是用穿了红线的针将重叠的几块布缝住，使红色打结点在白布上留下痕迹，通常的图案是纵十点、横一百列，状如围棋盘线的东西。)，指望他在前方奋勇杀敌，多少姑娘为他流泪，可你看看他现在这个窝囊相。我只好从福冈跑到大阪去当搬运工，隐姓埋名，不敢轻易给人说自己的战争经历。据我所知，好多日军俘虏那些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包括我们松山守备队逃回去的战友，好多年大家都不联系，无颜相见啊！我们那时流行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嘛：最好的日本人是战死的日本人。赵先生，我得感谢你的教诲，你说和平后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工作。不然的话，我可能早就自杀了。有一天，我在大海边终于悟出一个道理：生命并不只为战争而存在，而战争对普通人来说，只有一个结果——摧残生命，毁灭生活。为战争而活着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瓜。但是啊，一个普通国民的不幸在于，你受的什么教育，长大后就有可能做什么样的人。赵先生，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课本上的歌谣是怎么唱的吗？‘小官，小官，你骑上马要去哪里？我要随天皇陛下去征伐，征伐朝鲜，征伐中国。征呀征，伐呀伐，小官，小官，去吧，快快去吧，骑上你的骏马，征伐到平壤，征伐到南京。’赵先生，你儿时的课本，都教你们什么呢？”
赵广陵抿了一口酒，说：“我还记得小学课本第一课，《职业》，‘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第六课《整洁》：‘屠羲时曰：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沾湿；栉发必使光整，勿令散乱。’”
芳子小姐感叹道：“多好的课文，不愧是知书识理的文明古国。”
“我们就是吃了太知书识理的亏。”赵广陵冷冷地说，“不过我们也有这样的课文《御侮》：‘鸠乘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共逐鸠去。’”
三人都不说话了。良久，秋吉夫三才说：
“哟西，我也不明白，我上大学时参加日本共产党，反对军国主义，还蹲过监狱。但到了日本军队后，战争这部冷酷的机器就把我的独立判断、人文思想压榨干了。是战友们的鲜血、死亡让我丧失了理智的吧？都说战争是一部吞噬人性的机器，当这部机器运转起来时，所有的零部件都会跟着转动起来啊！而且还越转越疯狂，你要想停止它或者逃离它，都不可能了。战争的发动者们总有至高无上的理由来鼓动你，鞭策你，一句‘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口号，就让你失去了所有的独立判断。在那个年代，反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你要服从自己的国家，服从自己心里的善和责任。可是你怎么知道这种善在战争这部机器的运转中，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恶？你肯定还认为它很正义、很光荣哩。赵先生，你们总说我们是军国主义分子，其实在战场上哪来那么多主义，话往大处说是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往中处说是为军人的荣誉，往小处说，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活下去。而在战场上要活下去，就得去杀死对方。炮火连天中，人人都是杀人犯。我们这些普通的士兵，肩上扛着杀人的枪，已经够沉重的了，哪还扛得动那么多主义。”
赵广陵有了恻隐之心。怎么两国的士兵命运都差不多？但他又有些拿捏不准秋吉夫三所说的和所做的究竟有多大差距。他喝醉了还是自己醉了？不过今天秋吉的态度还是让他看到了某种交流的可能。
“秋吉，我很高兴你如此反思那场战争，这才像东京帝国大学出来的嘛。”赵广陵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有件事情我一直想拜托你。”
“赵先生，请讲。不要说一件，一百件我都愿意效劳。”
“秋吉，二战结束都五十年了，我们作为幸存者，总应该反思点什么，让后人不再重蹈我们的悲剧。过去我的条件……不成熟，在这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你们的回访提醒了我。”赵广陵斟词酌句地说，自己先喝下一口酒。“你写自己的联队战史，我不反对，这是你的权利和责任；我也想写我们第8军攻克松山的战史。自从你上次来龙陵后，我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准备了。但我们这边很多史料不全，也许有些还不便于公开。我很羡慕你，可以到台湾去查相关的史料……”
“啊，是这个啊，赵先生，我可以毫无保留地给你复印对你有用的资料。台湾有两本书非常有价值，《第8军松山围攻战史》和《滇西作战实录》，我回去就给你寄来。”秋吉现在就像无私提供火力支援的老战友。他还对芳子小姐说：“如果同一个战场，由敌对两方阵营的幸存士兵从不同的角度来写，那会怎么样呢？”
“会成为最真实的战争人类学典范。”芳子小姐也激动地说。
“我会全力支持你。拜托你一定要写出来，赵先生。”秋吉夫三深深鞠一躬，好像这本书是为日本国写的。
“谢谢。我先把酒喝了。”赵广陵仰头喝下一大杯。
秋吉和芳子小姐有些诧异地望着赵广陵，既然要感谢我们，为什么不敬我们的酒？但他们也为刚才的思想碰撞感到高兴，自己也端起酒杯喝了。此刻，敌意仿佛已经消融在酒中。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更需要和你探讨。”赵广陵又斟满酒杯，“能否告诉我，当年你们是如何在松山作战的？我不是要问你们的火力配置、阵地布防这些战术上的问题，我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重兵围着松山打了三个月，其实只围了三面，松山背后的勐梅河我们根本就没有派部队隔江防守，勐梅河涉水可过，但只要有一个连的部队守在勐梅河对岸，松山攻破后，森本那样的败兵是根本逃不出去的。远征军的长官司令部那时并不想在松山打一场恶战，他们只想把你们赶跑了事。孙子兵法中有一条‘围师必阙’，我知道你们也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早早撤出战斗？松山背后的龙陵也被围了，远征军破城指日可待，战斗已经进展到坚守松山毫无战略意义了，难道你们就是为了挣一个‘玉碎’的虚名？”
面对赵广陵的追问，秋吉夫三有两套答案。他像许多日军老兵一样，既痛恨这场战争对他们的欺骗和伤害，又为参加了战争而自豪。他选择了对方愿意听的那套。
“赵先生，松山之战对我们这些日军幸存者来说，多年来都只有一个词来概括——悲惨。我们一直在死守，是因为坚信上峰一定会派部队来救援，因为联队旗还在，就一定会有救援。他们确实也派了一支大部队，但在龙陵方向就被远征军打回去了。当时每天跟后方联络的电报都在告诉士兵们，救援部队就要来了。可一直等到接到命令‘奉烧军旗’，士兵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了。那时候军官的指挥也不灵了，士兵们完全是凭着仇恨和个人的勇气在战斗。有个叫有川的年轻少尉，面对铺满战壕的尸体和十几个鬼一样的伤残士兵，悲壮地说：与其坐等重庆军冲上来杀死我们，不如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他一挥指挥刀，高喊道：天皇陛下的勇士们，跟我来！但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不知道，在他刚来到这段阵地前，两个饥饿难耐的伤兵还在说，就让重庆军冲上来好了，当了俘虏至少我们还能吃饱一顿饭再死。可怜的有川少尉很难堪，他只能又挥着刀喊：天皇陛下万岁，万岁！战壕还是死一般寂静。狗被打断了脊梁，小鸟被剪断了翅膀，眼睛的哀伤、哀痛，就是‘玉碎’前的士兵这个样子吧？有川少尉最后只有自己勇敢地从堑壕里站了起来，但他刚一露头，就被重庆军平射的高射机枪打掉了半边脑袋，脑浆溅得堑壕里到处都是。战时的报纸总是喜欢吹嘘说，各个战场‘玉碎’的士兵战死前都在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但就我所知，只有有川少尉喊过。唉，毕竟有川少尉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许多人临死时，只会呼天抢地地叫唤呀。叫救护兵，叫爸爸妈妈，叫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名字。战斗初期，日军对伤员的救护是非常到位的，但到后来，重伤员都没有人管了。他们只会哀求身边的战友，给我一枪吧，拜托啦……
“日本军人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但又是最守纪律的。就像一群士兵在一个大雪天来到一座寺庙前，即便没有军官，士兵们宁愿冻死也不会携带枪械进入寺庙；但要是有一个人率先进去了，他们会把佛龛也拆下来烧火取暖。可要是这寺庙要垮了，没有命令说要逃，或者说没有哪个珍惜生命的人先迈出第一步，大家都宁愿等死也不要逃跑的耻辱。日本军人毁灭别人的尊严很冷酷，但绝不会轻易丧失自己的尊严。据我后来在调查中了解到，森本他们撤出战斗，还是有人伪托军官的命令，喊了声：‘还活着的人赶快回到师团指挥部去报告松山守备队的情况。’于是还能动弹的士兵扔下枪就跑了，也不管受伤的战友了。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搞清楚是谁先喊出的这句话，他救了很多人的命，但他却羞于承认。实际上松山守备队长金光少佐之前已经派了一个中尉逃出去报告情况了。可见，日本军人也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不怕死。战场上的士兵嘛，虽说生死都在毫厘之间，但谁会不珍惜生命？九死一生逃回去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陆军部已经发表了松山守备队全军‘玉碎’的‘感状’，报纸上大肆宣传，日本国民都在为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军人们超荐亡灵。师团指挥部的指挥官们为了面子，不惜把活下来的士兵再派去最危险的战场，他们最好再度战死，当官的才能保住面子。森本算是命大的，他在战后遣送回日本的船上，伙同几个士兵把一个军官扔下了大海。”
“哼，原来你们也不是铁板一块。”
“赵先生，军队不是大学校园。我被派到松山后，去找我的长官报到。那个叫秋田的少尉在哪里呢？就在你现在这个地方，那时的房子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个喜欢女人的家伙，他正醉醺醺地抱着一个女人啊。这是军队给我上的第一课。军官和士兵为争慰安所的女人争风吃醋，那些刚派来的朝鲜女人，年轻又漂亮，还干净，但多被军官们包了，士兵们只能找从日本来的又老又丑的妓女。军官们还说，让这些姐姐们培养你们为帝国而战的勇气吧。到了战争打起来时，一个伍长就当面给了秋田少尉一枪。当时伍长去报告说敌人又攻上来了，秋田少尉正在地堡里吃饭，旁边还有一个挺身队的女人给他盛汤，秋田少尉头也不抬地说，给我把他们打下去就是了。而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正是伍长深爱着的。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吧。我后来了解到，在战争末期，守库房的仓库长原田义雄上士，也是被争夺食物的士兵打死的。因为士兵们认为他身后的罐头只是为军官们留的。军心乱到这种地步，我就感到松山守不住了。当时松山守备队还有一个类似‘山口组’的士兵组织，由一个矿工出身的兵长领头，加入这个组织的人都带着串佛珠，在军中比军衔还管用。他们可以随意拿好吃的，拿好药，殴打其他士兵甚至军医官，慰安所的女人就更由他们控制了，想要谁就要谁。这些人都是日军中的败类，兵痞，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对中国老百姓干的坏事，也多是他们干的，有时连军官也阻止不了。”
“这不能开脱你们的整个罪行。”赵广陵说。
“赵先生，我们是信神的国度，心为神明之舍。每个士兵心中都有自己的神明。神主宰了人的气，而气有正气和邪气，气正，则是正神；气邪，则是魔神。在和平的环境里，日本人大多谦和有礼、勤奋工作，正神指引了人们的健康生活态度。而在战争环境下，邪气上升，魔神释放出来了。我相信每一支投入了战争的军队中，都有不少被魔神控制了的坏士兵。还有更多的人心中的魔神是被战友的死亡、鲜血激发出来的，于是他们滥杀无辜，欺凌弱者，丧失人伦，干尽了魔鬼才会干的事。日军士兵是这样，你们的军队中未尝没有这样的人。这就像你加入了一支足球队，你的队友中有努力踢球的，也有乱踢一通不讲规则的，这是你的责任吗？”
“那么，你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受骗上当者之一，就没有任何责任？”赵广陵问。
“我们是士兵，既然战争是错误的，受骗就在所难免。不过被国家所骗，就像被你深爱着的女人骗了一样，你如果抱怨什么，就说明你的爱有问题。”秋吉夫三顿了顿，反将一军：“你呢，赵先生？”
“和你们的战争我是自愿参加的，为了保卫我的国家。后来参加和共产党军队打的内战，才有受骗的感觉。”
“但当你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时，难道就没有责任感和荣誉感？难道不想尽最大的努力打败对方，让自己肩上的金星一加再加？”
这还真把赵广陵问倒了，他选择了沉默。
“其实你只要回答我说，我们是军人就是了。赵先生，军人为国家而战，但国家被政客、军阀操弄，军人就是悲剧的主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那场战争，但还是为参加了战争而感到自豪。这就像你有一场错误的爱情，并且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但你仍然对这爱情恋恋不忘。你得承认，人一生中所有的经历，都是有价值的。”
“胡说，杀人放火，丧尽天良，也有价值吗？”赵广陵厉声反问。
“如果是以国家的名义做的这些呢？”
“那它就是一个邪恶的国家。”
“可是你作为一国之民，又深深爱着这个国家呢？”秋吉夫三忽然动了感情，抓起酒杯将大半杯酒一饮而尽。“赵先生，请不要再跟我争论战争的对错与得失了。看看你的现在吧，你我在战后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
“不，你和我不一样。”赵广陵肯定地说，他看到秋吉夫三疑惑的眼光，又补充说，“因为我的国家，从不邪恶。”
这一顿酒喝到半夜，两个日本人都喝倒了，芳子小姐醉得痛哭流涕，说她从来没有如此了解过自己的父辈，他们真是既可怜又可悲。她不知道该更爱他们，还是更恨他们。秋吉夫三哼哼唱唱，在醉意蒙眬中找来纸笔，赋诗一首，献给赵广陵：
<i>壮士西征去不回，樱花七日已含悲。</i>
<i>松山血肉惊魂久，怒水风涛入梦来。</i>
<i>饮剑几人夸勇毅，论诗何处负琼瑰。</i>
<i>江东子弟多才俊，日暮乌江酒一杯。</i>
赵广陵暗暗吃惊，这家伙汉诗写得还像那么回事。秋吉夫三看赵广陵凝神读诗的样子，就像一个得了高分的学生，难免有些自得了，便说：“我听说赵先生早年专攻‘边塞诗’，中唐时期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诗句雄浑自然，激昂慷慨。‘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男儿就该读这样的诗啊。而我到了晚年，却越发喜欢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的诗歌了。他们的诗句仿佛悬崖峭壁上横空伸出的一支瘦梅，俊俏惊风，销魂泣鬼；又像深夜里的一支伤春幽曲，惆怅凄美，情深意绵。人一上了年纪，不读点古诗，何以抚慰心灵的创伤？‘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啊。赵先生，你说我理解得对么？”
赵广陵有些许的感慨，不是认为秋吉夫三唐诗读得有心得，而是感叹唐诗这样优秀的人类文明遗产，同样不能教化一个信奉武士道的老兵。他只是说：
“你的诗结尾那两句用典不怀好意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难道你还想卷土重来吗？”
秋吉夫三忙摆手道：“岂敢，岂敢。我只是实在喜欢杜樊川的诗。”
“我倒是希望你再读一读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秋吉夫三沉吟良久，才缓缓地说：“你们中国人读史很睿智，面对历史，差异为什么那样大呢？就像你所经历的历史。”
赵广陵一时无言以对，兀自喝酒。
芳子小姐先走了，秋吉夫三在松山和龙陵多待了一周，终于实现了和赵广陵同住一室的夙愿。赵广陵发现这个老鬼子生活比他有规律，早晨四点即起，外出晨练一个小时，回来竟然还能用冰凉刺骨的山泉洗个冷水澡，然后盘腿坐在床上叽叽咕咕地念诵一段经文。老年人瞌睡少，常常太阳刚从怒江峡谷东边的山脉爬上来时，他们已经站在松山的某座山头上了。
有一天电话局的两个工人来到赵广陵家装电话，让他莫名其妙。但工人们说钱有人付了，单子也已经下了。你老人家让我们装就是了嘛。这是大垭口村的第一部程控私人电话，连县城的人申请装一部电话都要排半年多的队，拿出将近一年的收入。赵广陵回头看秋吉夫三，这个老鬼子笑着说，广陵君，你有了电话，以后我们就可以随时越洋通话了嘛。我回去后还要给你寄一台传真机来，你需要的资料，我在那边按一个键，“哗啦啦”地就给你传过来了。通讯、联络、搜索，打仗时是制胜的法宝，现在也是。他现在不称“赵先生”了，自认为叫“广陵君”更能拉近和赵广陵的距离。
那些天他们在松山上翻上爬下，各自讲解双方的攻防过程，就像两个战术老教官。有时他们会一个携一个的手，相互帮衬着爬上一道坎；有时会站在一段残缺的堑壕前，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他们又会各自蹲在一个山头的两边，久久不说话。战友们的呐喊还回响在耳边，不屈的英魂萦绕在他们左右。秋吉夫三羡慕赵广陵每天都能与他战死的战友们朝夕相处。在远征军一路进攻的线路上，几乎每个鏖战过的地方都摆有陶瓷酒杯、酒碗、饭碗以及红纸包裹的糕点。
“广陵君，我有个建议。”秋吉夫三有天站在松山前面一处相对平缓的坡地上，面对主峰子高地喃喃地说，“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啊，我们共同在这里建座碑吧。”
“什么碑？”赵广陵警觉地问。
“为双方战死者慰灵的碑。既祭奠中国士兵，也祭奠日本士兵。”
“你做梦！”赵广陵喝了一声，口气严厉起来，“要建也只该建一座你们谢罪的碑，你敢不敢建？”
秋吉夫三点了一支烟，悠悠地说：“广陵君，战死者的灵魂都应该受到朝拜和尊重，这是我们信奉神道的国家的优秀传统。你们不相信神，只信仰社会主义，那是你们的选择。可神道本源自于你们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学说，我们继承、保存、发展，形成我们大和民族可以自傲于世的宗教信仰。比你们的儒教更进取，道教更精深，佛教更广博。你们曾经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但老师的后代把祖先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学生却传承了下来。现在为什么不放下架子向我们学习呢？难道你们就只学日本的经济技术，只要日本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而日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精神信仰上的优异，却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容忍一下都不行呢？”
“你们当年打的 ‘大东亚圣战’，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吗？你问问埋葬在这里的中日两国的士兵。”
“广陵君，这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差异。他们已经是战死者了，不再肩负历史的责任。让他们的灵魂进入神的殿堂吧，为什么总要纠缠过去？”
“不是要纠缠过去，而是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的人，必须作为历史的反面教材，昭示后人。如果他们成了让人膜拜的英雄，战争还会再来。你说我们有差异，就是你们还没有学会以史为鉴。”
秋吉耸耸肩，“我不明白你们对当了俘虏的日军士兵那么仁慈，对我们的战死者却毫不怜悯。”
赵广陵冷冷地问：“你们当初在这片土地上，有过怜悯吗？”
秋吉愣住了，无言以对。
赵广陵又问：“你可有听说德国人在欧洲、非洲那些受他们侵略过的国家建慰灵碑、挖回他们战死士兵的骨骸？我倒是看新闻说，他们的总理在波兰为二战期间的死难者下跪谢罪。”
秋吉夫三忽然抓紧自己灰白的头发，使劲拽了拽，仿佛要把某种奇怪的念头一把拽出来，“啊！我真希望我们能够相互交换自己的记忆。我们有那样非凡的共同经历，战争过去那么多年了，但我们作为幸存者，还不能谅解、宽恕、沟通。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人类吗？”
“我如果有你那样的记忆，早就面对这片土地跪下了；而你要是有我的记忆，我怕你担负不起。你们是不是得到的宽恕太多了，忘记了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也真不理解你们日本人，就像不理解一个恶人到邻居家杀人放火，事后连认罪、道歉都不愿意。难道你们就只臣服扔你们原子弹的人却轻蔑不要你们战争赔款的人？秋吉，世上有这样的道理没有？”
两个老兵的对话常常就像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赵广陵在气势上占尽上风，唯有一件往事被提出来时，让他在秋吉夫三面前陡升羞愧。
他们谈到了廖志弘。
就在当年俘虏秋吉夫三的辰高地上，两个老兵再度复制了当初的血腥岁月。秋吉夫三说，在廖上尉押送他去保山的远征军司令部时，他曾经寻思要不要自杀。他们看管得很严，找了四个农夫把他绑在担架上，抬着他走。一路上中国人争相围观，就像看马戏团的猴子，时不时有臭鸡蛋、烂水果砸来，如果不是押送他的中国士兵随时保护，他可能走不出怒江峡谷就会被愤怒的中国人撕来吃了。那时他就像大海中孤独的溺水者。大海就是这个庞大的国家，众多的人民，它掀起滔天巨浪时，不要说一个士兵、一支军队，就是他的岛国，也会被吞噬。一个黄昏，秋吉夫三趁那些抬他的农夫在泥泞的山道上滑了一跤时，想趁机咬断自己的舌头，廖上尉扑上来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差点没被他咬断。有个士兵抡起枪托想狠狠揍他一顿，但廖上尉制止了他，还把秋吉夫三从担架上放下来，松了绑，带他到一块地里，示意他说，可以小便一下。秋吉夫三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在心里把所有亲人的名字都喊了一遍，他认为他们要枪毙他了。因为他在松山驻扎时，就曾经这样枪杀过一个战俘。当官的命令他说，让这个支那兵彻底去放松吧。秋吉夫三还记得他一枪打在那个战俘背上时，子弹洞穿肉体时的闷响，以及急速奔跑的中国兵回过头来望着他时，目光里的惊恐。那时他们常常跟被俘的中国士兵开这种生死玩笑。
“多年后，我终于才明白，不是你们缺乏幽默感，而是你们更有道义。人都有一颗心啊。”秋吉夫三又感慨地说，“你们不杀我，让我第一次为日本军队感到羞耻。廖上尉呢，现在还活着吗？”
“早战死了。”赵广陵凄楚地答道。
“在哪里战死的？”
“畹町附近。”
“噢，真是可惜啊！我记得有个晚上，我们讨论了波特莱尔，因为我看到他的行军囊里有一本英文版的《恶之花》。而这本诗集我在大学时也有。你看看，要是没有战争，我们或许可以在某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相遇的。”
赵广陵没有回应，眯着眼睛望着远方。
“广陵君，畹町离这里不到一天的车程，我们可以去祭扫他吗？”
赵广陵忽然反常地暴怒起来，大喊道：“这不关你的事！”
秋吉夫三是个何等聪明的人，他一针见血地说：“你没有找到他的骨骸，对吧？”
“我说了不关你的事。”赵广陵的口气明显虚弱下去了。
秋吉这次来中国，就像是专门来刺激赵广陵的。他一再受挫，现在终于找到对手的弱点了。原来中国人并不把自己战友的遗骸当回事！就像他在松山这样大的战场却没有看到任何一处战争的纪念物一样。这个国家正在复兴，但是他们却在丢掉许多珍贵的东西。如果在这一点上能教化他们，自己的事情是否会好办一些呢？
“广陵君，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就进入神的殿堂了。魂气还天，体魄入土。人之灵魂来自天神的赐予，因此他在世时才会那样勇敢、勤奋、精进。他死后灵魂回天复命，成为神祇中的一员，而他的形骸留在人间供人膜拜祭祀，以示敬仰之情，缅怀之思，激励自身之源。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人神相通的境界啊。这就是神道的作用。广陵君，我知道你们中国的儒家学说讲认祖归宗、魂归故里，说的是精神的归宿；而入土为安，又指的是形骸的安放。二者合一，才能神、形俱安。如果你的战友连骨骸都没有找到，任由他们葬在不知道的地方，爬虫走兽践踏啮噬他们，风霜雨雪覆盖侵蚀他们，流水带他们去更遥远陌生的地方，他们在神殿里会不安的。我们和他们曾经是生死战友，我们在战场上互相都有拜托。死，应该是有拜托的死，正如活，也应该是有拜托的活才有意义一样。对吧赵先生？死者的生命之花凋谢了，凄美壮丽，活着的人岂能辜负？广陵君，我相信你和廖志弘君当年是有拜托的，请一定去完成它。拜托了！”
赵广陵当时羞愤得恨不得踢这个喋喋不休的老鬼子一脚。你来“拜托”我？有没有搞错对象？你们那些神道论，还不是师从我们中国的朱子学说。“天人合一”你们也配来谈论？牵强附会的胡诌而已。如果历史罪人也被当成神来膜拜，你们就还只是魑魅魍魉的种。这个老鬼子的狡猾在于，他劝说别人，其实是在夸耀自己，图谋不轨。赵广陵当然明白。但人家说到“魂归故里”，有拜托的生死，就像一把老枪穿越了五十多年的时空，准确地击中了赵广陵愧疚的灵魂，让他在秋吉夫三面前，再不能阿Q了。
从那天以后，赵广陵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秋吉夫三离开松山的那个下午，有点像1944年9月6日松山即将被攻克的那个黄昏。天高地迥，群山巍峨，松涛吟唱，白发飘零。如血的太阳在怒江峡谷上空缓缓沉落。青山在，人已老，两个老兵竟然都有些依依不舍了。秋吉大动感情地说：
“广陵君，人生再没有一个五十年了，你我还能否活五年，都不一定。要好好活着，做完我们该做的事。广陵君，再次拜托了！”
他想上前拥抱赵广陵，但赵广陵说：“你要再次向我保证，不会再打挖骨骸的主意。”
秋吉夫三一语双关地说：“广陵君，我们都是有拜托的幸存者，不能带着遗憾去见自己的战友。”
赵广陵愣了一下，说：“有些拜托，是要讲道义的。你等一下。”他转身回到屋里，秋吉正在纳闷，赵广陵又出来了，手里展开一块陈旧泛黄的白棉布。
“秋吉，看看这是什么，还认得吗？”
秋吉夫三“扑通”一声跪下了。这是他的“千人针”啊！上面还清晰可见红丝线绣的“秋吉夫三君 武运长久”的字样。
五十一年前的那个松山之夜，秋吉夫三因为下午抢运一个受重伤的日军士兵，把缠在腰上的“千人针”搞得血污不堪，他就解下来洗了晾在地堡里。但到晚上他被抽到敢死队，夜袭远征军阵地，结果就被赵广陵和廖志弘联手俘虏了。多年来秋吉夫三懊悔不已，那晚要是“千人针”在自己腰上，就不会当俘虏了。可他就是没有想过，如果他不被俘虏，会不会在松山上连骨头都找不到。
秋吉夫三号啕大哭，老泪纵横，絮絮叨叨地说，当年他出征时，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如何走街串巷，拜托乡邻的大姐大妈在上面绣上一针。由于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直接被征兵的，邻居们都看不起秋吉家，说他们是不热爱大和民族、不效忠天皇的蠢货、败类。还是一个叫双叶的美丽女高中生，将秋吉家的“千人针”拿到福冈的女子高中，才最后绣成这幅“千人针”。上面的字就是双叶小姐亲手绣的。在松山服役时，他一直还和双叶小姐保持着通信，他们已经相爱了。可是等他回到日本，双叶却嫁了人，因为她也得到通知说秋吉夫三已经战死。
赵广陵在参与编写那本《保山地区文史资料?抗战专辑》时，曾在松山、龙陵、腾冲的旧战场上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在松山脚下一户农家的火塘边，有个农民说，我家还有件日本鬼子的东西，你看看是什么。他拿出他爷爷用来当揩脚布的一块绢面绣，说他爷爷上山打柴时把脚摔断了，便认定是这块日本人的破布引起的。但农村人家，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赵广陵便拎了瓶一块二的老白干，从那农民手里将它换来了。赵广陵从军生涯中就只抓了秋吉夫三一个俘虏，因此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神奇的是还让他碰上了这条“千人针”，冥冥之中真是有神安排。赵广陵还记得他在重庆受训时，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嘲讽日军“千人针”的长诗，曾在陪都名动一时，争相传诵：
<i>众里抽针奉巾帨，不敢人前轻掩袂。</i>
<i>一帨千人下一针，施与征夫作兰佩。</i>
<i>大神并赐护身符，应有勋名答彼姝。</i>
<i>比户红颜能爱国，军前壮士喜捐躯。</i>
<i>拔刀自诩男儿勇，海陆空军皆贵宠。</i>
<i>白足长怜鹿女痴，文身只是虾夷种。</i>
<i>徐福乘舟去不回，至今人爱说蓬莱。</i>
<i>岂知富士山头雪，终化昆明池底灰。</i>
<i>…… ……</i>
从秋吉的“千人针”，赵广陵联想到父亲给自己的“死”字旗，两军对垒的士兵，背后亲人“拜托”的目光其实都是一样的。
赵广陵感慨地说：“你真算幸运，找回了自己亲人的东西。我父亲赠我的‘死’字旗早就烧毁在松山了。拿着，把你当年的‘拜托’带回去吧。”
秋吉夫三已经没有心思询问赵广陵“死”字旗是什么了，他双手捧过“千人针”，嗫嚅地问：“真的可以让我带走吗，广陵君？”
“是你的，你就带走；不是你的，就什么也别想。”
秋吉夫三泪水涟涟地深深鞠躬，镜片后面的目光，既有感激，也有不服输。

28 有拜托的生与死
所谓“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悲伤也敌不过时间”，但对老同学、老战友廖志弘，赵广陵却从不敢忘。他如果有秋吉夫三那样的生活环境，廖志弘的英魂，早就魂归故里了。
1961年，赵广陵结束了第一次囚徒生活，第二年便向农场方面请假回家探亲。但那是一次失败的还乡之旅，他只走到怒江边就被挡回去了。因为过了怒江就算是边境地区，是政治形势敏感区。那些年时常有人偷越国境，他这种刑满释放人员，纵然老家在龙陵，还是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那天他站在松山对面一座叫老鲁田的大山上，只能远远眺望松山，想象松山后面的故乡。老鲁田当年是远征军的榴弹炮阵地，用的是美军援助的155毫米的榴弹重炮。赵广陵还记得他的部队攻打松山时，呼叫炮火支援的那个美军詹姆斯中尉，在对讲机里有些油腔滑调地大声呼唤：“Girl，girl，目标3056，3057，覆盖射击！”每天从老鲁田倾泻松山上的炮弹，不会少于两三千发。连赵广陵都觉得，老鲁田上的远征军炮阵地，就像一个挥金如土的“Uptown girl (富家少女)”，国军打仗从来没有这么阔气过。
正是在老鲁田大山上的遥望中，赵广陵在云层里听到了廖志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临终拜托。他们在松山战场是有过约定的人，就像用刀在骨头上刻了一句承诺。但让人汗颜并后悔终生的是，从抗战胜利到内战，再到十几年隐姓埋名、身陷囹圄的生活，赵广陵自己都在刀锋上行走，战友的生死嘱托，竟然慢慢地在脑海里淡化了。那次他本来打算趁回老家探亲的机会，去一趟畹町的芒撒山，看看廖志弘战死的地方。悄悄为他点几支烟，献上一碗酒和米饭。那时他还不敢想到迁坟归宗的事，谁敢公然为一个国民党军官“招魂”？
大赦后在松山农场工作，赵广陵时常也会想起廖志弘，而且随着年龄越大，这种思念就越多，越深。但连他自己都羞愧不已的是，“文革”结束了，政治环境宽松太平了，他却竟然没有想到去做这件让战友魂归故里，让自己内心平静的大事！是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洗白了他当年的诺言，还是时间冲刷干净了一个人血与火的记忆？从被迫性的“遗忘”到自然性的“遗忘”，白发悄然淹没了一个人的生死承诺。
1987年第一次见到秋吉夫三，他就像一个每天蹲在安静的院子一角烤太阳喝茶的退休老叟，忽然被人扔到冰水里再拎起来一样，把所有的慵懒、妥协、认命、服老、等死一把浇醒了。这些老鬼子竟然敢来寻找他们士兵的骨骸，我们在干什么？这种惊醒、震撼、刺激，在赵广陵心目中，不亚于再一次听到九一八事变。
秋吉夫三走后，赵广陵整个儿变了，不再打麻将，不再和一帮退休老倌抱怨物价上涨而微薄的退休金永远不涨，不再面对阳光下日渐弯曲的身影顾影自怜。怀旧潮汐一般地涌来，拍打着一个孤老头日益飘零的白发；责任感大山般隆起，日日夜夜雄踞在苍老的胸膛。昨日的历史还没有老去，就像一群在远处招手的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向一个耄耋老者频频传来他们激情豪迈的声音。这声音在相隔久远的时空中稀疏、弱小，时断时续，让人真伪难辨。编辑和撰写那本“抗战专辑”时，他已经有了些积累，但那是为政府做的事情，现在他要写自己的书。
他开始跑图书馆、县志办、市志办，甚至还背个书包去了一趟省城。他没有去见舒淑文，也没有去看望老战友周荣。周荣也离休了，住在城西郊的干休所，这些年他们偶尔有通信，赵广陵在昆明只跑省图书馆。在那里他同样很失望，没有找到多少自己需要的东西。他经历的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就像一条大江一头折进了群山之中，江山犹在，人却不见其首尾了。
用了两年的时间，他写成了《第8军松山荡寇志》。秋吉夫三不是要写他们113联队的战史吗？世界上哪能只有战败军队的战史，却没有人记述胜利者当年的光荣。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书稿，他自己都觉得还有许多不足，资料有限，笔力笨拙，叙述生涩，辞不达意，激情衰退，灵感枯竭。当年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时都干什么去了啊！你不是曾经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吗，现在怎么连一句话都写不利落了？这是他那期间的老大徒伤悲。这些伤悲在孤灯下，在夕阳中，在笔尖下，在酒醒后，在松山的松涛呜咽里，在独自面对战友英魂的倾诉中，随处可见，如枯萎的花瓣般飘落。缪斯啊缪斯，你还是我的女神吗，你只钟情于年轻人吗？难道你不怜惜一个老人书写历史的拳拳之心？
就像所有面对世人的冷漠，却要固执地交出自己人生历史的苍凉老人家一样，赵广陵还是诚惶诚恐地将书稿寄给了省里的一家出版社。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这个就像交出自己女儿的老人没有得到出版社方面的一点消息。他实在等不起了，买了张长途汽车票，坐了两天的汽车跑到昆明。在出版社的编辑部里，一个戴眼镜的小后生好不容易从办公室角落里成堆的书稿中找出了他的稿子。赵广陵一眼就看出，他们只撕开了牛皮纸的外封，当初他用来扎稿子的麻绳都没有解开呢。老人气得胸膛大海波浪般起伏，问你们就没有拆开看一看？小后生瞄了一眼有一层灰的书稿，说写什么的。赵广陵回答说写当年第8军在松山打日本鬼子的历史。小后生自作聪明地开始给赵广陵上课。老人家，打日本鬼子的是八路军，从来不兴叫第8军，正式的叫法是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你这书稿，历史上的称谓都不对。赵广陵终于爆发了，一拍桌子喝道，你无知！我写的是中国远征军第8军。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吗？隔壁一个中年编辑听到争吵跑过来，让赵广陵息怒，他看了看目录，翻了翻稿子，批评了小后生几句，然后对赵广陵说，老同志，我大概知道你写的什么了。但是这种描写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书稿，现在还属于敏感题材。要报批，要经过审查，即便通过了，还要看市场的情况。您这种写法，我感觉有点老套了。光看书名，还以为是明清小说呢。眼下这个社会谁要读啊？现在各种文学思潮、风格流派五花八门，百花齐放。意识流，现代派，荒诞派，号叫派，野兽派，黑色幽默，灰色风格，还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手法越新越怪，市场才认可。老同志，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书出版后不赚钱，我们也要饿肚子的。赵广陵起身抱走了自己的稿子，临出门时他说，要不是当年那些抗日将士舍命打鬼子，你们就不是饿肚子的事情了，当了亡国奴都还不明白哩。还跟我谈什么现代派，哼！
书稿受挫还不是最大的打击。赵广陵曾经去了一趟中缅边境的畹町，想寻找廖志弘当年的战场和他战死的芒撒山。但他又被挡回来了，阻止他寻找步履的竟然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国境线。当地人告诉他，60年代中缅勘界，芒撒山划归缅甸了。赵广陵当时大叫一声，浴血奋战才打下来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怎么说划给别人就划了呢！又不是碗里划一块肉。陪同他的朋友说，赵老倌你可别乱说乱讲，和平勘界嘛，你划给我一块，我还给你一块。这是国家的事，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管得了的。
那次在畹町，赵广陵独自坐在瑞丽江边忧心如焚，欲哭无泪。江对面就是芒撒山，边境线的这一段中缅双方隔江为界。他从前的勤务兵小三子曾经详尽告诉过他廖志弘埋葬的具体地点：在芒撒山山顶下方有三棵巨大的大青树，他把廖志弘的埋葬地点选在面对中国方向最大的一棵树下——赵广陵认为这是小三子一生中做得正确的几件事情之一。那树从五米左右高处，分杈成两支粗壮的树干。当时找了一块石板想立一个碑的，但还没来得及刻字，伞兵突击队就接到继续追击敌人的命令，小三子就拜托给负责打扫战场的后续部队。也许是某个粗枝大叶的军官，就根据廖志弘军装上“赵岑”名字的身份牌，将他登记进阵亡军官的名录了。如果那块碑还在的话，说不定上面还是刻着“赵岑”的名字哩。
赵广陵悔不当初啊，就像蹉跎了岁月、辜负了时光的白发归人。我从什么时候起活成了一个只顾保命，而忘记承诺的人？抗战胜利后那次回家探亲，为什么不来畹町？从内战前线逃回昆明，几年时间里在昆明搞话剧，追名逐利，狼奔鼠窜，又为何不来？那时赵广陵还在以廖志弘之名给他的父母写信，每一次提笔复信，他都想向廖志弘的双亲道明真相，但一再展读廖志弘家书中的那些殷勤叮嘱、眷眷期盼，他又如何下得了笔？这个世界上有些谎言不过是为了阻挡老父老母奔流的眼泪。
90年代中缅边境的贸易相当繁荣，畹町这个那时全国唯一的镇级市，是西南边疆改革开放的明星口岸，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和游客云集于此，或经商，或旅游。各种舶来品、走私货在省城和内陆城市买不到的、见不到的，在这里都一应俱全。从女人的化妆品到日本汽车，从泰国人妖到缅甸妓女，从三五香烟到海洛因——你只要有足够的胆量，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小包。真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啊！赵广陵感叹道。在他的记忆里，畹町口岸是一个总能让人升起民族自豪感的地方。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就是从畹町出的境，1945年元月将日本鬼子打出国门，也是在畹町赢得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好战友廖志弘就战死在这里。可是，现在谁知道他？
他去找过当地政府，说明了自己的打算，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也没办过他要办的事情。你到缅甸那边旅游可以，参加个旅游团就过去了；你要去经商投资也可以，拿出钱来人家更是求之不得。但你要去动土迁坟，这个事情就大了，我们帮不了你的。当年战死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人多了，据说十多万呢。谁有本事把他们迁得回来？你怕是要去找外交部才行。
一个边地老人怎么知道外交部的大门朝哪边开？真是把皮球一脚踢到月亮上去了。人上了年纪，有一条不喜欢的狗总是越长越大、如影相随，那就是无助。从难以跨过一条小水沟，到面对纷繁的社会无所适从。到1995年秋吉夫三再次来到松山，自以为是地教训他不履行生死战友的“拜托”，纵然他有一千种理由来反驳，也欲说还休了。毕竟你没有做到。
那些年他能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还是县政协委员和黄埔同学会龙陵分会会长的身份，上书当地政府，对出入本地的日本人严格管理，绝不容许他们在旧战场上有任何祭祀活动，更不能容许他们盗挖侵华日军骨骸，并形成地方法规。他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件无愧于祖宗的事情，重修《赵氏族谱》。从前白塔赵氏家族的族谱被日本人毁废殆尽，但一个在缅甸定居做生意的赵氏后人竟然还保留了一本。族谱修订、增补等工作几乎都是赵广陵主持并一手完成的。但族人在选族长时，却推荐了一个在政府当过局长的老人，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论辈分还应该叫赵广陵叔。可族人说，赵广陵党员都不是，当族长的话，很多事情不好办。从赵广陵父亲那一辈起，上溯三辈都是赵氏家族的族长。但赵广陵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与同族人争什么，一无权二无钱，还连赵姓后代都没有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岂能在族人面前理直气壮？不过在赵广陵的倡议下，龙陵白塔赵氏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由他任会长，在族人中募集到一笔资金，规定凡考上高中、大学以上的赵氏后人，都可得到基金会的赞助。赵广陵不无赌气地对族人讲：人家毁了我们的祠堂、烧了我们的族谱，再来我白塔山下建学校。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赵氏家族，耕读传家数百年，田野所产，山林所生，诗书盈室，学子辈出，生生不息，岂可少学资？
这其实是一个老人能够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秋吉夫三走后，赵广陵决定冒一次险。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瑞丽江水碧绿如玉，赵广陵终于跨过了国境线，向芒撒山“发起总攻”。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偷渡。他没有护照，没有办理任何过境签证。半个月前经人介绍，赵广陵在畹町认识了一个老兵，河南人，姓付，也是当年宋希濂麾下11集团军的，还是个少校医官，当年打完仗就留在此地，虽然是自谋职业悬壶济世，但也受了些磨难。他们在付老倌的药铺见了面。付老倌比赵广陵还年长，九十多岁的人了，还颤颤巍巍站起身，弯曲着手掌竟然给赵广陵敬了个军礼。说这么多年来，老叟藏身边地，隐姓埋名，终于见到我们部队的人了。你是中校，我是少校，给长官敬礼是我们的军规。赵广陵赶忙还礼，说你那时都是校官了，我还只是个尉官呢。你才是我的老长官。两个老兵自然是一席长谈，拂须拭泪，把酒话英雄，嗟叹说战场。付老倌说，你要过去迁战友的坟，太简单的事情。中缅边境本是一条和平的边境线，这些年边贸发展迅猛，两地的百姓互通有无，常常挑着担子就过去了。更有那些年轻人，跑到那边看一些在国内看不到的港台录像，从武打片到黄片。不要找官方了，走民间的路子吧，我让我儿子把你带过去就是了。芒撒山附近的九谷城、南坎都还有我们远征军的战友，他们当年打完仗就没有回来，几十年都在那边讨生活。活得倒安宁，但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啊。我写封信让我儿子带着，需要时就找他们帮忙。
付老倌的儿子付小民五十来岁，是个做玉石生意的小老板。他说他家老爷子不让他们几兄弟在政府部门工作，他的弟弟大学读毕业了，本来进了政府当干部，但老爷子非要他退职，还说除非他不再姓付了。真是个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没几个了。赵广陵心有戚戚地看看他说，你们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嘛，你老爹儿孙满堂，你们也不愁吃喝。付小民说，好什么啊，朝不保夕的，现在当干部才好。
芒撒山是座热带雨林长得密密实实的大山，林木遮天蔽日，需要用砍刀开路方可前进。赵广陵来之前用手绘了一幅地形草图，标明了南北，廖志弘葬身的大体位置，以防在密林中迷失方向。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抵达山顶，四个缅兵手持M16步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从他们身上搜走了砍刀、锄头、地图、望远镜、指北针、手电等，还有两个准备装尸骨的布口袋。
他们被押到九谷城的警察所。付小民会几句傣语，一番问话后他对赵广陵说：“赵大爹，这下麻烦大了。他们说我们是来贩毒的，甚至还说我们是特务哩。”
两个偷渡的中国人被单独关押，轮番审讯。赵广陵没有想到自己都快八十了，还要蹲监狱。特务他干过，但还没有因这个罪名被捕过。贩毒，有谁见过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还来跑单帮贩毒？他反问那个审问他的缅甸警官。
关押了半个多月，付小民终于联系上了他父亲在九谷城的老战友，一个穿花衬衣的老华侨来警局看他们，他一头白发，皮肤黝黑，跟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向赵广陵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单字念。安徽人，过去是71师的少尉通讯官，我因为负伤在九谷的野战医院养伤，伤养好了部队调去打内战，我实在不想再打仗了，就在九谷留了下来。
王念说：“老长官，你们的案子大了。一般说中国人在这边犯了点事，花个一两百万缅币就解决了。但现在他们指控你们贩毒和从事间谍活动，警察局长告诉我说报到上面去了。可能要判你们重罪。老长官啊，你做这么大个事情，怎么不先给我们这边打个招呼。这边看着平和，其实乱得很。道理讲不通的。”
赵广陵气咻咻地说：“当年战死在这里的中国远征军，还不是为了把他们从日军占领下解放出来，挖回英雄们的骨骸，理所当然嘛。怎么跟他们说都解释不清。”
王念说：“老长官，你没有在缅甸作过战，当年他们可是不待见我们远征军的。他们认为日本人才是解放者哩。我们在缅甸这些年，从来不敢说自己当过远征军，连儿女面前都不说。”
赵广陵想起他在受审时，那个警官鄙夷的目光，想起秋吉夫三说战死的日军士兵在缅甸随处可见的慰灵碑。中国远征军的光荣，谁来承认呢？他悲愤地慨叹一声：“他妈的，难道我们比当年的法西斯军队还不如？”
王念说：“老长官，我看这个事情只有赶快通报给国内。你有认识的大官朋友吗，让他们出面来担保，或许可行，至少争取把你们引渡回去。缅甸人还是憷我们中国的，不然你就得在缅甸蹲监狱了。”
赵广陵苦笑道：“蹲了大半辈子的监狱，没想到还要蹲国外的监狱。真是把监狱当家了。”
话虽这样说，赵广陵当然不愿在缅甸蹲监狱。他想起了老战友周荣，尽管他离休了，但这是他能够联系上的唯一大官。他写了封信，请王念想办法带到国内去。王念临走时拉住赵广陵的手，动情地说：“老长官，过去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要带回家的战友。但我们是中国远征军……你做的事，功德无量。缅甸有多少远征军的遗骸啊。我们就是战场上的蒲公英啊。硝烟飘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过去有些地方还有陵园，现在都毁了，没有人管了，都成了忠魂野鬼，谁来带他们回家啊！我会亲自去一趟昆明。我给缅甸的警官钱了，他们会给你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等我的消息吧，老长官。”
两个多月后，赵广陵和付小民被引渡回国。周荣身后跟着一帮人在畹町口岸接他们。他故作正经地对赵广陵说：“你这个老滇票，就是不相信组织。”

29 亲情与爱情
回国后他们的问题很快就查清楚了。周荣的影响力让赵广陵大开眼界，本地政府首脑、公安局长、边境管理局局长、边防武警支队长，在周荣给赵广陵压惊的晚宴上，都来给周荣敬酒，一口一个“老领导”“老八路”，搞得周荣不断指着赵广陵说，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他厉害。你们给这个老英雄多敬敬酒。
那个晚上赵广陵喝多了，毕竟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身子骨虚，第二天就病倒了。周荣不容他多说什么，买了机票两人一起回昆明。周荣说，老伙计，我的老伴儿也不在了，家里空空的，现在我们两个半死老倌不相互搀扶，哪个来管我们哦。
在昆明，周荣让赵广陵住最好的医院，做全身检查，单人病房，进口药物，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全程服务。住得赵广陵心惊肉跳，让他想起当年在美军医院才享受到的那种待遇。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怎能相比？他见到周荣就抱怨，这要多少钱，我的医保报销不了的。周荣笑笑说：“我还负担不起你的医疗费？共产党发给我那么高的退休金，也有你一份。老伙计，你得做一个手术了。不大，小手术，我会给你找最好的专家。”
赵广陵一怔，问：“什么手术？”
周荣想了想，才说：“医生说你长癌了，在膀胱里。切了就好了，以后莫喝酒了。”
赵广陵沉默了，头扭向一边。死神终于追过来了，就像一个多次擦身而过的老熟人。阳光从窗户斜射过来，打在病床上，不让人感到温暖，反而倍显凄凉；窗外的树叶婆娑摇曳，像拭泪的手。周荣拉起赵广陵的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赵广陵在缅甸的监狱里开始发现自己在尿血。开初他以为是劳累和环境改变所致。他对自己的身体一向是自信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阎王都害怕。这把老骨头已经磨砺成了松山上的一棵老松树，风刀霜剑，火燎雪压，只会越来越坚韧、劲道、皮实。怎么一住进医院就有癌了呢？
“我得回去。我的事情还没有完成。”赵广陵幽幽地说。
“莫给我扯把子啦。你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周荣知道赵广陵心里惦记的是什么，“廖志弘也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
“我有承诺的，耽误了，耽误了……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今后九泉之下，我有何脸面与他相见？”赵广陵哽咽起来。
“你别急，这事还得从两国政府之间的层面来协商。你都不准日本人来松山挖一锹土，人家还不是一样。我会抓紧跟那边联系的。你呢，先做手术，养好了身体我们再去。这些年怪我，离休后对你关照少了。唉，你这个犟头犟脑的老滇票。今后我要把你管起来了。我是你大哥，对吧？”
赵广陵忽然像个无助的老小孩，抓紧周荣的手说：“要是像人家说的，划开肚子看看是晚期了，就缝回去。那还不如不花这笔钱。”
周荣拍拍赵广陵的肩膀，“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都闯过来的人，还怕这一关？还在乎这点钱？老伙计，放心好了，有我在嘛。要相信我，嗯？”
面对赵广陵这些年做的事情，周荣深感愧疚。离休前他已经官至副省级，离休后他只是全心全意地颐养天年，全国各地到处周游会老战友——当然不是赵广陵那个阵营的，还回老家住了几年。他生活在处处受人尊敬的晚年祥和生活中，人生圆满，没有遗憾。衰老不过是恭候在前方的一个老朋友，他安详而体面地走向它，就像一个领导走向等待提拔的下级，他在衰老面前也是尊贵的。他要是在衰老面前使使性子，说老子还不老。衰老也会说，是的，领导身体还好着哩。领导是八十岁的年龄，四十岁的心脏。离休生活让周荣这样级别的干部深感惬意，出游，唱歌，练书法，打太极拳，定期身体检查，参加老干部集体活动，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当他在畹町桥头见到赵广陵被押过来的那一刻，看到赵广陵那样消瘦，那样落魄，像条老野狗，目光里却有一种老而弥坚的东西，恨恨的，硬硬的，一下洞穿了他离休后的慵懒闲适生活，让他既心酸又惭愧。原来有的人还在为过去的光荣与辉煌而活着，原来生命中的承诺正是活下去最重要的价值。就像秋吉夫三点醒了赵广陵，赵广陵唤起了周荣的责任感。
膀胱切除手术很快就做了，这个浑身战伤的老兵又多了个让他感到羞愧的伤口——腹部一直要挂一个接大便的塑料袋。医生说你没有膀胱了，我们给你把尿道改道了，小便由肛门排出，而大便由腹部切开这个口排出。生活是麻烦点，但你的命保下来了。赵广陵见到来探视的周荣，第一句话便开骂，你这个老龟儿子，给我找的什么歪医生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更不要说里面的器官。让他们乱切一气不说，还东改西改的。我还像个什么人？还不如一刀切死我。
周荣笑呵呵地说：“死哪有那么容易，还有人惦记着你哩。”然后他回头向病房外面喊：“都进来吧，又不是大姑娘下花轿。”
两个老太太略带羞涩地踅进来，手足无措的样子，真像再一次下花轿的女人了。
只能是舒淑文和舒淑雅姐妹。
都老了，老得来如此彻底，老得来不敢相识相见，不敢相依相伴。世事变迁如斯，故人就像舞台上或大或小的角色，换一幕就都朝如青丝暮成雪了。命运为什么要如此戏谑，非要等到一个在病床上，两个来到病床前，才让他们别时已难、相见更难呢？
舒淑雅还是那么仪态万方，气质高雅，满头银发蓬松，但丝毫不乱，像一朵盛开的蒲公英，仿佛每一根发丝都是某个高级发型师巧妙布局的细节，述说着镜中人自惜羽毛的精细呵护与不老柔情。她手捧一大把乳白色的百合，那百合的颜色就如她的肤色，还透着凝脂般的华贵。她唇上的口红让赵广陵一瞬间想起那个芳子小姐，还想起多年前舒菲菲站在舞台上的昆明腔国语，甚至还想起唐朝的明月下，杨贵妃的回眸一笑——不是“六宫粉黛无颜色”，而是长恨的岁月里，如此的笑靥昙花难现。舒淑雅老了，但舒菲菲还如她手中的百合花一般，永远都在赵广陵心中盛开。
即便五十年过去了，在姐姐面前，舒淑文永远都是配角，永远都是被改造好了的素面朝天的劳动人民，不施粉黛，不描蛾眉，清风朗月，沉静如水。但却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那种无法消除的哀怨。她不捧花，却捧一个保温盒壶，里面是煲好的鸡汤。她比她姐姐的眼泪下来得更快，更多，更悲戚。赵广陵虽然目光被舒淑雅的惊艳吸引，但在短暂的震慑之后，他的目光望向舒淑文，一如一个走失多年的孩子望着母亲。
片刻的尴尬后，赵广陵像个战败的士兵，难为情地笑了，“这么大的太阳，还劳烦你们来看我，我没什么大碍。已经好了，好了……”
这三个人的见面竟然如此平淡，仿佛他们从未曾生离死别过。乱世佳人花期已谢，铁血男儿深陷病床。旁观者周荣就像一个现场导演，把演员调度到一个重逢的场景中，让他们去临场发挥，演绎后面的情节。他坏坏地笑了一下，说：“你们一家人摆摆龙门阵。我要先走了。”
赵广陵有些胆怯地说：“别走，龙门阵大家一起摆。”
周荣挠挠自己的脑袋，“这颗白脑壳，也不能当灯泡吧。”然后向赵广陵了眼，转身就走了。
“你是个龟儿子。”赵广陵冲他的背影喊。
“都生病了，还那么火气旺。”舒淑文有些嗔怪道。就像多年前在自家饭桌或卧室里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数落。毕竟还是做过十几年的夫妻啊。
舒淑雅正襟危坐在病床前，她戴了副茶色眼镜，让赵广陵看不清她眼里真实的情感，也正如她多年以来让赵广陵探究不到她非雾非花的内心世界。她终于浅浅一笑，清风悦耳地说：
“赵导演，你演了一部人生大戏啊，周先生和我妹妹都给我讲了。这些年，真苦了你了。”
五十年没有人叫过他“赵导演”了。这个尘封的称谓就是锈成了一坨铁，也被舒淑雅转眼就在一个温情的熔炉里回了一次炉，马上就光彩重生，唤醒了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他微微一笑，说：
“没什么，生命要有苦难，人生才会戏剧化。不是说人生如戏嘛，要演就演最精彩的。”
出院后赵广陵就被舒淑文姐妹接回家里养病去了。周荣本来想争，赵广陵也情愿去跟老战友挤在一起，周荣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除了保姆，儿女们很少回来，但那两个老太婆不容分说，就把他形同“绑架”般接了出去。
舒淑雅在昆明买了一套宽敞的复式房子，赵广陵和舒家的保姆许妹住楼下两间，舒淑文和姐姐住楼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是一家亲，又非一家庭。三个白发老人岁数加起来超过两百岁，餐桌前凑不出一副完整的牙齿。连保姆许妹都说，你们这是一个小型的养老院呢。不过女人护理病人，自然比男人精细得多，有两姊妹的精心伺候，赵广陵恢复得很快。
本来赵广陵早就闹着要回去的，但两姊妹左劝右劝，就是让他迈不开回松山的腿。人一旦生了病，骨头也就软了，心劲儿也泄了，不知是被医院的药腐蚀的，还是经不住舒淑文姐妹温存的劝解。加之周荣隔三差五地跑舒家，也反对赵广陵孤身一人回松山。现在四个老人刚好凑得齐一桌麻将。人生本该相依相伴的岁月，本该携手建功的雄心，竟然就像手掌里抓不住的鱼儿般滑溜出去了，游向了时间的深海，再也捉不回来了，只剩下这几个空留许多遗憾的白发老人，“闲坐说玄宗”。这不是一种残酷，只是一种无奈。
还有一种无奈是一份已经被割断的亲情。有一天四个老人正在打牌，一个派头不小的领导敲开了家门，身后跟着拎包的秘书。已官至副厅级的叶保国威风八面地站在他几十年不见的生父前。高了，胖了，富态了，官相十足了。他没有叫一声“爸爸”，只是说，我来看看你。连路人的问候都比这句官腔不改的话更温暖。他还礼节性地伸出一只手来，像接见下属一样地想和他的父亲握手。赵广陵恨恨地看了儿子一眼，毫不领情地转身就走。舒淑文忙说，都到客厅坐，许妹，赶快来泡茶啊。在客厅落座后父子仍是无言相向。这次会面是舒淑文特意安排的，现在她就像一个翻译，在父子间传递双方想说或不想说的话。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现在恢复得很好。保国现在工作很忙，成天在外面不是开会就是出差，一年中我都见不到他几次。你父亲想回老家那边，但我们想还是在昆明养病更好更方便一些，我和你大姨反正没事，也可照料照料。保国的儿子快考大学了，成绩还说得过去，保国说要送他出去留学呢。老赵，跟你儿子说两句吧。保国，好好宽宽你父亲的心，让他安心在这里养病。
犟老头赵广陵始终把头扭向窗外；而当了大领导的儿子没有想到在大姨家里还能见到比自己更大的领导周荣。周荣当副省级干部时，他还只是在大会场听报告的一个处级哩，想近身套个近乎都怕秘书挡驾，人家的门朝哪边开也不知道。因此他见到周荣的激动远超过见到自己的亲爹。他向老领导问安，关心老领导的身体和生活，说哪天亲自来带老领导到哪个水库钓鱼，去哪座山上赏花，哪里的温泉SPA又开发得特别好，可以一边赏雪，一边泡温泉，就像在日本一样。老领导只要想去，我打个电话，分分钟，让他们把总统套房给老领导留下来。周荣实在听不下去了，没好气地说，先带你爹去。叶保国顺口说，他嘛，级别不够的。周荣火了，拿出了老领导的威风。喝道，级别不够你就自己掏腰包。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的官，百事孝为先！叶保国愣了一下，忙说，是是是，我这不是专程来看他嘛。然后他向秘书一使眼色，秘书连忙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叶保国，叶保国并不接，只向赵广陵那边偏了一下头，精明的秘书忙恭谦地说，赵大爹，这是我们领导的一点心意。请您老人家收下，安心养病。我们领导会随时抽时间来看您老的。
赵广陵声音不高不低，但威严十足地说：“滚出去。老子没你这个儿子。”
叶保国走了后，舒淑文一把老泪一把辛酸地开始数落犟老头赵广陵。你儿子来认你，你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嘛。人家现在当了大领导，出息大了，开会作报告上千人听，难道你还要人家像小时候那样跪着说话？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头上也有白头发了吗？你知不知道，那些年你三天两头地管制、劳改，我躲在屋子里偷偷抹眼泪，孩子们却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只要他在家，话不准大声说，门永远必须关上，窗帘也得拉上，家里就像一个黑黢黢的牢房。他要出门前，就像外面有特务，站在窗子前撩开窗帘一角左看右看，还把孩子使出去看有没有人。老大豆芽出去看了一次不够，等几分钟又把老二豆角使出去。院子里一有陌生人说话，他就紧张得不行，竖起耳朵躲在窗子后听，从来不敢像一个家庭主人那样，坦坦荡荡地和人交往，爽爽快快地当一个父亲。说好要带家人去公园玩，孩子们头天晚上就开始激动，可是到星期天早上，外面阳光灿烂，鸟儿叫得欢，他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左打听右打听，就是不跨出门。就像要带孩子们去干坏事。哪个孩子喜欢自己的父亲鬼鬼祟祟的，像电影里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特务？他只要一不在家，我们家就大门洞开，窗户敞亮，孩子们在院子里活蹦乱跳，打进打出。连邻居都说，你们家老猫一出去，一群小耗子都从窝里跑出来了。
周荣劝舒淑文不要说了，那时赵广陵情况特殊。那些苦日子都过去啦，我们继续打牌吧。
舒淑文这天就像积蓄已久的压抑情绪溃堤了，非要继续数落。苦日子过去了，心头还堵着哩。男儿大丈夫的，在外面失败了，我们不怪你，但你在家里不能失败啊，当爹不能失败啊。人家的孩子从小在父亲身上爬上爬下的，他呢？一周从农场回来一次，饭碗还没端起来，就要孩子们站队点名，还报数，然后逐个报告一周做了什么，没有完成的就打手板心。有一天豆角从外面回来，一颗纽扣没有扣好，他把娃娃抓过来屁股上就是一巴掌，豆角那时还在上幼儿园啊。完全是个旧军阀嘛。人家说父慈子孝，你叫孩子们咋个亲你爱你？你就没有想想，自己的历史问题给孩子们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从上小学开始，他们每学期开学时必须填的表格中，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先是要填“人民管制分子”，后来就必须填“服刑劳改人员”了。有一年豆芽犟着不填，结果班主任把我叫去，指着空白栏说，他父亲是什么人，就填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教孩子撒谎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哪里敢撒谎呀，他们天天要求进步，做梦都想加入少先队，红卫兵……
舒淑雅也陪着抹眼泪，说妹妹求求你就别说啦，心头怪堵的。孩子小不懂事，也怪不得他们。
我的孩子懂事可早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舒淑文不管不顾地继续说。豆芽八九岁时就开始担水挑煤、拾柴煮饭。那时我天天搞运动，炼钢铁，身体又不好，挑不了水，豆芽和豆角两兄弟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每次用扁担去抬半桶水回来。在水井边还要受人家的欺负：“反革命家的狗崽子，排后面去！”有一天一个混小子说“两个小和尚抬水给一个尼姑吃啊”。赵豆芽抡起扁担就朝他打过去。他那么瘦小的身子，怎么打得过比他大的娃娃？他和豆角满头是血地回到家，手上提着打断的扁担和只剩几块木片的水桶。那天我是豁出去了的，在街坊们面前跳着脚地骂街，要打我儿子的人站出来评理。最后是一个居民小组长说，算啦别吵了。你们这种家庭的人，还有脸在人前说理。想反攻倒算吗？我倒不是想反攻谁，我就是想评一个理啊！我就是想那种时候有一个男人站在我的身后，保护我的孩子们啊！
“哗啦！”赵广陵推翻了麻将桌上的牌，起身进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这事过了几天后，舒淑文说她外孙生病住院了，她要去女儿家照应几天，还带走了保姆许妹。这有点像某种刻意的回避，让一对孤独的老头老太相互去面对漫长的时光。舒淑雅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赵广陵还得撑着病歪歪的身子为她做饭。舒淑雅说我们叫外卖吧，或者到外面去吃。赵广陵说，有锅有灶的不弄，哪还像个家？
“你想有个家吗？”舒淑雅忽然问。
赵广陵一愣，说：“我有家。在松山。”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他看到舒淑雅有些迷蒙的眼光，浸泡着苍老的爱怜，从眼角渔网一般的皱纹中流淌出来，让人心碎。他转身进了厨房。
那个晚上他们吃得很简单，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蒸了一小盘火腿，一碗鱼汤，两个咸菜。但舒淑雅却拿出一瓶红酒来，满满倒上一大杯，赵广陵不喝，静静地望着餐桌对面的女人，听她在酒精的作用下一泻千里的倾诉。女人如果主动要喝酒，一般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三十岁以前，我还认为我的家应该在中国。舒淑雅说。刚到曼谷时，人生地不熟的，父亲的生意也很难，那时天天都在后悔，为什么要跑出来？如果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好一点，也许我们早就回来了。到了国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爹没娘的孩子是够可怜的，但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就不仅仅是可怜了，是可悲。父亲的头发很早就白了，诗也不写了。带出去的十二根金条，第一次做生意就给人骗去了八根，急得他几乎要上吊。我只好去华侨学校教书，第一天站在讲台上时，想起的是舞台下的观众，海潮一般的掌声，后台堆放不下的鲜花，看都不愿多看一眼的请柬，而现在面对的是一群呆呵呵的小娃娃！那堂课我是含着眼泪讲下来的啊！校长还把我训诫了一通。说我在课堂上内心没有激情，脸上没有表情。天啊！激情。天啊，表情！我那时才想起你的话：没有自己的国家，何以演话剧。后来是一个姓刘的先生带着父亲做海产品生意，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但人家的帮助是有代价的，刘先生的妻子也在国内没有出去，就跟父亲商量说，能否让我嫁给他。我怎么能嫁一个跟自己父亲一般大的人！父亲就跟刘先生分手了，自己重新打拼。那些年，真是难啊……
“我记得有一年你父亲找人带回过一封信，还说要把舒淑文接出去。”
“还不是因为国内传来的消息太恐怖。那时华人圈子里都是些国民党政府里跑出来的政府官员、战败军官、破产商人，他们钻在一起哪里会有共产党的好话。后来，得知你和我妹妹结婚了，父亲还对我说，这个赵迅看来注定是我们舒家的人。闺女，你就另攀高枝吧。”
“我不明白，你在那边，怎么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凭你的条件……”
“都是一群丧家之犬，成天只会抱怨哀叹。当初在国内，养尊处优惯了，现在成了别人国家里的二等公民，还端着架子下不来。每一个人都像活在云端里，飘飘晃晃的，一阵风来，就不知会被吹到哪里去了。那些年我天天想我们的迎春剧艺社，做梦都是在舞台上。梦里不知身是客，哭醒后，方才知道，流水落花春去也。”
舒淑文在时，他们不会谈得这样深。即便大家都已淡泊了几十年来的等待和思念，消弭了天各一方的遗恨和酸楚，但有第三方在时，大家都赔着小心，不提情感方面的事情。这个第三方很奇特，有可能是舒淑文，也有可能是舒淑雅。舒淑文多次向她姐姐告罪，说她一不该夺了姐姐的爱，二不该和赵广陵离婚。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我们结合时天主被赶出去了，人家当然就可以拆散我们。可是啊，当年不为孩子着想又能怎样，他还不是一样长大，哪怕成为一个普通工人，也比现在这个连亲爹也不认的儿子强。赵广陵一生被判这样罪那样罪，但都平反了；而她的罪是不可宽恕的，在天主面前也得不到宽恕了。
那个晚上舒淑雅喝得花容失色，哭哭笑笑，“为老不尊”，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赵广陵只能不断给她递纸巾，夺下她的酒杯，劝她早点去休息。舒淑雅还在醉意阑珊中，说我们去吧台那边喝。你不知道，我现在天天都要靠喝下一大杯白兰地，才可入睡。那些相思的夜晚啊……
这套宽大的复式楼里专门辟了一小间房子来做藏酒间，还做了个精巧的吧台。藏酒间有一整排酒柜，收存了各种款式、年份的洋酒、葡萄酒、白酒。赵广陵刚住进来时，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还如此好酒。现在他好像有些明白了——所有的生离死别，隐忍等待，月圆月缺，都为今晚这个时刻而准备；所有的相思绵绵，背井离乡，孤灯难眠，都需要一杯苦酒去溶解。
上苍如果是怜悯的，它总会找一个最恰当的氛围，让两个伤痕累累的人，互舔羽毛、一诉衷肠。
舒淑雅偏偏倒倒地兀自往藏酒室走，赵广陵心有戚戚，他想去搀扶她，但又没有那份勇气。但舒淑雅回眸一声轻柔的呼唤，让他怦然心动。她说：
“赵导演，你还想得起年轻时，我们演出完后去烧烤摊喝酒的事吗？”
在藏酒室柔和的灯光下，舒淑雅面色绯红，蛾眉宛转，连皱纹都在酒精刺激下抻平了。赵广陵眼前仿佛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而是年轻时代的舒菲菲年老的扮相。典雅、孤傲，像池中残荷，凄美中散发出冷艳的光芒。
赵广陵心底里陡升一股暮年的柔情，决绝的豪气。“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你还犹豫什么，不就是一觞酒吗？今宵醉生，明朝死去，岂不快意？赵广陵从酒柜里找了两瓶酒，一瓶白的一瓶红的，摆在吧台上。
“我们老家有句话说：酒越陈越厚，情越老越深。既然很多的夜晚，都是我们各自和一个月亮对饮，我们其实都上了月亮的当啊。它既不饮酒，也不解乡愁。杜甫有句诗就像是为我们的今晚写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来吧，就当这是几十年前我们相互欠下的酒债吧。”
他往舒淑雅的酒杯里倒了小半杯红酒，再自己倒上一大杯白酒。灯光下两只酒杯里的酒红的似琥珀，白的如琼浆。酒杯轻轻一碰，把两人心中的怀旧恋情都撞翻了。谁孤独难耐时不想喝酒，谁相思绵绵时不想找醉？又有谁，在回首苍凉往事时，不想和一两个知己，推杯换盏，把酒话当年？怀旧本来就是一杯甘冽的美酒，美酒加怀旧，已经熄灭多年的激情，也会燃烧起来。但这是一种寂静的燃烧，在地层深处的燃烧，烧不到皮肤，灼痛的是心。舒淑雅的眼泪再次倾泻而下。
赵广陵仰头一口饮尽，豪迈地喊了一声：“男儿少壮有雄心，老时只剩一觞酒。好酒！”
舒淑雅泪眼婆娑地望着豪饮的赵广陵，“赵导演啊赵导演，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纸醉金迷中的高贵，什么是乱世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只是在多年以后才明白这些的呀。那时我们太年轻，沉溺在原罪中。我的原罪就是我太骄傲了。当年我以为既然你是爱我的，就应该跟我走。我以为我走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追着出来。唉，我和我妹妹都是想用一根绳子去拴一个男人的女人，她拴住了，又放手了；我一辈子下来，才发现自己手里是根纸绳。”
“不是一根纸绳，是命运之绳。”赵广陵不知什么时候手上有了支烟，手术后他本来烟酒都戒了的。“你们逃离昆明那天，我来追过你们，但是没追上。”
“你说什么？”舒淑雅差点没有站起来。
“我一生中的秘密太多，但这是一个连你的妹妹我都没有交代过的秘密。” 他平静地说，深深地吸了口烟，又重重地吐出来。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将军忽然在昆明宣布起义投奔共产党，并扣押了驻守在云南的中央军第8军军长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以及一些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要员。第二天人们看到那些在蓝天白云下呼啦啦招展的红色旗帜，就像春天里千树万树姹紫嫣红，才知道变天了，解放了。但驻守在滇南一带的李弥和余程万的部队，见自己的长官被扣，便拼死往昆明反扑，昆明顿时陷入战火之中。卢汉的部队抵挡不住了，只得同意放走李弥和余程万，以缓兵之计等待正火速赶来的解放军的救援。
昆明城那时混乱一片，到处戒严，人们狼奔豕突、夺路逃亡。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以及桥梁路口，都有宪兵和军警把守，你至少得有五六张以上的关防签章才过得了这些关卡。舒淑雅的父亲是为法国人做事的，事情就简单得多，拿着法国领事馆签发的批文，全家人一路畅通无阻地就到了火车站。
每过一道关卡，舒淑雅都在混乱的人群中举目张望。她希望戏剧化的一幕出现——赵迅拨开拥挤的人群，打倒阻拦的士兵，如一个战神一般冲到她的面前。如果真是这样，她会扑到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他，一生一世也不放手。
但是，直到开往滇南的火车一声悲鸣，舒淑雅也没有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看到那个她熟悉的身影。火车驶出战火纷飞的家园，缓慢地爬行在红土高原上，将眷念的目光越拉越长，越走越沉重，仿佛载不动这乱世情缘。一直到皱纹爬上曾经青春靓丽的面容，白发如霜降般撒满曾经骄傲的头颅，舒淑雅也不会忘记昆明火车站那混乱中痛到骨头里的失望。
“你不知道，其实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卡了。警察局的，稽查处的，城防司令部的，侦缉队的，战时特别通勤处的，甚至宪兵团的。”赵广陵说到此时也有些激动起来了，仿佛刚刚冲过一道关卡。
“宪兵把守的地方是到火车站的最后一道关卡，那你为什么不在站台上？”舒淑雅抓紧了自己的酒杯脚，仿佛随时要向赵广陵的头上砸过去。
赵广陵那时离站台也就约三百米，但那是他一生也无法逾越的距离。这就是他的命。他已经听得见火车催促人们赶快上车前的鸣叫，听得见蒸汽机车蓄势待发时的咆哮。他手上的特别通行证来自于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中统特务，文化刽子手，但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毕业于西南联大。在大厦将倾时，他知道自己作为这栋大厦的维护者在劫难逃，但他的最后一点良知还让他面对自己学兄的恳求时，人性回归，悲悯重现。赵广陵还记得他对自己最后的话是：迅兄，逃亡是下一次胜利的开始。共产党曾经就是这样，现在轮到国民党了。
可对赵广陵来说，这是人生失败的开始。他在火车站的候车楼前忽然被一辆维斯利敞篷吉普车横在前面挡住了去路。尖锐的急刹车声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刀斩断了赵广陵急迫地想追随舒菲菲而去、不要话剧而要爱情的一腔情怀。一个中校军官从驾驶副座上跳下来，高声叫道：
“廖志弘营长，往哪里走啊？”
“廖志弘”这个名字在从内战前线回来以后，就再没有人这样叫了（尽管他那个时候叫赵迅）。他惊得浑身一个激灵，更让他差不多要瘫倒的，是吉普车后排座上那个神情冷峻的陆军中将。他不无温情地问：
“兄弟，别来无恙？”
重新被叫作“廖志弘营长”的赵广陵就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再也迈不动脚步。他不知道怎么就上了第8军军长李弥的座车。李弥一手搂着他的肩，一手握住他的手，说我找了你好久。你这条云南汉子，现在过得怎么样？赵广陵忙说，军长，我不是廖志弘，我是赵迅。我是赵广陵。李弥哈哈大笑，我才不管你叫什么呢？我只认得你脸上为我留下的伤疤，只认得我们是生死兄弟。跟我走吧，好兄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的483团还差一个上校团长，你去干吧。
战争打到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人来就可以当团长了，这仗还能打吗？尽管赵广陵说了，我不想打内战；他也说了，我要去找我的爱人，她就在火车上等着我。赵广陵还说了，我这些年不指挥部队了，我当导演，只会指导那些演员演戏。但李弥一句说就给他挡回去了，“还有比战争更精彩的人生大戏？”
这趟驶离昆明的火车为李弥专门加挂了一节包厢，李弥斜靠在沙发上，对赵广陵说，廖营长，不要看他们现在闹得这样凶。起义，哈，老子要起义的话，在徐蚌战场就起义了，还要他们来要挟我？老弟，等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还会杀回来的。当年我在江西，被他们追杀得丢盔卸甲，身边的卫士都战死了，我还不是活到了今天。军人嘛，不要在乎这一成一败。我告诉过你的，对一个军人来说，他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除非他战死疆场。
包厢里有法国红酒、硬壳面包、咖啡、奶酪、火腿肠、巧克力。大地在车厢外后退，遍地都是舒菲菲遗恨的目光和挥洒的眼泪，它们跌碎在红土地上，飘零在田间地头，悬挂在痛苦地摆动的树梢。赵广陵看得到，感受得到，甚至听得到前面某节车厢里那伤心欲绝的啜泣。在李弥军长切一块火腿时，赵广陵说我要去一趟厕所。
厕所在车厢的连接处，两个宪兵把守在那里。赵广陵进了厕所，锁好门。然后推开窗户，翻身爬到了外面。他本想爬上车顶，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他的舒菲菲。但在他就要翻上车顶时，火车鬼使神差地一个刹车，赵广陵就从车身上飞出去了。
“到我醒来时，天都黑了。哪里还有火车，还有我的爱？我错过了那一班火车，就错过了我一生的爱啊……”
“哎呀……喂！”舒淑雅轻轻叹了口气，仿佛被一只飞来的蜜蜂在心房上蜇了一口，痛得肝胆俱裂，花容失色，但还不能放声惨叫。剧痛之后，唯有面对不可更改的命运，黯然神伤了。
“别伤心，所有的苦难，都是有价值的。”时间在此刻凝固了，赵广陵捧住了舒淑雅的手，就像捧住一只跃动的松鼠，捧住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幸福。两人都长久没有话，两双有了老年斑的手就那么轻轻地握捏，柔柔地摩挲。似乎没有这一生中难得一次的肌肤相亲，他们便会分不清这是在梦里还是梦外；分不清这是白居易笔下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还是两个普通的中国人，用自己的一生写就的一篇“长恨歌”。
第二天早上舒淑文打电话来，电话才响了一声，舒淑雅就像做贼似的，揽衣推枕，抓起床头的话机。两姊妹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舒淑文仿佛什么都明白了，她幽幽地说，我还要在女儿这边多住一些时日，你好好照顾赵哥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周荣过来找牌局时，发现总是三缺一了。舒淑文那边总推说忙，走不开。什么事情能逃得脱这个老公安的眼睛呢？有一天两个老头儿出去钓鱼，放下鱼竿后他对赵广陵说：我看你们好得很哦，老花眼里都是秋波，看来老感情有助于杀死癌细胞。赵广陵难为情地说，你胡扯。周荣继续他的玩笑，老年人也要谈情说爱嘛。赵广陵羞得老脸都没处搁了，只好辩解道，我其实心里更偏向舒淑文的。但人家的女儿脸色难看，连我儿子也好像不情愿。更气人的是，我回来后他妈让他把姓改回来，说是为宽宽我的心。你猜人家怎么说？我这姓和名字是进了档案的，我是组织的人了，哪能说改就改？又不是你们的过去，换一个名字好欺骗组织。这个小杂种。唉，我这一辈子对不起舒淑文，就让人家晚年活得安定点吧。她也是一身的病，将来不指望一双儿女，难道还指望得上我？罢了，就当老子这一脉人在赵氏家谱里绝后，反正已经无脸一生了！周荣说，你还是跟舒淑雅结伴过清爽点。反正大家都无牵无挂的。赵广陵叹口气，跟舒淑雅吧，倒是有一笔情债。那也是债啊，就跟我的那些历史旧债一样。不过呢，这种债永远还不清。周荣笑呵呵地说，那赶快结婚嘛，我好讨杯喜酒喝。赵广陵白他一眼，我还没有老得发昏。我这半条命的人，怎能害了人家？再说了，你还了这个的，又欠下那个的。周荣也叹口气，我们这种糟老头子，结不结婚也无所谓了，老来有伴就好。你可是老来得桃花运啊，挡都挡不住。赵广陵白了他一眼，说：
“你以为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残酷？”
当然，为廖志弘迁坟归宗的事，赵广陵仍是念念不忘。但周荣总是说，打报告上去了，要等待批复；在省政协大会上呼吁了，有关部门正在研讨。这不是廖志弘一个人的问题，缅甸那边还有好多远征军老兵的遗骸呢，这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涉，还牵涉到海峡两岸是否要携手来做的问题，统战部、外事办、侨办、台办，这些部门都要一个个地跑，哪那么容易。这些事情我会做的，你先安心养病。
这一养，一年多过去了。生活终于在晚年呈现出夕阳落山前的安详从容，辉煌绚烂，就像一杯古茶树的茶叶泡出的茶，一开初总是很苦涩的，还带着历史的陈年霉味，但越喝就越有股淡淡的甘甜味了。
<b>附件7：</b>
<b>秋吉夫三致赵广陵</b>
<i>广陵君台鉴：</i>
<i>在下秋吉万分遗憾地得知阁下身体有恙，一直在昆明养病。这次中国之行，未能与广陵君再叙旧情，共勘旧日战场，实在令人惋惜有加，思念不断。切望阁下贵体早日康复。</i>
<i>此番前来松山，行动已多有不便。拜阁下所赐，病榻上仍上书当地政府，以无伤贵国民族情感之名，极力阻挠我等挖掘阵亡者遗骸之工作，以至于当地政府出台相关章法若干，禁止日本国民在松山之任何参访祭奠活动。广陵君，我等战争幸存者，对中国人民已尽最大之诚意，对修复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亦尽最大之努力。为何尔等仍不对日本国民之宗教情感、对战争阵亡者之在天之灵，稍存体恤之心？秋吉夫三及其他日军幸存老兵、战争遗族，对此深表遗恨。战争过去五十年矣，日中之国事，何以加身于你我之恩怨？阁下等总是指责日本不道歉，不认罪，难道阁下就不反思自己缺乏怜悯与宽厚？也不反思日本自中国开放后无以计数之经济技术援助？</i>
<i>纵然如此，秋吉对阁下人品之高洁，学问之深广，行事之纯正，深为服膺。秋吉也对阁下正在撰写之战史极为关注，并衷心祝愿能早日成书，以悦我等眼目，还战争最真实之面目也。此番也带有相关资料一包，包括上次所言台湾方面出版之书籍，一并供阁下参阅。传真机一台，也赠与阁下。资料等已留在贤侄孙赵厚明先生处，阁下回松山时可取之。</i>
<i>贤侄孙赵厚明先生是日中友好之希望所在。吾辈仇怨太深，一时难以化解，唯有托付于时间去消融。然日本在中国从不缺乏朋友，过去如此，现在亦然。贤侄孙对我等老兵珍视历史之心情甚为理解支持，带我参观阁下收藏之未展出战场遗物。秋吉极为荣幸地在阁下藏品中看到我113联队军旗残片。此残片虽不足两平方尺，但作为前113联队之幸存者，作为视联队旗为军魂之每一名本联队士兵，无论是战死者还是幸存者，均会顶礼膜拜之，五体投地之，泪流满面之。</i>
<i>秋吉不知广陵君何以夺得此联队旗残片，日本公开战史均记载113联队队旗在全军“玉碎”前为真锅邦人大尉奉命烧毁。也许阁下知道，整个二战期间，日军联队军旗共444面，均由日本天皇陛下亲手授予。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中国军队、英国军队，均无有夺得日军联队旗之荣耀。所有军旗，均因日本战败而悉数焚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之军队，能如日军视军旗为最高荣誉，人在旗在，人亡旗毁，似樱花入泥，菊香遁空。据在下所知，目前在全日本的战争纪念馆中，仅有东京靖国神社“游就馆”里珍藏有一小抔奉烧军旗之余烬，一支军旗旗杆和一个旗冠，以及好不容易珍藏下来的几小块军旗之覆面，它们都属于骑兵第26联队，已为日本之国宝矣。广陵君是最幸运之中国军人，也是秋吉要特别感谢之朋友。如不是阁下仔细收存，历史将在这里出现一个巨大缺陷。经与赵厚明先生认真协商，秋吉以不菲之资购得此珍贵联队旗残片。此物虽为阁下战利品，但秋吉得知，广陵君百年之后，所藏战争文物将作为阁下之遗产转赠赵厚明先生，在下不揣冒昧，窃忧赵厚明之命，难以承受如此宝贵之财富。暴殄天物，亦未为一定。再则，广陵君上次送还秋吉“千人针”之大义，在下及家人没齿难忘，感恩不尽。君言：“是你的，你就带走。”信哉斯言。在下窃以为，“千人针”如此，联队旗残片亦然。这是日本军队之历史，我等较之于阁下，更有责任和义务保存收藏。切望广陵君谅解在下先斩后奏之罪，更望阁下理解我等老兵魂魄之所依所恃。</i>
<i>广陵君，国之立，在于兵之立；兵之立，在其魂之立。兵魂永存，其武运长久矣！你我均曾为日中两国军人，我之军旗你可夺得，我也可夺回。此乃军人之宿命对决也！</i>
<i>在下本该复上昆明，探望老友。但因行程安排原因，不得不从芒市直飞上海。他日春和景明、怒江水清之时，再来拜访广陵君，聆听阁下之教诲。</i>
<i>祈愿病体康复，寿比南山！</i>
  
<i>秋吉夫三 敬上</i>
  
<i>平成十年（1998）七月十三日</i>
1944年9月3日，赵广陵的连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击到日军松山守备队最高指挥官的堑壕前。之前抓到的两个濒死的日军俘虏承认他们是113联队军旗护卫队的士兵。这极大地激励了远征军官兵的士气，因为他们知道，军旗护卫队是日军联队中最精锐的单位，多则一个中队，少则一个小队，都由战术素养最好的军官和士兵组成。日军还有一个规矩，军旗在，联队番号就在；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旦军旗有危险，他们的指挥官会毫不顾惜士兵的生命，拼光整支部队也要把军旗夺回来。而在战场上，日军联队军旗肯定和最高指挥官在一起。一面军旗，是战场上日本军人拼死抵抗的信念与支撑，实际上也负载着军国主义的不死阴魂。
远征军前线指挥官下了命令：攻克这个堡垒，谁夺得日军军旗，击毙或活捉日军最高指挥官，奖励法币一万，官升三级。
那时远征军官兵们已经不在乎什么重赏和升官了，都杀红了眼，都在搏命了，也都要拼死把对方的荣誉和生命踩在脚下。营长、团长都提了“汤姆逊”冲锋枪冲在前面，有个操作火焰喷射器的喷火兵也不管什么风向了，操起喷火枪就打，结果逆风，一个火团反扑过来，将他自己烧成了个火球。一个营长率先跳进了鬼子一人多深的堑壕，打光了枪里的子弹，竟然被一个力大无比的鬼子用刺刀挑起顶了出来。战场上到处都是翻滚在一起的两军士兵，僵持不下时便会传来一声闷响，也不知是哪方的士兵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还有的士兵知道自己拼刺刀拼不过鬼子，干脆就全身挂满了手榴弹，冲入敌阵后便拉开引线与鬼子同归于尽。战后远征军才查清，松山日军守备队的军旗护卫队不过是一个小队，五六十人左右。经过近三个月的战斗，最多剩下不过二三十人，但那场战斗却是松山攻击战中最为惨烈的。赵广陵带着两个兵冲进一个“冂”形的地下坑道，赵广陵从左，让那两个兵从右，在拐角处他就闻着了烟火味，那里还挂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布帘。赵广陵先冲里面扫射一通，撩开布帘就用日语大喊：“缴枪！投降！远征军不杀俘虏。”一个半蹲在一团火堆前的鬼子军官根本不为所动，反而把手伸进火里，不断将没有烧尽的军旗往火里添。赵广陵反应过来了，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从那头攻过来的两个士兵也是一顿狂射。鬼子军官倒下了，压在了火上。赵广陵冲过去踢开尸体，只拣得两片巴掌大小的113联队军旗残片。当时他并没有当多大回事，只是将这两块碎布片作为个人的战利品收存了。战斗那么残酷，哪还有心思去邀功。李弥后来到美军医院给他颁发四等云麾勋章时，还责怪他为什么不早报告夺得日军军旗残片的事情，不然岂止给他升一级少校。赵广陵的回答是：不是一面完整的军旗，就不算一桩完美的荣耀。
1945年春天回家探亲时，赵广陵才把这两块日军军旗残片展示给亲人们看，就像一个外出求学归来的学子给家人看自己的成绩单。因此他才在乡邻中享有“裹‘死’旗灭倭寇夺降旗”之美誉。他归队时跟他哥哥赵忠仁说，你给我把这两块破布丢在我家猪圈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退休后回家修房子时，竟然在自家房梁上发现它们和那幅“忠孝师表”裹藏在一起。也许这是兄长做的又一件错事——他自己当了汉奸，还让他的孙子再当一次“汉奸”。

30 忠魂归国
日本人又“夺”回了他们的军旗——尽管只是残片，尽管其手段令人不齿。日军老兵秋吉夫三就像当年在松山战场上面目狰狞地扑向赵广陵，再次给他致命一击，让他在病床上气吐了血，一周茶饭不思。
赵广陵吐血不止，被舒家姐妹送到医院急救，周荣闻讯后急匆匆赶来。赵广陵恨恨地说：“我们在这边歌舞升平，颐养天年，人家可没有闲着，招魂来了。偷走我的东西不说，还来养汉奸。”
周荣读完秋吉夫三的信，也恨得牙痒痒的，“毕竟是抢掠惯了的民族，一点廉耻也不要了。”
赵广陵叹一口气：“我就是那个憨厚的农夫啊，用自己的体温去救一条蛇。”
“这个世上最狠毒的角色，就是那些不服输的人。”周荣皱紧了眉头，“我们还是不了解日本人，而人家可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军国主义阴魂不死，再一交手，我们还要吃亏。”
“人家叫阵来了。老周，我得回去。我家那个小汉奸，不知还会干出多少辱没门庭、出卖祖宗的事情哩。老子要回去打断他的腿。”
一边的舒淑雅说：“别动肝火啦。都不想想自己多大年纪的人了。”她现在跟赵广陵说话，越来越像她妹妹的口气了。
舒淑文却说：“要走，我们跟你一起走。你在松山待了那么多年，当年我想去看你，人家都不让。现在趁还走得动，我要去看看你的家乡，你劳改的农场，你打过仗的战场。”
周荣看着他们，觉得他们还像不服老的少男少女。他嘿嘿一笑，“你们这些老爷爷老婆婆，以为是去踏青吗？上次去西郊公园，是哪个喊血压升上去了？又是哪个叫唤心脏受不了呢？”
赵广陵也说：“这是我们男人的事，你们女人家别搀和。”他想了想又说，“老周，我不等你们跑这样那样的啥批文了，我等不起啦。趁我还没有老糊涂，还记得住要做的事，我要回去为廖志弘迁坟。我这老病之身，回到病床就像人家年轻人奔向婚床一样，说倒就倒了。秋吉夫三有一句话真是顶到我们的心窝子了：‘宿命对决。’哼，人家太知道一个老兵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这个狗娘养的老鬼子，我可不能再输给他了。”
“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去？”
赵广陵说：“有人帮我嘛。有良知的中国人，还是大多数。”
这些年一些社会上的志愿者开始关注抗战老兵的生存状况和那段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不同的行业。但他们都有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都有重新认识历史的强烈欲望。他们在媒体上报道抗战老兵的情况，在网络上设立援助抗战老兵的专门网站，发起募捐，传递关爱。时代已经发展到无法以个人好恶来遮蔽你不喜欢的东西，时代也已进步到将公正与良知，独立判断和质疑金科玉律视为一个民族正在成熟的标志。许多人通过他们的行动才开始慢慢了解这段历史。特别是滇缅战场，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多没有提及。现在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政府也多次在官方场合和媒体上承认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上的历史功绩，对此方面的史料钩沉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客观公正。因此民间的力量得到某种偏向弱者的强劲反弹。良知未泯、富有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中国人忽然发现那些当年的抗战老兵们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家了，他们在无情的历史中倍受磨难，在社会的喧嚣中渐行渐远，被冷漠遗忘，凄楚孤单的背影比我们的国宝熊猫还珍贵。一些爱心人士拿出钱来，为老兵们治病，解决生活困难；一些文化人到处追寻老兵们的踪迹，踏访他们的战场，宣扬他们被埋没的功绩。凡是去过松山凭吊过当年抗日战场的人们，谁不知道赵广陵啊。不是他的战功如何伟大，而是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老兵幸存者已经不多了。
有个叫曹文斌的年轻人，三十多岁，是个常年在滇缅边境从事贸易的商人。赵广陵做完手术还躺在病床上时，他专程从滇西跑到昆明来看望，说是来还债的。赵广陵还有些纳闷，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怎么会欠我什么。曹文斌说，老大爹，你这样的抗战老兵，我们都欠你。
曹文斌还是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网站的发起人之一，他在网站上发表了自己几年来踏访滇西战场的心得，还把它打印出来，拿给赵广陵看，其中有一段话让赵广陵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老板刮目相看了。曹文斌写道：
<i>松山战役结束后，远征军用刚从美国运来的推土机推出一个一个的大坑，然后再将尸体一堆一堆地推下去。虽然立了一个碑，但“文革”时还被砸毁了。在对待战死者的态度上，我们还真不及日本军队，他们即便战事再紧迫，也要将战死者的骨灰带走，至少是一部分遗骨。弃尸不顾对日本军人来说，是跟战败逃跑一样的羞耻。他们在形骸上尊重阵亡者，在精神上又将他们上升到神的高度，还为他们建造神社，供世代敬仰。你说它是军国主义思想也好，说是文明国家尊重生命也罢，它的士兵在战场就少有后顾之忧了，就有强烈的荣誉感了。军人的荣誉，不仅在生前，还应在死后，军人的荣誉上升到比生命还重要的地步，军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如果我们今天对那些曾经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战老兵缺乏应有的尊重，补偿他们应该得到却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的荣誉，那么，一旦战事再起，谁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而战？一个国家要强大，只能是兵对国忠，国对兵义；兵不惧死，国不敢忘。这才是国之重器，国之魂魄。</i>
赵广陵问曹文斌，你当过兵吗？曹文斌回答说，没有。我只想走进真实的历史。我只想证明自己的人生，除了赚钱，还有其他价值。赵广陵说，我们其实每一场战役结束后都会为阵亡将士立碑的，不论是在滇西还是在缅甸，多是以师为单位。只是后来……
曹文斌把赵广陵的经历发布在网上，一天之内，赵广陵的病床前来了十几拨前来探望的爱心人士，让陪在一边的周荣都眼热了。
曹文斌对赵广陵为战友迁坟的夙愿相当热心，他说政府那边有障碍，咱们就走民间的路子。但赵广陵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就说怕不行吧，人家不让我们挖一锹土的。曹文斌笑笑说，老大爹，我了解现在的缅甸，我还是那边受欢迎的投资商呢。有钱就好说。十万块够不够？
那期间尽管赵广陵和曹文斌已经成了莫逆之交，但他一直没有答应曹文斌。他一辈子也没有挣到过十万块，怎么好花人家的钱呢？何况如此庄重崇高的事情，得靠钱来铺路，这让赵广陵接受不了。日本人前些年想来挖松山的日军骨骸，不是也靠钱开路吗？怎么我们也落到这种地步了？按他的理解，廖志弘这样的抗日英雄，应该是国葬。
但人类的悲哀在于，再纯洁高尚的事情，还是离不开金钱的帮助。赵广陵给曹文斌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等不起了，我们去为廖志弘迁坟吧，拜托你帮我这个忙。差你的钱，今生还不了，来世牛马相报。曹文斌在电话那边呵呵笑道，大爹，我今生不做成这件事情，就没有来世了。是你在帮我啊！
周荣听了赵广陵的安排，很遗憾地说：“我这种身份，虽说离休了，但组织上有规定的，不能随便出去。”他拿出五万块钱，递给赵广陵。说我不能出力，出点钱吧。
赵广陵怎么也不要。周荣急了，“你以为是给你的钱吗？这是给廖志弘的。我会在畹町国门口迎候廖志弘的，然后我们一起送他回老家，为他风风光光办一场丧事。”
赵广陵只好将钱收了，怆然道：“当年我们三个一起离开联大投考军校，又一起从军校走向战场，说好同去同回的。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要不了两年，就该你送我回老家了。”
周荣笑着说：“你这个老滇票，命苦是苦点，但硬着哩。”他又哀叹一声，“昨晚我想起一个事要说给你的，但怎么就忘记了呢。妈的，这该死的记性，真是老年痴呆了。”
赵广陵同病相怜，“我们都一样。钥匙、茶杯、电视遥控器、药啥的，这些身边的东西就像在跟我们捉迷藏，刚才明明还在手上，转眼就想不起放哪儿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衰老不是我们的敌人，贫穷孤独也不是，死亡更不是，遗忘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过去我们是装作遗忘，现在不想遗忘了，它却强大得像当年的日本鬼子。我们得跟它打又一次‘抗战’了。”
直到赵广陵他们在去滇西的路上了，周荣才打电话来说，他想起那天忘记的事情来了。他死后，悼词肯定是由组织来盖棺定论，但他碑上的墓志铭，得由赵广陵这个老滇票来写，这样他才会含笑九泉，并批复“已阅，同意”。赵广陵当时在车上，给他喝了回去：你个老龟儿子，胡思乱想些什么！
拒绝遗忘的“战斗”终于开始了。所幸的是这次去为廖志弘迁坟，赵广陵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曹文斌在网络上发了个帖子，呼啦啦地便有几十个人报名，几家媒体一起跟随。经过精心挑选，最后还是开了五辆越野车浩荡出行。这些小后生们把赵广陵当老英雄，在他面前爷爷长大爹短的，让他常常感到自己并没有“绝后”，死后不缺人把自己送上山。
路过松山时，赵广陵停留了两天，倒不是考虑到随行的那些志愿者们要参观旧战场，而是他自己的麻烦事来了。他收藏的那些战场遗物，已经被赵厚明变卖了差不多一半，崽卖爷田心不疼，气得赵广陵捶胸顿足。这些年不少人开始关注这片旧战场，他们中有真正珍惜这段历史的人，也不乏文物投机商。一顶日军钢盔，一千元；美军钢盔，一千五百元；远征军盘式钢盔，五百元；一把三八枪刺刀，两千元；炮弹壳，八百元；残缺不全的弹药箱，也可卖到两百元。赵厚明擅自将那两块日军联队旗残片从秋吉夫三那里换了一辆本田摩托，是那时旧战场文物中卖价最高的。这小子从此尝到了甜头，凡有人来找这些玩意儿，他都把他们带到他二爷在农场里的那间木工房。随便挑吧，他说，都是有价的，都是我家二爷用命换来的。日本人现在开多高的价我都不卖了，要爱国啊各位老板。你们还好意思跟我讨价还价吗？我二爷他们打日本人那么辛苦，还害得我们一家都当了那么多年的反革命，就只给我留下这点东西补偿了。
赵广陵回到松山的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手书了一幅字，上写“虾夷蜉蝣，魑魅魍魉”，用秋吉夫三送给他的那台传真机将之传了过去，然后拔下线头，砸了传真机，扔到垃圾堆。
一个晚上，他把曹文斌和赵厚明找来，当着大家的面立下字据。剩存的所有战争遗物，全部转赠给曹文斌建抗战博物馆所用，即日起由曹文斌逐一登记封存。赵厚明以后即便再动着哪怕一颗子弹壳，当视为偷窃，曹文斌可以报案。赵厚明急了，说，二爷，你不要我给你养老送终了嗦？你死后哪个来管你？还不是只有我给你招魂引路、披麻戴孝。
赵广陵喝道，老子以后自己挖坑自己埋。
所谓“送终”，不过是活着的人出于爱戴和良知，或出于文化习俗之传承，或纯粹是做给人看的。那些风光隆重的场面，那些披麻戴孝排成队的孝子贤孙，丧主怎么看得到？ 赵广陵早就想开了，纵然到快咽气那几天，自己挖坑的力气没有了，像李旷田老师那样跳怒江的勇气还有的吧。干干净净地去，要什么儿孙操心？
而为廖志弘延迟了近半个世纪的“送终”归魂则不一样。赵厚明永远不会明白，二爷如此兴师动众，还要跑到境外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迁坟。他以为这些老家伙们都怕身后之事不风光呢。
别看曹文斌是个商人，但操办这件事情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一方面疏通了缅甸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又跟廖志弘的老家取得了联系。找到一个失去音讯五十多年的老兵的家人该有多难啊，赵广陵退休后多次给湖北荆州那边的地方民政局、公安局等部门写过信，但都如泥牛入海。一个几十年前就离家远行的故人，现在人海茫茫中的寻找真如大海捞针。曹文斌对赵广陵说，没有关系，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此话一点也不夸张，通过网络，全国各地都有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他们就像于无声处挺立起来的一排排脊梁，驮负起被疏忽了的责任、道义、良知和公正。湖北的志愿者很快给曹文斌发来了邮件，详尽说明了廖志弘老家的情况，连荆州的飞机、火车、轮船、汽车的班次情况，路该怎么走，都说明得清清楚楚。那边还特别说明，已经联系了当地政府，英雄骨骸回乡时，政府和来自民间的志愿者们将在村口迎接。
“瞧瞧，故乡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曹文斌对赵广陵说。
赵广陵想，凭自己这老病之身，还真办不成这件牵涉面广、头绪众多的大事。他感慨地说：“有了你们这些热心人，忠魂回家，不再难了。我们中国，有希望……”他说不下去了。
一个云幕低垂的上午，一行人堂堂正正地开车过了边境口岸，缅甸方面竟然派来了四个持枪的士兵乘一辆吉普车开道，还有个官员随行。赵广陵就像个重要人物，被人们前呼后拥地簇拥着，细心的曹文斌还请人扎了一副临时的轿子，说必要时就抬着赵广陵上山，但赵广陵坚持要自己走。两家国内的电视台，三四家媒体的记者，以及五六个志愿者，浩浩荡荡向芒撒山发起最后的“总攻”。在过口岸时，流落在缅甸的老兵王念还带来了另一个老兵高英才，他说他知道当年芒撒山上的战斗，他的部队打佯攻。主攻的是一支中美混编的伞兵，那些人火力好，能打。赵广陵激动地抓住高英才的手，急迫地问：
“你见到过廖志弘上尉吗？中等个子，皮肤白白的，总跟美国人在一起，他是翻译官。”
高英才说：“老长官，战场上那么乱，哪个分得清哪个哦。我只晓得仗打完，战死的人都埋在芒撒山上了。有好多。现在缅甸人还叫那个地方‘中国人坟’哩。”
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近，它的真实常常在人的想象力以外。它可以被扭曲，被遮蔽，被掩埋，甚至被删除，但只要有一条小径通向黑暗中的历史，只要大千世界里有一个人拒绝遗忘，历史就是被碾压为齑粉，它的本来面目依然能够还原，它光彩夺目的那一面依然会在朗朗乾坤中熠熠闪光。
就像廖志弘我死而国生的英灵，“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几乎没有费多大的工夫，赵广陵就确定了廖志弘的葬身之地。这已经是多年来定格在他脑海里的一幅画了，三棵一字排开的大青树下，有碑，有坟，有死死望向故乡的凝固了的目光。
在一棵三人都合抱不了的大青树下，人们在葳蕤的灌木丛中果然找到了几堆陈年乱石，还有几块残缺斑驳的石碑，有的半掩埋在地下，有的倾斜在厚土中，有的爬满了青苔和绿色植物，更为神奇的是，有一块碑竟然被一棵直径约两米的叫不出名字的树身紧紧包裹，弯曲蔓延的树干还留出了一部分碑面。人们小心铲去上面厚厚的苔藓植物，终于依稀辨认出上面的字了——
  
囗 南 囗 囗 人 囗 年二十 囗 歲
  
陸軍第八軍 囗 囗 囗師 囗 囗 七團 囗 囗 囗上尉 囗 長 趙岑 囗 墓
  
民國三十四 囗 囗 囗 囗 立
赵广陵大叫一声：“这是我的碑啊！”众人都诧异地看着他，赵广陵老泪纵横——自被烧伤五十多年后，他终于又可以流泪了。只不过那眼泪不是清澈的，而是白色的黏糊状的东西，像年久日深的米酒。他冲着残碑偏偏倒倒地跪下了，唏嘘不已地喊：
“廖志弘，我看你来了……”
曹文斌跟着跪在赵广陵身边，眼泪也不禁簌簌而下，他问：“大爹，赵岑是谁？”
“赵岑就是我。我和廖志弘当年在战场上，互相穿错了军装……我战死了征衣，他战死了人……”
几个志愿者上前去抡起锄头就开挖，赵广陵忽然大喊一声：“等一等，你们……轻点，好吗？”
曹文斌也喊：“慢慢来，不要慌。一锄一锄地掏。轻些，轻些，再轻些，千万不要伤着尸骨了。”
志愿者们刚要动锄，赵广陵又发话了。“曹先生，点三支香吧？”
曹文斌一拍脑门，“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都忘记了！”其实，香、酒、米饭等祭祀的东西早就带好了的，只是大家找到了廖志弘的坟，都像要急着打开一本好书一样，无暇他顾了。
香插好，摆上祭祀的酒饭，除了扛摄像机的，人们都跪在碑前。曹文斌搀扶着赵广陵磕头。做完了所有的祭拜程式，赵广陵依然默默低垂着头，仿佛进入历史的纵深处回不来了。他不发声，众人也不好行动。远方的天空有隐约的雷声传来，像一个人钱塘潮般涌动的心，也像无以计数战死异国他乡的忠魂野鬼匆匆赶来的脚步，他们呜咽成雷，倾诉化雨——把我们也带回家吧。
“廖志弘，我来带你回家。请不要怪罪于我来晚了，请招来你身边的那些战友们的灵魂，随我们一起回去罢。”他说得很平静、低沉委婉，悲而不哀，痛而不伤，就像跟身边的人交心倾谈。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抄写的《楚辞?招魂》，说：
廖志弘，我给你带“楚音”来了，听到就出来啊——
<i>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i>
<i>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i>
<i>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i>
<i>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i>
<i>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i>
<i>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i>
<i>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i>
<i>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i>
<i>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i>
<i>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i>
<i>…………</i>
刚才晴朗的天空，此刻阴风乍起，雨丝来归；似飘拂的魂魄，又似飞扬的眼泪。虔诚的锄头一锄一锄地探寻翻找，悲怜的目光一遍又一遍挖掘抚摸，每一坨泥土，每一块土坷，都像梳头一样梳理过了，细数过了，坑也挖下去近三米深，竟然没有发现一寸骨骸！
只是，在廖志弘的墓穴里，人们挖出了一支已和泥土浑然一色的钢笔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皮带扣。
“这是廖志弘的‘战壕笔’啊！”赵广陵捧着那支钢笔，双手哆嗦，就像捧住一个人还在跃动的心。“一个诗人即便上了战场，笔，就是他的另一支枪。”常娟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就在赵广陵的身后响起。
什么叫“战壕笔”？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后生们争相传看这战争年代的遗物。啊，“Parker” 的英文商标都还可依稀辨认出来哩。熟知二战史的曹文斌说，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就是用派克钢笔在日本的投降书上签的字，这可是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大品牌。大爹，你们那个时候就用派克笔了？
“这是一个军旅诗人的……爱。”赵广陵唏嘘道。廖志弘，你写给常娟的那些情诗呢？那些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思念呢？难道都融化在这大地上了吗？
找到了遗物，离再发现遗骸似乎只是一纸之隔了。但是，尽管人们已经丢开了锄头铁锹，用双手一层土一层土地刨，像打开一部历史书一般，一块土坷一块土坷地翻阅，墓穴依然空对日月啊！
连续挖开了附近的几座疑似墓坑，也是一无所获。
所有的人心头都堵得发慌，泪水也堵在眼眶里，却久久下不来。难道这坟被人挖过了？显然不可能。刚才上山时两个带路的缅甸百姓说，这片山头总是闹鬼，大白天的会有人在呐喊厮杀，阴风怒号的晚上会有凄凉的哭声，不要说人不敢来，连牛羊都不来这片地方吃草。
如泣的雨丝已经变成了大滴的眼泪，雷声涌动，大地起伏，风把赵广陵吟诵的《招魂》上达到天庭、下传到黄泉——
<i>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i>
<i>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i>
<i>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i>
<i>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i>
<i>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i>
<i>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i>
<i>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i>
<i>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i>
<i>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i>
<i>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i>
<i>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i>
<i>…………</i>
“大爹……”曹文斌无助地望着赵广陵。赵广陵缓缓站起来，仰头望天，喃喃说；
“挖不到了，来晚了。什么也挖不到了，蚂蚁把什么都吃光了。”
人们才恍然大悟，刚才的确挖到一大窝蚂蚁，这热带地区的蚂蚁，虽不是“赤蚁若象”，但也足有蚂蚱那么大小，一群一群的，无孔不入，无所不啮。所有的人既悲哀，又遗恨。
赵广陵重新趴到墓坑边，用手掌一把又一把地翻刨那些新挖出来的土，其他人也都跪下来，学着他的样子刨翻那些新土。他们在心里祈祷，哪怕只给我们找到一块趾骨，一绺头发，也不枉费此行啊。
“看看这些血红色的土。这就是他！”
赵广陵捧起了一抔黑红色的泥土，白色老泪“啪嗒、啪嗒”地滴落下来，落在血土上。
果然，这捧土跟挖出来的黄色泥土有别，凝重深暗的红色，沉甸甸的分量，凝结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土坷垃，像一颗颗红色的心。
什么也不用说了，谁身后不是一抔土。尘归于尘，土归于土，骨血融化成土，依然庄严伟岸。人们默默地将这些凝结了忠魂的血土拣了两小口袋。此刻，一道霞光破云而出，就像照亮了一个人回家的路。
回畹町口岸时，人们发现了些异样，国门口增添了岗哨，边防武警持枪扎武装带、戴雪白的手套，军容整洁，皮靴锃亮，威风凛凛地分列两排，自动步枪上的刺刀闪耀着凛冽威严的寒光。赵广陵问手捧血土口袋的曹文斌：“他们不知道我们出去干啥吗？”
曹文斌远远望着国门口的阵势，也有点心虚了，说：“我们办过出境手续的。走吧，大不了我进去蹲几天。”
他们多虑了。当廖志弘的血土被捧进国门那一刻，带班的一个武警中尉威武庄严地大喊一声：“持枪！敬礼——”
身材挺拔的士兵用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国家英雄的英魂归来。
在仪仗队的队尾，一个武警上校面对赵广陵，“啪”地再敬一个军礼，神色凝重地说：
“赵叔叔，我是周天池，我专程来接你和廖叔叔的英魂。周荣是我的父亲。”
赵广陵没见过周荣的几个孩子，但晓得他有个儿子在当兵。他又想起周荣说过也要来畹町接廖志弘的，就问：“你父亲呢？”
周天池粗大的喉结动了一下，“家父……家父前天心肌梗塞，忽然去世。赵叔叔，请到队部去详说吧。”
<b>附件8：</b>
<b>墓志铭</b>
<i>周公，讳荣，原姓刘氏，讳苍璧。四川巫山人，先祖发轫山西洪洞，明末避乱迁居川东。世代布衣，蓬户瓮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周公一辈，始得教化。民国二十五年，公高中名校南开，习化学科。“七七事变”后，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十八年，转投黄埔军校，复投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自此走上抗日救亡、戎马倥偬之路。公毕生赤心奉国，秉笏披袍，为政清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也。</i>
<i>公少敏学，质敦厚，性刚直，聪慧过人，早有大志。曾与其母曰：“方志载某，与其母行山中，遇虎。某以身饲虎救母，孝也。余谓不然，强邻入侵，毁我社稷，好男儿以身报国，驱逐倭寇，乃大孝也！”公早年以读书救国为己任，言中兴国家必先中兴科技。秉烛苦读，卧薪尝胆；日机滥炸，不移其志。公学业精进，踔厉风发，吾国化学泰斗曾昭抡先生高足是也。时倭人丧尽天伦，对我抗日军民滥施化学毒剂，国人多有不察，不知防护。公慨然曰：“蕞尔岛民，岂能欺我中华无人识其禽兽之诡计耶？”乃慨然放弃留美深造之机遇，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习防化防毒。是时，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然军阀割据，贫富不均，党同伐异，主义纷争。公自幼慕望公正，痛恨剥削。联大时已习读马列，至军校，越发聚集志同道合者，潜心研读，上下求索。纵古今、比中外，寻觅救国良方；弃三民主义，随新民主主义。一生披肝沥胆，忠诚信仰，未曾相背负也。</i>
<i>公受巴山厚土所养，长江之水所育，清风峻节，任侠好义，有巴国死士遗风。民国三十一年春，公与余选为驾艇攻击倭寇军舰之敢死队员。余谓公：“惧死否？”公曰：“二十六年，倭机炸我南开，图书馆、实验室悉数毁之。倭人驾机复返，低飞环绕校园数次，机腹几抵树梢，夷狄赤目兽须皆可见，极尽挑衅羞辱之能事。时房屋坍塌，师生逃散。吾不忍，乃愤而挺立于旷野，竖中指于倭机，厉声曰：今日尔曹毁我校园，尚不能杀我，来日吾定斩汝首级！自此不知惧死也。”是役，公冒死操控快艇炸沉倭寇重型军舰一艘，毙敌无算，功莫大焉。</i>
<i>公终生奉官持笏，位高权重，几经沉浮。有生杀予夺之权时，兢业持守，珍惜责任，敬重生命；贬为引车卖浆者流之际，不弃原则，乐天知命，返归自然。及至全身而退，致仕告老，有民众扼腕叹息曰：“从今不见周郎矣！”为官赢得身后名，善莫大焉。</i>
<i>公本才学过人之士，科技干城之储。昔日同辈后学，今均为国家科技发展栋梁。余在联大时于理学院实验室，亲见杨振宁君就某化学分子式就教于公。公讲解演绎，推论判定，杨君诺诺，欣欣然有所获焉。杨君振宁，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公之学弟也。倘公如杨君持学不辍，再游学海外，博览群书，治学有名师巨匠授业，研究有同侪菁英切磋，以公之理学禀赋，所造或不在杨公之下也。然公当年不掷笔横戈，热血报国，断非公之人品气节矣。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观公之一生，于国有功，于家有养，人生圆满，无所憾焉。</i>
<i>铭曰：</i>
<i>生于忧患，勤勉终生。</i>
<i>坦荡为人，不阿不屈。</i>
<i>家国情怀，没齿不忘。</i>
<i>披甲上阵，生死置后。</i>
<i>袍泽兄弟，侠骨柔情。</i>
<i>行有大义，立有操守。</i>
<i>毕生追求，冰心在壶。</i>
<i>业勒金石，光耀后人。</i>
<i>吾兄先行，后者来追。</i>
<i>嘱予为铭，既幸亦哀。</i>
  
<i>学弟 赵广陵 敬撰</i>

31 青春做伴好还乡
廖志弘，今天是你回家的日子。是你笑的日子，我们哭的日子！
廖志弘，五十五年了，你终于回家啦！请不要怪我。回家的路不好走，一路上要越过高山峡谷，要涉过怒江金沙江，要绕过流沙陷阱，要穿过巴峡巫峡，要斩杀妖魔鬼怪，要战胜人的阻碍和非人的灾难。
廖志弘，你离家时十七岁，翩翩少年，踌躇满志，头顶朝阳，怀揣梦想；你回乡时二十五岁，一抔血土，忠魂凝结，热血燃烧，守土护国。你这二十五岁的浪子，用了五十五年来等待。来吧，莫再迟疑徘徊，来吧，莫再近乡情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们的酒呢？我们童年的小伙伴呢？还有我们儿时的歌谣呢？大娃子俊，二娃子壮，三娃子进城上学堂，四娃子扛枪打东洋，五娃子在家供爹娘。
廖志弘，今天是你哭的日子，我们笑的日子。你的子嗣披麻戴孝，跪满一地；你的发妻手上牵着的已是你的玄孙，尽管她只和你生活了十天，但这才是你命中的女人，是你们廖家值得骄傲的女人。廖氏家门有幸，香火旺焉。不要怪我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不要怪我这么些年来没有向他们说明真相。你要知道，一个常年在村口守望儿子归来的母亲，是如何不忍伤害；一个刚刚产下遗腹子的妻子，又怎堪初为人母即成新寡？
廖志弘，今天是你高兴的日子，我们悲伤的日子。不用给你唱招魂的词曲，我知道你认得回乡的路。看看你美丽如画的家乡吧，沃野千里，河汊纵横，湖泊广布，碧波万顷。大地上生机盎然，田畴新绿，桃林点妆，农人忙碌，翠鸟鸣唱。还没有走进这个叫小三浦的村庄，你的热血已经染红了故乡的天空，你的血土就已经热得催人泪下，装血土的青花瓷坛烫得人不能抱，手不能捧。你毕竟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啊，你毕竟还是新婚久别啊！我们知道你想一路小跑着回家，我们知道你已经看见你的妻子拄着拐杖守候在村口——多年前是你的母亲，以同样的身姿，作同样的守望。去吧，你年迈的老妻在等你，你成群的儿孙在呼唤你，用你年轻的身子拥抱抚慰他们吧，给他们迟了五十多年的温暖和爱吧。廖志弘，你听到你妻子的呼唤了吗？她抱着你，捧着那抔血土，说，原来你躲在这里！
廖志弘，不要再躲藏了，我们找你找得好苦！今天是你家祭的日子，是我们哀思不绝的日子。“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异国的青山没有祖宗的陵寝，没有故乡的炊烟，没有父亲洒下的汗水，没有母亲温暖的呼唤。弘儿啊，回家吃饭啰；弘儿啊，院子里的苹果红了，像隔壁张家姑娘的脸。弘儿弘儿，你回来。你的儿子说，虽说我父亲只剩下一把土了，但我们还是要给他装棺入殓，招魂引路，出殡行葬。柏木棺材已经准备好，墓地也已找风水先生看好，作法事的和尚道人，唱经的阴阳班子，都有准备。你听见他们唱《祭灵》《吊孝》《皈依》了吗？你听见他们唱《哭长城》《终南山》《雁落沙滩》了吗？这久违了的乡音你还记得吗？唢呐、二胡、祭呐、长号、鼓、锣、铙、钹，吹奏敲打得如泣如诉啊如诉如泣，他们想让你听见，想把你唤回；他们想向你倾诉，想牵着你的手。曲牌唱了一曲又一曲，高香换了一炷又一炷。廖志弘，你寂寞了五十多年的灵魂，你孤单了五十多年的身影，回来吧，回来吧，回到故乡的大地，回到亲人们的中间，回来继续当你的诗人吧。一垄田地，几间瓦房，房前桑麻，屋后桃李，老妻相伴，儿孙绕膝。这片土地已经用热血浇灌了一遍又一遍了，这片土地生长的乡愁已经成熟了一茬又一茬了；在太阳和月亮日夜抚摸拥抱、父亲和母亲年年挥洒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上，生长了五谷、树木、瓜果、村舍、诗意和浪漫。这是你的家乡，是三闾大夫行吟过的大地，留下过李太白千里放舟、揖别猿啼的身影，也聆听过东坡居士大江东去的吟唱。我现在才算明白，为什么你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我嫉妒你啊！流落异国他乡这么多年了，你可还有新作？
廖志弘，今天是你写诗的日子，是我含泪吟诵的日子。你往昔的诗笺已经化为泥土，和你的骨血凝结相伴。大地收存了这些诗稿，旧日战场上的花儿才开放得更有诗意。就像我们的学长穆旦在《森林之魅》中写的那样——“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这里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请再为我们写一首抵抗遗忘的长诗吧，请告诉我们九泉之下，那些抗日健儿们是否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感到欣慰？再请告诉我，你的前妻、我们联大的校花可美丽依旧？常娟送你的笔还在，你对常娟的爱还在。我把那支“战壕笔”放在你的血土上了，请以血为墨，继续为我们吟唱自由、尊严、骄傲和爱情。
廖志弘，今天是你为国捐躯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是英雄的血土认祖归宗、荣归故里的日子，是你和亲人团聚的日子，是我欣慰的日子。五十多年生死两茫茫，你还满头青丝，英姿勃发，我是壮心与身退，老病有孤舟。当年在松山战场上，你向我作死别，行军礼，自此壮士一去不复还。现在我要还你一个军礼了，我要还你一生的欠债了。尽管你在坟里，我在坟外；尽管我的胳膊已经抬不到位，我的手指已经不能利索并拢，我的腰板也挺不出你二十五岁的身姿。但是啊，廖上尉，敬礼！
还有一个军人也在向你敬礼。他叫周天池，是刘苍璧的儿子。他来代他父亲为你送行，也代表他这一代军人。你还记得那个化学系的高才生吧？你在那边要去找他，这个老龟儿子，是个重情义的人。你们两个先温好酒慢慢喝着，我随后就来了。我们“联大三剑客”，军校毕业后就没有聚过啊。
廖志弘，今天是你哭的日子，是我哭的日子；今天也是你笑的日子，我笑的日子。我们一起长歌当哭、一起仰天大笑吧；我们一起举杯庆贺、一起吟唱一首青春的诗歌吧。你的人生有多么了不起，你的人生就像一首边塞诗那样刚健遒劲、壮烈浪漫。故乡有两千多人迎接他们的英雄还乡，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自愿来为你招魂引路，扶棺送行；他们为你献上光荣的勋章，为你树碑立传。我不知道该怎么替你感谢他们。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历史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廖志弘，今天是你含笑九泉的日子，是我抚碑痛哭的日子。我把你的诗歌刻在你的墓碑上，当作你的墓志铭。一个诗人，一生灿烂在自己的诗句里，也为国战死在诗句的华丽中，还有比这更合格、更伟大的诗人吗？
<i>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i>
<i>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i>
<i>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i>
<i>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i>
<i>你，我，谁都不曾忘记。</i>
  
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3月8日一稿于昆明滇池畔
  
2014年5月16日二稿改于北京北五环仰山桥
  
2014年7月23日三稿改定于昆明滇池畔

后记：拒绝遗忘
<b>一</b>
写下这个标题时，其实我心里很没有底。因为我不知道“遗忘”这个怪物是否就偷偷地躲在我的脑海深处怪笑，随时用它强大的力量，让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常常自嘲：记性不好了。想不起当时是怎么一回事了。从忘记一首古诗、忘记一个人，到忘记刚才还在手边的东西——钥匙、打火机、某本书。似乎头上的白发越多，遗忘生长得就越快。它就像一条慢慢长大的狗，总是与你如影随形。
个人的遗忘终究是一己私事，一个族群、一段历史的遗忘，则兹事体大矣。
2011年的秋天，我应邀去腾冲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忠魂归国”的公益活动，十九具葬身缅甸的远征军士兵的遗骸，在官方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幸运地被挖掘出来，隆重迎接归国。称其为“幸运”，是因为二战时期为国捐躯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人数至少在十万以上。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为民族存亡而战死在异国他乡的抗日英雄，几近被遗忘，被漠视，被冷落。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后，这段尘封的历史才逐步被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慢慢打开，就像在一间尘埃密布的老屋，有人翻出一部厚厚的书，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小心翻开一页页发黄易碎的纸片，一段段曾经被刻意隐匿的历史，一个个英气勃发的人物，慢慢向我们走来。
主办方邀请了一批仍健在的抗战老兵，和我们一起迎接他们战友的忠魂。当这些衣着朴素、颤颤巍巍的老兵在腾冲国殇墓园站成一个方阵时，当他们苍老的目光迎回自己战友的骨骸时，当飘零他乡的英魂终于魂归故国、入土安葬时，我见证到了某种感天动地的震撼——眼泪从天而降，悲恸自心而起。刚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转眼泪飞化作倾盆雨，密集的雨丝伴着人们眼中的热泪洒落大地。这雨中的葬礼似乎在唤醒人们不要忘记在六十六年前那大雨如注里的战场，不要忘记那风雨如晦的世界里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不要忘记那些穿着草鞋就走向抗日战场的普通士兵……墓园里苍天掩面，松涛低鸣，大地哭泣，墓碑无言；人世间为云为雨，枯槁以滋，皓首白头，往事依稀。
那是我第一次走近那些像国宝熊猫一样珍贵的抗战老兵，他们被遗忘已经太久太久，像不孝人家里被冷落在屋子一角的老父亲，讷言、落寞、凄楚、孤单、清贫，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中，眼前的繁华世界与他们无关。
如果说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书的话，那么，一个老兵呢？
2010年我完成了自己耗时十年的“藏地三部曲”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并不是非要超越或突破什么，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没有东西可写，就像没有仗可打的士兵一样空虚。现在好了，一群打过仗的老兵，站在时光的尽头，频频向我招手。
说到那些经历过战火的老兵，我们总会想起那句名言：“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这是一个怎样“凋零”的过程，可能没有哪个作家可以完整地呈现。我大约采访了二十来个老兵，收集整理了五十多个老兵的人生档案，涉及云南、四川、贵州三个省的抗战老兵。当我走向那些可敬的老兵们时，我发现他们最小的已经八十八岁（腾冲老兵卢彩文），最高寿的一百一十五岁（龙陵老兵付心德）。面对他们，我只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大部分老兵都在九十岁以上，一些人已经耳背眼花，口齿不清；一些人早已行动不便，意识模糊。当然也有思路清晰、腰板硬朗、眼神有力、军人仪表依稀可辨的老兵，他们的目光，尚能洞穿历史的尘埃，看到往昔战场上战友的身姿，他们心中的战场，仿佛硝烟还没有散尽，弹痕累累的胜利旗帜还在飘拂。不过，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仅仅一年的采访中，我就目睹了两个老兵的“凋零”。昆明老兵李昌枢和龙陵老兵付心德，在我采访他们都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仙逝。李昌枢老人送我的一箱他家乡的酒还没有喝完，还有这个老人家精心栽培的文竹，因为家徒四壁的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报社会各界对他的关爱，就养了一盆又一盆的文竹，分给去看望他的志愿者。似乎是，过去总是他受社会改造、受社会监督、向社会交代，虽然他为国家民族做了那么多，但这一点点来自人间真情的关爱，于他来说还不适应，还有些诚惶诚恐。他分给我的那盆文竹我一直养在书房里，在我写这部书时，我会时常想起这个参加过台儿庄血战、四次长沙保卫战等诸多大战役的老兵，尽管后来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但依然儒雅温和、风轻云淡，在清贫孤寂的生活中颇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开朗，就像这盆素雅碧绿的文竹，平凡普通，小处见大节，静处涌绿波。可是当你听到这个九十六岁的老人还能清晰准确地复述当年在战场上励志杀敌的口号——“朝后死，遗臭万年！朝前死，为国争光！当兵的上了战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发东西下来，就大吃大喝。钱不够，就问家里要。”这时你会感到一个铁血男儿身上的热血，并不因为年龄的衰老而衰减半分。百岁老兵付心德，我去看望他时他已经意识模糊，丧失了话语能力，只能成天躺在床上，下午阳光好时才由他快六十岁的小儿子背出来晒晒太阳，像一个苍老的老婴孩，挣扎在混沌不清的世界，在绚烂的阳光下沉默无言，兀自默数死神的脚步。这个从淞沪会战一直打到滇西战役的河南籍少校医务官，堪称一部抗战历史的“活字典”，当时被人们称为中国最高寿的抗战老兵。他见证的历史，我们绝对难以想象，他经历的战火，足以让那些胡编抗战“狗血剧”的人汗颜。但是，那天的采访有一种令人感慨万千的失败。老人一言不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有的历史信息都来自老人的儿子转述——所幸父辈的光荣与苦难，会像血脉一样的传承下去。但最为神奇的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几年、形同植物人的付心德老人忽然用悲悯的目光望着我，含混不清地说：“我打过日本人！”
就这一句话，感天动地，洞穿历史。
在我采访的大多数抗战老兵中，他们的命运和李昌枢、付心德老人大体相似，他们打赢了抗战，是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的骄傲胜利者；但他们在自己的第二次“抗战”——人生命运之战前却几乎都失败了。先是几十年黑白颠倒的政治运动，然后是不可抗拒的衰老、贫困、孤独、病痛乃至死亡，一步一步吞噬他们曾经勇敢血性的心。在这一场与命运的“抗战”中，他们注定是悲情的失败者，但他们作为曾经的抗战老兵，没有倒下，没有丧失做人的尊严。他们活下来了，就是人生中不小的胜利，即便是惨胜也罢。他们是命特别硬的一群，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数年，天天与死神打照面，然后政治运动、劳动改造几十年，等世道清平，人间回归正义和理性，他们却老了。白发覆满了他们曾经不屈的头颅，世道摧毁了他们当年的理想和雄心。尽管老兵们终于迎来为自己正名的那一天，久违的勋章重新佩戴在他们佝偻的胸膛，鲜花、掌声、荣誉、关爱纷至沓来，但不知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残酷？他们光荣的人生经历，过去不敢说，到他们能说的时候，又遗忘得差不多了，甚至不能说了——就像付心德老人那样。从被迫性遗忘到自然性遗忘，前者是被政治打败的遗忘，后者是被时间战胜的遗忘，这个过程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只是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兵，没有忘记自己的军礼，尽管在他们行礼答谢社会的关爱时，已经不能挺直腰板，并拢手指，但他们作为一个老军人的骨头，老而弥坚。他们颤抖着抬起右手行军礼，似乎是在向我们表明：老兵永远不死。
全世界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老兵，只有这一群，最不一样。
曾经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败走过野人山、后来又终生滞留在缅甸曼德勒的老兵张富鳞有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因此，我在作品中借主人翁的口说：“衰老不是我们的敌人，贫穷孤独也不是，死亡更不是，遗忘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过去我们是装作遗忘，现在不想遗忘了，它却强大得像当年的日本鬼子。我们得跟它打又一次‘抗战’了。”
我希望自己能加入进这群老兵的第二次“抗战”，虽然他们的阵容会越来越小，人数会越来越少。但我知道有许多富有良知感、责任感、同情心、大爱心的中国人正加入进这场和老兵们一起抵抗遗忘的战争。他们中有人文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志愿者、商人、媒体记者、作家、诗人、公务员、机关干部、艺术家、教师、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他们对老兵的关爱，对那段被隐秘历史的挖掘和梳理，常常让我这样的写作者感动莫名、受益匪浅。他们大爱无疆的行动时时刻刻为那些饱经沧桑的老兵们彰显着社会正义、公道、温暖和中国人的良心。人们没有忘记这些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的老兵，这段历史就不会被遗忘。我也在这本书里写道：“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近，它的真实常常在人的想象力以外。它可以被扭曲，被遮蔽，被掩埋，甚至被删除，但只要有一条小径通向黑暗中的历史，只要大千世界里有一个人拒绝遗忘，历史就是被碾压为齑粉，它的本来面目依然能够还原，它光彩夺目的那一面依然会在朗朗乾坤中熠熠闪光。”
我在这部作品中试图用一个人的命运来还原某段历史。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当这个“人民”具体到某一个个体时，正视这段历史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对真相的梳理甄别。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记忆是个多么易碎的东西，丢失、紊乱、错觉、误记、模糊、刻意回避直至再也想不起丝毫，这些困境我们都时常要面对，更何况那些耄耋老兵。但值得庆幸的是，有些连上一步台阶都需要人搀扶的抗战老兵，当回忆起横戈跃马的峥嵘岁月，回忆起战场上的部队番号、作战位置、枪械型号、战死战友名字，乃至战场上的一朵野杜鹃、一场大雨、一发炮弹落下来时的真实心理，却叙述得清清楚楚，生动活现。也许血与火的岁月，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血脉贲张奋勇杀敌的光荣，在人一生的经历中殊为珍贵。即便它们曾被政治运动所扭曲，被漫长时光所稀释，它们仍然如散落的珍珠般在老兵们的记忆中仔细收藏。真应该感谢这些珍贵的记忆碎片，它们串起了历史，还原了战场，更真实了一个个平凡普通的抗日英雄。正是他们拒绝遗忘，才留给我们如此宝贵的历史财富。
  
<b>二</b>
我在书中还塑造了一个日军老兵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为了抗拒那些泛滥于世的所谓“抗战狗血剧”，而是试图向读者解读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一个普通日军老兵，与我们的老兵有什么不一样，以及今天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他们曾经是战场上殊死搏杀的对手，多年以后，当他们以老兵的名义再度相逢，又该是怎样一种景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电器比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走得更远。那时中日关系还算是蜜月时期，不少日军老兵衣着光鲜地重返滇西战场。礼仪之邦里的国人，曾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刚刚打开国门不久的中国，一些人看这些日军老兵时，更多想到的是东芝彩电，松下洗衣机、冰箱，索尼相机等，哪怕一个胶卷，一台砖头卡式收录机，都会让国人啧啧连声，全然忘记了他们曾经侵华的历史身份。当年回来的那些日军老兵，甚至用一个小小的电子打火机、一支原子笔，就可以博得一个中国人的好感。日本这个国家与我们有那样多的历史血债，现在又在全球化浪潮、市场经济、物欲世界里如此纠缠不清。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强大起来，但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因为靖国神社、因为历史教科书等纷争不断，日本极右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为侵略历史翻案，打算重蹈军国主义的道路。中日再战一场的言论已经不是新闻。但另一方面，我们身边那些高喊“抗日”的现代人，在去了一趟日本后，大都被日本社会的文明、现代、民主、法制、秩序、诚信、整洁以及种种社会生活细节震撼了，无言了。我相信许多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战前和战后的日本？
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日本，在大阪入海关时，我同样被震撼，不是因为即将踏进日本这个国家，而是我的在等待入关的同胞，在海关大厅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海关甚至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引导员。而我的同胞们闹闹嚷嚷、满不在乎，皮夹里的现金和各种银行卡给了他们自信或者自负。他们或许前一天还在痴迷于各种抗战“狗血剧”，但此刻他们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是旅行团，也是购物团。我并不是反对国人到日本去旅行或购物，我也绝非一个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者，我只是为国人的健忘、轻浮、骄奢感到不解和心痛。
而日本人却从没有遗忘。无论是在图书馆、书店，还是东京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你都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与我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在大阪的书店里，关于二战的书籍也不少，随便翻阅几本，你就会发现他们对这场战争还在津津乐道，每一场失败的战役都是光荣的、悲壮的，战死的士兵们如樱花飘落般凄美。如果说他们有所反省，只是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打赢，日本国民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以及二战后新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日本是该服从还是拒绝。不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战争，而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这是全民投入的战争，是一个民族和世界的豪赌。在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我看到一篇日军老兵的回忆文章，其大意是日本在二战的败北不过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已，日本并不因此就永远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其中有句话直接用中文就可辨认出来，“宿命对决”。我仿佛看到了这个日本老兵眼睛里那绝不认罪、永不服输的冷硬目光。
在这个信奉神教的国家，神社遍地，有如我们的寺庙，它们或在风景秀丽的山冈，或跻身于都市的高楼林立中。如果抛开我们所憎恶的东京靖国神社，你会在其他神社里看到这个民族如何敬畏自然、崇尚家庭伦理、祈求五谷丰登的那种东方式的平淡温和，这种虔诚和我们一模一样。但在东京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里，你就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地抗拒历史道义、歪曲历史真相，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一个神风敢死队员，或者一个阵亡的普通士兵，在那里面都被当作国家英雄供奉，他们的遗物、书信、照片等，都被赋予了悲壮英勇的色彩。我甚至还看到了当年在滇西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字和照片，腾冲战场的藏重康美大佐和松山战场上的金光惠次郎少佐，他们都被当作“玉碎战”的英雄单独陈列。我对这两个敌酋再熟悉不过，在我所看到的史料里，多少血腥罪行都与他们有关。但日本人永远看不到，也视而不见。在东京靖国神社还有一尊塑像让我惊讶不已，是当年东京大审判时国际法庭一个大法官的，他叫帕鲁，印度人。正是他在国际法庭上对绞死日本战争罪犯带头投了反对票。因此日本人把他当“国际友人”或者“正义的化身”，专门为他在靖国神社里塑像。我终于明白了，在大日本帝国、大和民族、军国主义这些宏大词语下，我的数千万同胞的血，不要说感化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丝悔意，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东史郎是我们熟知的敢于忏悔的日军老兵，但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几百万日本军人，就只有一个东史郎。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在东京期间，安倍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令。国内舆论汹涌，而这边却云淡风轻，大街上没有抗议，也没有游行。要么日本人认为这是政治家们的游戏，要么就是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日本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选择了“拒绝”，到了敢于说“不”的时候了。我那些日子在地铁里，在大街上，在商场，看到行色匆忙的日本人，谦和有礼的日本人，实在不明白这个民族为什么没有历史痛感。不但轻率地忘记带给别人的痛，也忘记了自己的痛。直到有一天我在东京靖国神社外面看到一群刚参观完神社的穿小学生制服的孩子，他们蹦蹦跳跳，天真烂漫，就像我们儿时戴着红领巾去某个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接受教育归来。我方明白：一段历史，永远有两种以上的诠释。只看你从哪个角度、从属于什么政治目的、用什么方式来灌输给下一代。
日本人其实是有选择性地遗忘——忘记带给别国的灾难，却牢记自己的不幸。
  
<b>三</b>
目前，对抗战历史的重新挖掘、发现、梳理、研究以及艺术表现方兴未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首先秉承尊重史实的态度去学习，其次，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这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不仅有武力的抗争，还有文化的坚守。当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并不把中国军队当作实力相当的对手，但他们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却既心虚又暴戾。他们是翻手把老师打倒的学生，但又知道自己并没有老师深厚的学识和涵养。日本军人太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他们在战争一开初就轰炸南开大学，洗劫北大、清华的图书馆、实验室，后来又轰炸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会专门对学府重地如此野蛮地痛下辣手，这种对文明、文化的摧残正是他们试图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核心的野蛮战争逻辑。“亡国亡种”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噩梦，也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心中的警钟。战争被打败了还可以再来，“种”被改变了，那才是我们万劫不复的灾难。所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毁家纾难、抵御外侮的坚韧不屈和众志成城的传统美德，远不是日本帝国的战略指挥家们所能料到的。他们在中华文化面前，永远是学不到位的学生。因此，我在作品中特意表达了我对西南联大的那批大师们的敬意，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潘光旦、曾昭抡、张奚若等。尽管我对这些大师们着墨不多，但正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品质和光芒，感召了一批批投笔从戎的联大学子，他们是我笔下的主人翁，是我由衷钦佩的热血报国、集家国情怀于一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现在还生活在昆明近郊安宁市的老兵吴鲁，就是我书中主人翁的人物原型。这个大学二年级就弃学从军、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学子，一生坎坷传奇，受尽磨难，却像一泓清水般平静、通透。每当我去拜访这个九十七岁高龄的老兵，既可以听到战场上的故事，从军生涯的艰辛，还能与老人探讨鲁迅、沈从文的作品，讲一讲大学里的先生们。我想从老兵吴鲁身上，我们会明白为什么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坚持下来，胜利终究属于中华民族。
有一个美籍华人得知我在写这部书时，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国之重器非金非玉，是兵对国忠，是国对兵义，是兵不惧死，是国不敢忘。”真应该感谢这位不知名的网友，他萃取了一个我死而国生的士兵与他的国家的关系。
面对那些日渐“凋零”的老兵，国不敢忘，国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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